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芝圃自传

铁甲骑兵

吴芝圃自传 (一) 我原名吴殿祥，字芝圃，后来废名存字。一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生于河南省杞县南赵村的一个大家庭里。现年五十岁。我的祖父名玉春，他兄弟四人，都是终身参加农业劳动，由中农逐渐上升为剥削阶级——经营地主。这个家庭鼎盛时期，我才五六岁，共有人近五十口，土地六百多亩，骡马十余匹，虽说家中绝大部份人参加劳动，但仍有做班子活的佃户(俗名种地的，参加班子集体劳动，工分是死的)七八人。后来分了家，加上我祖父母的私房，共有土地二百亩。记得当时家中埋有三千多串(每串一千文)铜钱，都锈在一起了。我的祖父曾经告诉我，他存这一批钱有两个打算:一是等待遭荒年，地价贱时大批购买土地；二是供给儿孙读书，求功名，当士绅。但是，由于时代不允许，他这两个计划后来都完全落空。我祖母姓丁，对我很溺爱。我的父亲名钦唐。上过清朝宣统年间的高等小学，毕业后即在家教私塾，习中医，也当过村长，不教书时即参加农业劳动，现在河南省中医院当医生。我的母亲姓杨，因子女多，操劳苦，于一九二五年死了。继母姓贾，也是劳动妇女。我十六岁和安明结婚，地主成份，她一九二七年死了。一九二九年又和宋传芬结婚，中农成分，共产党员，现在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图书馆工作。我父亲和我伯父分家时，我家分了一百一十多亩地，仍然是个经营地主，但因为苛捐杂税及供给我上学的关系，曾经出卖了一部分土地。 我儿童时期的生活，是比较安定和舒适的。但因为新时代的大风暴就要到来，当时的突出事变和农村急剧破产的现象，在我脑筋里都打下深刻的烙印。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农村时，大家都晓得了孙文、黄兴的名字，但我们家乡的农民对这次革命并无好感。当时民间广泛流传一首歌谣，叫做“天灵灵，地灵灵，杀秃头，换朝庭。”可见当时的革命并未和广大的农民结合起来。可是，就和辛亥革命的同时，离我家乡很近的地方曾发生一次农民暴动(当时叫造反)。这个农民暴动的队伍行进到我家乡附近，就被当地的地主纠合农民把他们击溃了。我亲自看到一个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回来的时候，用大刀挑着血淋淋一颗人心(据说可以治病)。由于农村破产情形愈来愈严重，每到冬天和春天讨饭的人络绎不绝，有时候我在家里的分工是打发要饭的，用准备好的谷糠皮等，每个人给一大把，便可以打发走，情形很惨。后来，架票的土匪、红枪会、白枪会等会门也一天天多起来。那几年的国家大事，还有袁世凯称皇帝，宣统复辟，这些都在我头脑里留下了几十年的不能磨灭的影子。 十二岁以前，我在家里跟父亲念书，读了《四书》、《诗经》和《鉴略要注》等。教法是讲一句读一句，读完能懂得大意思。这时不列入正式课程的是一部《三国演义》。我八九岁时，就喜欢听我父亲说《三国演义》，十ー岁时，便自己看完了《三国演义》。儿童时期，读得最熟、收获最大的也就是这部书、后来喜欢学历史也和这个有关系。 (二) 我的村庄距离杞县城才四十五里，但直到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我十二岁)才第一次进县城考高等小学。考取高小，上了将近一学期，因为我祖母病故，耽误了期考，就不愿意再去续学。我父亲便把我送到县城内胡雍甫老师的私塾里。当时农村秩序已经不大安定，地主多把子弟送往县城内读书，城内教私塾的有好几个著名的举人、拔贡、秀才。每个私塾都有三十、四十名学生，这些先生的思想和教书的方法也不一样。有的只教经书和文言文，有的则提倡“五四”时代的新思想和白话文。我们私塾的胡老师是个举人(现在河南省文史馆)，教我们读“五经”、“纲鉴”和“古文辞类纂”等书。我那时锐意学古文笔法，最喜欢读“三苏”的文章。议论古人好翻案，如认为屈原不该自沉，应该尽最后的努力挽救楚国当时的局面等。一九二○年夏，杞县县立甲种农校招插班生，我考取了。但每天下课后仍到私塾里，实际上仍以学私塾的课程为主。我在胡老师的私塾里，读了四年书，头两年虽然接触新思潮较少，但也初步学了些自然科学常识(尤其是入甲种农校以后)，对于迷信鬼神、星象、ト筮、风水等旧习俗有很大反感。一九二○年冬，曾做六篇文章，提倡破除这些迷信观点，合起来叫做“六辩录”。后两年开始较多的接触了新思想。首先是读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继续读看《新青年》杂志和“五四”以后出版的许多著作。一九二二年，我思想上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开始接受杜会主义。和我在甲种农校同班的张海峰同志(现名张萃中，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当副院长)，当时在孟墅垣、孟心垣兄弟的私塾里学习，这两位先生都能接受“五四”时期新思潮和同情共产主义，他们给学生出的题目《为富不仁》等。我受张海峰同志的影响，于一九二二年冬季，开始着重阅读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一九二三年春季，我转到孟墅垣老师的私塾里读书。在这个私塾上过学，后来参加党的有张海峰、马沛毅、高光履、韩绍棠、段静山、杜孟模等二十余人，但在一九二二年春季，我们仍存在着改良主义思想。就在这个时候，由张海峰倡仪在杞县建立了“风俗改良会”，目的是反对封建社会的旧礼教，提倡新思想。 这一年夏季，我在甲种农校毕了业后，我理想升学的目标是国立北平大学。但由于不会英文，数学也差的很，没有考取的可能，就下决心到北京入励群学院补习英、算、理、化等课程。在这时接触新问题更多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这学期，有位同乡在南通医科专门学校上学，写信劝我信仰无政府主义(叫做A的信徒)。我写了一个长信，说明我相信共产主义，不相信无政府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是脱离实际的乌托帮。在北京补习了一学期，又因为家中供给不起而回到河南来。一九二四年到开封教会办的培文学校和张海峰等一起补习英文。这时，课外读了第三国际的决议和哲学、伦理学等书籍，尤其是注意看《向导》和《中国青年》，对于当时共产党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也给了我不小的影响。这一年暑假我考入了开封河南省立第二中学的高中班，入了理科，打算学些基本科学知识，好进一步研究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这时的同班生有刘少文、饶成名、高光履、韩绍棠、傅梦星、李映藻，都倾向于共产主义。我们就和校外爱好社会科学的朋友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当时仅有的《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宣言》、《列宁传》、《价值、价格及利润》等中文译本。我们还出了一个石印的刊物，解放后在河南大学图书馆我找到了一期。 这几年是我参加党的思想准备时期。一九二五年春，我曾把我们组织“风俗改良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经过写一篇文章，登在《中国青年》上.，署名吴殿祥。 (三) 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逝世，我们在开封用“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名义出了一些小册子和传单，进行追悼和宣传鼓动工作，并且联合当时的进步团体和力量，组织了广大群众运动。也就在三月底，由马沛毅同志介绍(他当时在上海大学读书)，彭振刚同志(见一次面后，永远再没有见过)来接受刘少文、冯品毅、杜孟模和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不久，在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河南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都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了，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六月初，我的母亲死了，我回到家乡住了一个时期，参加了杞县发展团的工作。这一年秋季，我仍回到学校做团的工作，任学校学生会的委员，参加过几次向当时的反动省政府抗议的学生运动，也经常做秘密散发传单等工作。这一年秋天，组织上派我回杞县参加农民运动，筹备组织县的农民协会。从此，我便结束了旧社会的学生生活。 这时，杞县党的组织是特支，负责人是张海峰同志。上级党派去指导农民运动的是肖仁鹄同志(湖北黄岗人，后来牺牲在河南)。他们为了工作方便，于十二月建议组织上批准我由团员转为正式党员。一九二六年二月，党派我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由上海搭船上广州)。记得这次河南共派去二十八人，杞县和我同去的是阎凤书(大革命失败后脱党，现在开封郊区工作)。到广州陈延年同志找我们谈话后，即介绍到讲习所里去。 这次学习虽只有半年的时间，但学的课程不少，毛泽东主席讲农民运动，肖楚女同志讲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恽代英同志讲中国历史常识(注重讲历代的农民暴动)，陈启修讲经济学常识，于树德讲供销合作社。后来堕落为托匪的彭述之也在那里担任有课程。彭湃、罗绮园同志均作过介绍农民运动经验的专题告肯，瞿秋白、李立三同志都去做过专题报告。讲课的方式是上大课，听讲后学员提出问题，由教务处分类写成答案，在讲堂前公布，这种办法大家感觉很好。 毛主席曾作过一次带全国性的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写出题目(如租佃关系等)，叫学员根据各地的情形解答。书面解答了他看不明白或由于方言的关系，(如河南的“插着”)看不懂的时候。便亲自找学员去一点一滴的问。这样的做法当时给大家帮助很大。那时，课外看的书籍也很多，使人难忘的却是《共产主义ABC》。我们快毕业的时候曾经到海陆丰参加当地的农民代表大会和群众大会。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那里农民热情很高，给我们很大鼓舞。 从东江回到广州，即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致辞时，第一句话是背诵了江淹的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还印有同学录，毛主席写有序言。这个同学录的序言，恐怕已很少能再找到了。 我们在讲习所毕业，已是夏末秋初。河南的同志分两路北返，一随北伐军经韶关北上，如汪涤源等，我和阎凤书，郭俨夫等同志，由海道经上海回开封。这已经是初秋了。 我被分配到杞县工作，参加县(地)委，任民运部长，这一年冬季担任县(地)委书记。当时的情况是:吴佩孚已和奉系军阀勾结起来，抵抗北伐军北上。河南是在吴的残部和奉系一部的残酷统治之下，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已经使农民不能再忍受下去。各县的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更是无恶不作。例如杞县的劣绅就有“侯爷、楚爷、段二大爷”等绰号(意思县官的爹、县官的爷)，农民当时对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恨入骨髓。但这时北伐军的声势已经很大，农民盼望北伐军能够解放他们。我们当时的工作，是领导农民作日常的斗争，如冬季、春季向地主借粮，用各种方式抗捐抗税，发展农协会员，用红枪会等名义组织武装等。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给河南的震动很大，党在当时正在作响应北伐战争的准备。一九二七年春，我到武汉去了一次，原来的目的是跟现在在全国合作总社的孟用潜同志(他当时在陈铭枢的十一军政治部工作，到河南联络群众武装)到武汉向第八军、十一军作联络工作。恰巧这时毛主席正召集北方几省的(河南农民同志占多数，豫东代表是孔寅初)农民代表开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豫南、豫东、豫西、豫北都成立农民自卫军，准备响应北伐。会后，我和孔寅初就赶回杞县，积极作响应北伐的准备工作。当时曾召开睢县、通许、杞县等地的农民代表会议，秘密宣布建立豫东农民自卫军，收缴军阀零散部队的一部分枪支，同时也联络一部分土匪武装叫别动队。事先，把背天白日满地红的帜也做好了，我当时兼任豫东农民自卫军的主任。 　　五月底，北伐军已经打到河南的新蔡、上蔡，逼近漯河。漯河以北的奉系军队，主要在京汉线上，各县县城已经没有奉系主力军，只有公安武装防守。牵制敌人，响应北伐的时间到了、当时由豫区党委派肖仁鹄、张海峰等在豫东作统一布置。睢县、杞县的农民武装同时攻占两个县城，接着又配合当地的农民武装，攻下了通许和陈留两个县城。参加这次暴动的共一万多人，缴了统治阶级的公安武装的枪支，抄了大劣绅土豪的家产。例如:杞县侯家、段家的家产都被农民分掉了，杀了几个被捉到的贪官污吏和豪绅、如睢县的马四糊涂、杞县的朱德刚(陈留县长)、完全豁免了当时的苛捐杂税，农民伸了多年来积压的怨气，影响非常深刻。我们领导农民打下来这些县城后，北伐军好几天还没有赶到，住在开封的奉系军队没有来得及向群众武装反攻，即仓惶退走了。在北伐军来到前，我们组织了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持秩序，同时公开挂国民党的招牌(当时我与好几位党员被组织上指定跨党)。“五卅”那天，我们在杞县黉学内开了一个群众大会。但是没有几天，即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即北伐军张发奎部到达开封又返回南边去了、把郑、汴让给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到达豫东杞县一带的是高桂枝那样的部队。豫区党委，对于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行动，很多天没有指示，好在正当收麦季节，参加暴动的农民，很容易就被动员回家收麦。据杞县说，县城只很少一部分武装。全体党员和群众及左派国民党员都很扫兴和摸不着头脑。这时忽然传来一个鹿钟麟的布告，说豫东红枪会(他不说是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抢富劫库，扰乱地方秩序。党内也同时给我们一个信(非正式的，底下没有署名)，内容是“你们要赶快下乡去，否则出了乱子，我们不负责任。”我们接到这封信，就分散到乡间去了。到乡间去几天，还没有人来，我闷的慌，就亲自到开封去找豫区党委负责同志请示。到开封先找到张海峰同志，这时张海峰同志才把当时党的负责同志对于豫东暴动的看法和对于领导那个暴动的几位负责同志的处分告诉我。他传达当时区党委的意见，说暴动是错误的、过火的行动，会损坏和国民党的关系和西北军的关系。给肖仁鹄的处分是留党察看，给我的处分是停止党籍(但始终没有正式通知我)。几个县的广大农民的正义行动，就这样被当时的取消主义者一笔勾销了(农民是有怨言的)。当时我思想上震动很大，也很不服气。张海峰同志安慰我，并用他个人的名义写给武汉的陆沉同志(听说后来坠落为托派)，说我虽然被停止了党籍，但不会反动，因为在家乡会发生危险，特介绍来武汉代为找一个工作。我和李映藻一起去武汉，适陆沉正害大病，又当国共闹分裂的时候，他虽然接见了我，但找工作并无下文。后来还是碰到了宣侠父同志，记得他那时当贺龙同志的补充团长，叫我和李映藻到两个连去当司书。我们虽然都是高中毕业，但不会写“等因奉此”，字写得也很差，连长对我们的工作不大满意。我们俩还想回河南解决组织关系。因此在七月间，部队要往东边开的时候，我们便得到组织上的允许，又回到河南来了。到河南即和组织上通消息，但直到“八一”南昌起义以后，河南省委的负责同志张景曾才召我和赵霞光(现在是非党员，当时也是被停止党籍的同志之一，现在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工作)去谈一次话。从此，才恢复了党籍。这时仍然叫我回杞县工作，韩绍棠同志也曾到杞县一个时期、召集一次会议，计划组织暴动。我们曾发动我家乡附近的农民，对傅集驻军(刘茂恩的一部分队伍)放土炮示威，使驻军不敢向附近抓车、派粮款，并且把它威胁走了。这个部队走后，还留一个副官，在傅集住着结算帐目。当时计划集合武装，把这个副官杀掉，就此掀起暴动来，结果武装集合好了，这个副官头天走了，失去了当时鼓动打击的对象，暴动没有实现。由于前几个月领导上取消主义的形响，党员和群众精神都涣散，组织大规模的暴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我们当时对于农民暴动的领导，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但不是取消主义所说的错误)。当时参加暴动的成分，带有一些统一战线的性质，有些人(主要是富农或在野的下级军官)不大听指挥，一部分土匪组成的别动队，破坏群众纪律，当时我们已经感觉到枪杆子必须真正掌握在可靠的党员和工农基本群众手里。 (四) 一九二八年春是豫东局面急剧变化的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虽然大革命已经失败，统治河南的西北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初步建立了统治秩序，但对当时的农民武装和红枪会以及在乡间和群众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并不敢轻易进攻和逮捕。一九二八年春，他们有计划地采取攻势，先逮捕了杞县江道中(后来死在狱中)等十余名同志和参加过暴动的农民，如傅集的王福兴等。我当时已经被通缉和被缺席判决无期徒刑(因被杀劣绅家属控告)。对农民武装，他们采取了突然袭击和杀一儆百的办法，由西北军的赵守香率部队捉住了通许县红枪会首领娄百寻等枭首示众(娄与我联系密切，参加一九二七年的农民暴动)。这一年一月到杞县巡视工作的郑英同志和我联系一次，谈了那时大的政治情况，嘱咐我注意。我得到几位同志被捕的消息后就和赵霞光一起先到扶沟施于民家隐蔽了几天。后来又转睢县胡养廉，苗泽生同志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当时国民党在睢县的势力小，情况不紧张)。收麦后和苗泽生同志到开封见到苏莱洲同志(已牺牲)，但是两三天未和党的负责同志接上头，经苗和苏跟我商量介绍到永城去(豫东最偏僻地方)，因苗和永城组织上的负责人尹正官(后来叛变)有横的关系。即由苗写信，苏给我拿路费，到永城去了。到后被介绍到永城东北窦楼小学教书。不久，陈建平同志也在那里教书，我们一起作秘密工作。秋后，韩绍棠同志到永城去，把我的组织关系才正式转过去。 在永城整整一年，中间只到虞城县去联络过一次，其余时间在乡间，做些群众工作，成绩很小，当时农民的情绪有些低落，和大革命时期不同。我在永城的假名是杨邃之。　　 一九二九年到开封报告工作、原打算还回永城县，因行李书籍都没有带。到开封后省委负责同志王必也找我谈过一次话，即留我在那里工作，担任开封市市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开封市委书记是马尚德(豫南确山县人)。这时冯玉祥已退出中原，统治河南的是西北军投靠蒋介石的韩复榘，在两种势力交替的时候，空气稍微和缓一些。当时，河南党的组织已经屡次遭受破坏，被押在监狱的已经有八九百人。蒋介石于这一年夏季派宋则久来河南处理政治犯。宋是资本家(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天主教徒。这个教徒破格执行了当时南京政府从轻从速处理的指示，绝大部分政治犯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经过我接头的约有马沛毅、李子生等二百多人。这些同志除了少数留在开封及分配到外县工作外，绝大部分经过我写秘信介绍往上海党中央去。但当时被敌人认为重要的共产党员，如肖仁鹄、张海峰等都没有释放。这个时候，对于开封党的组织又整理了一下，恢复和建立了一些支部。我在开封南关住，还兼管当地的工人运动，记得为鼓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曾由我写了一个壁报，骂国民党和资本家，工厂工人很振奋。但共产党员在里边活动的马脚被暴露了。这一个时期在盲动主义影响下，作风是幼稚的，很好笑的。 这一年秋天，我患了伤寒病，有一次头晕眼花几乎昏倒，在开封同志们不好照顾，组织上批准我偷偷回家乡隐蔽养病。这几个月中间，和我在开封一起工作的几乎找不到什么人。最近才知道雷光华同志(女)在东北工作，我那时曾和她在一起开过两次会，现在不知她在哪个部门。 我这次害伤寒病很沉重、有好几天昏迷不醒，幸而得我父亲和王一言医生(现在河南省中医院)的调护，病了两个月才逐渐痊愈，才能走动。病好后，除给杞县一些当时失掉关系的同志联系外，又到睢县一趟和郭景尧(已牺牲)、苗泽生等同志取过一次联系。同时写信给在考城当小学校长的王可刚同志(河南洧川人，现不知下落。到考城工作是我在开封介绍去的，这时有五、六位外地同志在这里工作)，转托他向省委报告我的病已经好了，并请求批准我到考城教书。结果来信说组织上同意了。我在一九三○年春初到考城。这一年上半年，即发生了阎、冯和蒋介石的战争。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是夏末秋初，河南约有半年的时间陷于混战状态。在混乱时期，对我们的工作是有利的。春夏季考城的组织有发展，工作很顺利。到秋季，阎、冯军退走。国民党反动派的嫡系刘峙统治河南，河南本地的国民党反动派更加嚣张，变本加厉地采用了恐怖政策。战争过去，学校开学，我的公开职业是考城县第一高小校长，党内担任县委书记。这个学校在考城县的派系关系是杨派(杨家当时在考城县很出名，也比较进步，有两名以教书为名的共产党员:杨竹加现在被劳改，杨养召现在家劳动，都早已脱党了)。考城县内另一派系是戴派，他们把持县党部和第二高小，当时的县教育局长姓赵(唐河县人)对我们是同情分子。那时国民党县党部要派国民党员张斗元去当第一小学校长。我们即发动全校教职员联合教育局用向县政府和省教育厅告状的办法，拒绝张斗元入校，得到了胜利。但在两三个月后，考城县国民党县党部便勾结考城县长(姓梁的)用观摩会的名义，把两个高小的学生召集到县政府开会，到齐后就派警察包围起来，带着我到学校搜查。因为这时我们有警惕有准备，他们没有搜出秘密文件。搜索后，捕了我们学校三名教员——李寿山，许子廉(考城县人)、靳介之(杞县人、我的近同乡)和县教育局的赵局长，我和其它教员都未被捕。这时我是可以走脱的，考虑到如果我逃走了，就会给敌人借口，加重几个被捕同志的罪名，而且当地的工作也还需要交待安置，因此我故作镇静，仍住在学校里。记得发生这个事件是十二月底。入夜后，天黑得很，对面不见人，这时我和县教育局的会计孔伯钦拿着被捕同志应该得的薪水(他们被关在县政府的两间小屋里)往县政府给他们送路费。谈话中间，我的同乡靳介之乘机以解手为名，从茅厕越墙逃跑了(这个人逃走后便脱党，现在湖南岳阳，政治面目不清楚)。我们听看守说:他逃走后，即回到教育局坐着等候是否又追捕他的消息，幸喜没有追捕他，但县政府却派武装把我和孔伯钦捕起来，到县政府后即上脚镣。我们当即口头质问县政府为什么捕我们两个?第二天上年，梁县长去找我谈了一次话，说捕我们两个的原因，是看被捕者时逃跑了人。我说:“看人是经看守允许的，人是在军警林立的情况下逃跑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并且，我们要有意让他逃脱，他跑了，我们为什么不跑?”问得梁县长很被动地说:“跑人他也有责任，有人在追究(意指县党部责备他)，你先委曲一时，到开封再申辩吧!”当天县政府即用过地界的办法，把我俩解往开封。中间经过兰封县，在县监狱住一夜，第二天即到开封，经国民党省党部转送到蒋介石的行营，押到开封行官角南边路西的慈善局里，和我们押在一起的有四十余人，内中有九名是共产党员。未传讯前，我和孔伯钦两个写个辩诉状，我记得头几句大意是“嫁祸卸责，冤及无辜，请予昭雪事”，主动告梁县长错捕人。停几天有蒋贼行营参谋长(忘记他的名字)问了一次，把我的假履历表——吴绍轼，字志坡，太康县某某学校毕业，什么时侯到考城教书，被捕的教员都是安分教书人，捕我和孔更无道理等等说了一遍，意思是和前几天所写的状子一致。估计问后他们没有调查研究，如果去太康调查是会露马脚的。隔了约十天，蒋贼行营即传出话来，让我找铺保。当时由李寿山同志的弟弟李省鹤(现已死)和孔庆祥找了一个小铺作保，我与孔就被释放。记得从被捕到释放共二十五天。在押中读《胡子衡斋》一部。出来之后，就替被押的几位同志找孟心垣律师(现在河南文史馆，我们的同情分子)写辩护词，把这事写成地方派别斗争，写成戴派想争夺学校故意陷害，因为当时敌人并未搜出证据，故可以这样说。我出来不到两天，我被捕的消息即被我们县在开封的反动分子晓得了，他们恨的要命，立即派人侦察我们的住处。这时党的接头的地方又遭到破坏，我在开封不能久停，又无处可去，那时李映藻在南京大学读书，我便决心去投奔他，暂时躲避一个时期。我去后不久，考城县和我同时被捕的那几位同志都被宣布无罪释放了。 　　在南京和镇江几乎住了一个整年，这时生活费大部分靠李映藻，靠用假名字卖些小品文挣些稿费。这时流亡南京的还有郭俨夫(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等也给我一些帮助。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首都，空气不消说也是很压人的，但在中央大学里，还是有不少的进步分子，我们在那里仍然不断能够找到中央苏区的文件看，也和一些作党的活动的同志接过头、但未能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尤其是“九·一八”之后，空气就更加不同了，这一年我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基本理论上。当年夏天和秋天，我和李映藻等三人到镇江焦山的和尚庙里赁一所房子闭门读书。我花了三个月时间，读了两卷英文本《资本论》(当时《资本论》才只有陈启修译的第一分册，但未继续出)，此外，还读了中译本列宁著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河上肇著的《新经济大纲》等，同时还比较系统的研究了清代章实斋的著作，写了一本叙述章实斋的历史哲学的小册子。 这一年冬天，李堃同志(一九三二年冬在河南洛阳被捕牺牲)从淮阴到南京，他有组织关系，他答应替我接上组织关系。 一九三二年我回到河南豫西偃师县立中学教书。约我去的是刘晋卿(现名叶林，党员，北京轻工业部教育处工作)。李堃这年先回到开封，后到洛阳省立第八中学教书。这一年夏天我到开封住了一个多月，把豫东的地下党员如苗泽生、姜朗山(姜后来被捕自首)等介绍给组织，也和韩绍棠同志接上头，介绍韩绍棠、朱文白同志到偃师中学教书，在偃师正式建立起党的组织来。这几个月河南党在许多地方得到恢复。但这一年秋天，郑州省委机关受破坏，有杨斯萍(女)等八九个负责同志被捕。接着李堃同志在洛阳被捕，豫东也有些同志被捕。李堃等同志在这一年被国民党枪杀了。偃师组织未受破坏，偃师中学和官庄(在偃师南)小学等地党的活动，一直到抗日战争没停止过。这个时期的学生，现在不少已经成为党的县级以上的干部。这里应当说明的一点，就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地区，就是在极其反动的刘峙统治时期，反动统治的情况仍然是不平衡的。就像偃师县的劣绅土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势力并不算大，相反的，进步势力(同情我们的)和中间力量，倒不断处于优势地位。像以刘潇然、杨章武、杨响武、刘晋卿等为首的进步势力(有些后来成为共产党员)，实际上在偃师数县，尤其在教育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国民党反动派也时常想向进步势力进攻，如国民党几次想接管偃师中学，但都由我们用帮助上层进行合法斗争和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方式也是合法的)相结合的方法击败了。河南像偃师这样的例子固然不多，但在中间势力统治下边，我们也容易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且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而对于我们的地下活动并不太注意，或不愿得罪的也不少。如睢县很长时间便如此。它和杞县搭界，杞县国民党很凶，政治情况很不相同。同时绝大多数县份都有派别冲突，可供我们利用。广大农村小学，更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园地。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避免采用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作长期打算，灵活地运用策略，力求隐蔽，那是不但可以保存力量，而且是能够发展力量的，甚至可以储备武装。后来的事实便可以说明这一点。我在偃师用的名字是吴邃之。 我第一次在偃师教书一年半，到一九三三年暑假，因和上级党联系不上，心中很苦闷，便和韩绍棠同志一路去上海找组织关系。当我们仅有的一点线索是社宁远同志(现名袁青，在教育部工作)，因她哥杜孟模的关系，知道她在上海(仍在党内工作)。到上海后，即向她的转信处联系，但却有几个月没有找到她。当时在上海住着，没事做，就在日本回国留学生办的一个学校学日文，教我们学日文的有金泽人、温健公(听说温健公后来系党员)，学了三四个月，便能够看一般的社会科学日文本。另外，也看些中译本的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半年很快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杜宁远(我离开上海后，韩绍棠找到她了)，也没有找到和组织上接头的其它线索。这时我和韩绍棠同志在上海窘得很，两个人住一个亭子间，自己烧饭。但把能够当的衣服都当尽了，还不能维持生活。由于李映藻的介绍，河南内黄县楚旺镇初级中学校长周祖训(我和他是在南京中央大学认识的)，聘我去教书，才算在经济上得到了解放。韩绍棠同志仍在上海读书，继续接关系(他后来找到了杜宁远同志)。在一九三四年春上，他在上海被捕，不久即被释放。 我在楚旺(内黄县)中学教书一年整。这年春季和这个学校的进步青年取得联系，后来他们和大名特委派去的工作同志小郭(长垣县人，后来脱党，据王崇吾同志讲他现在住在北京)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与我发生关系的还有内黄县张宗敬同志和从安阳去的小张。内黄的学生工作很好开展，发展了不少的党员(详细数自己记不清)，并且通过这些学生，组织四周的一些农民。但在这一年学生仍然好写进步的壁报，暴露了政治面目。尤其是应当认为是教训的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周祖训是信仰陶行知的教育学说，提倡学生参加劳动，我们却认为他不从根本上着眼，只是替统治阶级麻醉青年的东西，加以反对，也引起他的不快。到年底，内黄县对这个学校已经很注意了，风声很紧，到寒假学校对我不续聘了。当时内黄的组织有局部的破坏，临走时没有找到转关系的人。到安阳赴郑州的火车上碰到了小张，他给我开了一个到开封和组织接头的地点，但在开封没有找到人，估计是接头人转地方了。我在内黄县楚旺中学用的名字仍是吴邃之。 到开封住了一个多月，要缉捕我的消息又从豫北传到开封，在开封也不好久停。那时郭俨夫在山东泰安育英中学教书，我便跑到他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又到北京师范大学找傅梦星(高中同学，曾加入党，抗日战争后被捕自首叛变)，由他介绍住到北京东城公寓里读书。这时由傅梦星介绍认识的山西梁寒冰同志，他当时和组织上有联系，但在北平未接上关系。到放暑假时，便和傅梦星一起回到河南来。 在北平时，我已接到偃师中学席汉卿校长的聘书，要我回到偃师去教书。恰巧这时张萃中同志已经从反省院出来几个月，我便向偃师中学推荐他代替我的位置。我另由傅梦星介绍到豫北汲县私立渭北中学教书。到渭北中学月余，几个比较熟悉的进步学生找我接头，同时也觉察到当地的反动分子对我的注意。我当时用的假名是吴念庵，可能国民党特务机关已觉察，我就是内黄教书的吴邃之，我感觉环境不好，便往偃师中学写信，得到他们允许，便秘密到偃师去了。我去后不到一个礼拜，国民党反动派派警察去逮捕我，但学校也不知我的去向。 第二次到偃师县教书和第一次相距约二年的时间、这时学校因为旧校址被水淹掉，而移到偃师县南边的侯氏镇，更便于我们的活动。我到这里时，已经有张萃中、习东光(湖北人，在北京地质部工作)、傅运程(东北人、在西安，已脱党)等同志，和当地许多同志在这里开展工作，我遂即加入工作的行列(当时傅运程同志夫妇和华北党的组织有联系，但不经常，后来便断线了)。这一学期工作开展的很好、不但在全县好多小学成立了党组织，而且已经向农民发展，建立了一些农村支部。我们以办农村夜校为名，也训练了许多农民同志，这正为当年的“一二·九”运动作了献礼，也为以后偃师工作的大开展，打下了基础。我这时在偃师的名字仍叫吴邃之。 一九三六年，由于傅梦星的介绍，组织的批准，我到洛阳河南省立中学教书。这时我化名为吴纯甫，校长周筱沛是同情分子，教员中也有一些进步的。我到校不久，便发现以学校的训育主任为首的反动分子正在做反校长和其它进步分子的活动。这时我己和学生、尤其是其中的进步男女青年取得密切联系，便秘密的发动学生，以失职和教育不称职等借口把反动分子驱逐出去。适逢偃师中学校长换人、张萃中，习东光同志在那里不好呆，也由我的介绍到洛阳中学担了几个月的课，到学期终了，他们才到旁的地方去了。偃师党的工作和豫西其它的工作关系即交由我去负责联系，但和上级党却接不上头，对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限制。这一年的秋天，刘子久同志到河南来做恢复党组织的工作，到我处去接头。当时我把豫西、豫东、豫北和开封等地所有的关系和可以发展的对象都告诉了刘子久同志，才算和上级党重新取得联系、从此后再没有和上级党失去联系的痛苦了。 这时虽然已和上级取得了联系，但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仍然是秘密环境，仍然不能够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例如西安“双十二”那么大的震动人心的事变，但很久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心中很沉闷。西安“双十二事变”后，环境仍然很恶劣。不过这时人心已经大变，秘密工作便容易进行多了。这时豫西的工作范围，逐渐由洛阳、偃师扩大到伊川、洛宁、卢氏、新安、渑池、巩县等地区，为以后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洛阳中学由于王志杰、郝德清等同志陆续到那里工作，在学生中间打下了更好的基础。这时洛阳师范及其它几个中学逐渐建立了秘密党组织，这一年中间，沈东平同志曾在洛阳等地工作一个时期。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人心沸腾起来，工作得到突飞猛进的机会。这一年秋天，中央派朱理治同志到河南建立河南省委，豫西也建立了特委，党的领导加强了。我当时担任省委委员和豫西特委书记。豫西党组织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尽量争取可以团结和可以利用的力量，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如利用各种关系取得洛阳专署和洛阳的国民党部的同意，去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并通过各个学校行政上的允许，增添抗日救国的课程。通过各种关系，取得教育局长、学校校长，以及政权上的县长和区长等职务，为我们开展工作造成便利环境等。在这种统一战线的局面下，去广泛和深入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当时，洛阳、偃师、伊川、洛宁等县党的基础强的地方，农民和妇女等工作都作得很好，这时候也为豫西要沦陷作了准备。各县都准备一些枪支和秘密的武装组织。就党的建设上说，在一九三七年冬天已有三千多人。但豫西当时的工作是有缺陷的。一是接受过去失掉关系同志时对过去的历史审查不够严格，甚至有个别的有相当严重的叛变自首行为，也重新恢复了党籍。二是对于应付可能到来的国民党严重反动局面作具体部署不够，没有很有计划地埋伏一部分没有暴露面目的秘密党员。但当时的组织基本上是纯洁的，是和群众有联系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忠实于党的同志流血牺牲的结果。 杜新民1945年9月21日在永城率部起义后合影。左起乐于泓、吴芝圃、张爱萍、杜新民、邢剑伍 　　一九三八年四月间，省委调我到开封，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到五月底开封将要沦陷的时候，省委南迁许昌，派我回豫东担任特委书记，准备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我结束了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八年这十个整年的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和流漓颠沛的生活。 这个长时期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呢? 1、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地区是可以保存我们的力量和开展秘密工作的，但问题在于反对“左”倾盲动的机会主义路线，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头几年在一地方或一学校工作的时候，往往写传单标语，写赤色的壁报，公开讲话不检点，一弄便和贴广告一样暴露了秘密，便被破坏或站不住脚。后来吸取了这种教训，不贴标语传单，不搞赤色的壁报。不公开讲暴露面目的话或写太红的文章，做到不大露痕迹，使敌人拿不到把柄。我前后在豫西四年多没被捕、便是由于基本上能够这样做。 2、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作工作，最好有个公开的职业掩护，找到公开的职业，对于职业要尽心负责，把要做的事情作得很好，如教书要对学生全力负责，教得很好，要平易近人，要能够取得大多数人的好感，多交朋友少树敌人。 3、要善于领导群众做合法斗争。在合法斗争中要使群众得到切身的利益和满足大多数人的迫切要求，以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在党员自身也要时刻准备用合法手段来避免敌人的打击，如准备在法庭上的辩诉理由等。 4、要善于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和统治势力的空隙，发展和保存我们的力量。 5、要利用这样的时间教育党员，提高理论素养、为思想建设打下基础，我对基本理论学习得太不够了。十年时间很大一部分空空过去，对于别的同志在理论学习的帮助上更不够。这是我感觉不容易补偿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6、十年的白色恐怖的岁月，没有使我灰心丧气，反而增加了顽强性，记得曾经写过一篇游戏文章，叫做“不倒翁”，意思也就是说再坏的环境打不倒顽强的意志。但在工作上、学习上、艰苦性、持久深入性仍然感觉很不够，这也是我进步慢的一个很大原因。 (五) 我五月初回到豫东时，党已在那里作了许多的工作，省委先派去的张辑五、王静敏、杜力生等同志协同地方同志在各县均作了打游击的准备。如办了学习游击战术的训练班等，抗日的空气很浓厚。但这时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只有睢县、杞县、太康、民权、通许、宁陵等县的个别点上有党的组织，群众的发动更不普遍，好处是大革命时期的暴动影响仍然存在。另外是西华、扶沟、淮阳等地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武装准备更早一些，当时属于另一个特委，可以支援豫东特委。沈东平同志在那里当特委书记。这时在徐州会战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溃退下来，情况是很危急的。豫东特委当时对于情况的估计和所采取的方针是:(1)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敌人忙于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后向前进攻时，一时不会顾及到农村，会有很大空隙，便于游击武装的发展。(2)未沦陷前已经土匪遍地，沦陷后土匪武装将更加猖獗，国民党顽固派必然会利用土匪和地主武装打击我们。我们如果没有一部分比较强的、可以打败他们的武装力量是不能够存在的。因此，必须把各县的武装集中一部分建立基干部队。(3)必须尽量利用国民党、土匪、地主武装中间的矛盾，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少树敌人，但坚决打击和孤立顽固分子。(4)建立武装后必须坚决打击日寇的出扰部队和汉奸部队，扩大抗日武装的影啊，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5)鉴于豫东大革命时组织暴动的经验教训(当时一部分会道门武装和土匪编的别动队暴动起来后不守纪律，不受指挥)，武装领导权必须严格地掌握在可靠的党员手里。(6)需要以人民的政权代替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权。后来情况的发展证明，这种估计和方针大体上是正确的。 国民党部队从徐州溃退之后，到处是零散的逃兵，轻重机枪、步枪到处流散民间。土匪武装到处打出抗日旗帜，称王称霸，社会秩序大乱。这时我们坚决先把睢、杞、太三县能够集中的武装集中起来。先成立一个大队。不久即成立了三个大队，编成一个支队，由特委决定起个番号叫三支队(因为当时有个把月与省委联系不上，由于敌人和黄汛的隔绝)。由我担任支队长，其余的干部也绝大多数要有可靠的人担任，不用旧军官和兵痞。沦陷初期，日寇并未下乡，敌情顾虑不大，但国民党顽固派用各种阴谋手段嗾使土匪武装和地主武装向我们进攻。土匪武装对我们是瞧不起的，认为干部都是教员学生，一定不会打仗。而睢县长岗集的地主武装张心祯竟先下毒手，杀害我们的李省山同志。这时我们坚决把这一部分地主武装消灭掉了，竟使土匪武装吃了一惊。这时，我们就乘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凡是愿意和我们联合的武装，都和它联合，对凡是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国民党员都主动地与他们合作。如杞县国民党的李极生派和睢县一部分国民党员都是与我们合作的，这就使豫东以韦品方、裴志纯为首国民党顽固派孤立了。当他们活动到睢县要建立政权的时候，我们用武力把它驱逐出去，而我们当时则运用联庄会等名义，去代替旧政权和建立群众性的武装。当青纱帐起的时候，又曾经消灭日寇一小部分出来抢粮的部队和一些汉奸武装。党和这个三支队的影响逐渐扩大，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八月，肖望东同志从竹沟率领一个支队经西华到杞县，他是有部队工作经验的，和我们配合行动了一个时期，利用土匪武装内部的矛盾，消灭了一部分土匪武装，对我们帮助很大。十月初我们带第三支队的大部分与彭雪枫同志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合编。为了便于巩固部队，组织上叫我担任游击支队副司令员的名义。合编后，由西华经淮阳，进入睢、杞、太、通、陈地区活动个把月，消灭了几部分最坏的土匪武装，更加加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时我便脱离了豫东特委书记的职务，随部队活动，特委由马庆华同志负责。游击支队主力在当年冬春之交逐步移到鹿邑、亳州、永城、肖县、宿县等地，开始进行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我在一九三九年的元月到四月，曾带领一部分武装回睢杞太地区活动过两次，以后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没有再回去过了。这个地区从一九三八年建立游击根据地起，范围逐步扩大，力量逐渐加强，一直坚持到自卫战争胜利以后。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属豫皖苏区党委领导，在两三年中曾好几次动员成批地方武装，参加新四军第四师。四师退出津浦路西以后，因为敌情的隔绝，这个地区转归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区党委领导。 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苏三省边界以后，不久即建立了统一部队和地方领导的党政军委员会和区党委。我在那几年工作中间，党内任党政军委员会委员、区党委副书记和书记等职务。行政上担任行政公署主任，主要作地方党的工作。这个地区，在党中央，中原局的正确领导下，在扩大游击区域，部队建设、党的建设，发动群众，以及政权建立各方面都获得了不少成绩，但在对发展的方向上，地方武装政策和干部政策上，尤其在皖南事变后、在对于自卫战争的指导思想和战术上，都犯了一些带有原则性的错误，以致不能不退出津浦路西。对于这些错误，我是应该负一部分责任的。当时，对于这些错误的分析，华中局曾在党内发布一个决议，不需我在这里重复。我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关于肖县耿蕴斋、吴信荣，永城县刘子仁等部地方武装的叛变问题(共两个团一个连)。叛变的原因，除了由于这些人的本质坏(这三个人虽然都是共产党员，但刘是旧军官出身，吴信荣当过联保主任，耿当过国民党区长，土皇帝思想都很浓厚)，那个时期反共高潮的影响和当时对于地方武装的政策有错，还由于对刘子仁的警惕性太差，把秘密泄露给他，给他以进行挑拨离间组织叛变的借口。叛变表面上是耿蕴斋发动的，他当时是豫皖苏边区的保安司令员，但实际上只有一个连，因为他带的武装曾经两三次被编掉，心怀不满，借口刘作孚同志(在自卫战争中牺牲)压迫他，带着一个连自由行动回肖县去和吴信荣酝酿叛变，这是当时很明显的摆在表面的事实。但实际上组织叛变的主角却是刘子仁，但他表面上却装得很忠顺的样子。党政军委员会先几天把派去解决耿蕴斋等图谋叛变问题的同志，把必要时用武力拿办耿蕴斋的电报，给刘子仁看了，还希望依靠刘子仁这部分武装去惩罚耿蕴斋。刘子仁表面上也唯命是从，但暗中却把电报抄给耿蕴斋、吴信荣。我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初到肖县后(当时未带部队，也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前几天去的同志把已经和刘子仁商量好的计划告诉我，当时我很怀疑刘子仁不可靠，但当时多数主张这种办法，后来我们便决定到刘子仁部队去，也把如果耿蕴斋等不回头要对他执行纪律等告诉他。刘子仁又加以夸大，告诉耿蕴斋、吴信荣等。记得十二月十二日早上，肖、宿、永地委书记李中道同志(肖县人)带十几个骑兵去找我，说吴信荣、耿蕴斋坚决要他请我到吴信荣部队去谈一次话，估计不去误会会更大，可能发生危险(因在他们武装包围圈里)去了估计危险不大，因为当时叛变并未表面化。我同意中道同志的意见，和他一起到肖县洪河集去了。到后耿、吴对我很客气。吴信荣放声大哭，说刘子仁说的要如何惩办他们。我当时即告诉他们说，这是挑拨离间，不要受人愚弄，批评耿蕴斋不可一误再误(他已经自由行动)，说吴信荣没有害怕受惩罚的必要。他们又诉了一顿苦，我劝他们万勿坚持错误的想法，等着组织上解决。吃过午仮后，他们便送中道同志和我到洪河集西门外。我们带了几个骑兵到肖县政府。这次几乎为叛徒刘子仁的阴谋毒计所害。但所以没有遭到危险的原因：1、当时吴信荣叛变的决心还未最后下定，还在犹豫不决;2、吴信荣、耿蕴斋都留后手，后来公然叛变时，也未杀害我们派去的干部;3、当时肖县党内外均有一部分同志正向他们作动劝告和调解工作。4、刘子仁是坚决扣押了在他部队工作的党员干部，夜间在押的地方冲出来的时候，还牺牲了好几位同志。估计刘子仁很早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挂上钩了的。5、李中道同志对吴，耿等作了许多说服工作，起了暂时的缓和作用。 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吴信荣叛变不久，在我们退出津浦路西以后，就和我们建立了秘密关系，到我们恢复路西的时候，吴的部队就又反正了(当时吴信荣已死，其弟吴信之代替他的职务)。耿蕴斋在自卫战争时期也自动跑回来悔过自新了。唯刘子仁坚决反动到底，在解放后被我们捉到处以极刑。 一九四一年夏初，我随新四军第四师转移津浦路东淮北苏皖边区。在这个地区工作三年，在党内担任区党委委员，在部队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做部队工作。经过参加华中扩大会议和整风学习，经过参加和看到系统地发动群众，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部队的生活锻炼，对自己帮助很大，对根据地的建设、党的建设和部队建设方面，都获得了不少的知识。由于作风不深入，学习的艰苦性不够，进步很慢。 一九四四年秋初，随彭雪枫同志带部队恢复津浦路西。原豫皖苏边区在这个地区完全恢复后，我兼任地委书记(名义上仍担任师政治部主任)，时间约两年。这时地委在工作上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着重充分发动群众，巩固攻权，加强党的建设及正确执行政策等，使这个地区得到了扩大和巩固。 一九四五年秋，华中分局成立我担任分局委员。一九四六年春，华中分局调我去担任宣传部长，自卫战争爆发后、党调我回豫东工作。 (六) 一九四六年秋，我由华东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张国华同志接受中央局的指示后，带一部分队伍到豫东地区，即把原属冀鲁豫区党委的水东地区和原属华中分局的津浦路西地区合起来，建立豫皖苏区党委和军区。我担任区党委书记。这时区党委和军区坚决执行了中央局所指示的“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在政治上打击面要窄”的指示，牵制了敌人的兵力，扩大了地区，发展了武装，也在一手拿枪、一手分地的口号下发动了群众。在一九四八年夏，停止新区土改的时候，我因为当时没有从大军反攻时全局着想，缺乏策略观点，对停止土改有抵触情绪，后经中原局负责同志批评说服之后、真正理解了自己的错误。 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 (七) 一九四八年冬，我到开封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在用人和执行某些政策上有右倾的偏向，经过中原局负责同志的批评和学习党中央二中全会的决议得到纠正。近六七年一直在河南工作，党内历任中南局委员，河南省常委、副书记，现任第二书记，党外历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主席，现任省长。 我虽然受到党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但直到现在工作上没有取得系统的经验，在理论上仍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在思想意识上和作风上都存在着不少缺陷和偏向，这一些都是我应当努力补救和克服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ー日 吴芝圃与夫人宋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