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安巷里忆华年

云鹤排空

慧安巷里忆华年

襄阳古城内，有一条老街巷叫慧安巷。

慧安巷位于襄阳城东北隅，呈南北走向。南自东大街，北至中山巷，长约400米，宽8一一10米。

前些日子，偶然发现巷子南端武商量贩店西侧墙壁上新嵌了一幅砖雕，其文字载：“此巷原名东惠庵，因巷北段有一东惠庵，故名。庵堂抗日期间毁。另此巷与中山巷交叉处又有斗姆（姥）殿，古时敬奉道教女仙紫光夫人，因传说中其为北斗七星的母亲，故名斗姆。建国后，襄阳专区、襄阳地区直属机关多驻此地。”

一石激起千层浪。砖雕激发了我对慧安巷的过往一探究竟的兴趣，也勾起了四十多年前一段美好的回忆。

　　于是，我首先追寻慧安巷的“前生今世”。关于此街巷的历史记载，笔者曾认真查阅了手头相关史料，或许由于资料不全的缘故，见诸文字甚少。仅查到我市知名城建专家陈家驹先生主笔的《老襄樊》一书《老街古巷》栏目中介绍了慧安巷。

“此巷原有清代尼姑庵—东惠庵,人们俗称此地域东惠庵,1979年8月雅化为慧安巷。此巷北端原临近明清时粮仓广仁仓,解放后辟为襄阳行署办公地。东惠庵在抗日战争时期炸毁,该地域辟为菜地。1951年

巷北侧建起专署大礼堂,此后原有菜地逐渐建起襄阳地区粮食局、地直幼儿园、地区招待所,随之形成街道,泥土路改为沥青路,菜地建起平房,再变为楼房。”

这一段文字虽不长，却也将慧安巷历史沿革讲请楚了。其文中提到的“专署大礼堂”一词，与我有“缘”。

事情还得从四十五年前说起。

1976年，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大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同志先后去逝，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中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

个人的命运往往同时代紧密相连。这一年对我来说，也是非同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我二十岁。那时我在老家随县三里岗公社务农，是“三治”工地的一名民工。因经常给工地“广播站”写一些宣传稿子，有点“小名气”。这年初春有幸进入三里岗公社“文艺宣传队”。

这“文艺宣传队”主要是为农田水利建设“三治”大工地服务的，表扬好人好事，抒发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文艺宣传队”的成员主要为武汉下乡知青，当地知青为数不多，也多为吃“商品粮”，称为“街上的”。像我这种纯农村青年只一两个。

　　“文艺宣传队”的知青队员个个不简单，能歌善舞，吹拉弹唱，多才多艺。好几个还出自“文艺世家”。我呢，生在偏远的山村，从小缺乏“艺术”薰陶，笨手笨脚，表演水平差。我的主要任务是编写节目，那时时兴的“表演唱”、“三句半”、“快板书”、“群口词”之类，自诩叫“编剧”。因队里人手有限，队员个个多面手，乐队、表演都是交叉的。我这个“编剧”自然也不可能“专职”，也要“滥竽充数”上台表演。也跟乐队学吹笛子、拉二胡，还摸过小提琴。

这一年，我在宣传队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写作水平自认为进步不小。要不然，作为一个耕读初中毕业生，不可能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考上中师。因此，我经常感念推荐我到文艺宣传队的工地指挥部领导和各位队员。

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悲痛。那时，文艺宣传队在刘店八一河工地。到了10月份，又传来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不久，文艺宣传队接到上级指示，为庆祝粉碎“四人帮”，要组织一个节目专场，到襄阳地区作汇报演出。

那时随县是襄阳地区下属的一个大县。领导给我们讲，这次汇报演出不是代表三里岗公社，而是代表随县全县知青。公社文艺宣传队自成立以来，主要为工地服务，有时也到大公社范围内各管理区（过去小公社）巡回演出，还参加过全县文艺调演。但到地区汇报演出是首次。于是，文艺宣传队打起铺盖回到公社驻地三里岗街上集中排练。

随县知青办领导对这次专场汇报演出高度重视，为加强演出阵容，特地把实力较强的淅河公社文艺宣传队拉到三里岗公社，统一组成“随县知识青年文艺代表队”。我们都集中住在三里岗旅社。我感到淅河的队友有点儿“牛”。我们三里岗宣传队平时乐队的乐器无非是二胡、板胡、小提琴、笛子、手风琴、锣鼓家什之类。淅河的队友拎来了大提琴和小号等。

随县知青办还来人对专场演出的内容提出明确要求，要突出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策，同时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不断成长的火热生活。形式上要求创新多样，具有时代特点，于是，演出团队按上级要求进行了紧张的创作和排演。

　　其实，当时的文艺宣传队由于队员大多来自大城市武汉，基础较好。经过几年的探索积累，虽为业余团队，但在演出上有点儿“专业”了。服装上，已经突破了清一色的绿军装、白衬衣模式，开始根据剧情和形式需要，配置戏剧装。比如跳轻松活泼的“莲湘舞”，穿戴的就是宽袖大裤的民族服装。在道具上也开始讲究了，演唱“湖北道情”时，一定是用正宗的渔鼓筒和简板。包括演出化妆，已经不化简妆，而是采用油彩戏剧妆。我记得，每次演出结束后卸妆，总得用软纸蘸上芝麻油一点一点把脸上的油彩先擦干净，然后再用清水洗，不用肥皂，目的是保护皮肤。在演出内容和形式上，多为自编自演，具有地方特色，为群众喜闻乐见，比较“接地气”。那个时候，我们文艺宣传队已很少唱“样板戏”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编排，专场演出的节目准备就绪。内容是上级规定了的，形式有表演唱、群口词、歌舞、器乐演奏等，一共十几个节目，符合一般演出时间要求。印象中有一个节目是歌伴舞，表演形式在当时是比较“前卫”的。内容是反映新知青欢送老知青的。歌词是：

“阳光洒满天，雨露育新苗。满怀豪情送战友，喜看遍地红旗飘！……”

那歌曲的旋律至今还在脑海里萦绕。

　　11月下旬，演出团队按地区规定的时间，从随县搭火车来到襄樊。地区有关部门安排了两台“解放”大卡车到火车站接我们。我们是下午很晚才到。我是第一次来襄樊，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切感到新奇。卡车行至襄樊一桥时，正赶上桥上亮灯。我惊呼一声：“灯亮了！”引来同车的队友一阵哄笑。大约是笑我这个乡巴佬真是少见多怪！

我们被安排住在襄阳军分区招待所。那时的军分区招待所还设在军分区大院内，是带外走廊的红砖两层楼。房间大，床上铺盖雪白雪白的，宁静温馨。这是此前从未享受过的。

　　第二天上午又安排去看演出地点，熟悉场地。经过襄城十字街，才发现襄城十字街其实很窄，车辆通行还得小心慢行。只是先天晚上天晚没注意罢了。

然后有人带我们到地区行政机关大礼堂，那时机关还叫“地区革委会”。“大礼堂”就慧安巷的最北端东侧，是一栋清水墙建筑，坡面屋顶，建筑高度较高，从外面看像两层，窗户大，采风通风好。礼堂室内净空高，有吊顶顶棚。舞台设在东头，有演出灯光。大厅里的座位是可以挪动的木条椅，大约可容纳800人左右。在当时的襄樊市区，地区大礼堂应是最高档的演出场所了，也是我们文艺宣队组建以来进入的最高殿堂。

那天晚上，“大礼堂”座无虚席。台上的演员精神饱满，活力四射，将平时的排练水平发挥到极致。台下的观众热情洋溢，不时报以热烈掌声。汇报演出非常成功，达到了预期效果，为随县知青和随县争得了荣誉！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想到地区大礼堂这一场“巅峰”式的演出，竟成为文艺宣传队的最后一场演出。

地区专场汇报演出回来后，公社有关领导来宣传队宣布，公社领导决定暂时解散文艺宣传队，各回原单位，需要归队时另行通知。

　　1977年以后，由于形势的变化，知青开始大规模回城。宣传队队员此后再也没有接到归队的通知。

1984年初春，因缘聚合，我成为地市合并后的市政府机关一名工作人员，住进大院。特地抽空去看了“大礼堂”。那时，襄城东门内的襄阳剧院已经建成投入使用，这是一座标准的影剧院，舞台、观众席、灯光、音响等与“大礼堂”不可同日而语。“大礼堂”于是被冷落了，木条椅零乱地摆在里面，但舞台还在。

后来，由于工作变动，我搬出了大院。到上世纪末，我又搬回了机关大院，住处就在中山巷。中山巷东出口正对“大礼堂”。

“大礼堂”已变成了小型汽车维修车间，先是叫“北京切诺基汽车维修站”，又为改为“襄阳市直机关汽车维修厂”。我在里面修过车。早些年，舞台还在，还像个“大礼堂”。后来，干脆舞台也拆除了，纯粹成了一个大车间，只有天花板上的吊顶还留有“大礼堂”的印记。

闲时，我喜欢到“大礼堂”里面转转。我在里面寻觅着青春的吉光片羽。因此也时唤起对宣传队队友们的怀念。宣传队解散以后，随着时代发展变化，队友们先后通过招工、上学、参军等方式参加了工作，主要分布在武汉、襄阳、随州等地，也有在海外定居的，很少有留在三里岗的。大多数队友分开后都没再见面，但是我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他们，并为他们的成就遥致祝福！值得叹息是，当年在“大礼堂”同台演出的队友中已有二人先后“作古”。

去年疫情期间，一位工作退休在襄阳的队友，不知怎么翻出来了一张发黄了的油印歌曲简谱，歌曲题目是《歌儿献给解放军》，简谱未尾用钢笔标注：“随县知识青年文艺代表队，1976.11.20于三里岗”。他用微信发给了我并说，“记得这简谱是你刻的，还有没有印象？”

　　因时间太久，又没看到原件，我不敢肯定。但是，当年在文艺宣传队，我学会了刻钢版、油印材料。宣传队的材料刻印基本由我包揽。从时间上看，正是为赴地区汇报演报前在三里岗集中排练时留下来的。一晃，四十五年过去了，这大概也算得上“珍贵文物”吧！感赋小诗一首：

慧安巷里忆华年，

四十五年留一笺。

白发何输少年志，

豪情犹在岘山巅。

2021年12月17日记于襄阳怡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