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梦西厢普救寺

涤凡

简谈《西厢记》的思想艺术成就

山西省推出的京歌《表里山河》，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项重点扶持作品。京歌《表里山河》视频集中度最高的唱腔和视频是《西厢记》主题，该段唱腔旋律由前面的激昂转入舒缓，专注深情地讴歌了崔莺莺与张君瑞（以下称张生）的爱情故事，展示出山西作者从反封建的角度，阐释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精华，着实令人感动。

《西厢记》是我国13-14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戏剧文学作品。通过崔莺莺与张生曲折的爱情故事，表达了青年人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肯定其情和欲的合理性，主张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婚姻观。剧本的这个主题思想是对封建礼教和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和否定。作品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精湛的艺术水平。如果说价值观和思想导向是灵魂，而高超的艺术形式则是美丽的酮体和衣饰。作品内在的思想逻辑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示，理性和情感高度契合，深度抵达人的灵魂，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西厢记》千百年来在文化圈以及民间广泛流传，经久不衰，成为我国文学艺术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也是我国人民争取自由幸福达到时代思想高峰的历史证明。以下简要谈谈西厢记的思想和艺术成就：

一、《西厢记》的思想意义

《西厢记》的思想意义不仅仅是肯定了青年男女一见钟情式的情和欲的合理性，而且主张男女双方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自主婚姻制度。《西厢记》优于《莺莺传》“始乱终弃”的地方在于主人公的结局终成正果，崔莺莺与张生最终结为夫妻，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婚姻理想。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单元，《西厢记》彻底否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其深远的社会改造意义不可低估。《西厢记》比金朝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从古至今，自是佳人，合配才子”的主题更进一步，热烈鼓吹“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爱情婚姻观。王实甫的《西厢记》既肯定了男女正当情欲、自由恋爱的合理性，又否定了门第匹配、家长做主的婚姻制度，还否定了男女感情基于利益的考量，描绘出“风流不用千金买，月移花影玉人来”的纯美境界，淋漓尽致地讴歌“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理想。《西厢记》的诞生，早于欧洲第一部人文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品《十日谈》，《西厢记》故事的蓝本，唐代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更早于《十日谈》700多年。《西厢记》高举人文主义的冲天火炬，在人类中古时代的漫漫长夜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其社会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西厢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宝贵的思想和文学艺术遗产。

二、《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在元代杂剧的结构上进行了改革，将原来的一本四折扩充为五本二十一折的规模，在唱腔上改变了一人独唱的体制，演员可以对唱，对白，还有叙事写景、心理描写的旁唱和独白。由于戏剧结构宏大，对故事的描述更加完整细腻，避免了原来杂剧由于篇幅限制而简单化、模式化的弊端。

二是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戏剧冲突设置了两条主线，一条是崔莺莺、张生、红娘与崔夫人的矛盾冲突；一条是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矛盾冲突，两条线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情节的展开与人物性格的冲突相结合，巧妙穿插，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三是优美的语言艺术。《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历来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的语言艺术宝库。作品中的语言体现在环境描写、人物外貌、人物心理、人物情感、人物性格等各个方面，环境描写烘托人物情感，人物描写采用正面直接和间接反衬相结合的方式反复铺陈。例如描写崔莺莺的美貌，除了通过张生的感官正面描画，还通过莺莺在道场祭祀时，众僧人失态窥视的状态，反衬其美貌惊艳程度。同时采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使得人物性格栩栩如生。在语言修辞上，作者把古典诗词和民间口语熔于一炉，典雅晓畅不落俗套。朱权《太和正音普》比喻《西厢记》的语言“若玉环之出浴清华，绿珠之采莲洛浦”，有人认为《西厢记》满篇是“花娇月媚文字”，形成了“花间美人”的语言风格。明代戏曲评论家何元朗认为：“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曹雪芹借林黛玉读《西厢记》情节，赞美其“辞藻警人，余香满口”。《西厢记》通篇诗情画意，将人带入浪漫的诗意的王国。

四是人物塑造立体丰满，每一个人物都性格鲜明而又是独特的矛盾统一体。以下对三个主要人物进行简要分析：

1、戏剧拉开帷幕，崔莺莺独唱：“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揭示了一个贵族少女长期深锁闺帷而压抑怀春的精神状态，为她与张生后来发生的自由恋爱进行了铺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女性走上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道路，比男性面临更大的阻力和风险。首先是家庭和社会强大的封建礼教传统的影响和桎梏，其次是男权社会中男方始乱终弃的可能性。因此，崔莺莺面临张生猛烈追求的时候，表现出她热情大胆而又矜持、蕴藉、冷静、慎密的态度，有时候还矫情伪装，在红娘和张生面前掩饰自己的情愫，但在事件发展的关键节点，又能突如其来做出惊世骇俗的举动。崔莺莺在整个事件中，无疑占有主导地位，她是反封建礼教最勇敢的践行者和时代先驱。她的思想行为推动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以崔莺莺为《西厢记》的核心主角，其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及其结局才有逻辑性和真实性。她的形象是中国古代女性反传统和争取个人自由的一个光辉典型。

2、张生虽然出身官宦家庭，但父母双亡，家道中落，他“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他意志坚定，从未看上不能让他动心的女孩，二十三岁尚未近女色，在古代属于晚婚大龄青年。在普救寺与崔莺莺邂逅，惊鸿一瞥，直呼“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决定放弃去长安求取功名，在普救寺里租一间小屋安营扎寨，为的是方便追求莺莺。所谓““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制度直达天庭的成功人士极少，只羡鸳鸯不羡仙才是人生终极的幸福。张生此举反映了旧时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失望和反叛。从未招惹过女人、从未谈过恋爱的张生，通过隔空吟诗、隔墙弹琴和委托红娘传替情诗等各种方法接近莺莺，明白无误地表达自己的爱意。其中既有率真执着的一面，也有勾搭轻浮的一面。当遇到拒绝和挫折时，又表现出软弱无助、毫无心机的呆傻状态。但是，在崔府一家遇到叛军围困，要强抢莺莺做压寨夫人的危急时刻，张生表现出临危不惧的男人担当和运筹帷幄，举重若轻的气概，一纸飞书搬来救兵，使得崔府一家乃至普救寺上下僧众免于兵灾战火。张生志诚率性、温文尔雅、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而又纯真憨萌，深得莺莺喜爱。两人的爱情建立在彼此了解、相互欣赏、两情相悦、患难与共的基础上。莺莺和张生的爱情真实、可信、感人，成为人间艳羡的爱情范本，这与莺莺和张生艺术形象的思想性和真实性是分不开的。

3、剧中还有一个喧宾夺主的重要角色红娘，超过莺莺和张生的影响，成为中国老百姓标签性的人物。千百年来，“红娘”已经成为汉语中“媒人”的代名词，广泛使用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红娘作为文学艺术形象的影响力排在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第一位毫不夸张。红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婚姻中介，而是被动卷入莺莺与张生的情感纠葛的旁观者和热心人。她的热心，是基于善良和正义，确定莺莺与张生彼此真心相爱和崔夫人背信弃义时，才出手相助。张生第一次在普救寺邂逅莺莺和红娘，就“魂灵儿飞在半天”，而莺莺离开时对他回眸一顾，说明彼此一见钟情。张生跌入情网，逮着一个机会截住红娘，打听莺莺的行踪。红娘怒斥张生：“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已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其事，决无干休。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红娘对封建礼教烂熟于心，对张生的教训义正词严，满满的“正能量”，浇了张生一头冷水。但回去见莺莺告知遇见张生的情况，却说道：“姐姐，我不知了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言语中不乏对张生的好感，莺莺则嘱咐红娘“休对夫人说”。张生也并没因红娘拒绝帮助而死心，夜晚潜入花园偷窥莺莺焚香拜月，趁机高吟一首诗歌表达思念，莺莺则依韵和诗一首应答。很显然，两人从眉目传情到情诗应酬，已迈开了交往步伐。但红娘此时仍取谨慎态度，拉着莺莺回避：“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再次对张生与莺莺的越轨端倪进行节制。但莺莺“每日价情思睡昏昏”，红娘问她：“姐姐往常不曾如此无情无绪；自见了那张生，便觉心事不宁，却是如何？”莺莺答道：“往常但见个外人，氲的早嗔；但见个客人，厌的倒褪；从见了那人，兜的便亲。想着他昨夜诗，依前韵，酬和得清新。”心中则叨咕：“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但红娘此时受崔夫人之命，对莺莺有监督之责，以致莺莺抱怨“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堤防着人”。说明此时红娘仍然没有主动支持莺莺和张生暗中通好。促使红娘转变态度的是孙飞虎强抢莺莺事件。孙部掳掠百姓，并集中半万贼兵包围普救寺，限令三天之内交出崔莺莺做压寨夫人。危急之中，崔夫人当众宣布，无论谁退了贼兵，都倒贴家门，将崔莺莺许配为妻。张生当即应承，镇定地指挥寺院住持与叛军洽谈，实施缓兵之计，修书一封派人飞速送达自己的好友白马将军杜确，率部杀退了叛军，崔府全家及寺院得以安然无恙。事后崔夫人设宴酬谢张生，却以莺莺自幼已许配当朝相国的长子郑恒（也是自己的侄儿）为由，叫莺莺与张生以兄妹相称，并许以金帛以示赖婚。崔夫人骤然变卦，莺莺和张生当即受到沉重打击，莺莺叫苦不迭，神思恍惚，被送出酒宴，张生拒绝崔夫人的提议而愤然离席。路上跪求红娘表明心迹，红娘此时毅然站在张生一边，开始为张生出谋划策，推动莺莺与张生走上彻底反叛的道路。根据上述红娘对崔张二人暗通款曲过程的前后态度，说明红娘对崔张二人婚恋的介入，不是主动的牵线搭桥，而是被动的卷入，卷入后审时度势，针对莺莺、张生、崔夫人、郑恒等各人的特点，因势利导，将复杂的矛盾一一化解，表现出惊人的智慧、机敏和胆略。在与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斗争和博弈中，抓住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漏洞实施突破，取得违规的合法依据，从而逆袭占领了道德至高点，使得莺莺主动委身张生的偷情丑闻，被转化为家长承认的婚约而得到圆满解决。红娘的可爱之处，还表现在她地位卑微却保持人格的尊严，她善解人意而又疾恶如仇。她性格活泼、聪明灵巧、谨慎机敏、通达事理而胆略过人。

《西厢记》塑造人物形象生动而丰满，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单薄的，每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格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几乎都是采取相反相成的方法，例如莺莺的真与假，张生的精与傻，红娘的怨与爱，崔夫人的严与慈等等。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是最高级的存在物，所以人的性格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上最高的美”(《当代美学概念批评》)。《西厢记》塑造的丰满人物形象及其典型性格，给予读者极大的美的享受。

三、《西厢记》的影响
《西厢记》是我国元代戏剧作品的最高范本，影响巨大深远。明初贾仲明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明王世贞云：“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已知的《西厢记》明、清两代刊本有一百多种，明代刊本有七十余种，清代刊本也有七十多种。”《西厢记》校注本、评点本、绘画本、改编本、续写本、演唱本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明王骥德曰：“夫曰‘神品’，必法与词两擅其极，惟实甫《西厢》可当之耳。”清人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为“世间妙文，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他将《西厢记》与《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经典 。现当代学者也把《西厢记》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如我国著名戏曲学家赵景深就把《西厢记》与《红楼梦》相媲美，认为“《西厢记》和《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壁”，我国长篇白话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明显受到《西厢记》的影响。郭沫若也曾盛赞《西厢记》为“超过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学者董每戡甚至认为《西厢记》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可以“凌驾于元明清三代任何一个处理同类题材的剧本之上”。
《西厢记》的文化意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反封建的一个标杆，而是展现了人类跨越时空的、所共有的爱情精神。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体现的爱情精神虽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内涵是基本相同的。当代著名的《西厢记》研究学者，张燕瑾教授列举我国历来的情爱观：先秦时代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汉魏六朝的“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隋唐时期的“我悦子容艳，子倾我文章”、“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宋代的“多情却被无情恼”、金元时期的“心顺处便是天堂”、直到元《西厢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等等。爱情所体现的精神，远在我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之上，促使我们民族历史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不可估量的民族文化价值，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融合的宝贵资源。（2021年12月13日定稿）

文字：涤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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