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大忆旧

熊建军

还认得这张照片上的川硫老朋友们吧？

　　回忆广播电视大学经历

2003年11月

1982年秋，我报名上广播电视大学。入学不需考试，不需脱产，专业是汉语言文学。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大学。

我们班年岁最大的是甘科所1957年高中毕业的老吴。甘蔗科研所的陈仲华也有近五十岁了。他1964年高中毕业，因病未参加高考，1965年下乡到西昌当知青。与我同一个企业的陈启厚，梅丛淦和我都是1969年下乡的知青，不同的是我只读了初一就开始革命，下乡，他两是读高二时下乡。还有从泸州化专毕业几年的中专生马芳、以及刚中专毕业的田娅等。

同学们年岁、学历与人生经历的跨度之大，从二十岁到五十五岁。

老师很少，三年总共只有3人。

第一个老师50多岁，据说曾经是内蒙古大学的教师，离开教师岗位已经许多年了。

老师开始上课，将“万俟咼”怎样异读详细解说，并且一连举了几例。

每周上一次课，其余时间都是自习。这个老师教我们写作，却三堂课都讲各种词语异读问题，大家对此感到十分无聊。老同学们议论纷纷：这种讲课，我们耗不起时间。要求辞退他。

第二个老师姓李，六十多岁，是资中历史教研组组长，已退休。他瘦瘦矮矮的个子，微笑着，很谦虚的介绍自己——很久以前读的大学，从来没有教过大学，可能不会给大家多大帮助。不过看了你们的教材，与目前高中教材距离不大。

李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古代历史。

有了前一个老师的印象，对这个矮矮瘦瘦的老师大家只能姑妄听之，没报多大希望。

没想到，李老师一开始讲课，就让我们大为震撼！

从他那干瘦苍老的嘴里，忽然发出高亢的声音，真是响遏行云。 仿佛他的声带是铜制喇叭。站在讲台上犹如号兵站在高岗上猛然吹响冲锋号，让人精神大振。

他的嗓音不仅高亢，而且持久不衰，从头至尾，丝毫没有减弱或发沙发哑。

他说，学好历史的关键是，记住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时间、地点、意义。而李老师则是一部历史活字典，无论问什么，他不需要看书，立刻说出人物、事件、时间、意义。让我们佩服不已。

——这样的老师，才教得出考一百分的学生！

我1965年读初一，1966年开始了文革，不再上课，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我这个知识青年其实只能算一个小学毕业生。但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不上课我每天看小说——我家隔壁住着省统计学校图书馆管理员，我可以到图书馆拿各种小说看。很快把眼睛看成近视。开始最喜欢外国长篇小说，后来也看中国现代小说，最后才开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代小说。

知青在农村不看书，却受到真实的教育：亲身体会到农民的苦。

在农村看到了书上和报纸都没有记载的史实和现实，反思了自己曾经的荒谬，不再无条件相信书上报上和领导讲的。

但是，考试第一，我还是立刻按照老师的方法快速背熟书上那些关键。

第三个老师名周丹，是西南师大刚毕业的学生，他只是辅导大家如何应对考试。

电大学习很自由，考试却很严格。

第一次电大考试是在内江一个中学内。找到自己的座位，监考老师一脸严肃的讲着考试注意事项。

已经十几年没参加考试了。我在卷子上填写姓名，只觉得脸发烧，心狂跳，手发紧。

突然，“啪”！一声响。寂静的教室里让人一惊。

四处看看，原来是一个只有一条腿的中年考生的拐杖掉地上了！

只见他脸涨得通红，烦躁的用一只手扯自己的头发，头上正冒着白气。

这位独腿老兄异常的紧张，却让我的手放松了。仔细看题，觉得题不难，李老师讲的方法确实不错，很顺利的做完考卷，心情轻松。

同学们的年龄差距大，思想与阅历差异也不小，没有普通大学的浪漫情愫，更没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只有怎样用最少的时间，达到一个较好的成绩这样一个非常低的目标。

陈启厚担任我们班长。他是川硫厂教育科干事，专门负责电大事宜。他拉一手好二胡，是川硫宣传队的第一把二胡。拉二胡时，他总是紧皱眉头，一脸苦相。似乎不管什么曲子都是“江河水”那悲凉凄惨的曲调。他自认是一个“文人”，他说：文章最重要的是“势”，只有“蓄势”文章才有力。决定毕业论文专门研究“文章蓄势”。

梅丛淦也是川硫著名人物，子弟校教师。他的嘴非常有名。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会有一大群人围着他，他是中心，在众人围绕之中绘声绘色的讲各种故事。——“一只绣花鞋”、“少女之心”等等。因为那是70年代，除了很少几部小说，其他所有的书都被禁止。梅丛淦讲的故事都是私下流行没有出版的故事。偶尔他会停下来，似乎在深思。这时，有人会递上一支烟，他点燃深吸一口后，才将最关键的结局慢慢说出。

每次临考之前，他也很活跃。他问：“这次古代文学史重点会考什么？”在大家苦想却无结论之时，他坚定自信的宣布：“肯定考红楼梦，黛玉、宝玉的人物形象及性格悲剧。”李伶俐惊呼：“哎呀，糟了！红楼梦我没有整理没有背，糟了，糟了------”

李伶俐也是子弟校教师，嗓音清脆甜美，是川硫第一女高音，有两个女儿。她学习很认真，但似乎自信不足。有一次考试她坐在我身后，考前悄悄对我说：“这门课我准备不足，你做好卷子摆后面一点，我偷看一下。”我很快做完一张卷子，拿起来装作审阅样子，背仰靠在她桌边上。她小声说：“我看不清。”这时监考老师走过来，用手点点我的桌子，轻声说：“卷子不要拿起来！”吓我一跳。她没偷看我的卷子，但却考得不错。

马芳是厂团委书记，为人极其热心。报名电大时，我出差在外，是她毫不犹豫的替我报的名。电大学习中她也极其刻苦认真，许多时候令人感动。有一次，她刚生了小孩不到一个月，依然坚持参加考试。

马芳也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看书学习，因丈夫在成都，她住在厂单身宿舍，经常是半躺在床上，手拿一本书，聚精会神的看，另一只手拿一个馒头，看一会咬一口。

1984年，我女儿出生，刚满月，我却得了肝炎，大便溏、小便黄，一身发软。医生叫我必须住院治疗。但考试将近，我只能考完之后再住院。这次考试在资中教师进修院，每天乘公交从厂到资中县，到资中公交车站后，距离考场几百米，不算远。但我走的很慢，十分无力，感到考场无比遥远。坚持几科考完，立刻住进医院。

虽然这学期情况太多，妻子生小孩，自己又生重病。幸好我已经掌握如何有效应对考试，在如此多难的期间，很少有安静读书的空闲，但考的古代汉语等各科还是及格过关，唯有文学概论，我连书都没有看过，——不及格！

之所以没看书，一是因为确实没时间，二是因为我很早就喜欢文学理论、文学评论，以前看过不少大师作品，如：赫尔芩、王朝闻、朱光潜、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自我感觉良好，认为不看教科书也能过。

没想到看大师的书怎能比得上背教科书？！给了我深刻的一个打击。只好等以后补考这一科了。

补考通过，终于毕业了，要做毕业论文。我拟了二个题目：

一、李白、杜甫谁更适合当官？

二、 陈焕生与阿Q

最想写的是第一个主题。我觉得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李白、杜甫诗很伟大，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却不是做一个伟大的诗人，而是“做一个大官”。唐代以诗取士，天下文人刻苦作诗，都是希望做官，然后“治国平天下”。

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似乎做一个大官只在俯仰间。

杜甫也很自信，诗歌才能确实没说的。

作为诗人，李杜是世界级大师，但是做官，他们合适吗？我发现他们没有任何对国家治理或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分析和判断。

做官是中国文人始终不变的理想，历史上的著名文人，目标都是做官。——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哀，这种目标带来的结果，因没有对科学研究的推崇，也没有对独立思考的尊敬，虽然皇帝和官员换了一代又一代，封建专制体系却没有丝毫改变。

想了很多，最后却没有写。因为时间和资料都有限。最后写了“陈奂生与阿Q”。

“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80年代作品，描写当时一个农民。他很穷困，进城卖油绳。辛劳朴实的他，想卖了油绳买一顶帽子。结果因病却坐了县委书记的车，住进了县委招待所。我觉得陈奂生与鲁迅写的阿Q 颇有共同点，论证阿Q精神并没有离开，现在仍在我们身边。

毕业论文毫无悬念地过了关。

直到20年后，想起当初的思考，终于动笔把李白与杜甫的当官问题写了一篇文章，总算不负初心。

电大毕业论文

陈焕生与阿Q

写于1985年5月

高晓声创作的陈焕生系列小说，在当今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有人说陈焕生是“一个少有的天才的艺术典型”，有人说高晓声是“上攀鲁迅”的。

的确，陈焕生是一个在现代农村带有普遍性的人物，可以从很多农民身上看到他的影子。许多评论者指出，陈焕生有点像阿Q，高晓声的笔法有鲁迅风。纵观陈焕生由漏斗户主到进城，包产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陈焕生有着精神胜利，麻木，等阿Q似的缺点。而高晓声清醒，冷峻的创作态度，使作品体现了深邃，博大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也让人想起鲁迅先生。

一个具有阿Q似缺点的现代农民形象竟然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很令人玩味。

陈焕生像阿Q，大概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精神满足法”了。“漏斗户主”陈焕生，欣逢改革春风，“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悠悠然上城来了。他本想卖了油绳买帽子，哪知一步不慎，受风着凉，因病而逢书记，受到高级关心，住进了招待所。但住招待所一夜用了两顶帽子的钱，却着实肉疼。对于一个刚摘掉漏斗户主帽子，过惯了苦日子的陈焕生，实在太不划算。他觉得吃了亏，吃了亏要弥补，于是一反先前的小心翼翼，大摇大摆的穿上鞋子在房间内乱走，不怕把地板弄脏；一屁股猛坐上太师椅，也不怕弄瘪弹簧；用提花枕巾嚓嘴，——“即使房间弄成猪圈，也不值！”他报复，但心里仍然不乐。

忽然他转念一想，高兴起来。

——此番进城，有如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的值！他总算有点值得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

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哈哈！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

陈焕生把肉疼变成精神满足，这种性格特征让人想起阿Q。阿Q被别人捉住辫子，在墙上碰五六个响头，还要强迫他说“人打畜生”，阿Q也只能照办。别人以为他这回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阿Q又高兴了，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也是第一个，于是刚才的屈辱也与当了状元一样成为可以自豪的事。

陈焕生与阿Q都用精神胜利法让自己满足，不同的是，陈焕生肉疼了很久之后才想出精神满足之法，阿Q只需十秒。但陈焕生以后包产未再用精神胜利法，可见陈焕生是偶尔为之，而阿Q则烂熟于心随时都在用。阿Q在屈辱中生活，他的胜利其实就是屈辱的代名词，所以他的胜利永远只存在于虚幻中。

陈焕生的满足与阿Q的胜利，本质上都一样，是不敢正视现实的表现。阿Q的胜利表现为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自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其内涵是反抗失败后，无力改变受屈辱的现实，被迫采取的一种自我麻醉。

陈焕生长期生活在闭塞落后的农村，多年贫困的生活使他为自己漏斗似的家庭自卑。他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也看不到更远的地方，只能在心里羡慕别人的经历，希望自己也能神气一次。他的这种表现是农民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形成的一种“奴性”，是长久的封建社会中早已成型的对“官”的迷信和遵崇。

阿Q进城在举人老爷家帮工，末庄的人们便对他肃然起敬；陈焕生坐了书记的小车，自己感到精神上的满足，全村农民也敬服不已。这说明几千年的封建等级毒素仍然还有很大影响。

比较了陈焕生与阿Q精神胜利法的异同，我们再比较一下他们在“性格忍耐”的异同。

忍耐，是中国过去现在都广泛存在的一种性格。这种性格有其积极的一面，如陈焕生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表现出极强的韧性，永远有信心，相信总会好起来。但忍耐发挥到极点，却是保守落后消极的另一面。

陈焕生忍耐的方法是“看着”，他是漏斗户主，长年累月饿肚子，仍咬着牙干，耐着性子等。虽然想不通为啥吃不饱仍然还要卖余粮，但他忍气吞声，“饿一年再看”。终于他等到了改革春风，上面号召包产到户，可是干部怕包产损害自己利益，拖着不搞。陈焕生作为一个深知土地包产对自己的重要性的农民，却不去争取包产，凭以往的认识他觉得包产就是“单干”，就是资本主义，就是反党，他“饿死”也不会唱这台戏。几十年在队长指挥下种田，饿肚子，甚至只有吃榆树叶，他都没乱动，现在他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

陈焕生的忍耐甚至到了“只要不是欺负他一人”，就不是欺负。“打了他替他拍拍背，他立刻就不怨恨”的程度。这种逆来顺受，不分好歹的畸形心理，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奴役导致的，也是历朝历代时常有人们饥寒交迫大量饿死，真正敢站起来说不的人却很少的根本原因。

阿Q用精神胜利法来忍耐，赵太爷打了他，他便想“儿子打老子”，由此联想到有权有势的赵太爷如今是自己儿子，于是被打竟然值得高兴。阿Q的痛苦生活，他的屈辱，都被自己化为胜利，唯有他败在地位似乎在他之下的王胡手上时，才感到平生的屈辱。

对于阿Q来说，赵太爷打自己，自己帮工饿肚子，都是从来如此，天经地义。陈焕生习惯“有饭就吃。没饭就饿”，干部比爹娘大，包产就是单干，等等，都是多年教育形成传统习惯，不管对自己有害或有利，都予以崇拜。相反，对于新东西，他们则惊惶，疑虑。阿Q看不惯假洋鬼子没有辫子，陈焕生对包产疑虑，都是如此。

在陈焕生的忍耐里，有性格忠厚的原因，也有忠恕宽容的传统道德因素。

导致阿Q这种性格的社会原因是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在漆黑如墨的封建统治下，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出路，只好以自我麻醉来忍耐。陈焕生继承了祖辈安分守己的传统，也是我国近几十年坎坷曲折的社会发展的产物。

从解放以来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始终没有处理好，路线不断向左。生活富不起来，生产水平低下，导致陈焕生眼光狭窄。频繁的斗争令人不解也令人畏惧，还是“看看”稳当。

解放了，陈焕生已经成为国家主人，但他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更缺少主人的知识，从未实行过主人的权利。他仍然只能听命于人。

高晓声通过陈焕生性格的剖析，揭示出的问题很深刻。陈焕生的形象告诉我们，没有农民的觉悟，中国的革命就不会最后成功。要使农民（也包括每一个普通人）真正成为国家主人，还有艰巨复杂的路要走，这既包括政治经济的，党的干部的，还有旧的封建传统习惯等方面的问题。陈焕生这个形象，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作家楚良说：“当代的许多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好像仍伏在阿Q的卵翼下，飞不出来，------我为此深感不平。”

楚良要求塑造农民新人，脱离了阿Q的种种缺点的新农民形象，这无可非议。在当前农村改革中，确实出现了许多精明强干的农民能人。但是，旧的痕迹是很深的，即使在这些新能人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旧的痕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化集中反映，在社会中还广泛存在种种落后旧习惯时，轻易要求人不要重视它，只塑造与此无关的新形象，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陈焕生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并体现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陈焕生像阿Q，又不是新时代的阿Q，即使在他糊涂时也仍然可以看到他性格中光明的一面，他的这种性格，是特定的生活环境下的时代产物。

阿Q具有极其深远的典型意义，概括了广泛的阶层不同的人们身上的“劣根性”。陈焕生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不仅在当代农民中广泛存在这种性格，在工人，干部以及其他人中也存在“陈焕生性格”，这种性格提示我们在社会生活与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只有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只有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才能摆脱愚昧，麻木。只有放手让他做自己的主人，敢于独立思考，他才能做国家的主人。陈焕生的形象，说明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路线压制禁锢了农民的主动性，创造性，他们祖传的劣根不但未能根除，在新形势下，又有了新的表现。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也必须让他们在经济上真正翻身。

当前的改革无疑是从根本上改变陈焕生面貌的最有力手段。

陈焕生虽然糊涂，但淳朴的农民本性使他有一种本能的正义感，他为自己采购获奖600元一直心中不安，没再去找吴书记。他打消了对包产的疑虑，准备学习做自己包产地上的主人，他也会学习做国家的主人。

时代给与了陈焕生思想性格发展变化的动力，作家精当地汲取了最能看到陈焕生灵魂的场面，我们似乎看到一个真实生活在当代农村的农民，正一步步随着社会生活的新变化不断前进。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陈焕生必将彻底脱离阿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