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三等功

王晓槐

1982年7月，我在大连辛寨子警备区教导大队参加全区参谋业务集训队学习。一天接到师里电话通知:告我速回庄河英烈士师教导队报到。次日一早，我便携带着行李乘公交汽车赶往庄河英烈士，一台北京吉普早已在车站等候，这样的待遇着实叫我有点惊讶，抵达师教导队后，李广师长亲自给布置任务，这样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领教。

1983年4月，守备四团四连干部李长青、王炳耀、王新发、殷留生、金光默、郭大军、李相朝在龙盘山连队营房合影。

为迎接全军第五届运动会的到来，警备区将在八月举行全区部队军体比武大会。守备二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老部队，“有第一就争，有荣誉就创”是全师官兵叫响的训练口号。此时，李广师长任职不足一年，工作劲头正足，军体队由李广师长亲自挂帅任队长，教导员由师副政委曹德昌担任，司政后机关全力保障，人员配备齐全，抽调了全师三十多优秀军事骨干，有王彦臣、刘仁会、候晓明、艾兴国等训练标兵。其中混合组三名队员担负40火箭筒实弹射击任务，由于初期几名队员成绩不够理想，实力较弱，没有夺第一的把握，于是有人提议让我出任。当年四月，我刚代表警备区优秀教练员在全区作巡回表演，项目是40火箭筒实弹射击和教学法，经师研究决定由我担任该项目训练组长兼队员。
临近比赛时间不足一个月，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紧张陡然骤升，训练场上各级领导现场分工督阵。平时训练用火箭弹指标非常严格苛刻，射手一年打不上两三枚，现在我们是想打多少给多少。一日三餐伙食那更没啥说了，鸡鸭鱼肉全部细粮厨师掌灶超级好吃。这样的训练条件和待遇，感受到“临危受命”的紧迫感，既然首长把这么重要任务交给了我，只有全力以赴勇夺40火箭筒实弹射击第一名。

1982年10月，守备四团四连李长青连长、王炳耀指导员、郭大军、金光默、殷留生及部分战士，结束大连营建前在岭前干休所的合影。

我们小组其中一人来自“先遣渡江英雄连”六团六连班长周武城，此人军事素质好，性格开朗，但脾气急躁。一次在小孤山实弹射击现场，师作训科副科长陈连仁现场进行指导，与周武城就训练技术问题发生了一点争吵，周表现的不够尊重领导，言行不当，见此情景我主动拉开了周，以避免了矛盾激化。事后陈副科长将此事向师首长进行了报告，原本一件小事谁也没有再提起和深究，因临近比赛以为到此为止了，万万没有想到一场与我无关的争吵却成为了日后最大的隐患。
为在警备区军体大会取得优异成绩，师党委研究决定：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成绩个人荣立三等功。并作为“战前”动员大会的主基调，在全体队员面前进行了广泛宣传。大家都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用最好的成绩来报答师党委和全师官兵。我刚获得了警备区优秀教练员的称号，又是第一次参加师军体队，内心里十分地向往为师团争光，勇夺第一，载誉归来。

在全区比武大会上，我带领的40火箭筒射击小组表现出色，实弹射击九发七中，喜获第一名好成绩，力压要塞区、守备一师、警备区直属代表队，梦想变成了现实，心想那三等功奖章就在眼前了。

夺冠后，我和大家都高兴地跑到大连市内开心游玩去了，晚上回到驻地时，发现在我的床头上摆放了一件精美的的确良白衬衣，一问其他队员才知道，比赛获第二、三名的队员将获师嘉奖，每人发一件白衬衣。这就意为着我夺得了第一名，但三等功却与我无缘，只能获师嘉奖了。当时对我一个25岁的年轻军官来说，一股火烧的头脑发涨，火冒三丈，真想冲到领队首长面前争论一番。师党委军令状凭什么言而无信？三等功瞬间变成了师嘉奖百思不得其解。冷静思考了一番后，我联想到赛前周武城与陈副科长发生争吵的事情，归根到底是领导把责任和罪过扣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当替罪羊。此时好多队员围着我也表示不满和同情，并安慰我：这不是师党委最后决定，回到师里再说吧！
次日，几台大客车载着全体军体队队员载誉归来，当车队来到师部所在地——庄河黄柏树距大门外500多米，就见到道路两旁红旗飘扬，锣鼓喧天，站满了欢迎的队伍，一场超规格的欢迎仪式拉开了序幕。这次二师军体队在全区比武大会上，在11个大项目中共获9项第一名，名列警备区团体第一名。当队员们胸戴大红花，披上缎带，举着9面获胜锦旗走向欢迎队伍时，我却因一夜的火气未消，坐在车厢内拒绝参加庆祝活动，直接拎包回到自己家。
欢迎仪式后，偌大的礼堂里坐满了机关干部和直属队官兵，一番热烈的表奖、颁奖后，首长讲话，军体队领队代表讲话，火爆的场景可想而知。临近中午，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师作训科温孚良科长电话中对我说：中午要在东招待所举行庆功酒宴，叫我务必参加。
这里我要多说几句温孚良科长，他是二师、乃至警备区司令部里难得的秀才，正直豁达，头脑丰富，业务精良，国防大学 毕业，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干部。对军事技术的钻研可称为地道的专家，亲眼见他手枪射击五发五十环好成绩，对40火箭筒的原理及射击有着独到见解和理论，是我和全师干部非常敬佩和尊重的一位机关首长。
温科长的一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放下了所有的杂念，立刻动身前往庆功宴。在酒桌上，李广师长、曹德昌副政委、曾磊参谋长等首长来到了我的面前，李师长举着酒杯说道：晓槐，不要有什么想法，成绩不错吗！这种安慰的话是我夺冠后第一次从师首长的口中说出，内心还是充满了一肚子的不满情绪。
完成军体队任务后，我回到了四团对刚刚获得警备区比赛第一名事从未向同事提起，大家也不知道此事。后来不知过了多久，师里同志给我捎来一份东西打开一看：一枚三等功军功章和一个立功证书。证书上“主要事迹”记叙如下： “在为迎接全军第五届运动会而组织的军体训练中，该同志担任四零火射击的项目。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他严格要求，刻苦训练，科学练兵，反复摸索在各种不同气象条件下的射弹飞行规律，使自己的技术提高很快。在警备区组织的选拔赛中，取得了四零火射击第一名的好成绩，为全队赢得了对抗射击第一名做出了贡献。” 。
此后若干年，我得知了事情的原由。在师党委会议研究军体队立功名单时，曾磊参谋长力举推荐我。虽然他没有直接负责军体队工作，但温孚良科长了解细情，从中作了许多铺垫工作，会上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党委同志的首肯，最终将我列入立功名单。
此事过后，我也从中深刻地进行反省，并得到了感悟、磨练和提高。我常在思考能够为一个团体争取到荣誉和成绩，是我始终如一的追求和梦想，至于组织上如何对待我，那是另当别论的事，这一生只求问心无愧，不去计较那些功过是非。
1986年6月，守备四团于俊文、王力敏、陈谊民、杨福英、林承德、宣振满、刘国祥在大孤山合影。

故事还要从两头表起：2011年，我在参与编辑守备四团《红星闪烁》团史时，需要采访一些老首长、老前辈，我主动请柬采访老团长、二师李广师长。当我和原四团宣传股长王炳耀来到位于大连马栏子警备区第二干休所，主动地向老首长汇报编辑团史的设想时，李广师长非常地激动和高兴，表现的十分热情。从我内心来讲，此次的见面是我离开二师、离开军体队二十九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能够主动地登门拜访老首长实属不易，其实我早已放下了那段不愉快的坎坷经历，不可能会去计较过去的得与失，没有因为“迟到的三等功”而默然对待一个老首长，反而更加主动地编撰他光辉的经历，用热情的采访行动感化他。为写稿子几次登门，每次李广师长都热情地让爱人穆静阿姨提前备好水果和茶水，并在她面前连连夸奖我。李广师长专稿《投笔从戎上战场》由我编撰后放在了团史第一篇，在《红星闪烁》发行仪式上，李广师长面带笑容与四团新老战友见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团史《红星闪烁》编辑工作给于了很高的评价。2020年9月，92岁的李广师长因病逝世，我和战友们一道去殡仪馆送别了老首长。

1984年9月，守备四团政治处组织股王玉成股长、冯悦荣、吴效生、王宝甲、赵新桥于大孤山团部办公楼前合影。

80年代中期，曹德昌副政委退休住进了旅大警备区第三干休所，巧的很我的老父亲也在这个干休所。每次我回家都经过曹的楼前，可惜的是老首长远远见到我时，立马转身或者走开，一副非常尴尬的表情，难道与军体队三等功风波有关吗？多年后我早已放平了心态，本想主动地向老首长打个招呼，但他的举动着实叫我很无奈，有点此地无银的感觉。2019年，曹德昌副政委去世，我也没有到红凌路上送别。

1980年12月，守备四团电影组张新华组长等在团俱乐部前准备放映工作时的情景。 1979年10月，守备四团电影组历届组长高宝山、阮贵新、张新华及刘忠诚、韩云鹏、曲永海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