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床遐想

木头

2021年10月22日上午8点，我躺在手术车上，被手术室医生从八楼“肝胆外科”病房，推到三楼的手术室去。 抬眼望着向后移动的天花板，进入手术专用电梯。耳旁不停听见老妹喊着“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当兵在部队呆了20年的人，什么事情值得胆怯？其实我心里正在想着—— 本已决定“收笔”的我，是不是还得最后再写篇文章？想来想去，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病房遐想”吧！ 庞大的手术室，分设数十个手术“包厢” 。各种病人将推进不同的“包厢”里去。 在手术室里靠墙的长廊旁，不少待手术的病人，躺在手推车上都在排队等侯，不时听到一些哼叫的声音。但在我的心里，这篇文章的结构已经形成，一些细节已在腹稿中…… 不知道什么时间，我被推到了一间手术 “包厢”，躺到了手术台上。两三个年轻漂亮的麻醉医护人员调整我在手术台上的位置，盖上两块厚厚的绿色手术盖物，给我左手腕处的 “留滞针” 上，挂上了一瓶药水，随后她告诉我：“马上就要麻醉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知道。 看着上面银白色的手术灯组，感觉滞留针里有一股凉液慢慢推入，眼睛里的那组手术灯开始有点模糊，干脆闭上眼睛，瞬间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我处于“全麻”状态中……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在我左脸上拍了一巴掌，说：“ 醒醒啦！手术已做完，送你回病房 ”。我真的睁开了眼睛，从睡梦中醒来，亲身体会到了医学上的麻醉 “神奇”！ 后来知道，是王伟副主任团队为我做了“微创胆摘除”手术。 从此后，我就是—— “无胆不英雄”！ .一. 这次犯病的起因和反思。 自2019年10月老母亲突然脑梗中风以后，我就在医院日夜照护。甚至在“新冠疫情”湖北封城的日子里，更是日夜在家身影不离…… 此后住院回家，回家住院，几经反复。 今年5月，发现老母亲左脚趾间出现水泡。这才发现是糖尿病病人的后遗症出现了，也就是“糖尿病足”。 由于老母亲不同意截肢，只能采取保守治疗方案。坏死一点，剪去一点，慢慢延缓生命的时间。 医院请了一位“护工”，我是上午照看老母亲输液打吊针、晚餐把“面片”送到医院。喂完饭、帮助洗漱后，天黑时再回家休息。我在日复一日的“运动”中，突然发生了这次的疾病—— 2021年10月10日晩上从医院赶回家后，感觉肚子有点饿。看见餐桌上有两块早餐剩下的凉红薯，就着凉开水全部装进了肚子里…… 晚上12点，突然胃痛难忍，通宵未眠。早起后，赶紧把浠饭、馒头送到医院。给“护工”说我胃痛的厉害，不能给老母亲喂饭了。随后赶回“社区卫生所”就医治疗。 当时想着是“急性胃炎”，或者是“胃痉挛”的问题。由于担心住院治疗会耽误时间，影响到医院送饭的“任务”。所以想在“社区卫生所”吃吃药、打打针解决问题…… 谁知，在“社区卫生所”打吊针时，用“水银体温计”测体温时，发现有“低烧症状”。估计会不会是天气变凉“感冒”了？喝了一管“感冒药”。随后出了一身汗，再测体温正常了。 第二天，又打吊针。测体温时又发现“低烧”。医生发现不对了，胃疼不会发烧呀？建议要去医院做检查。 本着“就近原则”，找了家就近医院做了CT。结果出来：胆囊发炎！ 不能不去医院住院治疗了，赶快前往当地最好的一家医院，住进了“同济咸宁医院肝胆外科”病房。此时的我已经出现“黄胆”现象，胃疼仍然难受。 住进医院，又是做一套检查。今天做CT，明天磁共振，还有心电图、测吹气、做胃镜…… 最后得到新的结果：胆囊结石装满，胆管也有结石并发炎化脓还与肠粘连。 医生与家属的谈话是：手术有两套方案，如果“微创”胆管剥离困难，就要改做“大手术”切开腹部…… 这就回到《美篇》开头的那一段进手术室的故事了。 事后家人给我看了从我肚子里切出“东西”的照片：一个小盆里，有胆囊里大大小小的“石头”，还有小半盆带红色血絲的混浊脓水。 麻醉科送给家人看“手术切除实物”后，用指责的语气质问家属：“这么严重了，怎么现在才送到医院来？” 1. 教训和反思之一 事后想来，我的胆管发炎可能有很长时间了，为什么没有发现呢？—— 原来，吃了冷红薯，发生胃痛是个“表现象”。 住院后听护士长讲，很多病人胃疼做“胃镜”，结果胃都没有问题，全是胆囊“惹的祸”。 第一天把我临时收进“女病房”，隔壁床一个70多岁的“女病友”是心脏绞痛收入“心脏内科”，后来又转“胃肠科”，最后才转进“肝胆外科”。结果也是胆囊发炎流脓到了腹腔里…… 所以，提醒大家千万要注重胆囊这个问题—— 医生检查时，手压肝部往往并不疼，顶多是有点压迫感。但是，病根祸害可能就在这里！ 真的要感谢这两块“冷红薯”！把我的胆囊结石“祸害病根”彻底给解决了。 红薯红薯我爱你！ 红薯红薯谢谢你！ 　　2.教训和反思之二 据说，胆结石的成因，是长期不吃早餐的原因。 事后回想了一下，自从1996年初我被单位公派到海南“处理南方遗留资产”问题后，由于司法官司的事情较多，便长期住在了海南。 受海南的“海洋气候”和“夜生活”的影响，晚上炎热睡的晚，早上清凉好睡觉。所以，除了极少时间早起吃碗“后安粉”或者是“抱罗粉”，然后赶到“求人办事”的单位等人上班之外，绝大时间我是不吃早餐的。 莫不是这就是我患胆结石的原因？ 所以告戒各位，一定要改掉不吃早餐的“坏习惯”、“坏毛病”！ 至于我这个已是近30年的痛风病患者，长期服用“秋水仙碱”药物。痛风病的后遗症就是“胆结石”、“肾结石”。 所以，提醒痛风病患者，及时注意自己的“胆结石”病况！ 　　3. 教训和反思之三 现在网络很发达，网上介绍“养生的帖子”也很多。比如，近期较热门的介绍是，“每天必须吃一个鸡蛋……”。 于是，有人认为最完整保留鸡蛋的营养，是每天早上要吃一个带壳的整鸡蛋！ 但是，对于已经患有“胆结石”的人，吃整鸡蛋或者是“油煎荷包蛋”，这是最不好的。既不利于消化，也容易诱发“胆结石”的发炎。 所以，有“胆结石”的朋友，千万不要吃“带皮整鸡蛋”或者是“油煎荷包蛋”哟！ .二 .小时候生病住院的记忆。 记忆里，我小时候生病住院就是“打摆子”，也就是医书上写的“疟疾”，这是由蚊虫传播的一种疾病。一天中，忽然发高烧，打针退烧后又趋于平静，不一会又发高烧。每天都反复如此，住院一治就是好些日子。 那是在上小学，发生在湖北阳新县的事情。父亲从黄冈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调任阳新县委书记，这是父亲“南下”后第二次重返我的出生地——湖北省阳新县。 我好象每年夏天都要“打摆子”，天气热，掛蚊帐，发烧时脑袋里总是嗡嗡叫，想的都是一些奇怪的事情，特别是在高烧中，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越滚越大，最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退烧醒来时，记得大人们都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说着他们之间的事情。那个“病房”是在县医院的一个红砖红瓦的平房里。 这就是我对生病和住院的第一个映像，现在想来还是记忆难忘。 正因为当时常年生病、年幼体弱，父亲把我交给县体委主任范华封叔叔，让我学习一个体育项目。于是，范体委就安排我到少体校学习打乒乓球，并且让我学习打横板，而且是正面反胶、反面正胶。所以说我打乒乓球是有“历史”的、“正规”的，从一开始学打乒乓球就是“手握横板”、“两面胶”。 .三 . 长达十几年“腿软病”误诊的故事。 1965年7月，跟随父母调动工作来到贵州省兴义地区。开学就上初中一年级，分在《兴义一中》初一（三）班。 大半年过后，1966年，来了一个“5 . 16通知”。于是，我们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再后来是“大串联”、“斗私批修”、“复课闹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等等，乱哄哄地经过了那几年。 在“大批判”的日子里，地委书记冉砚农伯伯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掛黑牌”、“架飞机”。批斗结束下台时，两腿发软人就瘫坐在了地上。 不久，地委大院里有一个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干部叫王大明，他也突然两腿发软，人也瘫了。据说他父亲是省委里的干部，所以就把王大明接回贵阳治病去了。 地委大院里发这种“腿软”病的第三个人就是我。 一天离家下楼梯，忽然腿一软，我就坐在了木楼梯的台阶上。 被抬到床上后，母亲急坏了，跑到“四分监”讨来一个“土方子”，说是要用白梅花树根的皮来泡酒喝，专治这种“风湿病”。 于是，小小年纪的我，在母亲的“强迫”下就开始了喝酒的启蒙实践。每天晚上喝一小杯药酒后，还要再喝一杯白酒。母亲为了让我喝白酒时“不苦”，还特地在白酒杯里放上白糖！且不知，越是这样做，酒和糖都是造成腿软症状更加严重的因素。 再后来，我每天都去地区医院“扎针灸”、“拨火罐”、“贴膏药”。并且服用 “大活络丹”、“小活络丹”之类的药丸…… “久病成医”，我也渐渐学会了自己给自己“扎针灸”。在“学医”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服用了“阿司匹林”西药，结果腿软状况有所减轻，甚至发生好转！ 从这时起，“阿司匹林”就成了我的“救命神药”！ 在腿软生病期间，为防止腿部肌肉萎缩，我每天一个人也要到篮球场上做运球三步上篮动作。一个动作反复做，长时间做，并且右手运球换成左手运球，两边都练上篮动作，这也为我后来打篮球奠定了一些基本功。 1970年底，部队招兵，我们地专机关大院的子弟都报名应征。 服用“阿司匹林”腿部不再发软的我，与大家一起参加了体检。当时我也想过，如果体检不合格那是“天命”。并且也做好了体检合格到部队后，因为发现腿发软而被“退兵”的心里准备。 背包里藏着一大包“阿司匹林”来到了部队。天寒地冻的新兵训练生活，都没有发生腿软的现象。只是分到老连队的二营十连，在山西灵丘的“井沟隧道”施工时，一天早上出操跑步转圈，扛枪的我，突然腿一软，摔倒在篮球场上。战友们把我扶进帐篷里，我吃了几颗“阿司匹林”，马上恢复了腿部的肌肉力量，一切恢复了正常。 后来，我调到团部勤务连当兵搞测量，又到团球队和师球队训练打比赛。这三年，一直都没有再发生腿软的现象。 直到1974年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上大学时，有一天早上跑步后练军体，我在“跳木马”时，腿部一软坐在了地上。同学们把我扶到宿舍，早课时又陪我去学校隔壁的“解放军第260医院”检查化验，结果化验单上注明的是“血钾指标偏低”。 当时我想：自己的病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这种病状，肯定是“风湿类疾病”，或者是“精神类疾病”，这跟血液有什么关系？在宿舍里吃了几颗“阿司匹林”，早就解决问题了。记得这是75年的事情。我把一个正规医院医学上的正确诊断，整整耽误了六年！ 1980年，我调到地方部队，81年参加湖北省军区教导大队培训。学习期间，我和副班长梁庚水关系较好，晚饭后散步也是两人形影不离。 交谈中，梁副班长告诉我，说他有一种“怪病”，有时腿会发软没劲。听后，我告诉他我也有这个病，并劝慰他要思想放松，从精神上“战胜”这个病！ 不巧，几天后，梁副班长发病了，被送到“武汉军区总医院”治疗。 又过了几天，我也发病了，而且很严重。这次不光是腿部发软，而且腹部肌肉也没劲，早上出操连床都起不来啦！ 省军区教导大队驻在武昌的郑家店，离市区较远。教导大队一部小车去武汉市内办事，另一部小车正在修理中，说让我等车修好了再送我去“武汉军区总医院”。 左等右等，小车还没修好。但是梁庚水副班长却坐着到武汉市区办事的小车回来了。一到宿舍看见我躺在床上起不来，满有信心的告诉我，“没关系！这个病是低血钾，补点钾立马见效！”。 听其言，教导大队卫生员马上给我拿来一瓶“氯化钾”药液，用瓶盖给我喝了一瓶盖药液。过了一会，我慢慢缓过劲，腹部有了力量可以坐起来了。又过了一会，我可以下床了，慢慢试试可以走路了！于是，我干脆跑到教室又去上课了。 此后，明白了“腿软病”就是“低血钾”。一但发现腿没劲，赶快“补点钾”成了我经常做的“自我疗法”。 通过“腿软”这个病，深刻认识到科学知识的“伟大”。当年在贵州患得此病，误认为是“风湿病”，说明当年医疗水平普遍不高。即便是1975年在石家庄“解放军260医院”诊断出是“低血钾”。可是自己仍然不相信科学的诊断，凭“经验”只相信“阿司匹林”，说明自己的无知…… 我的“腿软病”、“低血钾”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四. 在承德“解放军266医院”住院的见闻和带来的联想。 1974年10月初，我在铁道兵69团勤务连测量班，接到去“石家庄铁道兵学院”上学的通知后，突然患上了痢疾“拉肚子”。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团部的卫生队看病住院？而是跑到承德市的“解放军266医院”住院治疗。 “解放军266医院”当年建在“承德避暑山庄”围墙里面，紧靠“六合塔”不远。医院大门外的公路对面，不远处是“大佛寺”。 当然，几年后清理“避暑山庄”其他建筑时，“解放军266医院”和很多建在“避暑山庄”里的地方机关单位和部队的营房建筑都陆续搬离了“避暑山庄”。 记得我在“266医院”住院时的病房是象大教室一样的大病房，里面有二、三十张病床。我的病床在靠公路边顶头的墙边，旁边的一张床上住着一个说着满口湖北浠水口音的战士，他应该也是铁道兵，但不是我们69团的。 在“266医院”住院期间。病房外，经常到“避暑山庄”散步游走，特别是大门外、公路斜对面的“大佛寺”，那是我在承德“外八庙”里游玩观赏最多的地方。 病房内，有一件事和一个人，是我一辈子难忘的、恐怖的记忆。 这个人就是睡在我床边十几天的那个浠水老乡、铁道兵的战友。当然，我也一直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他比我早住院几天，听说也是“拉肚子”住的医院。我刚住院时，他每天都找我说话，话很多，但表述不清楚，成天都在叨叨叨！ 后来几天，发现他一个人在病床上也是自言自语叨叨叨，医生、护士便给他吃药。 再后来，他晚上不睡觉，也在床上叨叨叨。医生、护士就强行按着他，给他打针催眠。 最后发展到医生、护士把他的手脚都捆在床上。看见他不停的挣扎，大声的叫唤，更长时间的叨叨叨。 …… 一天外出散步回到病房，看到旁边病床“人走床空”。向护士打听，告诉我这个病人已经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我对这个病友开始是尽量少与他对话，接着是讨厌他，最后是同情他！ 我似乎想到，并亲眼看到，有些“精神病人”是被人“整”出来的呀！ 由此联想到：地专大院和我一起当兵、又一起分到二营十连的韩小方…… 韩小方小我一岁，性格耿直，遇事总要与人“争个理”。在专署大院时，他们几个人都跟地区文工团的“大杨”学唱歌，因此养成每天早晨要“吊嗓”的习惯。 我在二营十连时，韩小方开电动空压机，我开柴油搅拌机，并且，两个人都是连队宣传队的骨干。 后来我离开二营十连，调到团部勤务连。在石家庄上学期间，听说韩小方在十连经常遭到一些湖南兵“欺负”。说他每天“吊嗓”是“神经病”。后来发生争执，还遭到湖南兵的殴打。最后，还真把韩小方整成了“精神病人”，被家人来部队办理退伍手续并接回贵州兴义，住进了“精神病医院”。 我在想，如果韩小方性格不要那么“执着好强”。如果我一直留在二营十连，能够关照韩小方，不让别人“欺负”他。也许，韩小方就不会最后被人“整”出一个“精神病人”来！ 我还联想到：在师体工队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王强。他也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打比赛只能赢球、不能输球。赢球哈哈大笑，输球就摔球拍。现在想来，他也是一个“心理不太健康”的人。 王强是湖北黄梅人，退伍后招工进了黄石市大冶钢厂的无缝钢管厂。 我是1980年离开铁道兵，调到地方部队工作。1983年当秘书时，陪政委到黄石军分区办事。晚上我请假出门，凭着一个信封上的地址，沿着长江边上的“大冶钢厂”，从“一门”一直问寻走到“九门”，这才找到“九门”对面的“无缝钢管厂”的家属区，找到了王强的宿舍。 王强宿舍只是一间房，房里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两个“高低床”。一个“高低床”下边有王强的铺盖被子。另一张“高低床”下边放着一个“煤油炉”和其它杂物。 这是我与王强从部队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问他爱人呢？他说“走了”！ 见到我，王强很兴奋，话也多。拿出“大众电影”杂志做封面、里面用材料纸叙写的一本有“三指厚”的“万言书”要我帮他修改。 他要上书的文字中，既写了厂领导管理上的问题，也写了科技攻关上的意见，还写了对“不正之风”的看法。反正是“无事不谈”，章目混乱，没有主题，没有重点，没有逻辑关系。 我告诉王强，写材料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写，突出重点，一次只反映一个问题。王强不听我说的，只说是有人要整他，说了几个名字，其中还有一个是我省军区战友的弟弟。 由于话不投机，加上寻人问路花了太多时间，只好与王强分手，深夜赶回黄石军分区。 第二次到黄石军分区出差，也是晚上我去找王强。但这次见到王强，感觉又象是在承德“266医院”见到的那个病友。他躲在我的身后，害怕的指着窗户外，说外面都是“特务”，这些人都要“害他”…… 第二次与王强见面，两个人根本无法交流，我只好离去。 第三次去黄石，我又来到王强宿舍，只见房门一把大锁。询问左右邻居，告诉我的只有两个字：“死了”！ （故事还没完……） 时间到了2018年4月，铁道兵14师体工队战友到浙江衢州相聚，与宾馆同屋的阳志信一起聊到王强。我说王强已经死了，但阳志信说他有一个王强的手机号码。 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里面还有什么故事？我决定要把王强再找出来！ 打了近半年王强的这个手机电话，总是无人接听。终于有一天打通了这个电话，但是与王强勾通非常困难。听到旁边有人说话的声音，我让他身边人接电话，并与这个人建立微信联系，这才慢慢知道了王强的现况。原来王强脑袋受刺激后，被父母接回黄梅县“精神病医院”就诊，并把他的工作关系转回黄梅县。 现在的王强虽然从“精神病医院”出院，一个人住在父母遗留的屋子里。但脑袋瓜子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他黑白颠倒，晚上通宵看电视，白天整天睡大觉。手机用的还是“老人机”，不会发信息，没有开通微信。耳朵听力也不好，所以外人无法与他勾通。 2019年春节大年初二，终于通过中间人联系好与王强见面的事宜。我中午开车直奔黄梅，与王强见了一面，避免他思想受刺激，没有深入交谈。 有幸这次又见到王强一面。半年后，中间人告诉我，“王强因心衰昨天去世了……”。 这回，王强是真的死了！ 王强患“精神病”是有他自身的“固执”原因。但是不是也是被人“整”出来的”精神病”呢？至今无可知晓。 写这一段的三个故事。是想告诫人们： 第一，人生平时都要加强自身的心理修养，遇事不要“争强好胜”。 第二，关心他人、予人为善，多从思想上安慰别人，是做人的一个“标准”。千万不要无意中做了“恶人”，把一个正常人推进了“精神病医院”。做了“恶事”，“老天爷”是盯着你的！ .五 . 在咸宁“解放军195医院”住院的往事。 　　“解放军195医院”座落在湖北咸宁。据老人讲，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发现这里有温泉，便组建了一个日军医院，日军头目岗村宁次都在这里疗养过。全国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这个医院，后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5医院”。 当年到“195医院”，要从咸宁火车站下车后，再走小路或乘小船，弯弯曲曲行走二、三十公里才能到达。孤独的一个医院周围，除了河边上有几处天然温泉出口，附近只有两个农村生产大队。 1965年设立“咸宁地区”时，“地委”、“专署”和“咸宁军分区”三大机关，选址在“195医院”的山背面。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才把“195医院”所在地的“温泉镇”与咸宁县城连接在了一起。 我在“195医院”一共住过两次院。 第一次在“195医院”住院是在1979年年初，当时我在铁道兵14师69团4营当技术员，4营远离在承德的团部，单独在邯郸武安承担建设2672工程。 话说我1974年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上学期间，观看过学校播放的内部教学电影，影片内容主要介绍了日本修建铁路建设技术，还有利用潮汐架设海上铁路大桥的技术等等。1977年毕业回部队路过北京时，得知在北京“对外贸易大学”毕业的表姐夫被公派到日本留学，表姐正在自学日语准备去日本陪读。在表姐的启发影响下，我也索要了一些学习日语的教材课本，回到部队开始了自学日语，立志编写一本“日汉铁路专用词语对照表”的路程。 由于父母1975年从贵州兴义地区调到湖北咸宁地区工作，我在1979年年初，探亲休假时回到湖北咸宁。正巧，听说“195医院”正在开办一期“日语速成班”。于是通过熟人联系，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 这个“日语速成班”的老师是一个北京姓张的老头子，他长年在全国各地开办“日语学习班”。由于我通过自学，相对其他同学有点日语基础，加上我也有刻写钢板腊纸的基础。于是老师“张老头”要我帮助他刻写“日语教材课本”，还有每天的教学练习作业。 假期到了，我要离开咸宁回部队。这时，“日语速成班”好象离不开我了。班长是皮肤科唐守信主任，在速成班学习期间被提为“195医院”的副院长，他主动找到我，想让我能继续留在“日语速成班”到结业。我心里肯定愿意，但按部队纪律必须按时归队。唐副院长想了想，说让我在“195医院”住院，到时给我开个“出院证明”。并且说“病号连部”单间有两个床，正好让我和“张老头”住在一起，每天一起吃“病号饭”，饭后一起散散走，晚上就在连部办公桌上刻写教材和作业…… 后来，发生了1979年的“中越反击战”，“学习班”每天上课前都要宣读“每日战报”。接着，“195医院”也接到了准备接受伤员的任务。再后来，开始从咸宁火车站接受伤员。从每批伤员口中，我们了解了更多、更祥细的战场故事。 接受几批伤员后，“195医院”领导决定，马上结束“日语速成班”教学，各科室主任和主治医生全部回到各自科室，参加抢救伤员的“战时任务”。于是我也拿到“195医院”开具的“出院通知书”返回部队。 在这次住院中，结识了我的爱人。她是从“武汉军区军医学校”毕业后，由“武汉193医院”调回“咸宁195医院”的。并且我们两家父母都住在地专机关大院里。两个人都穿军装，真的是“门当户对”。这也萌生了我也想调回咸宁的念想…… 第二次在“195医院”住院是1989年，此时我已调到咸宁军分区工作。这次住院只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最深。 由于我已经是“195医院”的“家属”，所以住院又安排在了“病号连部”的单间里，两张病床一张空着。 一天，通知“病号连部”再安排一个病人，并有特别要求。护士们忙前忙后，在那张空病床上动脑筋想办法，加几个板凳把床铺加长，床单被褥都用两床加长…… 原来，“全国少年篮球锦标赛”正在咸宁地区体育馆举行，“八一少年篮球队”也参加了比赛。“八一队”的比赛成绩不太好，主要是“八一队”培养的大部分是高个子“中锋”运动员。再就是赛前在河南训练时，队里一个最高的运动员突然猝死，对队里的高个子运动员造成心理影响很大，所以有一个“娃娃兵”说“不舒服”，被送到“195医院”住院检查治疗。我旁边那个加长的病床，就是安排给这个“娃娃兵”的。 他一来医院什么都没带，只有一个“军用掛包”。医生给药他没杯子喝水，我把“军用水杯”借给他用，沉默无语、幼稚的表情让我印象很深。 几天后，“八一少年队”姓白的领队来看望这个“娃娃兵”，给我讲了他们在河南训练中，高个队员猝死对这些高个小队员造成心理影响的事情。 这时我才知道，白领队的儿媳妇是国家女排运动员——郎平。 而这个和我同住“病号连部”的病友是后来国家男篮运动员——王治郅。 .六 . “痛风病”对我的长期困扰。 　　从1994年开始直到如今，我一直被“痛风病”困扰着。 1994年初，我到武汉出差办完事情，徒步到武昌火车站返回咸宁。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惯，出差办事从不坐出租车，也极少乘公交车。只要时间允许，我经常是沿街步行赶路。一是沿街观光，二是给公家节约经费。 这次穿军用皮鞋徒步行走，回家后，觉得右脚大拇指关节不舒服。第二天拇指关节就红肿起来，走路疼痛难忍。上班路上，正巧碰到军分区卫生所郑所长，他问明情况后说我这是“典型”的“腱鞘炎”症状，并告诉我他们正开展“小针刀”新业务。 于是，我跟他来到军分区卫生所，在疼痛关节上先打一针麻药，然后再用一把“小针刀”扎进关节搅割。最后拨出“小针刀”，挤出很多黄色的水液，真的脚就不痛了。后来想到可能是麻药起的作用吧！ 两天后，这个关节又红肿疼痛起来。猜想是不是第一次“小针刀”没弄干净？于是又去做了一次“小针刀”。 又过了好几天，右脚这个拇指关节不痛了，但对称的左脚关节红肿疼痛起来了。我想这不对！疼痛对称转移，这事就奇怪了。于是，来到“195医院”检查诊断。 在“195医院”门诊，碰到已提“195医院”院长并退休“返聘”到门诊坐诊的“日语速成班”老班长。与唐守信院长边聊天，边等待抽血化验结果。唐院长说：“你这个象是痛风病……”，并且找来《医书》，让我翻看细讲，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痛风”两个字。后来，化验结果送来，显示“血尿酸值”偏高！ 当年治疗“痛风病”的有效用药“秋水仙碱”国内没有生产，只有日本和德国生产的药，而且只有到武汉市航空路一家“进口药店”去购买。但是服用“秋水仙碱”副作用很大，上吐下泻很难受，服用过量还会中毒。托朋友关系，从武汉航空路药店一次性买了两千块钱的“秋水仙碱”。 几年后，有了国产的“秋水仙碱”。但我的痛风病由一年发作几次，到每月发作一次。2008年后，更是发展到十天半月、甚至一周发生一次。 直到2013年，偶然泡“胎菊”，每天当茶喝时。突然发现痛风一周没发病、十天没发病、半个月没发病、一个月没发病…… 于是，“胎菊”又变成了我的“神仙药”、“救命药”！ 不知道“胎菊”只是对我的痛风病发作有作用？还是对其他痛风病人也有作用？建议痛风病友也可试一试。但愿更多的痛风病患者都能减轻一些困扰和痛苦！ .七 . 在医院陪护亲人住院的日子和思考。 . 在医院陪护照顾自己的亲人，我是从2014年开始的—— 2014年初，爱人体检时突然发现乳腺有肿瘤问题。来到“湖北省肿瘤医院”住院复查，医生决定手术切除治疗。 送进手术室后，肿瘤“切片”马上进行化验，得到的结果是“恶性”两个字。于是，接着进行了“乳房整体切除”的根治治疗。 术后还有8次“化疗”，每次“化疗”间隙，每周都要从家里赶去武汉进行“留滞针”的“换膜”处理。 在手术和化疗住院期间，看到病房里的陪护们，大多数是自家的男人，也有家里的其他女性，他们日夜守护在病房里，一张行军床或者一把椅子就能熬一夜。特别是在湖北的“三伏”夏天，一盒蚊香、一把扇子，既给自己解决实际问题，也给病人送去点点凉风…… 我感到，病床前，才是“家人亲情”、“夫妻恩爱”的真实舞台！ 我的爱人很坚强，不愧是当过兵的人。在术中和“化疗”期间，尽管发生钻心的痛苦和化疗的难受，但她咬着牙都没有喊叫和哼唧一声，真的令我敬佩！ 直到年底，爱人完成化疗正式出院不久，我的父亲又生病住院了—— 2014年11月，父亲突发胃癌住院，一家人都守在医院陪护，我紧接着又是24小时守在病床前…… 父亲很快由胃癌转移到肝癌，直至肝腹水，父亲都忍痛没有哼出一声，也没有打过一次止痛针。对父亲的印象一直是慈祥、和蔼、善良，但父亲最后的日子里，又看到了父亲的勇敢，坚强。父亲在我心中，永远是个伟大的父亲！ 父亲发病快，走的也快。2015年2月5日就离开了我们。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送走父亲后，又陪爱人去“湖北省肿瘤医院”进行一年后的复查，结果又检查出甲状腺癌并往院手术。第二次生命的磨难和分期的“放疗”，再显爱人的坚强。所以，陪护亲人再苦再累，也觉得理所应当。 2015年这一年，我又成了“湖北省肿瘤医院”的“常客”。 2017年的夏天，爱人体检在“同济咸宁医院”又查出子宫出了问题。听朋友介绍又陪爱人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找专家进行确诊，都建议做“子宫切除手术”。 为了进一步确诊，又联系她在“武汉军区军医学校”的同学、退休后返聘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做“B超”的夏莉帮助再用高档一些的仪器做个“B超”。结果，和上述两个医院的“B超”影象一样。看来又得“挨一刀”了！ 综合考虑，手术决定在“咸宁同济医院”进行，并办理了住院手续。只因妇科病房没有病床，需要第二天再进来。 回家后，听其他“同命病友”们的劝说，进行过两次大手术，又要做大手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加上7、8月天气太炎热，对术后伤口恢复也不好，建议暂时不要做这个手术，先找中医治疗看看。于是又给医院打电话，取消了这次的住院做手术。 说来也巧，爱人的大嫂原来是地区医院针灸科主任，针灸是她的拿手项目。退休后，爱人大嫂按政策迴避本地，回到老家办诊所。这样，我陪爱人又开始了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往返湖北鄂州，来回跑的“针灸治疗”的征程。 可喜和惊奇的事情是，整个针灸疗程结束后，天气凉快了，重新到以前做过“B超”的几个医院再次做检查，得到“子宫正常”的同一个结果，终于躲过了“又一刀”。 这件事再次证明，中国的中医还是非常“神奇”的，有些事情你不相信、不佩服还真的不行！ 接着是2019年11月，老母亲又突发脑梗中风住院抢救，抢救过来后又遇到“新冠疫情封城”，在医生建议下，我们提前一天撒离回家。于是，一张行军床支在母亲床边，陪伴母亲渡过那漫长的封闭日子…… “封城”结束后，我又陪母亲住进了医院，康复治疗反反复复，多次住院出院便成常态。 2021年5月，母亲又出现了“糖尿病足”的新病情，这样又住进了医院。由于年已九十，医生和老母亲都不愿意做截肢手术，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 其实，“保守治疗”就是烂死一点，清除剪去一点。半年多时间，母亲的左脚掌已被剪去三分之二，每天晚上都靠止痛药和止痛针渡日。我现在又是24小时在医院陪护老母亲。母亲每天很痛苦，但她唯我固执，心胸狭窄，心态不好。不配合护理，小痛哼不停，大痛直叫喊。所以，护理照顾每天都很劳累…… 在陪护母亲住院的几年里，到目前为止已请过8位护工帮助护理老母亲，因此，在医院里又认识了“护工”这个群体。 各个医院不尽相同，有的医院有公司化的护工管理组织，也有医院是各个科室的“护工头目”把持经营。 护工的素质也参差不齐，良莠不分。有的护理技术熟练，有的关爱病人素质较好，但更多的还是鱼目混珠、打工争钱混日子。病患与护工的矛盾见到很多，个中故事，看在眼里，想在心中…… 人都要老，人都要生病，见景生情。 到时候，我们生病时会怎么样？ 特别是我们这辈50后的人，也是70岁左右的人了，但我们还得照顾老一辈的父母亲。可当我们老了，我们病了，谁来照顾我们？是子女？还是护工？ 我们这辈人，提倡“晚婚晚育”，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加上又要“延迟退休”，当我们老了、病了、不能动了，子女们还在职上工作。谁来照护我们？ “独生子女”这一辈，他们将来会一家人要照护4个上辈人，他们有精力和能力照护我们吗？ 我想—— 我们这辈人的养老，是不是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能够走动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抓紧“最后的时光”多走动，尽量不要“拖累子女”。网上提出的“异地养老”、“互助养老”、“结伴养老”的办法都可以偿试。同学群、同事群、战友群、社交娱乐群等等，都是相互勾通、联络养老的地方。 二是不能走动和衰老生病阶段。这个阶段我想只有依靠亲情，依靠兄弟姐妹和家人照顾才是最靠得住的。 有孝心的子女，如果能有休闲时间和近在身边，说明你的命运很好。 要是能碰到一个有爱心、人善良、护理业务熟的医院护工或者是住家护工，那真的是三生有幸的事情。 我们期望党和政府能有更好的政策和举措。 看此文的人，你们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吗？. . 人老了，人病了，躺在医院病床上。触景生情，总是想着一些事情，我用笔把它书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