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中的中国

中炯

今天上午看了一本《地缘看世界》（温骏轩著），这是本把历史和地理完美结合的一本好书。因受这本书的影响，感觉到单纯的读历史是片面的不完整的。随即打开书柜，发现几本类似接近的书如《春秋列国地理图志》、《地图中的历史》、《中国历代战争史》、《中国通史》。便取出来并列阅读，从地理的角度（或者说地缘角度）理清一下中国的地缘历史脉络。

最早的中国，并不和现在中国一样，那时的活动范围，只限在黄河流域一较狭小的地区。因此，我们以前都是以“黄河是母亲河”。

古代史传说中的神农氏，大概只在今河南省的西部，黄帝则像在今河南省东部，活动范围都不大。

唐尧、虞舜，在今山西省南部，龙门下黄河南套的东北面，在同蒲铁路的南端。夏、商、周三代的活动中心，也不过在今天河南、山东和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及河北省的一部分，最多达到汉水上流和淮水北部，是一个不完全的黄河流域。

中国历史上真正打开一个大规模地域局面的，要从春秋时代算起。

那时一般的文化经济，可以按东西划分。黄河流域上游，即西部(实则是中部，今陕西河南一带)，文化经济较差。黄河下游东部，文化经济较盛，都在今山东境内。代表着西周新兴的正统的，这一区以齐、鲁为主。向西为宋、卫在今河南省东部，还算像样，这一半代表着殷商之旧传统。再西则为山西省南部的晋，河南省中部的郑，文化经济均差。再向西到陕西，为文化经济比较最落后的秦（本人美篇有专门文章写秦的发展史）。向南为汉水流域的楚，这在春秋时期，还被视为蛮夷（所以，长期以来，长江以南都被中原文化称为“南蛮子”）。至于长江流域的吴、越直到春秋末期才突起，但到战国时又没落了。那时长江水道上下尚无交通，从吴到楚的交通线，并不是顺江东下，而是经皖北沿大别山脉至河南信阳，再衔接到汉水中流的一条陆路。

再看北方，战国初期，燕、赵文化较落后，要到战国中晚才开始像样。所以黄河流域乃中国古代文化经济最主要的中心。黄河，自古就是真正的母亲河。

秦代统一中国，辖地已同现在差不多，但其实际中心，仍在黄河流域。汉代继续建都长安，因西方经济不足维持一个中央政府的需要，常要从东方大批运粮接济。那时的漕运，则全指的黄河而言。东汉建都洛阳，多半是为迁就经济现实问题，可以避免大量物资由东向西运转上之耗损。洛阳和长安，从此开始成为古代中国的两大中心。

直到三国时代，长江流域才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那时所谓魏、蜀、吴三国鼎立，吴、蜀地盘扩充到南方，但人才还都是北方人多。即如刘备、诸葛亮，均为北人南迁。三国并于西晋，最终还是黄河统领了长江。

直到东晋南渡，建都金陵，长江流域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的正统政府，但这是一个偏安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而且仍是北人南移，不是由长江流域人所经营而建立的政权。从三国时代的吴，以至东晋、宋、齐、梁、陈，合称为六朝，都是建都南京。这是一个金粉朝廷，大体上可以说是北人到南方来偷安享乐来了。南北朝时代的北魏，称为北朝，与南朝宋、齐、梁、陈对峙。五胡时，洛阳已经残破，人民都向四周移动。一部分南迁长江流域，另一大批东北逃出热河山海关，移向辽东。又一大批西北迁避到黄河西岸甘肃、宁夏一带(即当时的五凉)。以后此两大支，又集合起来依附到北魏，奠都平城(在今山西之大同)。到魏孝文再迁洛阳，不久又分裂，长安与邺(大名)，分为东西两魏。此后隋唐统一，才始恢复以长安、洛阳定为两京的周、汉旧局面。长安因中央政府所在，户口稠密，文武百官集中，关内粮食不够供给，仍如西汉般由东部大量向西运输。政府为节省此一部分运输费用，采取移人就粮的办法，一年中几个月驻节长安，几个月移居洛阳，这样候鸟般迁就事实。

隋炀帝开运河，自开封到徐州，再由徐州南下直到扬州，先是军事性质的由北侵南，后则是经济性质的由南养北。在开封以上到洛阳的一段，是和黄河并行的汴水，原来很早就有的。但开封以下的水道，也并非隋炀帝所凿。三国时曹操率领水师攻东吴，即由洛阳到开封而至皖北，回师时绕道徐州，全路程都由舟船水道。魏孝文亦曾有心利用此一段水道来输送军粮控制南方。隋炀帝不过把此一段连贯南北的原有水道加深加阔，重新整顿，使中原水师可以顺流直下，直抵江边。先是为了便利军事，后则是为经济目的。南方漕运，即由此转输洛阳、长安，来给养这一个大一统的中央。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开始崩溃，更须仰给南方。

中国史上的经济比重，实要到唐代安史以后，才开始有南重北轻之势。

唐代漕运数字，历史上均有详细统计。那时每年运送中央的米粮，在玄宗天宝年间，以河南、河北为第一位，关西、河东(山西)为第二位，淮南、江南为第三位。自经安史之乱，北方藩镇星罗棋布，都要养兵十万二十万以上，军队要俸饷，装配又讲究，所有税收都被截留，不解中央。当时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全靠江南税收来维持。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经济也并未破产，只是为各地军阀全浪费在武装上去了。

五代十国达一百年的长期扰乱，北方黄河流域才正式趋向衰落，南北经济比重更见倒转，此一大转变，直到宋代才开始确定。

宋代建都开封，其最大原因，也为便利江南米粮北运。若从开封再运洛阳，又要增加数百里水程，于是宋代政治中心，才始脱离了周、汉、隋、唐以长安、洛阳作为黄河流域一椭圆两中心之旧形势，而转移到开封。开封是中国东部的南北中心，但地势平坦，四周无险要屏障，乃一四战地区，迁就了经济打算，折损了国防计划，所以宋朝始终成为一弱国。历史上平原地区建都几乎都是不长久的。无水无靠的，或者只有水无靠的，风水上来说也是不好。

元代建都北京，此系辽金旧都，那时全部经济更多取给于长江流域，遂开始采用海运，由天津入口，经白河，运北京。这海运的源头，便是绵绵长江，江浙是第一源，江西是第二源，两湖（湖南湖北）是第三源，这是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三大内地湖泊带来的富庶。大江大湖四周流域即是粮食盛产之所（我家乡常德地区就在洞庭湖流域，就有八百里洞庭鱼米香的说法），亦即南方经济命脉所在。据记载，元代在此三个湖区所征粮食，几乎占全国粮额三分之二。这也是北方游牧民族长期边患中原的原因，说到底就是为了粮食。而中东问题则是为了石油（工业粮食）。人类历史的纷争，无非是为了资源之争（古代是食物为主，工业时代是工业口粮石油为主）。

明代不用海运，又另辟一条运河，自扬州、徐州直北经山东、临清而抵天津。这一运河开挖并不省力，所经地势有如桥形，两旁又没有水源，水量多半要靠地下泉。水流要赖闸门开闭来调节，那是极费工程的。天然的凭借少，人工的诱导多，那条运河工程之伟大，实不下于古代的万里长城，真是劳民伤财的历史工程。历史上好大喜功的皇帝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现在常说，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富庶的地方（苏锡常现在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可是在历史上，唐以前的经济全在北方，六朝时代南京的食粮，还要靠武昌方面运来，军队大部驻扎在荆襄一带，苏南则还是渔泽之乡（不是鱼米之乡）。唐代财富逐渐转移到江南，但更重要的是江南西道，而非江南东道。唐代分全国为十道，江南道又分为东西，东道即现在之江浙，西道即现在之江西省。明代经济中心，才再从江西移到江东。那时分为南粮北粮，北粮只占全国五分之一，南粮却占五分之四。其中苏、松、常三府即占有三分之一，苏州一府田赋超过浙江全省，松江一府已抵江西省之一半，常州一府即超过两湖半数以上。

清代乾隆十八年的田粮统计，南粮占八分，北粮仅占二分。乾隆四十四年统计，南粮收入已达北粮之十倍。明清两代屡为此种赋税不平衡提出呼吁，直到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仍还上奏为苏、松、太三府人民请求减租。这三府田租较元代增加了三倍，较宋代增加了七倍。这三府田租也比常州府多三倍，比镇江府多四倍，比其他各省多十倍数十倍不等。大概统计，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田租，比唐朝该增加了五十倍之多。

中国历史上以汉、唐为最强最富时期，但那时却全部靠黄河流域，不靠长江流域。所以中国文化，大部分由黄河流域人创造建立，长江流域人，仅居承袭发展之功。平心而论，中国的历史宋以后，实不及宋以前。至少辽、金、元、清四个朝代打进了中国，即十足暴露了宋以后中国历史之弱症。

而如今，历史长河中曾最为荒蛮的珠江流域成了时代的娇子，中后期发展起来的长江流域一如既往的成了中流砥柱，唯有母亲河黄河及其流域很难恢复其往昔的辉煌了。

20211211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