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母亲（三）

崇山俊岭

旧照片承载着母亲娘家的故事 前言：这篇家史回顾是在我退休后（今年五月份）与九十高龄的母亲（辞世前）一起探讨她娘家家庭的历史，在2021年九月完成初稿，并与她核定其中细节，然后发给相关的亲戚阅读和提修正建议。当时母亲偶尔会出现模糊记忆的情况，特别是见到医生时有忘记自己出生日期的状况出现（一般见医生时她的血压也会升高），但多数时候她对以前的记忆还是清晰的。在谈到她两个哥哥的名和字时，她能马上回答大名分别是买松和买樾，字分别为孟颐和孟槃。当时我问用那个“颐”和“槃”呢？她回答颐和园的“颐”；“槃”字用那个一下想不起来，我就写了盘，番，磐几个同音字给她看，她说都不是，并讲以前的算命先生说他哥哥的八字缺木，故名字里一定要有木，应该是有木字做底的。当我找到“槃”字时，她说“对，就是这个”。很感谢母亲在广州的两位堂弟李文约（文中老三家的）和李维嵩（文中老四家的），提供了李家的一些家谱文字记录，充实了故事的内容。同时把家庭企业在解放初期经历的过程在后半部分作了基本描述，以期现代人对以往有所认识和了解。非常感恩母亲在世时能读到这篇文章的初稿！谨以此文在母亲辞世“尾七”时，作为对慈爱妈妈的追思和缅怀。母亲对子孙的无私奉献，恩典和情怀，…… 为子女者一辈子也写不完。 图一： 1948年我母亲与当时所有的堂兄弟姐妹在广州的合照，取名“棠棣之華”（“華”在此讀与“花”同音）。 　　这照片（图一）拍于1948年端午节前，是我母亲和她们叔伯（堂）兄弟姐妹一起的合照；周围的娟秀小字是一个曾祖辈的亲属长者所书；该长者乃我母亲祖父的堂弟李景东，字宗浚，长期在外地工作，退休后回穗居住。我母亲的祖父李其晃，字宗棠，号琴友; 祖母赵氏。我母亲的曾祖父李有緯（见图二），从国外回来，在老家（广东新会古井岭北村，又名背坑村）建了一栋三连套的青砖瓦房，后分给外祖父其中三兄弟成家居住。母亲的曾祖母莫氏，1852年 – 1917年。 图二：我母亲的曾祖父李有緯，字学经，号营之；生于1850 年，卒于1925年。 　　我母亲同胞兄弟姐妹四人，两个兄长（都已成家，图一照片中坐着的）和一个姐姐（兄长后面站在中间的是她们姐妹俩）。他们父母辈当时的育婴成活率低于百分之五十。她父親（我的外祖父）李华煦，是家中长子（见图三）。上有一个姐姐（与睦洲龙泉张家联姻），下有三个妹妹（分别下嫁睦洲东成，也叫中柱山；古井洋边；沙堆鹅溪这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和龙泉解放前都同属新会古井区），再有三个弟弟（老二华劲，字孔钧；老三华胄，字孔安；老四华铭，字孔X；因为以前的家谱记载没有收纳女儿部分，在此补全）。四个姑婆里，我们只知道大姑婆（外祖父的姐姐），因为我母亲上世纪六十年代被调来她的村子学校教师，所以认识和熟悉了这位非常善良和慈祥的长辈小脚老太太，也见识过裹脚布和三寸金莲。外祖父原来在乡下教书，会中医，毛笔字写得很好（他三个弟弟都在他的要求督促下，毛笔字都不错），老家村子碉楼上的题字就是他的墨宝。他与外祖母（三江赵姓人女)更是双方家长指腹为婚；清朝时期都是盲婚哑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缘。在成婚前都没有见过面，只听说新娘家母亲个子很矮（比一般矮的还要矮）；在新娘的轿子进村时，他迟迟不愿去开轿门接新娘。最后屈从长辈之意，无奈认命地走去打开轿；当背起新娘时，感觉其个头不算矮；当拜堂时证实新娘个头与一般人身高无异时，悬在半空的心才安稳下来。 图三：我的外祖父李华煦，大名晴旭，又叫李旭，字孔昭；生于1893年，卒于1956年。 　　外祖父的父母早丧（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他初中读了两年书就出来教学，教了十八年（查对了与母亲的聊天简记而得）。目睹三个弟弟年少在外当学徒，不但辛苦，还经常挨骂，看在眼里疼在心；长子为父，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承担家长的重担。毅然辞去教职，跑去香港，寻找能否带领大家庭走出困境的路径？工作了几年，感觉还是改变不了几个弟弟的状况，但开阔了视野，接受了不少新鲜事物，弄懂了一些企业经营之道。然后回来找亲朋好友合股经营工厂，与三个弟弟一起开创新局面。他在家庭里威望很高，弟弟们都喜欢听从他的吩咐和建议；他乐善好施，热心助人，在乡村里都盛传关于他与家人乐助邻里的佳话；乡村里的远亲同族到省城探友看病，都是找到他家寻求帮助。从外祖母到大舅妈，再到各位表兄弟姐妹，都养成了热情友好接待乡里乡亲的习惯和传统。他们的家如同是家乡驻省城接待站；一直以来，凡是到过广州文德南路103号二楼作客的人，都感受到回家般的温暖和礼遇。 外祖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乡下亲戚朋友处用股权筹资的方式，获得创业资金。肩负着几位股东的信任和厚望，带着三个弟弟从乡下跑到省城（广州）开染织工厂 - “裕华源”；含义为富裕华夏，富裕中华，富裕以“华”为名的兄弟们，把家国情怀的抱负和理想放在公司名字上。自己亲自负责经营管理，兄弟几个分工合作，同心协力，把工厂在十几年内从小到大、再从一家上百人的厂扩展到两家（裕华源、裕生源），深得股东好评和赞赏。工厂主要是代加工為主，为其它大企业生产产品。外祖父（老大）是总经理；老二负责机械調試和維修（后来母亲的大哥李买松，字孟颐，也从事这工作）；老三负责财务和采购；老四负责拉紗（后来母亲的小哥李买樾，字孟槃，也做这部分）。图一照片中的青少年除了母亲兄妹四人外；老二家有两个（一女一子）；老三家有六个（两子四女）；老四家有两个（一子一女）。解放后老三家再增加三个（一女二子）；老四家再增加六个（三子三女）。一共有十二位姑娘，全部的名字都以兰字结尾，喜称李家十二盘兰花。我姨妈（母亲的姐姐）接着婚后随夫家移民到美国，期后中美三十年没有交往，故遗憾地没有办法实现十二盘兰花相聚合影的机会。四兄弟之间，妯娌和谐，相处融洽，各房子孙都传承着善良诚实的品性，友好待人、遵纪守法、努力学习、积极工作的操行美德。 我母亲也一直以来都关心着堂弟妹的工作和生活，特别是有困难的和上山下乡的，都给予关注和照应。 大陆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时我母亲在会计学校读书，属于进步青年，曾经和她父亲一起讨论对国家新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动员她父亲修正不足，配合政府的要求。她父亲也承认在产品问题上有“无心之失”，因为没有考虑到有些布匹在泡水后尺寸会减少较多（俗称：缩水），跟采用不同的材料有关；而造成了人们认为产品有“偷工减料”的现象。接着公私合营把工厂都合并了（国有化），工厂员工对外祖父仍然非常信任，即使批斗他时都历数他的好处，故政府开始还是要他出任副厂长（正厂长政府委派）。1956年底外祖父因为高血压，脑血管问题而突然去世，工厂上下众人为他举行了非常隆重的葬礼（包括摆路祭），广州市工商联也派人出席，特显政府对资方人员的重视。合营后，可能对企业主（原工厂主管）及其家属的诸多不顺眼，各种迫害随之而来。外祖父仙逝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在工厂，各种诬陷和打压让他们身心疲惫；大的还被莫须有的罪名送去外地农场劳改，最后兄弟俩相继离乡别井，分别单独申请移居（流放）香港，然后去了国外。在这里不得不佩服外祖父他们的先见之明，把四兄弟原来所拥有的企业股份划到老大和老三的名下，老大和老三是管理人员，肯定是资方代表；老二和老四就不算股东而保持工人阶级的其中份子，免受不少随之而来的各种政治运动冲击。（有被批斗，但次数和程度肯定没有记存档案有关人员来得猛烈，因为有的企业资方全家被押解回乡务农。）  据查询和记载，1952年开始对企业三反五反，1954年9月2日，国家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加注以前的定义：凡是私有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为“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对于企业主来说，这样的改造的结果是企业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了，那么企业以前所取得的利润化作私人财产应该总是能够保留下来一些吧，但是接下来的清产核资让他们彻底变成新社会的无产阶级。 清产核资是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在对私营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时，公方是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协议里面有太多的强制，有太多在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规定。这样的一份不公平的协议企业主为什么会接受？回顾1949年以来的历史，镇反运动的枪声、土改运动的批斗、五反运动的清算，这些强势的政治手段使得资本家在处理政府一定要办的事情上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自己的诉求，所以在全社会、全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形势下，除了接受协议外别无选择。（保命要紧！）关于债权债务方面的规定更是近乎一种强暴政策，如果资本家是债权人，请你负责把钱要回来放在新企业中，如果资本家是债务人，对不起，请先将债务还清再进行核资。 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对于中小企业的公私合营所采取的手段基本是一致的，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合并，改个名称成为新企业，国家派员来进行管理，这个企业先叫公私合营某某厂，然后慢慢地成为国家所有了。 外祖父与兄弟们一起苦心经营、倾尽全力开创的企业历二十多个春秋，不断用积累的财富和资源用以扩大生产规模，没有买房买地。“裕华源”和“裕生源”从此消失，先合并到“广州友光染织厂”（友光染织厂是越南华侨潘家几兄弟开办的，规模较大）；再归并统称为广州市第七染织厂。李家家族成员和亲戚里有几个一直是该厂员工到退休。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公私合营；广州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