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下的日子里（上）

延河农夫

　　在乡下的十几年中，虽说有辛酸与苦难，但也有欢乐与愉悦。家乡的沟梁、山川、小河、泉水……常常使我魂牵梦绕，记忆犹新。特别是儿时的伙伴、老姑及乡亲们的笑脸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往往让我彻夜难眠，泪眼婆娑。

难忘的山泉

在我们家下放的村子里，后山石崖畔上喷出一股山泉，雾气缭绕，叮咚有声，也不知流淌了多少年，但却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村里人。

每天早、晚，村里人都去山泉旁担水。在以前村里人住的少时，就直接在泉水流出的滴哨上用水桶接，不到5分钟就可以接满一桶水。后来村里住的人多了，就在泉眼底下修了个蓄水池，人们用水桶一掩一提，一桶水就盛满了。一般没事的话，就用水桶接，忙的话就从池子里盛。山泉清澈甘甜，可以直接饮用。大夏天喝上一马瓢，凉爽打颤，沁人心脾；醉汉们，喝上一瓢，立马会酒散云消，浑身得劲，精神抖擞。即使大冬天喝着，也不会闹肚子。

上学的时候，总爱和同学们攀比：你们村有什么？我们村有什么？我总会用山泉把他们比下去。写作文时，我也常常赞美村里的山泉。

山泉水质虽无相关部门鉴定，但确实是我喝过最好的泉水，比现在城里人用得桶装纯净水和卖得各种瓶装纯净水要好喝的多。

2011年5月8日，父亲病危，临终前告诫我们：要善待村里的老乡，咱家在哪里待了十八年，给我还又添了一儿一女。村里人找到你们，一定要尽力帮忙。多想再喝一口村里的泉水呀！

大哥立即说：“这还不好办，马上派车去拉水。”几个小时后，水拉回来了，还没烧，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就一人倒了一碗喝起来。当我们把泉水送到父亲嘴里时，他已难以下咽，就含着泉水，带着微笑，以88岁的高龄寿终正寝！

欢乐的小河

我家下放的村庄有一条自北向南流淌的小河，河水是由卧龙河、永胜河及众多沟岔流出的小溪汇聚而来，流量比现在的延河还大，清澈见底，潺潺不息。

小时候，一年四季都在河里玩。有时候放学回家，不走马路而走河边，沿河边掏鸟蛋、拣石子、玩嬉水，常常忘记回家。每当春天来临，冰层融化，河水暴涨，一泻千里，颇为壮观。河两边的柳树就会吐出嫩牙，迎风飘扬。像电线杆一样的白楊树，树梢上往往是喜鹊成群，衔泥吞枝，筑巢垒窝，生儿育女。

有时我们常常会爬上河边的大柳树，折下翠绿的枝条，抽掉里边的细棍，然后将树皮软管切成一二寸长短，管口去皮制成小喇叭，吹起口哨，嘹亮无比，唱响春天的来临。或者会用好多枝条编成帽子，像侦察战士一样，戴在头上，特别威武。

有时也会在河边的大石头底下，仔细寻找水鸟抱蛋的巢窝，运气好的话，会挖出几个蛋来（鸟蛋和鹌鹑蛋大小差不多）。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收获，大伙会欢呼雀跃，异常开心，共享美食。往往是刚含在嘴里还没感觉就下肚了。下午的时候，就拿着筐子，拔猪草（喂猪的草，主要是一些灰条、苦菜、苦梅、大头娃娃菜等），河边水分足，猪草茂密长得高，一会就会摘满一大筐，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夏天到了，小河成了孩子们快乐的天堂。端午节一过，孩子们就会经常去河里游泳、洗澡。那时候的水很清，没有任何污染。甚至有些大人，在大中午也会去河里洗洗涮涮，共同享受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小河。那时候人穷，大多孩子都一套衣服，所谓“老虎下山一张皮”。爱干净的孩子总会把衣服洗了，晾晒在大石头上，而孩子们就钻进水里或也仰面躺在大石头上享受阳光浴，快乐极了……

秋天到了，河水就会涨了，时不时的会发洪水，小河就显得异常狂躁。总会把上游地里的瓜果、柴棒等物品推下来，有时还会把孙台水库的鱼推下来。这时候，我们就像赶庙会式的，来到河边，拾起“河柴”来，所谓发洋财，可能就来源于此。

冬天到了，小河又成了孩子们的玩耍的乐园，在一些宽展的河面上，孩子们会溜冰车、滑冰鞋。有时会把鞋子弄湿了，就打柴火去烤，烤着烤着就会把裤子烧烂了，这下不得了，回去后准会挨父母打骂……

好玩的“地道”

1969年春天，中苏两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各地积极响应伟大领袖“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备战备荒工作。

我们村也不例外，开展挖地道工作。在选址上，好多村民不愿在自家的地里去挖，害怕影响自留地里的庄稼。由于我家是外来户，没有话语权，又住在村头，背后是一条深沟，很适合逃跑撤离。大队委员会商定：就从我家脑畔山上开挖。

经过秋冬三个月辛勤劳动，防战的简易地道挖成了。长度大约两公里左右，我家脑畔上是入口，背后山沟里是出口，洞中沟道纵横，有藏人藏物的，也从地上边开了几个井口，便于随时撤离逃跑，和电影《地道战》差不多。随后，村支书邀请公社领导参观指导，领导参观后，大加赞赏，立即指示要召开了现场会，进行示范推广，引来了邻村好多的参观者。

转眼到了夏季，地道里特别凉爽，成了孩子们乐园，开始是几个，随后越聚越多，每天都会有二三十人，孩子们玩捉迷藏、藏蒙蒙。好不热闹，快乐非凡。有时候，人多了，就分成两派，打起土仗来。在打仗的过程中，模仿一些电影场景，采取防守、强攻、诱敌、迂回包抄等战略。一场仗打下来，大半天时间就过去了。打累了，就在地道里睡一觉，特舒服。饿了，众伙伴就夸我仗义，能否吃你家地里的东西？那时我特要面子，就说可以吧。就这样，我家脑畔上自留地里种的西瓜、小瓜、西红柿、萝卜和红薯等大多被小伙伴们吃光了。

秋季到了，我家地里没有啥吃得了，不知谁说了一句：“旁边队长家的苹果红了。”于是，大伙儿像孙猴子一样，欢呼跳跃地爬到苹果树上，摘下苹果飞快的跑了。队长家的苹果树与我家地界挨着，有十多颗苹果树，品种是八角楞的大、小国光，酸甜可口，成了孩子们难得的美食。时间不长，被队长发现了，就派人白天一直照着。我们白天难以下手，就商定：晚上去偷。那时，也没有什么袋子，就用裤腰带把上衣扎紧，把苹果都放在衣服里，个个像怀婴的孕妇，好玩极了。害得队长家的苹果也颗粒无收。

第二年，聪明的队长建议：目前国际形势有所缓解，看能不能先把地道口睹上，如遇战时再放开。另外，这一年多来，孩子们在地道里玩，也不安全，还偷吃了老张家的好多东西，害得老张自留地里没收成。建议得到了大伙的认可。

我们好玩的“地道”乐园就此关闭了！

做“坏事”的正义

小时候上学，由于课程少，也比较简单。参加劳动成了我们的主业，既要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勤工俭学，义务劳动；还要参加生产队组织的一些季节性劳动，比如春季玉米间苗、锄草，夏季收麦，秋季收获各种秋庄稼，冬季还要打坝修梯田。总之，一年有干不完的农活。

在生产队干活多了，就与驻队下乡干部熟了。在我们村蹲点的一名驻队干部，是渭南华阴人氏，武功农校毕业，嗓门很大，能说会干。特别是推广一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效果十分明显，深受社员群众欢迎。我现在都十分清楚的记得，在一次植树造林的动员会上，他说：“植树造林很重要，能含养水源，改善生态。一片树叶就是一个小水库！”讲得让人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造出一片林子来。

就是有一个不好处，爱往村对面川地里老刘家里跑。老刘家是榆林上头人，也是外姓，家里有三个女子，个个都打扮时尚，十分艳丽。远离村庄，川地里只住他们一家人。本来村里的人为了不占耕地，都驻在沟里或崖畔山上。原想让他们家也一起搬到山上，可驻队干部发话了，就维持现状。

在我们放学回家的路上，总能看到驻队干部骑着自行车，来到老刘家，一去就是几个小时。

有一天，几个小伙伴在河边玩累了，座下来休息。不知谁说了一句：“这个驻队干部也太偏心了，只关心老刘家，不关心我们大家。”年龄稍大点伙伴说：“你们不懂。”大家说着说着，就商量起事来了，我们何不将他的轮胎气放了，让他以后尽量少来，去关心更多的人民群众。于是，我们就把他的自行车轮胎气放了，并一直观察着，看他怎办？果然过了几个小时，当他出来准备骑车时，却发现沒气了，就只好推到附近村充气去了，打好气以后回去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这下，我们也有点生气，就干脆把气门星拔掉扔了，让他打不成气。把那个家伙气得不行。可是，屡教不改的他，没过两天又去了，这下我们可真生气了，干脆把他的轮胎扎破，看他还敢不敢再来。当我们在扎胎的时候，他却躲在院子里偷看，一下子把我们逮了个正着。他就揪着我们的耳朵，问谁是主谋？可我们事前早就盟誓说好了：如果被抓着，都要宁死不屈，不当叛徒，男的要学王二小，女的要学刘胡兰。他挨个揪着我们的耳朵，始终找不到主谋。只得将我们几个送到大队部，让生产队长严加管教。大队长也审不出什么，就将我们家长找来，让带回家好好教育，绝不能再有第二次。可我们就是不认错，气得队长和家长也没办法。

30年以后，我去榆林出差，在酒桌上，听说他们系统有两名关中籍专家领导干部，因作风问题受到处分。大家很是惋惜。我似乎一下子明白过来，马上联想到儿时破坏驻队干部自行车的事来。

其实他们那一代人的婚姻是不完美，有缺憾的。他们出生在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大中专毕业后，由于成份或其它问题，被分配到贫瘠落后的陕北地区，本人又一心想回去，就不找陕北的女子，好多都在家乡找人结婚。那时的交通不便，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长时间的两地分居，导致情感淡漠，差异较大，孩子又无法培养教育。

改革开放后，那一批科技人员都成技术骨干，好多被提拔为领导干部，按政策实行“农转非”。当他们把妻儿老小接来后，生活习惯，处事方式，饮食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一些家属难以适应城里生活，把大街上修剪下来的树枝不停往家里拉，殊不知城里人做饭早已不用柴禾了，闹了好多笑话。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面对大街小巷灯红酒绿的歌舞厅，让他们难以把持。

难道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吗？

割麦子的喜悦

小时候，村里按照上级“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总要求，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到处垦荒种田，百十户的村庄种了上千亩土地，满山遍野都是绿油油的庄稼。山上种小麦、糜谷杂粮；川道沟坝种玉米、高粱和一些蔬菜。

陕北小麦成熟时，总会遇上雷雨天气。老百姓就把收割小麦比作“龙口夺食”。

那时的教育是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每当夏收季节，学校要放假一周，帮助村里收割麦子。有时学校也会组织学生集体到某个村参加抢收劳动。

上小学时，我们就拿着镰刀，提着筐子，唱着《我们是公社的小社员》歌曲，参加劳动，主要是捡拾麦穗，确保颗粒归仓。最后以谁捡的多少而评比优秀少先队员。那时的劳动强度不大，一边贪玩、一边劳动，十分快乐。如遇饭时，还会奖励一个大蒸馒头。

上初中时，就要实地参加劳动，和群众一起比拼，常常是汗流浃背，疲劳不堪。有时不注意，麦秸还会把手扎破流血。但到了中午，会好好的饱餐一顿，往往是一大碗洋芋绘白菜，两个白面大馒头（估计有八两多），美味极了，成了永远难忘的家乡味道。不知怎么搞的，那时人饭量都特大。记得有一个同学，一顿吃了八个馒头，三斤多两。吃完之后，两天都没有再吃饭。

批林批孔的发言

1974年元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他们打着批判林彪、孔丘的幌子，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企图重新打倒一大批党政领导骨干。运动声势浩大，迅速在全国蔓延展开，很快就传达到了我们村。驻村领导和村干部迅速传达贯彻，做出安排。

在动员大会上，驻村领导声泪俱下地说：“林彪、孔老二是一丘之貉，就是想克己复礼，把我们复辟到万恶的旧社会，让我们重新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一下子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怒火，大家齐声高呼：“我们坚决不答应，誓死保卫新中国！”。

接下来，愤怒的群众就开始了破“四旧”活动，先是砸了对面山上的龙王庙，后是砸了附近的玉皇庙。庙宇里的一些壁画、塑像、桌椅、香炉被砸得粉碎。并要求家家户户都要翻箱倒柜，把“四旧”东西一律铲除。

为将运动引向深入，驻村领导还专门跑到后山沟“迁返站”，请教“右派”老倪的意见。

文革时期，陕北地区常遇大旱灾，有时颗粒无收，好多老百姓一到冬天，就外出逃荒要饭，但只能到农村乡下乞讨，不能到城里来要。如果你跑到城里来，就会被当作“盲流”被抓起来。那年天大旱，乞讨的人很多，城里关不下，就在我们村后山沟修了个临时“迁返站”，有时连一些“黑五类”、“右派”也一同迁来。

老倪意见是：编排一些文艺节目，组成批判小分队，请苦大仇深的老人忆苦思甜。并要形式多样，声势浩大！

随后要求学校停课闹革命，编排一些文艺节目批林批孔，当时最流行的节目是“三句半”（三句半是民间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表演形式，四个人敲罗打鼓表演，表演词仅三句，最后是一个短语或一两个字高度总结，算半句结束。），很受群众欢迎。然后组织不同层次的人群进行批判发言，有老年人忆苦思甜的、有年青人发誓表态的、也有妇女要求翻身得解放的等等。

我有幸成为青少年的代表上台批判发言。那时候书籍很少，且好多又是禁书，孩子们的阅读量十分有限。写作文时，往往都是“开头形势大好，中间抄书抄报，最后喊两句话口号”，千篇一律。我不知从哪看到了一篇文章，说得是林彪在东北打仗时，一会围长春、一会打锦州，多次不听毛主席的话，差点贻误战机。顺着这个思路，写成了一篇批判林彪错误军事路线的发言稿。说什么他和孔丘一样开历史倒车。让人想不到的是，我的发言稿有新意、有深度、有事例，一炮打红。受到了学校和生产队领导的重视，推荐为批判能手。

每到晚上，村干部就让我来到广播室，现场在高音喇叭上念批判稿。念着念着，就念到了全公社的批判大会上。不到半年，就发了几十次言。

这一下好了，歪打正着，把我口吃、胆小的毛病都治了，并练就了一幅好口才。

直至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单位的小头头，讲话发言从不要稿子，一讲就是一二个小时。讲完后往往还会得到同事和部下的认可。

有时候，我还真感谢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