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带路人，好兄弟张洪义

田天 🍅

天津市原科右前旗知青张洪义，一个备受爱戴的老同志，于2021年12月16日不幸突发病故。以此文哀悼怀念张洪义同志。

当年天津学生从这里起步，从此有了新名称☞知青。

美丽的科右前旗

阿尔山市市容

乌兰浩特成吉思汗庙

1968年7月，张洪义与同学们一起从天津出发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兴安盟科右前旗树木沟公社插队。其间，他当过知青户的户长，知青点的连长。之后，又升任公社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盟委组织部科长，盟纪检委副书记。在改革开放风起云涌之时，张洪义被派往内蒙古边陲小镇组建阿尔山经济开发区，并担任开发区的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在担任阿尔山市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几年的时间里，他使这个不足六万人口的小镇成为旅游胜地，成为祖国北部边疆一颗耀眼的明珠。

张洪义于上世纪90年代末调回天津，先后担任市纪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市作协党组副书记。回津后，他始终不忘第二故乡内蒙古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交流，先后多次组织天津的工商业人士和文化艺术界的朋友访问内蒙古的科右前旗、阿尔山市，洽谈投资合作项目，举办文化艺术采风，以及创作宣传介绍内蒙古的文学艺术作品，还在天津知青赴内蒙古下乡30、40、45、50周年之际，天津科右前旗知青联谊会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2006年，在张洪义的发起和倡议下，由百多名曾赴内蒙古下乡的知青在科右前旗捐建了天津“知青林”，并在那里树起“天津知青林”的纪念碑。

科右前旗乌兰浩特市

是那个特殊年代打下的知青烙印，使退休后的张洪义仍关注着这个群体，并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天津赴科右前旗知青联谊会”，他主动担当了会长，为知青们志愿服务。他还牵头组织邀请内蒙古科右前旗乌兰牧骑来津慰问演出，组织知青联谊会编印知青影集《岁月如歌》、知青史集《科右前旗知青名录》，创办了供老知青内部传阅的小报《知青家园》。由朱英梅，张洪义，盖刚主编的30多万字《科右前旗知青回忆录》一书正式出版。

以下文字节选自张洪义所著的几篇回忆文章中。

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是非凡的。老话讲，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对这话我们知青的体会最深。

从海河之滨的繁华都市到内蒙古草原的穷乡僻壤安家落户，内繁古的衣食住行与天津有着天壤之别。

从穿着上看，我们一下火车就看出与当地民众的区别来了。当时天津时兴瘦腿裤，有的知青爱穿白球鞋，当地百姓看着新鲜。直到现在，他们提起初见知青最深的印象还是“鸡腿裤、小白鞋”。

而农村百姓的穿着和东北地区广大农村一样，粗布衣裳，宽腿肥腰，有些上岁数的还穿着“挽裆裤”，而且大多数人不习惯穿内衣内裤。妇女们下地、出门遮阳，不戴纱巾、围巾，多数戴一顶旧军帽，显得有些滑稽。脚上的鞋更是五花八门。单说冬季，除了供销社买的胶皮靰鞡，还有家做的“趟塔马”“趟塔牛”“毡疙瘩”。

中间是老队长，左上第一位是张洪义。

结婚以后，公社分给我两间土房带一个小院。房子是泥叉的，墙体下宽上窄，墙面扎扎巴巴露着草根，地面凹凸不平，炕面是一层薄薄的大泥。新婚期间，我们自己动手搞了一下简单装修。地面用砖铺平了，炕面糊上几层牛皮纸，墙面是我从天津带回的绿色电光纸，从下到上糊了一米多高，形成一圈墙围子。屋果摆设也很简陋。有两把结婚时在天津凭结婚证购买的折叠椅和一个写字台，还有一个知青朋友帮着打的高低柜。就这样一些不成样子的装修和现在看来寒酸的家具。当时也引起了轰动。附近百姓趁我们上班时扒着窗户往里瞰。有一天正好公社开三级干部会，外村的大小队干部也结队到我家来参观。

张洪义（右二）与著名作家蒋子龙（左一）在科右前旗蒙古包。

我调到公社后就有在编的马骑了。

有一年冬天我骑着白走马下乡，吃完饭准备往回走。由于穿得太厚，左脚刚上蹬，右腿一步没跨上去，刚好搭在马屁股上，白马一下就蹿了出去，我身子往后一仰，重重地摔在地上。冬天的地面像水泥地一样坚硬，即使我戴着厚厚的羊剪绒帽子，还是摔的眼前一片金星，顿时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就觉得有东西在拱我，睁眼一看是白马，它低着头，打着响鼻，像是道歉的样子。都说马是种特仁义的动物，那一刻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了，看着它那眼神，我一肚子火马上就没了。

我是1971年10月选调到树木沟公社机关的，到1977年10月调转到旗委组织部工作，其间正好六年。这六年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龄，我经历了由知青到基层千部再到基层领导的仕途之旅，经历了从入团到入党的政治历程，也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女的成年初始阶段。那时的许多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1975年初，我被任命为树木沟公社党委副书记，当时我刚满25周岁。虽然我已经在农村生活、工作了七年，但做领导工作还是很茫然。

我当时分管教育、文化、卫生等项工作，相对比较超脱一些。树木沟地处偏远半山区，教育资源十分质乏，师资力量非常薄弱，中学教师中正经的高中毕业就很不错了，一个大专以上的都没有。一天教育助理找我说，旗教育局把乌兰浩特一中一个教汉语文的“反动学术权威”调到树木沟来了，他因生活作风问题犯了错误“发配”来的，请示我要不要。我当时觉得就像捡了一个金元宝，当即就表态，要，凭什么不要，我们学校就缺这样的权威，犯过错误不要紧，看紧点，别再犯就是了。这位老师调来后第一堂课我就去旁听了，这是我第一次去学校听课。那位老师果然是高手，讲起课来，旁若无人，引经据典，口若悬河，我离开课堂近十年了，第一次体会到这种享受。在他教学的那一年里，学生的语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知青在油灯下学习讨论，中间为张洪义。

自打我成家后，我新建的小家就成了往来知青的落脚点，好多外队的知青来公社办事、卖粮，都喜欢到我家坐坐，叙叙乡情。我下乡到基层，也愿意到青年点看看老乡，听听浓郁的乡音。在公社范围里，凡是涉及天津知青的事，领导总是把我推出去，让我去处理。有一天接到红光大队的电话，说一帮知青要烧生产队长的柴火垛，还要拿刀砍队长。公社武装部长听信儿后，马上集合民兵，带着武器、绳索，赶去抓人。我听说后也赶到那个生产队。我们到后，闹事的男知青已经躲了起来，生产队长起初不依不饶，非要公社严办，为他主持公道。我向在家的女知青了解了情况，原来是因为青年点吃缺烧和队长发生了争执，所谓点柴火垛、砍人，不过是一时的气话。我劝部长带民兵回去，都是内部矛盾用不着动用武装力量。又与队长交换了意见，让他设身处地为知青想一想，如果自己的子女在外面吃不上喝不上又是什么感受。队长也觉得没尽到责任，但还是怕知青事后报复。我向他保证，知青这方面我负责，绝对不会再动粗。我个别向那几个女知青交代，为了缓和矛盾，让那几个男的先回天津待些日子，等风头过去再回来。后来听说，队长和知青们不打不成交，成了好朋友。

现在的树木沟民居

我常提到的满志林，他年长我一岁，个头不高，敦敦实实，适着憨厚劲儿，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我当团委书记，他当党委副书记，正好管着我。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又是我的婚姻介绍人，平时俩人说说笑笑打打闲闲。像是亲兄弟，工作上叫起真儿来，一本正经。有一次我在永安大队蹲点。他通知我晚上召开各小队团支部书记会议。正好那天旗放映队来永安放电影。那年头一年能在家门口看一次电影就非常难得，团支部书记们纷粉要求会议改期，我也没请示就同意了。满志林晚上到大队一见没人，当时就火了。 批了我一顿，让我写出书面检查，并且要在第二天团支部书记会议上当众宣读。我自知理亏，老老实实照办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丁是丁卵是。一点情面也不讲。后来我当上阿尔山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旗推荐他当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就冲他那股认真劲儿我也要。后来在工作中他确实帮了我很大忙。

美丽的杜鹃湖

1973年我刚刚接任树木沟公社团委书记，五月下旬就参加了春耕检查组，第一次接近杜鹃湖。那年阿尔山最后一场雪刚下过不久，我们从兴安林场一步步走向杜鹃湖。踩在软软的落叶上，像是跳上迎宾的红地毯，一支队伍走过，一丝声响都不带。

沿途不甚茂密的松林里，一截截齐腰高的树桩子比比皆是，据说伪满时期华工为了对抗日本鬼子的掠夺，故意站着伐木所留下的。黑黑的树柱就好像是绿色肢体上的疮疤，向后人述说着当年的苦痛。再往里走临近杜鹃湖时，就看到成片的杜鹃遍布在松林之间，把湖水团团围住。矮矮的杜鹃树丛刚刚泛绿，尚没长出叶来，枝头上杜鹃花已急不可耐地钻了出来，竞相开放。树A下尚未融化的白雪，像是铺了一层厚厚的白色绒毯，粉红色的杜鹃花如繁星点点在绒毯上争芳斗妍，华而不浮、艳而不媚，超凡脱俗。如果不是阵阵微风掠过，杜鹃花随着嫩绿色的树枝轻轻摇曳，真像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

张洪义与时任兴安盟委副书记赵洪祝同志在杜鹃湖合影。

2021年12月17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