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大机关”，《朦胧岁月》之二十九

南太阳

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吧，回首过往，我的人生之路，总是以十年为一个节点。一九六一年，我告别了孩童，走进了学校。一九七一年，我告别了中学，走进了矿山。一九八一年，我告别了生产一线，走进了矿机关。一九九一年，又是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这一年，我告别了工作生活近二十年的西露天矿，走进了充满迷蒙和期待的市委机关。那一年，我38岁，已近不惑。

（中共抚顺市委机关原址鸟瞰，取自网络）

部长的电话

当时，市委机关坐落在南北台地区类似八卦阵的阵中心，厚厚的围墙将机关与外界隔开，大门口日夜有警卫值守。这里曾是拥有230万人口的地级市的政治中心，令人仰望的“大机关”。由于工作的关系，虽然我时常出入这里，但我从来没想过也不敢想有朝一日能进这里工作。因为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出身草根，两眼一抹黑，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可以借力，仅凭自己蜗牛般的努力怎么可能走到这里？然而，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只要因缘具足，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年的早春，一天，时任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的闫国庆（当年他在团市委工作时曾多次到采煤段团总支搞蹲点调研，给我以帮助和指导，使我得以结识）到矿里来找到我，向我转达市委宣传部领导想调我到部里工作的意向，征求我的意见。因为事先毫无思想准备，记得当时听完国庆处长的话后，我一开始还有点犹豫，并向他坦陈了我的心里话：觉得在矿里工作虽然很辛苦，但矿里对我也不薄啊！再说了，即使我同意了，矿里会不会像前两次那样不放我啊？看到我有所顾虑，国庆处长好像就说了句，放心吧，这些事不用你考虑，就回去了。

究竟他回部里怎么说的不知道，结果是这次矿里没像上次那样留我（矿务局宣传部和东煤公司政治部都曾先后商调过我，都因矿里不放而作罢），顺利地开了绿灯。当时，我还有点纳闷，这次矿里咋就这么痛快放我了呢？后来临走向几位矿领导告别时，我才知道，锡义部长（王锡义，时任抚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前分别给他们都打过电话了，请求他们给我放行，所以才都给我开了绿灯。就这样，我告别了曾经为之激情奋斗，洒下青春汗水的像老家一样的矿山，尽管有些难以割舍，但我还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走进了市委机关的大门。

（ 领导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每当忆起此事，我都特别感恩锡义部长。那时他是市级领导，要说认识，也只是时常开会见面而已，并无其它任何联系。这么大领导，与我又无瓜葛，居然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调动打电话，在当时那种政治生态下，的确让我很诧异，也很感动，直觉告诉我，又遇到贵人了！不巧的是，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刚刚两个月，还未来得及好好表现，锡义部长就离开了抚顺，赴外地任职，几年后又到省里任职。后来得知他患重病在沈阳住院，我虽然早已离开了部里，但我仍和原部里的老同事一起去探望了一次。见到老部下去看他，老部长非常高兴，像没事人似的，依然谈笑风生，他那久违的爽朗笑声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响起。万万没想到，这爽朗的笑声竟是老部长留给我的最后的记忆。一周后，我和许多送他的人一起，陪我生命中的贵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斯人虽远去，感恩将永存！）

（市委宣传部机关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右六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锡义，右七为副部长孙守和，右五为副部长胡立民，右八为副部长张维源，后三排左一为干部处长闫国庆，最后排左三为作者）

机关里的早到者

这年五月份，我被正式调入市委宣传部以后，先是在办公室做文字综合和调查研究工作。此外，还和办公室其他同志一起兼做部刊《抚顺思想战线》的编辑和发行事务。此时，我的家还在西露天矿办公楼附近的职工住宅区，孩子在矿子弟小学上学。父母年岁大，身体又差 ，无法替我照顾孩子。无奈，为了方便我接送孩子上下学，在部里的关怀帮助下，将孩子从矿子弟小学转到市实验小学。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和私家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公交车。从孩子转学那天开始，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六点多钟从家出来，带着孩子挤公交车，送完孩子再上班。（后来有幸搭上矿里早晚接送单位领导的面包车，司机小泉因其父亲是我在采煤段时的老同事，对我热情又周到，使我们爷俩免受挤车之苦，令我至今难忘）晚上就没准了，有时加班加点赶材料，孩子接回办公室后，我在这边写材料，她在对桌写作业。有时也忙里偷闲，下班以后和同事杀几盘，过过棋瘾。那段时间，我们爷俩常常是顶着晨曦出门，披着月光回家，孩子跟我一块辛苦。因为孩子到校早，送完孩子后，我几乎是部机关里上班最早的人。

早到的过程虽然显得有点紧促和忙乱，但早到的结果还是蛮不错的。除了给人留下勤奋敬业的好印象外，在一天之中精力最充沛、脑子最清醒的时段难得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空“自留地”，尽管很逼窄，除去收拾卫生，也就十分二十分的“空挡”。这点时间虽然做不了多少事情，但可以天马行空地想很多事情，还可以望着天花板细细咀嚼初进机关遇到的种种未来得及消化的事情。天助我也，正是早到带给我的这点黄金“空挡”，给了我战前准备的机会，让我这个机关里的新人每天少了些许惶恐，多了几分从容。

一句暖暖的称呼

依稀记得，刚到部里的第二年，即一九九二年，针对苏东剧变引发的的国际局势震荡，结合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部机关党总支组织了一次以“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为主题的集体学习，由各处室选派一名代表在部机关全体大会上分别作专题发言。办公室把这个任务安排给了我。接受任务后，我又重新捡起自己在矿里正规化理论教育培训班上曾经讲过的那本《科学社会主义》教材，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论述，联系苏东剧变的现实，反复揣摩领会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论断，参考相关资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发言思路。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仔细斟酌和反复修改，一份虽然只有几十页但浸满我的心血和汗水的发言提纲终于草拟完成了。

开会那天，部领导和机关人员坐满了会议室，主持会议的是总支委员迟安臻。因我是到部里以来第一次在机关大会上发言，看到周围一张张熟悉和不太熟悉的面孔，虽然经过多少次讲课的历练，心里还是不免有些紧张。这第一炮如何才能打响呢？正寻思间，在我前边发言的理论处的常中青已经讲完正拿着讲稿回到自己的座位，这时一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声音从会议主持人的口中传来，“下面请我们的恩普同志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

啊？她居然称我“恩普”，这是以前在家里才能听到的称呼啊！一声“恩普”，还“我们的”，让我既感到诧异，又感到特别亲切。顿时我的心里有一种暖暖的感觉，似乎有一股力量在周身涌动，刚才那种紧张和忐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阵掌声过后，我拿着发言提纲，走到发言席前，迎着一双双期待和鼓励的目光，开始了我的发言。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我到部里以来虽然跟各位领导、前辈和同仁都见过面了，但在这种场合，就同一个问题谈自己的粗浅认识和看法，还是第一次。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下面……”

我的发言讲了大约有40多分钟，虽然长了些，但从结束时那一双双欣喜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中，我明显感觉到，这炮打响了！这目光和掌声不仅仅是对一个新人初次登场的尊重和鼓励，无疑，也是对我刚才所讲内容与观点的认可和褒奖。

进机关后的首次发言成功，令我欣慰，令我高兴，也让我更加自信。然而，更大的收获或者说我更在意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会议主持人那一句暖暖的称呼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连锁反应。因为我的年龄在部机关里不算大，也不算小。之前，年龄比我大的管我叫“小曹”，年龄比我小的管我叫“老曹”。这次会议之后，无论年龄大小，很多人都改口叫我“恩普”。当然，这里有玩笑的成分，因为毕竟我来的时间不是很长，和大家还没熟到直呼单名的份上。所以，开会那天，当主持人（论年龄应是我的老大姐）称我为“恩普”时，大家也觉得有点诧异，结果开完会，跟我比较熟的同事就半开玩笑地“恩普、恩普”地叫开了。后来有的部长也叫我“恩普”，当然不是玩笑，而是亲近下属的一种表示。

暖暖的一句称呼，拉近了我和这个新的集体的距离，让我有了一种许久未有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农历辛丑年冬月初九於半岛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