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医将领到资深外交家》思念我的父亲陈志方（第五篇资深外交家～出使瑞士篇）

越秀

今天是亲爱的爸爸离开我们31周年的日子，万千思绪，萦绕于心。

亲爱的爸爸昨夜梦中再次与您相见，您挺拔英武的军人身姿，风度翩翩的外交辞令，对我们兄妹近似苛求的严格要求…….这一帧帧温暖熟悉的画面仿佛近在眼前又在遥远的天空，女儿与您炯炯有神的目光相遇，爸爸！我想念您！

不由得提笔完成《从红医将领到资深外交家》 美篇的第五篇。

【出使瑞士联邦特命全权大使（1970.12-1975.8）】

1970年至1975年期间，父亲第四次出任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特命全权大使，与此前三次出使的均为刚刚独立且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亚非国家不同，本次父亲出使的瑞士联邦是欧洲发达国家。

瑞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之一。1950年9月14日，中瑞两国正式建交并互派公使。1956年和1957年中瑞各自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两国关系总的来说发展相对顺利。但是，受当时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中瑞关系的发展仍受到很大制约。瑞士虽奉行“永久中立”政策，但西方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时参加西方阵营一些对中国的不友好活动。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不久，面临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严峻的现实威胁，因此我方对瑞士的看法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特别是后来在国内特殊时期，极“zuo”思潮冲击外交战线，中瑞两国关系一度曾出现波折。

六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使处在“世外桃园”的瑞士颇受震动。瑞士更加强调“武装中立”，在以后几年中大幅度地提高了军事预算。随着我关于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主张的提出和苏联扩张主义本质日益暴露，瑞士更加重视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赞赏我国反对苏联入侵捷克的严正立场和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主张。瑞士作为中立小国，尤其赞赏我国关于在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主张和做法。在此情况下瑞士对改善和发展中瑞友好关系的考虑明显增强，对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也寄予很大希望。我国亦逐渐改变了过去一些对瑞士的不客观认识，转而重视同瑞士发展关系，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七十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始好转。而此间发生的两个国际事件以及中瑞两国间进行的合作，恰好为加快相互关系改善的进程提供了契机。其一是1970年3月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瑞士主动提供专机，将我驻柬人员撤回北京。其二是同年九月发生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劫持瑞航飞机事件，我应瑞方请求从中进行斡旋，促成了事件的顺利解决。这两个国际事件以及中瑞两国间进行的合作，恰好为加快相互关系改善的进程提供了契机。七十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始好转。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正在中瑞两国均亟盼改善和发展两国双边关系的关键时刻，由于特殊时期对外交工作的影响，我国驻瑞士大使一职却空缺长达四年零十个月。

闻鼙鼓而思良将，中央批准任命已有担任过三任驻外大使经历的父亲为我驻瑞士联邦特命全权大使，父亲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欣然领命，肩负重任踏上了新的征程。此时，他已经有了十余年的外交经验，但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出使西方发达国家，对父亲而言，仍然充满新的挑战。

父亲在瑞士的五年中，为开创中瑞关系新局面，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历史证明他没有辜负党、国家和人民的信赖。

1970年9月父母亲赴瑞士履职前于北京报房胡同35号404室寓中留影。

1970年9月父母亲赴瑞士履职前我也向部队请假从广州赶回北京送别爸爸妈妈。

1970年9月父母亲赴瑞士履职前全家于北京报房胡同35号404室寓中留影。

1970年10月父母亲赴瑞士履职前在京留影。

【赴任伯尔尼】

1970年11月16日，我外交部礼宾司就父亲的提名向瑞士联邦政治部（即外交部）发出照会。瑞士联邦政治部很快于1970年11月25日来函同意，其间仅历时九天。

1970年12月9日，父亲即肩负开辟中瑞关系新阶段的重大使命赴任伯尔尼。父亲的到任受到瑞士各界的普遍欢迎和重视。瑞士政府对我派出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官出任驻瑞大使尤为满意，认为这无疑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我记得父母亲走的那天我去机场送他们。瑞士驻中国大使也去机场给父母亲送行。他看到穿着军装的我，尽管父亲向他介绍我是父亲的小女儿，但瑞士大使的表情仍十分戒备、冷淡、不友好，可能觉得我是军人吧。到了最后分别的时刻，我抱住爸爸妈妈哭了，直到飞机飞走后我还在流泪。这一哭，让瑞士大使的表情变得温和了，此时在他眼中，可能我虽然穿着军装，却还是个依恋父母的邻家女孩吧。他主动走近我，示意我该回家了。

父亲飞抵伯尔尼后，于1970年12月18日向瑞士联邦主席汗斯—彼得·楚迪递交了国书。瑞士联邦主席汉斯—彼得·楚迪同父亲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图为1970.12.18父亲向瑞士联邦主席楚迪递交国书。

【重视做好瑞士上层人士的工作】

父亲赴任后，抓住中瑞两国均有意推进双边关系的有利因素，本着“积极、慎重”和“要坐热板凳”的精神，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在瑞士政界、工商界和文化、科技界广交朋友，增进友谊，了解对方，宣传自己，迅速打开对外工作局面，为发展两国友好与合作关系进行了辛勤的耕耘，改善我国与驻在国瑞士联邦的关系。

由于极“zuo”思潮影响，当时不少人对与驻在国资产阶级上层人士打交道顾虑重重，心有余悸，不愿过多接触，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情绪，在与当权者交朋友时更是缩手缩脚，但父亲出于对革命高度责任感，不怕担风险，坚持把做瑞士官方上层人士的工作置于首位。他说，重点开展上层工作，特别是做好驻在国主要当权者的工作，是了解这个国家、开展工作的关键。瑞士与叙利亚、伊拉克、乌干达这些通过革命或者政变而改朝换代、由一人或一个军政集团垄断政权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瑞士联邦是一个实行宪政已经一百多年、实行多党制、政治体制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今天的在野党，就可能成为明天的执政党，反之亦然。因此，不仅要做执政党的工作，也要做在野政治人士的工作。

父亲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紧张、繁重的外交活动中，他不顾自己已六十四岁，每周都把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他以到任名义或利用代表团来访等机会，分别拜访或宴请瑞士联邦主席、副主席、政治部长（即外交部长）、军事部长（即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政治部秘书长、安全训练总监、防空和空军司令、前联邦委员等瑞士政要；拜访了伯尔尼、日内瓦、苏黎世、巴塞尔、迪溪诺、瓦莱等州政府，与各州州长及主要官员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在每次对外活动中，父亲总是紧紧抓住瑞士国小而民族自尊心强的特点，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原则，不厌其烦地大力宣传我国在有关国际事务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主张，陈述我国尊重瑞士“中立”地位以及我永不做超级大国的立场，受到了瑞士政界和各阶层人士的良好回应。瑞士政府在此后的几年中也的确对父亲履行使命提供了热情友好的协助。

瑞士联邦的国家元首是“瑞士联邦主席”，由瑞士联邦委员轮流担任，每人任期一年。父亲到任递交国书时的轮值主席是社会民主党的汉斯—彼得·楚迪，他很快就在年底卸任了。1971年继任主席的是瑞士民主党的鲁道夫·格纳吉。父亲在他上任一周的时候（1月8日）就拜会了他，此前一天，还拜会了瑞士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内洛·塞利奥。这位内洛·塞利奥在次年（1972）轮换为瑞士联邦主席。1972年8月23日晚父亲、母亲在伯尔尼中国大使馆设宴招待了内洛·塞利奥和夫人。

父亲凭借其娴熟干练的外交艺术技巧和非凡的谈吐，不辱使命，初战告捷，很快在瑞士打开了外交工作新局面，从而为在此后几年中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上所述，由于父亲是在我驻瑞大使一职空缺数年后赴任的，肩负着尽快消除中瑞两国因缺乏高层接触而造成的某些隔阂和误会、重塑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任。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父亲利用一切机会广交朋友，多种形式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让不了解中国的瑞士各界人士了解中国。由于父亲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中瑞两国官方接触与往来日益加强，两国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

图为1971年5月13日父母亲于瑞士伯尔尼使馆  。

父亲将在伊拉克任内“放电影”打开局面的工作经验借鉴到瑞士，1971年6月父亲在伯尔尼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了革命现代舞剧彩色影片《红色娘子军》，受到热烈欢迎。应邀出席电影招待会的，有瑞士联邦军、政高级官员和一些国家驻瑞士的外交使节以及瑞士各界友好人士。

1971年7月30日和10月1日，父亲利用我军建军四十四周年、新中国二十二周年国庆的机会，举行招待会。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武官王枫林7月30日晚在伯尔尼举行的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四周年招待会，有三百多位客人应邀出席，包括瑞士总体防御中央办公室主任赫尔曼·万纳博士、空军指挥与作战部部长库特·博利格尔师级上校、第十一机械化师师长里夏德·奥克斯纳师级上校、联邦政治部新闻处处长彼得·埃尼等瑞士军政官员。一些国家驻瑞士的外交使节和武官也出席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瑞士“认识中国社”主席雅凯和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

1971年10月1日晚在伯尔尼举行的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招待会，瑞士联邦政府政治部国际组织司司长克勒尔，交际处处长韦特瓦尔德，军事部办公厅副主任克莱克以及轻机械化部队负责人蒂博等瑞士高级军政官员和各界人士五百多名客人应邀出席。许多国家驻瑞士的外交使节以及瑞士友好组织“认识中国社”的部分人员和爱国华侨也应邀出席了招待会。

父亲一方面通过宴请、招待会等外事活动做好瑞士政界“面”的工作外，还十分重视做好“点”的工作。他认为，只有设法有选择地与有影响的政府要员深交，才能达到以点推面的效果。“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多次的交往中，父母亲与瑞士联邦副主席兼政治部长格拉贝尔夫妇和政治部秘书长塔尔曼夫妇等结成了常来常往的好朋友。1972年3月30日，格拉贝尔部长夫妇在家中设宴，热情款待父母亲。席间，宾主海阔天空，侃侃而谈。格在同父亲碰杯后说，这是他就任副主席兼外长以来破例在家宴请第一位外国使节，他和夫人都倍感高兴。格此言既是出自对父亲本人的敬意，也是瑞士有意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的友好表示。谈笑风生中，格拉贝尔夫人向父亲提出，她期望访华。格则马上风趣地接茬说，希望夫人访华时能带他同行，从而极为巧妙地道出了他本人访华的意愿。父亲凭其敏锐的外交洞察力，立即将格此番话语报告国内，并努力促成此访。

按照瑞士的传统做法，联邦委员（即政府部长）任职期间一般不出访。所以，尽管当时中瑞两国建交已有二十余年，瑞士一直未派部长访华。经过父亲两年多的深入工作，瑞方决定破例派遣格拉贝尔访华。1974年8月，趁瑞士在北京举办大型工业技术展览会之机，瑞士联邦副主席兼政治部长格拉贝尔应我国外交部长姬鹏飞的邀请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并主持这一展览会开幕式和瑞士驻华使馆新址奠基仪式。访华期间，格同我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格高兴的说，两国建交以来的“关系、接触和交流，近年来使瑞士对中国更加熟悉，也使中国和瑞士的距离缩短了”。中瑞关系“已经到达了一个令人可喜的阶段”。访问期间格还受到邓小平副总理的亲切会见。格是中瑞建交二十四年后第一位正式访华的瑞士部长，代表团中还包括瑞士经济部贸易司长纽勒斯和商约代表普罗布特大使、政治部亚非拉大洋洲司司长盖尔策、政治部秘书室主任齐格勒和外长秘书西蒙南等重要官员。格对我国的访问，对推动两国关系，特别经济贸易合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的是最早提出此访的格拉贝尔夫人本应随丈夫一同来华访问，她为了行动更为方便些，在临行前对腿疾进行治疗，却不幸在手术中去世，未能实现她的宿愿，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的。

格拉贝尔部长访华后的次年即轮值担任瑞士联邦主席。

瑞士政治部秘书长塔尔曼，个儿不高，谢顶，戴着一副近视眼睛，很有绅士派头。他就住在我使馆附近，晚上经常喜欢和夫人一道牵着爱犬出来散步。父亲、母亲（使馆政务参赞）有时也在使馆四周遛弯，偶尔与塔尔曼夫妇碰到一起，总会兴趣盅然地聊起天来。有时聊得兴起，塔尔曼先生便不拘外交礼节地邀父母亲到他们家稍坐，继续就有趣的话题进行交谈。塔的健谈是很有名的，常应邀来我馆做客，同父亲就当时的国际重大问题和两国关系交换看法，并不时流露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对中国大好河山的向往。1975年4月中瑞两国通航之际，塔尔曼秘书长随瑞士首航访问团来华访问，实现了多年希望到中国看看的宿愿。

图为父亲与格拉贝尓。

父亲还十分注意做瑞士执政党头面人物和前联邦委员等上层人士的工作。他同瑞士执政党之一的激进民主党主席、日内瓦州长亨利·施米特夫妇的交往尤为密切。施曾邀请父母亲去日内瓦州参观工厂，并到其别墅渡假。施米特属瑞士政坛上的少壮派，住在日内瓦，曾竞选瑞士联邦委员，后败于洛桑市市长谢瓦拉。施的夫人则是一位能言善辩的著名律师。在同父母亲的密切交往中，施米特夫妇逐渐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友好的感情，在担任日内瓦州长期间，为保护和发展日内瓦同我使馆及驻日内瓦总领馆的良好关系做了很多事情，对我方顺利开展对外工作也给予了许多协助。在父亲的亲自关照和安排下，施米特夫妇于1972年5月应邀访华，受到了郭沫若副委员长和夫人于立群的会见。

父亲深交的朋友中，还有一位瑞士前政治部长，曾在中瑞关系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他叫马克思·彼得彼埃，是瑞士政坛元老，曾任瑞士外长达十七年之久。1950年9月，正是在彼得彼埃担任联邦主席和政治部长的时候，瑞士这个欧洲小国不顾美国的压力，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彼得彼埃当时便明智地指出，“中国建立的是一个未来世界大国的政府，必须尽速同她建立关系，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一政权。”1954年6月和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出席日内瓦印支问题国际会议期间，曾分别前往瑞士首都伯尔尼拜会过彼得彼埃，彼则专门邀请周总理访问了瑞士联邦政府。在彼得彼埃卸职后，父亲专程到纽沙泰尔湖畔彼的家中拜会，同其长谈。彼及其夫人热情地接待了父母亲，并兴致勃勃地拿出当年他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合影照片，述说对周总理和中国的友好感情。交谈中，彼表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中国亲眼看看。在父亲的促成下，彼得彼埃夫妇于1973年5月应邀访华，受到周总理的亲切会见。彼生于1899年，比周总理仅小一岁。两位老朋友多年后重逢，分外高兴，双方共叙往日的友谊，其景其情，令人感怀。彼得彼埃与父亲多次交往，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彼得彼埃非常欣佩父亲的理论水平，两人交谈中常常讨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彼得彼埃说：他虽当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者，但他深知资本主义的弊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很感兴趣，甚至在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与父亲探讨，得益匪浅。

由于父亲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中瑞两国官方接触往来日益加强，为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倾注心血】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父亲在上任后顺利打开工作局面后，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努力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更加富有成效地积极开展对瑞士官方的全方位工作，使中瑞两国的政治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和发展，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人员往来日益增多。

五十和六十年代，瑞士政界人士已有不少人访华。进入七十年代，特别是父亲上任后，经过不懈的努力，瑞士政界各层人士相继访华。主要有：

1972年7月到8月，由国民议会委员主席瓦尔特·伦施勒率领的瑞士议员小组一行16人访华，受到郭沫若副委员长的接见。

1973年5月和6月，瑞士两位前外长马克思·彼得彼埃和维利·施皮勒先后访华，分别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的接见。

1975年4月，瑞士交通动力部长维利·里恰德率友好访华团来访，成员有外交部秘书长塔尔曼、日内瓦州州长施米特等，受到华国锋副总理的接见。

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中瑞两国的经贸往来也日益扩大。

1973年10月，瑞士经济部商约代表普罗布斯特（大使衔）访华，同我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就两国的经贸关系交换了意见，讨论了两国签订贸易与支付协定和瑞士向我提供贷款等问题。同期，中国贸促会主任王耀庭率团访瑞，受到瑞士经济部长布鲁格的接见。

1974年8月，瑞士扩大贸易处在北京举办了瑞士工业展览会，瑞士政治部长格拉贝尔主持了展览会开幕式，邓小平副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参观了展览会。

1974年12月30日，父亲和普罗布斯特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伯尔尼签署了中瑞贸易协定。次年4月30日双方在北京换文后，协定正式生效，根据协定精神，成立了中瑞贸易混合委员会，每年轮流在双方首都举行会议。两国的民间贸易团体和经济组织也派团组互访，加强彼此的业务联系。

1975年5月，瑞士工商联合主席艾·朱诺首次率瑞士工商联代表团访华，受到谷牧副总理的接见。

此外，两国的海关、邮政、电信和民航等部门也派代表团互访，探讨合作的途径。1972年4月万国邮政联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该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后，我国与该组织关系开始正常。同年11月中国作为邮政研究咨询理事会理事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瑞士伯尔尼召开的万国邮政联盟邮政研究咨询理事会年会。

为适应两国日益发展的关系，中瑞两国政府代表于1973年11月12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签署了两国民用航空协定，1975 年2月3日正式生效。1975年4月7日，瑞航班机飞抵北京，两国正式通航。中瑞架起“空中友谊桥梁”，为两国各方面的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提供了方便。我访瑞的各种专业代表团日益增多。瑞士经济社团及其代表纷纷来华探讨经济合作和扩大贸易的可能性，两国经贸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

在大力推进中瑞两国政经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的同时，父亲还积极促成两国在文化、新闻、科技和体育等领域的友好往来。

1972年2月由中国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和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率领的中国新闻代表团应瑞士外交部邀请访瑞，受到瑞联邦主席塞里奥、内政部长楚迪和外交部秘书长塔尔曼的接见，宾主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接见时，父亲也在座并于次晚在伯尔尼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访问瑞士举行招待会。

2月9日下午，瑞士内政部长汉斯—彼得·楚迪和政治部秘书长欧内斯托·台尔曼在伯尔尼分别接见了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父亲参加了接见。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瑞士访问期间，受到了瑞士政府、新闻界、贸易界和瑞士人民热情友好的接待。在有关方面负责人的陪同下，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瑞士的一些电信、电视设备和其他工业企业以及空军的一个训练基地、大学等。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在日内瓦逗留期间，还访问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并且会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马塞尔·内维尔。

同年9、10月间，由瑞士通讯社社长迪普兰和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埃尔尼率领的瑞士新闻代表团一行十二人访华，参加了我国庆活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许多瑞士记者也相继访华，传回中国人民对瑞士人民的友好感情。

在文化、体育交流方面，1972年12月，瑞士大提琴家奥涅格夫妇来华访问演出。1973年7月至10月，我在瑞士弗里堡市艺术和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中国版画展览”。1972年10月和11月，中国冰球队和乒乓球队先后访瑞；1974年10月，中国体操队访瑞。1975年5月，瑞士体操队访华。

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中国的医学代表团、高能物理考察组、科学家代表团先后访瑞。1972年，清华大学代表团参加了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核工业博览会和技术会议，瑞士的教师协会代表团、科学家代表团、医学代表团也先后访华。

七十年代，瑞士各地成立了一些对华友好组织，他们纷纷派团来华访问或旅行，为向瑞士人民介绍中国、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父亲任期内，中瑞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各方面合作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中瑞关系“旧貌换新颜”，其中倾注了父亲大量心血。

【与知名人士交朋友】

活跃在驻瑞士外交圈里的父亲，不仅仅是一位气度非凡、气宇轩昂、风度翩翩的中国官方代表，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民间友好使者”，他与瑞士科技、文教界等著名人士以及旅欧的华裔学者和国际友人交朋友，做知己，受到广泛的赞誉和信任。

任期内父亲多次抽出时间，访问过日内瓦高等国际关系学院、弗里堡大学、苏黎世理工学院等瑞士高等学府，并同弗雷蒙院长、艾坚教授、奥韦尔贝克校长等结成了深交的朋友。此外他还参观过瑞士的化工厂、制药厂、钟表厂、酿酒厂、养鸡厂、屠宰场、商业集团、医院、核电厂……到处都留下了父亲参观的足迹，他还让随同参观的同志将了解到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及时写成书面材料报回国内参考，受到有关单位的重视。对父亲这种注重经济科技调研的做法，国内（外交部）给予了肯定与表扬。

父亲还把关心和爱护旅居或途径瑞士的华裔学者和国际友人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份内之事。旅居瑞士洛桑的著名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赴欧访问旅经瑞士的著名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吴健雄及香港大律师陈丕士等著名人士，都曾受到父亲的悉心关照，他们都成了父母亲的好朋友。

父亲曾多次委托使馆瞿宏法等同志去洛桑韩素音的家中探望，并送去使馆厨师做的豆腐。父亲离瑞后，韩素音女士1975年10月来中国访问时还曾专程到我们家中拜望。记得父母亲在家中设家宴招待她，所谓家宴实际就是几个凉菜、小吃。当时我正好返京休假，感到这样招待从国外来的客人太拿不出手了。母亲告诉我说他们在国外宴请经常就是这样，大家都不坐，举着酒杯走着聊天以联络感情，宴请的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增进友情。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所谓鸡尾酒会或者冷餐会。

图为1973年5月16日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亲笔签送父亲的“晨洪”一书封面。

1973年5月16日英籍女作家韩素音亲笔签送给父亲“晨洪”一书封面2。

出使瑞士期间父母亲结识了吴健雄、袁家骝夫妇。

吴健雄是美籍华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世人称她为“原子弹之母“、“世界核物理女皇”，她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被誉为“东方居里夫人”、“物理学第一夫人”。她是美国物理学会（APS）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会长，也曾参与过曼哈顿计划，是世界最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之一。她获得过几乎所有的物理大奖，是诸多科学家所推崇的传奇人物。唯独诺贝尔奖与她擦身而过，至今还有许多人为她抱不平。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袁世凯的孙媳妇。

她被公认为“世界核物理女皇”，鉴于她在核物理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为了我国的核物理事业的发展，父母亲积极做这个核物理学家美籍华人吴健雄、袁家骝夫妇的工作，经过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关系成为朋友。以促成后来她回国为我国的核物理做出贡献。

1975年8月父母亲数次前往瑞士鲁舍恩城探望吴健雄、袁家骝夫妇，与他们亲切交谈并留下合影。

图为1975年8月父母亲与著名高能物流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在瑞士鲁舍恩城合影留念。

1975年8月父母亲与著名高能物理学家吴健雄在瑞士鲁舍恩城合影留念后吴健雄在照片背面亲笔签注赠送父母亲，内容如下：志方大使王静参赞留念

袁家骝 吴健雄 谨赠 1975年8月于瑞士鲁舍恩城。

父亲还不失时机地捕捉到原国民党要员商震先生希望回国省亲的信息，把这一信息及时报告国内，促成他回国省亲的访问。这使了却了一桩平生最大心愿的商老先生倍感激动。

【陪伴埃德加·斯诺度过最后岁月】

父亲履职瑞士期间所广泛结交的各界友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友情，以及他和母亲代表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对埃德加·斯诺及其家人的悉心关心和照料。

图为1971年8月1日父母亲在瑞士伯尔尼使馆和前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斯诺夫妇合影。

1971年父母亲与斯诺夫妇。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美国著名的“红色记者”，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别名《西行漫记》）一书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使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争取解放和进步的斗争博得了世人的尊重和钦佩。

五十年代，由于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斯诺举家移居瑞士，他在瑞士渡过了他的晚年生活。他居住在洛桑附近尼翁镇的一栋木头房子，父母亲后来曾多次去他家拜访。

新中国成立过，斯诺还曾三次访问过中国。1970年秋，他进行对新中国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10月1日，他应邀出席国庆典礼，并与毛泽东主席一起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他们的合影上了《人民日报》头版。毛主席的身边出现了一个美国人，这向全世界释放出了中美关系解冻的最初信号。

父亲到任时，斯诺正在中国进行他的访问，直到1971年3月才离开中国回到瑞士，开始整理他收集的资料，准备继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最新发展。不料这时，他的病却一天天地发展起来。1971年冬天，斯诺住进洛桑的一个医院，经检查发现患胰腺癌。12月15日，外科医生为他切除了被癌症侵袭的胰腺体部和尾部，同时切除了一小段有系膜转移的回肠。手术时医生还发现在他的肝脏有一个象网球那么大的转移癌，但无法切除。

罹患重疾的斯诺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岁月。

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曾派当时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同志和父亲前往慰问。

在斯诺病情恶化时，毛主席和周总理曾有意请斯诺来中国治疗，国内已为他准备了病房，父亲也已为他准备了包机和担架等。但父亲看到斯诺病情恶化，已经不能行动，父亲遂建议国内立即组派医疗小组进驻斯诺家中。毛主席和周总理采纳了父亲的建议，派出了包括马海德、黄国俊、张锦坤等专家在内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为斯诺治疗。中国医疗小组的同志们没有辜负毛主席、周总理和全中国人民的重托，他们在以父亲为首的驻瑞士使馆党委领导和支持下，把斯诺家变成了家庭病房，不分昼夜地对斯诺先生进行精心护理和治疗。期间，我国派驻阿尔及利亚的援外医疗队还两次赶到瑞士来增援。在这段时间里担负治疗工作协调任务的父亲（大使）和母亲（政务参赞）格外繁忙，他们代表着八亿中国人民全力救治、力图挽救斯诺先生生命的心愿，日夜穿梭于日内瓦、伯尔尼和尼翁之间，给予晚年病中的埃德加·斯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密切关注斯诺先生的病情，及时向医疗小组转达国内的指示，随时向北京报回治疗的进展情况。在精心组织好治疗工作的同时，父亲还指示一定要在生活上照顾好斯诺先生一家人，坚持每天送去由使馆或总领馆准备好的可口饭菜。

得知斯诺生病，1972年毛泽东、周恩来派陈志方、黄华前往探望并派出医疗小组协助护理。

来自中国人民的倾力关怀，使身心饱受病魔折磨的斯诺先生感到极大的慰藉。有一次，他听说父亲带来了周总理的慰问信，极为感动，不顾剧烈的病痛，让儿子搀扶着走下楼来，同父亲热烈拥抱，一再表示对我国领导人的感谢。躺在病榻上的斯诺先生曾多次拉着前往探视的父亲的手，真诚地诉说他对中国人民以及大使夫妇的感激之情。他始终牵挂着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重病中的斯诺听闻此讯，欣喜不已。1971年底斯诺夫妇写信给父亲、母亲，信文如下：

陈大使夫妇，我们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进入联合国，祝你们新一年万事如意！

路易斯 埃德加斯诺

进入1972年，斯诺的病情更加危急。2月8日下午，我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同志专程到日内瓦探望病人。马海德陪同黄华来到斯诺床旁，等了一会儿，斯诺才醒来。意外地看到黄华使斯诺显得十分高兴。这三个曾经一起在陕北结下深厚友谊的人，今天在数万里外的日内瓦郊区又重逢了。斯诺握着黄华和马海德的手，他的思维回到三十六年前的延安，语重心长而又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这几乎就是斯诺一生中最后的话语了。从那以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就进入了完全昏迷状态。

注：引自黄国俊文章《回忆病中的斯诺》，作者是当时中国派往瑞士的医疗队工作人员。

1972年2月15日，也就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的同一个星期，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先生停止了呼吸。斯诺在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我热爱中国”。

父亲、母亲以及正在瑞士访问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新华社副社长邓岗，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张颖于2月15日向斯诺先生遗体告别，并向斯诺夫人及其子女表示慰问。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宋庆龄同志分别给斯诺夫人发去了唁电，对斯诺先生的不幸病逝表示沉痛的哀掉，对其家人表示亲切的慰问。

1972年2月16日父亲向斯诺夫人递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唁电。

1972年2月19日，埃德加·斯诺的生前友好二百多人在瑞士日内瓦郊外大萨康内克斯教堂内集会，追悼埃德加·斯诺。父亲参加了追悼会，并宣读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埃德加·斯诺先生逝世致斯诺夫人的唁电。电报全文如下：

斯诺夫人：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

参加追悼会的有：日内瓦州礼宾和新闻处处长维厄；著名作家韩素音，瑞士日内瓦国际高等学院教授吉尔贝·艾蒂安，美国心脏学家格雷·戴蒙德，比利时—中国协会经济委员会副主席达尔曼，斯诺先生生前友好马海德、沙博里以及法国《世界报》记者卡罗尔等。

斯诺夫人及其子女于2月15日复电如下：北京毛泽东主席和jq，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埃德加·斯诺今天早上在睡眠中平静地死去。对于你们的亲切关怀以及你们和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巨大帮助，他的家属无法充分地表达出他们的深切的感激心情。

路易斯·斯诺、西安、克里斯托弗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五日于日内瓦

图为1972年2月19日父亲在日内瓦斯诺的追悼会上宣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唁电。

1972年2月16日父亲和斯诺家人一起阅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唁电，在场的还有马海德。

斯诺先生去世后，父母亲继续对斯诺夫人及其子女给予多方关心，充分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老朋友的美德和优良传统。

图为1972年2月父母亲和埃德加·斯诺夫人路易斯·斯诺等人合影。

1972年2月，斯诺夫人亲笔签名赠送父亲《红星照耀中国》一书

图为1972年2月18日，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斯诺亲笔签名赠送给父亲《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封面。

1972年2月24日，父亲在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斯诺亲笔签名赠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封二上的签名。

1972年2月18日，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斯诺赠送父亲《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封三上的亲笔签名、赠言。

1972年3月，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斯诺夫人和她的的妹妹卡欣·惠勒、斯诺先生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斯诺来我国进行访问。启程前往北京前，父亲到机场送行。斯诺夫人一行到京后受到我国热烈欢迎和接待。4月2日，她在访华期间给父亲、母亲写信，信文翻译如下：陈志方大使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

亲爱的陈大使夫妇

卡欣、克里斯托弗和我一道从北京向您们致意，我们在这里非常愉快，对我而言有些伤感，我每到一地都让我想起上次我们对北京的访问。我沉浸在友谊和关怀中。

我们刚到达，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看望我们，非常感人，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待我们，我们深受感动。

你们努力帮我们达成这次访问，我们深表感谢！

道格拉斯是个艺术家，他给埃德加画了唯一的画像，画像挂在我们楼上客厅里。马海德和我们会到法国看望他。

我们从中国回来后，你们如能来访我们会很高兴。你们对我太好了。

顺致敬意 路易斯    

图为1972年4月2日斯诺夫人在华期间给父母亲的信。

1972年6月28日斯诺夫人给父亲、母亲写信，信文如下：亲爱的陈大使，我收到贵使馆一封信，询问我妹妹从加州来此的日期。我很荣幸在日内瓦……夫妇家午宴中见到王总领事，我告诉他我妹妹定于7月4日到达此地，她会在此逗留一个月。在你们方便的时候，如能在我家或在伯尔尼与你们会面都是令人高兴的事。

今天下午我将去巴黎公干，大约下周初回来，安排一些事。我妹妹大约同一时间到来。道格拉斯夫妇会和我们一起呆几个星期，他们是我丈夫和我们家庭的好友，并且在埃德加生病时他们给予帮助。希望那时可以和你们见面。

图为1972年6月28日斯诺夫人写给父母亲的信。

1972年7月23日父亲在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召开期间，斯诺夫人回到日内瓦，父母亲设宴招待斯诺夫人、斯诺先生的子女和亲属，还一起观看了中国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彩色影片。

1973年5月20日父亲、母亲去探望斯诺夫人并在斯诺故居花园合影。

1973年8月父母亲和斯诺夫人在斯诺故居合影。

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的斯诺，曾在一张便笺上留下动人心弦的临终遗言：“我热爱中国。在我逝世以后，象我活着的时候一样，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另一部分，我愿把它撒在生我的祖国——美国的哈得逊河里。”遵照斯诺的遗嘱，1973年10月，在父亲的安排下，斯诺夫人带着斯诺的一半骨灰前往中国。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举行了斯诺骨灰安葬仪式，周总理参加了安葬仪式。

1982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都感谢你的》一文。“我们都感谢你的”，是毛泽东同志1937年3月10日写给斯诺的信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真切地表达了我国人民对斯诺的深挚感情。信的全文如下：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自1937年直至1972年生命的最后一息，斯诺在近四十年辗转奔波的动荡生涯中，一直珍藏着这封信。斯诺去世后，父母亲在协助斯诺夫人路易斯·惠勒整理斯诺遗物时，发现了这一珍贵的革命文物，并将它影印下来。在斯诺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父亲把毛泽东同志这封亲笔信的影印件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埃德加·斯诺与中国展览》筹备组。2月1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就是这封信。

图为父亲收藏的1982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我们都感谢你的》

1972年3月20日，父母亲还曾陪同受中国政府委派来瑞士为斯诺治疗的中国医疗小组组长马海德游览了瑞士莱茵瀑布，并合影留念。

图为1972年3月20日父母亲与著名医学专家马海德同游瑞士莱茵瀑布。

1972年3月20日父母亲与著名医学专家马海德同游瑞士莱茵瀑布，母亲在照片背面签注。

【帮助汉斯·米勒夫妇寻找亲人】

父母亲热情帮助每一个对中国人民做出过贡献的国际友人。汉斯·米勒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医学家，他在抗战时期来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加入八路军，与中国军民共同奋战。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

汉斯·米勒的妻子中村京子也充满传奇色彩。她在日本投降后滞留东北，受到我党我军的感召，加入了解放军，作为战地护士在辽沈战役的前线结识了汉斯·米勒医生。

两位分别来自两个前法西斯国家的外国人，却在中国的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结合了，并且将自己的一生都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1974年汉斯·米勒夫妇为了寻找亲人途经瑞士，父母热情的接待他们，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方便并陪同他们参观瑞士首都伯尔尼。

图为1974年父母亲在我驻瑞士使馆与汉斯.米勒夫妇合影。

1974年父母亲陪同寻亲的汉斯.米勒夫妇参观瑞士首都伯尔尼。

1974年父母亲在我驻瑞士使馆与汉斯.米勒夫人合影。

1974年母亲在我驻瑞士使馆与汉斯.米勒夫妇合影。

1974年母亲在我驻瑞士使馆与汉斯.米勒夫人合影。

【关心和培养青年外事干部】

父亲在使馆对外是特命全权大使，对内是党委书记，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说起来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又是领导，但他从不倚老卖老，不摆老资格、拿架子，而是非常乐意做使馆同志、特别是年轻干部的知心朋友，一有空就同年轻人谈心，给他们讲党史，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勉励他们积极上进，努力学习，刻苦锻炼。他经常语重心长地与年轻同志谈话，鼓励他们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入党，尽快成为有理想、有抱负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外交干部。使馆里的同志们都非常敬重他。

在工作上，父亲总是放手让青年人去干。在一些对外友好活动中，他尽量安排年轻人担任翻译，让他们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提高能力。

父亲的翻译瞿宏法到瑞士使馆文化处工作时，还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曾受父亲指示执笔撰写文化处的年终工作总结。他接到任务后，心里又激动又高兴，决心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尽力发挥自己的能力去写。结果，那篇关于如何做友好社团的工作总结受到国内有关单位的好评，外交部给予了通报表扬。

图为1971年瞿宏法先生（左一）陪同父母亲游览瑞士雪山瀑布。

在调研工作方面，父亲也主张多让青年人参加，发挥他们思想活跃的特点以集思广义。当然，父亲对调研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强调调研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分析问题，材料要力求观点明确，文字简洁。而对于那种抄袭外国报刊的不正确作法，父亲也总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同时，对一些违反外事纪律的事情，他更是严肃批评，不讲情面。

父亲以严谨的外交工作作风带出了一批立场坚定、纪律严明、业务精通的外事干部，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外交战线上的骨干，父亲的许多秘书、翻译后来基本都成为我驻外使领馆特命全权大使，他们继续为我国的外交事业辛勤地工作着。

【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

地球70%的面积为海水覆盖，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的航海家和殖民者正是通过开拓遍及全球的海上航线，一方面历史上第一次将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联系在一起，开创了狂飙奋进的“大航海时代”；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帝国，伴随着工业革命，演化成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国际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体系趋于瓦解，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大批亚非拉前殖民地独立建国，成为国际法的新主体，而海洋法也就成为二战后国际法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海洋法诸多基本问题上的冲突尤为激烈。为此，联合国在1958年和1960年两次组织了国际海洋法会议。其中，第一次会议取得了一些成果，就领海与毗连区、公海、公海渔业与生物资源养护、大陆架等问题制定了4个公约，初步建立了现代海洋法的框架，但在领海宽度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美英等传统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纵横四海，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航行自由“，希望把领海宽度限制在3海里，而发展中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争取海洋经济权益的角度，则更多的主张12海里或更宽的领海宽度、主张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主张限制军用船只在领海的“无害通过权”。1960年的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专门讨论领海宽度和渔区问题，未能取得成果。

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全称为“联合国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1969年2月成立，当时成员国为42个。海底委员会的任务原为讨论因开发国际海底资源而产生的、法律、经济、机构等问题。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各国意识到海洋法的种种问题其实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决，国际海底区域的问题必然还是要涉及到国家的海域管辖权。因此，1970年联大通过决议，一方面明确了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和该区域的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另一方面规定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讨论领海、公海、大陆架、海洋渔业、海洋污染、科学调查等与海洋法有关的各种问题。同届联大同时通过了1973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决议，海底委员会实际上担负起了筹备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使命。1971年12月，随着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联大通过决议接纳新中国参加海底委员会。

1972年7月，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1972年第二次会议，父亲被任命为代表团代表之一。代表团共有十四人。父亲和沈韦良、夏璞为代表，副代表有鲍光宗、赵林，此外还有顾问、秘书、翻译等。

值得一提的是，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简称“条法司”）在1969年一度被撤编，只保留了一个“留守小组”。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考虑到今后将有大量国际法、国际多边、双边条约的工作，外交部于1972年重建了条法司。这一次参加海底委员会会议的代表中，沈韦良是重建的条法司的副司长。代表团其他成员中，鲍光宗来自渔业部门、赵林来自海洋局，顾问中有此前长期研究领土、边界、领海问题的厉声教、我国著名国际法专家倪征燠等，可谓当时我国海洋、海事外交领域的一时之选。

父亲作为时任驻瑞士大使领衔和领导这个多方面专家共同组成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代表团的团长和首席代表。

7月17日上午，联合国海底委员会1972年第二届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工作是筹备海洋法会议。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主席、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汉密尔顿·谢利·阿梅拉辛格主持了会议，并介绍了本届会议将讨论的议题。

图为1972年8月在日内瓦父亲与中国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代表团部分成员合影，右一为从干校抽调回外交部参会的厉声教。

7月21日下午父亲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并在第二小组委员会会议上代表我国代表团做了长篇发言，谴责超级大国肆意掠夺别国渔业资源，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立场。坚决支持沿海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掠夺海洋渔业资源的正义斗争。他还针对苏联政府最近提出的关于渔业条款的草案，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

父亲说：“中国代表团研究了各国代表在海底委员会上的发言。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中小国家的代表表明了他们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立场，对超级大国和另一个远洋渔业强国目前到处掠夺渔业资源的行为感到不满，并表示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中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正义的主张，并愿就发展海洋渔业的一些问题说明自己的立场。”

父亲指出：“近几年来，在这几个国家每年的鱼获量中，远洋渔业产量占其总获量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而在发展中国家中，有些国家的渔业年产量却在逐年下降。由于这几个远洋渔业强国不顾沿海国家的利益，有时将其船队集中在一个海域，过度捕捞，对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损害。例如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北部的鲱、鳕、黑线鳕等鱼类资源大幅度减少，有的已濒于枯竭。”

父亲说：“海洋渔业资源本来是沿海国家天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沿岸的浅海水域是海洋主要鱼类的产卵、索饵、越冬的重要场所。现在世界渔业总产量中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产量就是在仅占世界海洋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八的浅海水域中捕获的。几个远洋渔业强国称霸海洋，肆意掠夺其他沿海国家浅海水域中的渔业资源，已经对许多沿海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各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主权构成了巨大的损害和严重的威胁。”

父亲强调说：“面临着这种严重情况，沿海国家为保护其渔业资源而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乃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代表团支持各沿海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反对超级大国掠夺海洋渔业资源的正义斗争。我们认为，沿海国家根据本国的地理条件，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的需要，完全有权利在其领海外划定一定的经济区，以便保护其渔业资源。”

在这里，父亲以渔业资源问题为引，代表我国政府再次提出并支持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关于在领海外划定“专属经济区”的要求，这也是海洋法会议长期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

父亲谈到其他国家到沿海国邻近海域捕鱼的问题时说：“我们认为，应在沿海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通过有关国家间的谈判，求得合理的解决。我们深信沿海国家完全有能力保护和合理地开发其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有些人借口鱼类会死亡，不去捕捞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以此作为他们到处掠夺渔业资源的理论根据，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也是非常荒谬的。”

父亲进一步指出，几个远洋渔业强国表面上不得不承认沿海国在12海里以外有某些渔业优先权，但是，同时又企图加以种种限制，如说什么“必须符合保护鱼类资源的目的，使优先捕鱼权不致被滥用”等等。他说：“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压，生产力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今捕鱼的技术条件和力量还远远赶不上远洋渔业强国。大量掠夺和破坏鱼类资源的正是这些远洋渔业强国。有责任使鱼类资源不受破坏的也应该是这些国家，只要这些远洋渔业强国不去滥捕，渔业资源就能得到保护。它们自己破坏了渔业资源，现在却又表示担心沿海国会滥用优先捕鱼权而使渔业资源受不到保护，这只是企图逃脱罪责，转移目标罢了。”

父亲指出：“今天，广大亚、非、拉沿海国家和其他中小国家是海洋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明明是远洋渔业强国的船队闯到了别国的家门口，在人家鼻子底下肆意掠夺海洋渔业资源，它们却还在叫嚷什么要让它们的渔民在没有歧视的基础上自由捕捉。好象它们受到了别人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吗？”

父亲说：“两个超级大国为了称霸海洋，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在划定捕鱼区或经济区问题上，一直是狼狈为奸。一个超级大国说：‘我们并不认为规定广阔的捕鱼区或经济区是合适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更加露骨地说，它‘继续反对在公认的12海里捕鱼区以外单方面宣布（扩大）捕鱼主权范围……’。这充分暴露了它们妄图实现其‘最大限度的公海、最小限度的领海’的主张，以便它们利用所谓‘公海自由’，来推行海洋霸权主义，从而侵犯别国的主权，掠夺别国的渔业资源。”

父亲针对苏联政府最近提出的关于渔业条款的草案指出：“这个草案不但没有限制远洋渔业国家，反而企图限制沿海国家在其邻近海域的捕鱼量，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妄图为自己掠夺别国渔业资源制造合法根据。”

父亲说：“按照苏联草案的规定，对于那些到处掠夺别国渔业资源的外国渔船，沿海国只能对它们的非法活动作出记录，而无权加以惩处，只有船旗国才能对这些船舶进行审理和惩处。这更是蛮横无理的。大家知道，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曾经对侵入其领海非法捕鱼的美国渔船加以拘捕并处以罚款，而美国政府却在鼓励这些渔船的海盗行为，为它们代付罚款，并威胁要停止对有关国家的‘援助’。谁能相信，美国政府会根据受害国家作出的记录去审理和惩处那些海盗渔船呢？”

父亲强调指出：“更使人难以容忍的是，苏联政府在它对上述条款的说明书中公然表示，它只有在下列三个条件下才能同意各国有权分配由于经营海底资源所获得的利益，这就是：（1）各国必须按苏联的意见就渔业问题通过一致的决议；（2）领海宽度不能超过12海里；（3）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必须保证自由通行。苏联政府在这里摆出一副海上霸主的架势，向世界各国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如果大家不满足它的条件，它就不让大家分享海底资源的利益，好象它就是世界上一切海底资源的主人一样。这真是蛮横到了极点。”

父亲强调说：“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世界上的事，应该由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来管，决不能由哪一个超级大国来主宰一切。谁要是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必然会遭到可耻的失败。”

父亲最后说：“目前，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海洋权利，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主义的斗争正在蓬勃兴起。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渔业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愿意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合作，为公平合理地解决海洋渔业问题作出共同努力。”

父亲的发言抓住了渔业难题的实质，归根到底，这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管辖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决主张沿海国家有领海以外“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这是在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力量、先进的远洋资源采集能力而得以片面占有国际海洋资源的情况下，为广大沿海发展中国家保留其基本的海洋经济权益和海洋资源权益。

8月2日父亲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第三小组委员会会议上继续发言，阐述我国对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主张，支持沿海国家有权管辖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内的海域的主张。

父亲在8月2日的发言中说：“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特别是由于当前超级大国推行掠夺、侵略和战争政策以及垄断资本集团不顾人民安危，盲目追求高额利润，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海域遭到日益严重的污染。”

父亲谈到中国政府有计划地防止环境污染，并且说：“我们愿意学习世界各国在这方面的一切好经验，并同大家一道，为维护和改善全球海洋环境而共同努力。”

父亲谈到当前在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问题上的分歧时，表示支持许多代表在发言中提出的沿海国家有权对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内的海域进行直接的管辖和控制以防止、减少或消除污染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的主张。他谴责了超级大国以种种借口反对沿海国家的这种权利。他说：“我们认为：由于沿海国家是海洋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它们为了保护其人民的健康、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完全有权也有必要对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内的海域进行直接的管辖和控制。许多代表团在海底委员会上提出的旨在维护沿海国家权力的各项主张和建议对于防止海洋污染是有积极意义的。任何旨在反对或者削弱沿海国家的这种管辖权的论点都是不利于防止海洋污染的，也是同世界各国人民要求保护海洋环境的愿望相违背的，因而是不能接受的。”

父亲在发言中还驳斥了反对沿海国家拥有这种管辖权的错误论点，并且强调指出：“现在，某些对海洋污染负有主要责任的国家的代表人物，迫于国内外压力，也不得不打起关心海洋环境的旗号。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看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关心保护海洋环境，就看它是否尊重别国的权利和利益，尊重别国的或国际的防止污染管制规则；就看它是否严格管制本国的海洋倾废，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有害物质的排放问题。如果只是口头上说关心海洋污染，而实际上却百般反对沿岸国的管辖权，并大规模地向海洋倾倒毒气和其他有害物质，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宣扬什么‘海洋污染人人有份’，企图推卸责任，那就不是真心实意，而是假心假意，甚至是别有用心。全世界人民对此自会看得一清二楚。”

父亲接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防止和控制海洋污染的主张。他说：“我们的主张是：一、尊重各沿海国的权利。各沿海国有权在邻接其领海的一定范围的海域内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海洋环境免受外来污染，当它的海洋环境受到外来污染的危害的时候，有权要求肇事国赔偿损失。

“二、履行各国的责任。各国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有责任加强对国内海洋倾废的管理，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有害物质的排放问题，防止由于本国海域污染而损害别国的和各国管辖范围以外的海洋环境。

“三、建立国际管制。应当制订对各国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环境的管制措施，譬如规定该区的防止污染标准、各国的义务，严格禁止把这一海域当作烈性毒品的堆积场，以及防止因探测和开发国际海底而引起的海洋污染等等，以便有效地保护这一地区的海洋环境。”

在防止海洋污染的议题上，父亲再次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管辖权问题，并且揭穿了超级大国一方面高呼防止海洋污染的漂亮口号，一方面又反对给予广大沿海国家的海洋管辖权的虚伪面目。同时，对于发达国家不顾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责任是垄断了国际海洋资源的发达国家这一历史事实，混淆是非，要求发展中国家、新独立国家共同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言行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联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关系到人类共同利益的诸多环境问题上，如“碳排放”，发达国家仍然是一贯的强盗逻辑，罔顾自己几百年的野蛮发展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元凶这一事实，反而以此为幌子来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发展权，与当年在国际海洋问题上的腔调，岂非如出一辙？

本次会议期间，针对一些国家对于中国政府的无端指责甚至污蔑，父亲和代表团成员给以了坚决的回击。

8月3日，父亲在发言中针对新西兰代表澳大利亚等国提出的反对一切核试验的决议草案，重申了中国关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一贯原则立场。他说：“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从而达到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多次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超级大国不但极力反对就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达成协议，而且至今还顽固地拒绝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要求禁止核试验，恰恰适应超级大国的需要，只能束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手脚，从而有利于巩固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地位。这是不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父亲说：“令人遗憾的是，新西兰代表在8月2日的发言中竟然指责中国为防御目的而进行的有限而必要的核试验，是什么‘对环境构成最显著的威胁’。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核试验次数极少，而且是在自己领土的内地上空进行的，试验时考虑到气候、风向等各种因素，采取了尽力避免对本国和别国人民带来核污染的措施。因此，迄今没有引起什么危害。新西兰代表的指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8月17日上午的全体会议上，父亲就召开海洋法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继续为海洋法会议进行准备问题发了言，驳斥了苏联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无理指责。

关于召开海洋法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问题，父亲说：“在本届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主张和合理的建议，因而使会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是令人感到高兴的。但是由于超级大国顽固坚持其海洋霸权主义的立场，在很多问题上设置了不少障碍，因而会议的进展是缓慢的。到目前为止，为海洋法会议所作的准备工作显然是不够充分的。而要使海洋法会议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不少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应该在1973年再开两次海底委员会，继续为海洋法会议进行准备。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有的代表团建议应该根据1973年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再来决定召开海洋法会议的确切时间，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

父亲说：“智利和奥地利已经热情地提出邀请，要求海洋法会议在圣地亚哥和维也纳举行。我们对他们的盛情表示感谢。许多国家认为，下次海洋法会议应该在发展中国家举行。我们支持这个合理的建议。还有的代表提出，海洋法会议可以分成不同的阶段，分别在不同的国家举行。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决定召开会议的时间时，一并加以考虑。”

关于阿尔及利亚、巴西、智利、科威特等十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父亲说：“中国作为这个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认为：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区域的国际制度建立以前，应该停止在这个区域中进行以商业性开发资源为目的的活动。大家知道，我们正在共同草拟关于这个区域的国际制度的条款，与此同时，少数国家却已经在动手开发这个区域的资源，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从而使我们的努力失去应有的意义，这显然是不符合大多数国家愿望的。”

父亲着重指出：“苏联代表在8月10日发言中曾对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无理的指责。他说我们‘歪曲了苏联的事实’，企图引起‘政治性的辩论’，把委员会‘引向一条不会使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就的路线上去’。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苏联代表没有举出任何一个事实来说明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歪曲了苏联的事实’，因此，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

父亲说：“大家都知道，是谁要否定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区域的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甚至反对使用‘国家管辖范围’和‘国际海底区域’这些名词，从而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大家也知道，是谁要坚持在属于沿岸国领海范围内的海峡有‘自由通行’的权利，甚至说军舰在海峡的‘自由通行’不但不会对沿岸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能为‘发展国际贸易作出贡献’。试问，这种谬论要把委员会的工作引向一条什么样的路线上去呢？谁都会从这些事实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利用这次参加海底委员会会议的机会，父亲不失时机的开展外交工作。7月28日，父亲设宴招待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主席、斯里兰卡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阿梅拉辛格，海底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主席、喀麦隆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恩戈，第二委员会主席、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使马丁内斯—莫雷诺，第三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埃森。8月7日晚，父亲又在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馆举行招待会，招待各国出席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和各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的代表。应邀出席招待会的约二百人。

从这次会议开始，经过将近十年的斗争，领海宽度、毗邻区、专属经济区等制度最终基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被写进了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为当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父亲不是国际法、海洋法的专家，他作为资深外交家在国际海洋法公约缔约过程中的贡献也很少有人知道，但他代表我国和世界广大新独立、发展中的沿海国家仗义执言、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上发出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将被历史铭记。

【家事国事天下事】

1974年，母亲不幸患急性阑尾炎住进了伯尔尼医院，手术后一直腹痛且进行性加重。

这段时间，父亲的外事活动特别频繁，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父亲无暇顾及，没时间去医院探望母亲，直到母亲术后近一周的时间，使馆其他同志去医院看望母亲，回使馆告诉父亲说：王静同志情况不太好，父亲才急忙赶到医院。父亲找母亲所在外科主任了解询问病情，却遇到了个冷面孔的医生。该主任不详细介绍病情，只说马上要给母亲行第二次手术，如果不紧急手术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家属拒绝手术则后果自负。

父亲是医生出身，他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母亲病情危重的情况电传报告外交部，经请示批准后与我派驻阿尔及利亚医疗队联系，请他们紧急派外科医生来援助，但由于从阿尔及利亚赶到伯尔尼需要时间，预计医生们要在当天晚上才能赶到。同时父亲请来伯尔尼当地最著名权威的外科主任给母亲会诊，请他给母亲做了腹部检查。主任触诊摸了摸肚子后说：可以坚持到晚上不会出危险，就为了这句话，要了400瑞士法郎的诊疗费。使馆又与母亲所住医院外科主任交涉希望借用他的手术室，但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决定手术就在使馆里做，他向该院院长从仪器库里借来新的手术器械及手术一并所需用品，消毒后就在使馆大使官邸父亲的办公桌上铺巾。

我驻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医生一到即展开手术。术中发现是第一次手术没有缝合好，造成肠内液外渗使阑尾切除区感染，局部脓肿形成合并腹膜炎。术中肉眼观察即判断为绿脓杆菌感染。经医疗队朱医生（湖北医学院外科主任）等人清除脓肿修补后结束手术。术后他们又自采中药帮助对多种抗菌素过敏的母亲闯过了感染关，终于挽救了母亲的生命。现在想想也就是曾经的红医将领的父亲有这样的魄力，敢下决心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给亲人做手术。

图为1974年母亲在瑞士患急性阑尾炎合并腹膜炎二次手术后康复中与为她手术的医生合影（医生是从阿尔及利亚赶来的中国派往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医生）。

在母亲手术及康复期间父亲每天仍有繁忙的外事活动，他接待了来瑞访问的我国科学代表团、安排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举办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

8月，父亲先期返京为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等事项做前期准备。当时我国还处于“WG”期间，但随着毛主席、周总理实现中美外交解冻、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已经开始逐步拓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包括从西方引进先进设备的“四三方案”，实际上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先导。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在京举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

在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在京举办之时，病愈的母亲也同时返京进行了每年的述职和休假。得知父母亲都回国了我也从部队请假回京探望他们。在瑞士经济代表团访华和瑞士工业技术展览会结束后，利用这难得短暂的全家相聚，父母亲带我们游览了长城、定陵。

图为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游长城留念。

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和在京的儿女游长城。

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和在京的儿女及朋友游长城。

1974年9月8日父母亲休假时携在京子女游定陵。

休假结束后，父母亲很快返回瑞士。197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国庆纪念日到了，10月1日晚，父亲在伯尔尼举行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比起1970年父亲刚刚到任时，我国在瑞士各界、当地华人华侨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了，这次盛大的、七百多人参加的国庆招待会，高朋满座、宾主尽欢，正标志着中瑞关系全面发展的累累硕果。这其中，固然有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国际地位增强的大背景，有我国实现外交转向、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的外因，但其中更凝结着父亲、母亲在这四年间所付出的心血与汗水。

图为1974年10月1日父亲在我驻瑞士伯尔尼使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国庆招待会欢迎瑞士前联邦政治部长比塔比耶。

【结束驻瑞任期奉调离任回国】

1975年8月父亲奉调即将离任回国。

离任前，8月19日，瑞士联邦委员会为父亲的离任举行午宴，联邦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长皮埃尔·格拉贝尔、副主席兼军事部长鲁道夫·格内吉出席了午宴。

8月20日父亲举行告别招待会，皮埃尔·格拉贝尔、瑞士军队总参谋长约翰·雅各布—菲舍尔、联邦政治部秘书长欧内斯特·台尔曼和其他瑞士高级官员出席了招待会。在瑞士的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路易斯·斯诺以及其他友好人士，也出席了招待会。

与父亲结下深厚个人友谊的瑞士联邦主席皮埃尔·格拉贝尔8月26日在伯尔尼接见了父亲，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975年9月父母亲结束了驻瑞士联邦的任期回到祖国。

瑞士的五年，是父亲五届特命全权大使任期中最长的一届，也是他的外交风格走向最终成熟、他的外交才华得到最全面的发挥的五年。许多年以后，他在瑞士工作时的同事、结识的中外友人，仍对这个在伯尔尼外交圈潇洒倜傥、神采奕奕而又庄重严肃的身影印象深刻。

图为1975年父亲在瑞士首都伯尔尼。

纸短情长，笔拙意远，十分才思，不尽父亲革命的光辉一生，思情难排，寥寥数语，权泄思念之苦，且谴追念之郁。

父亲您冷峻又温暖，您严格又宽厚，您威严又慈祥……您是我心中的灯塔，您是高山，您是我的航标，我一直希望自己的人生有您的高度……

愿天堂的父亲一切安好～爸，女儿好想您！

如果有来世，我一定还做您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