【文史随笔】自恋自信一字差——河东文化研究刍议

夏夫子

　　综观全国各地，区域文化研究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其初衷无非是促进文旅融合，拉动经济发展。这事本来无可非议，但过度自恋，闭门自娱，就显得视野狭隘，贻笑方家。

窃以为，区域文化研究中的自恋是一种消极的取向。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河东文化研究”，运城人自以为做的风生水起，成果丰硕。但光鲜亮丽的背后，倘若细细思之，则惶恐不安，因为其拓展的空间委实太大。

　　到底什么是河东文化？因为任何研究，其逻辑起点举足轻重。其实，河东首先是个区域概念，我们在做省级社科基地重点项目“河东文化特质研究”时，曾对河东区域沿革作过详细考查，大致说来，自秦时设郡，后多有变化，如指霍山以南、沁水以西的广大地区，则差不多包括今天的临汾与运城两市。那么，运城人心目中所谓的“河东文化”，到底包括不包括临汾的内容？

　　因此，我们在开展河东文化研究时，首先定义什么是河东文化。概念既清，研究起来便心中有数。

弄清基本概念之后，接踵而至的问题便是，河东文化的内涵包括哪些。内涵业已廓清，研究起来便能有的放矢。

　　诚然，根祖文化，关公文化，等等，等等，皆无疑是河东文化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在根祖文化研究方面，运城人经常以“古中国”或“这里最早叫中国”而引以自豪，似乎史料论据非常充分，不容别人置疑。经常还会引用几句一位电视人即席的颂辞：三十年发展看深圳，一百年变迁看上海，一千年沧桑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西安，五千年文明看运城。有的人还习惯引用高考题中的内容以证明运城最早叫中国。其实，那年高考题中的整篇文章是苏秉琦有关陶寺遗址的论述，运城人遂断章取义，把临汾抛却脑后，一厢情愿地认定是运城。

　　殊不知，河南、临汾、渭南等地也早已打出“这里最早叫中国”之招牌，并且做的有板有眼，有理有据，在全国、抑或在学界反响不小。

落笔至此，便不由得想起前几年运城召开的“运城与古中国”研讨会，堪谓名家云集，大腕毕至。但会上似乎听不到理直气壮的断言：运城就是古中国。虽然会后，我受市委宣传部委托，还编辑出饭了论文集巜运城：最早之中国》。

　　说到尧舜禹研究，这本来是运城人研究河东文化最好的切入点之一。但我们的研究仅停留在义理考据阙如的层次之上，根本拿不出学术上的标志性成果。比如湖南人编辑出版了十卷本《虞舜大典》，泱泱千万字，蔚为大观。浙江人编辑出版了以《大禹文化引论》为代表的“禹学丛书”，在学界影响甚大。山东人排出了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大舜》，只字未提运城。河南人大手笔，建了夏都博物馆。关于涿鹿之战、舜耕历山等的地望，《光明日报》史学版曾整版刊发社科院权威人士撰写的文章，好像与运城关系不大，可我们在窝里还就永济或垣曲，争来争去。

　　再如关公文化，理应成为运城人着力打造的文化名片。可湖北人做的有条不紊，可圈可点，诸如《关公文化学》等一系列学术含量颇高的专著层见迭出，在学界的影响力决对不容小觑。

　　再如，“禹都安邑”被普通运城人认为是铁板钉钉似的结论。然而，不管是考古发现，还是史料记载，离运城人的共识越来越远。首先，禹都安邑在考古文化上得不到任何支持，以至于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为安邑只是大禹迁都过程中的宿营地，从未正式建过都。关于史料记载，禹都也众说纷纭，史学界一般有阳翟、阳城，平阳三种说法。只是在平阳后加了句：或安邑，或晋阳。可运城人不肯下大力气为禹都安邑做考证，却有人在夏县禹王城与盐湖区安邑之间，争来争去。其实在运城，许多人连南安邑与北安邑都搞不清楚，谈何有学术质量的研究？！

　　再如鹳雀楼，运城人自诩为“天下第一楼”、“四大名楼之首”，可前年中央电视台重阳节的专题节目，其四大名楼竟不包括鹳雀楼，运城人情何以堪？！其实，连中国权威的《辞海》，都未把“鹳雀楼”列为条目。

……

　　故之，河东文化研究中的自恋症务必尽早戒除。运城学人理应树立河东文化自信，振奋精神，鼓足勇气，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孜孜务潜，矻矻求真，脚踏实地，皓首穷经，做出一些东西，尤其是标志性成果，摆在考古专家或史学专家的案头，令他们对运城刮目相看。

以上或许谬论，翘待淹明！

　　最后，想到几句话，与运城同仁共勉：

首在审己，

亦必知人。

比较既周，

爰生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