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旧塔

言西

N7

带着一路的风尘，我终于又站在这座魂牵梦绕的青灰色的古塔前，他七层八角，仿楼阁式建筑，石砌底座，砖筑塔身,高度约18米，造型古朴雄浑、落落大方。

人过半百，对于故乡的眷恋逾发沉重。年少轻狂时，意气风发，“少年不知愁滋味”，意在“治国安天下”，携带几卷书本，便毫不留恋地离开故乡去异地求学、就业。经过三十余年的社会洗礼后，尽管“人从人弃掷，我自与周旋”，早已以佛性看淡社会的磨砺、生活的艰辛，但对故乡的思念却日益发酵。每次归家，“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者”，尽管与唐代宋之问逃离贬地、返家途中思念家乡但又怕牵连亲人的矛盾心理不同，但也有长期客居异乡、久无故乡音信的人，在行近家乡时所产生的无以复加的复杂心理共性。

站在古塔前，犹如见到久违的老者。这座古塔，其建造年份不详，有传闻为唐朝末年，也有传闻为宋代，青灰色的杨寨古塔已经历了近千年的沧海桑田。明嘉靖《淄川县志》记载：“龙山寺，故址在县治北，有塔七级。”乾隆《淄川县志》记有“宝塔寺，旧名龙山寺，元大德六年，僧录果朗道行碑，邑北二十里杨家寨东。邑塔高峻无逾此者”。1984年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宠辱不惊，惯看风云变幻，远方的游子站在他面前，宛如见到年长的家人，欲诉说在外奔波的艰辛，却又欲说还休，“竟无语凝噎”，切身感受到蒋士铨“低徊愧人子，不敢言风尘”的复杂心情。

他又如一名智者。古塔第一层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个拱状券门，其中南向主门门楣上嵌有石刻匾额一块，上镌“阿弥陀佛”四个大字，落款为“康熙三年丁未季夏吉旦沈荃敬书”。沈荃是江苏松江府人，顺治进士，累官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工于书法。因松江府亦称云间，旧县志称“石刻‘阿弥陀佛’四字，云间沈探花笔”。或许因自小在此求学，并曾入该校“扬帆文学社”，冥冥中有沈探花神助，给予我一定的文学细胞，启迪我写作的慧根。

他还是一名见证者。古人建造佛塔，意在安放僧人舍利和佛教经典，当是先有僧众与寺院，后有宝塔，而杨寨古塔的建造是一特例。当地村民自古就有“先有塔后有寺”之说。杨寨地处古代淄川北部边缘的孝妇河畔，一条贯通南北的大道正从附近通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宋代朝廷积贫积弱，战乱频仍，严峻的形势使这一地带具有了军事意义。于是建造高塔，登高望远以掌握敌情；和平年代又建筑寺院，住僧供佛——当地村民口碑相传，有此一说。 杨寨古塔经历了鲁中地区千年烟云，阅尽人间明媚春光与腥风血雨。其中最为惨痛的一幕，是发生在塔下的杨寨惨案。1938年2月2日(旧历正月初三)凌晨3点钟,刚刚一手制造了残杀民众276人、烧毁民房2000余间的河东惨案的侵华日军,又把魔爪伸向正在熟睡中的杨寨村村民。刽子手们以寻找“铁板会会众”为借口,将全村人驱赶到南门外“抽匣子地”,用机枪朝着人群疯狂扫射后,仍不罢手,又对倒在血泊中的人们逐一用刺刀穿挑两遍,然后窜到村中抢劫、放火。杨寨惨案中,169名同胞死于敌手,全村100多户人家,有80多户的房子被烧光。千年古塔也被日军炮弹击中，塔身东面的累累弹痕至今清晰可辨，向世人昭示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证。

他同样也是传道者。他曾是佛教寺院“宝塔寺”中的主体建筑，其造型及建筑风格，与江苏连云港的宋代海青寺阿育王塔非常相似；其寺院配置，与辽金时所建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蒙古庆州白塔极为一致。相传古时候的宝塔寺，是以七级宝塔为中心的长方形大院落，院内院旁遍植苍松翠柏，肃穆庄严且风光宜人。古塔自蓊蓊郁郁的寺院中拔地而起，在十数里外即可望见，十分壮观诱人。塔的正门南对寺院山门，山门两侧耸立着四大金刚，均由当地盛产的青石雕琢而成。塔后是雄伟的宝塔寺大殿，大殿门两旁树立着以石龟为底座的高大石碑，上刻宝塔寺的修建经过。寺中诸多僧人颂经作法，一年四季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殿中廊下香火旺盛，烟雾飘绕。80年代初,因学校扩建,大殿和其他房屋均被拆除,只保留了宝塔。我幼时求学、课间嬉戏的地方，正是历代高僧传经解道的佛堂。我对世间万事的豁达、无欲无求，也许就来源于这方宝地佛性的濡沫、潜移默化。

……

这座古塔，宛如师者，带给我幼时的欢乐，给予我成长的动力，又是一名智者，给予我精神的抚慰，心灵的净土。无形中脑海中掠过本地一名诗人的诗作：

《杨寨塔抒怀 》

沧桑历尽朱颜抹,独占空天寓意多。

春去遥牵唐岭月,秋来不改宋河波。

硝烟昂首抵飞弹,柳影凝眸望白鹅。

我自胸中千万结,常来石下踏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