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三）

晓风

吃派饭 1976年秋季，刚刚下放到农村的我一个人在三小队住了三个多月，这期间的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那时候已经不需要知青自己做饭了，而是根据生产队的安排去社员家里吃派饭。 派饭，从字面上理解，有强制的意思，社员家非做不可，每家做一天，一天三顿，各家轮流转，而且做派饭也讲阶级斗争，成份是地、富、反、坏、右的社员家一律不能做，只有贫下中农出身的社员家才有资格做。 派饭也不是白吃，每天去哪个社员家吃饭，吃了几次饭，生产队都有具体计划，社员家也有登记，到了年底分红时，知青吃的派饭都要从应分配的口粮和食油里面扣除，再分摊到做派饭的各个社员家。 三小队有资格做派饭的社员家庭约三十来户，派饭内容大同小异，条件好一点的，每顿有米饭和一两个菜，比较困难的家庭一般是将米饭和菜煮或者是南瓜红薯煮在一起吃，而这种情况占整个派饭的三分之二。当然也有例外，对前来检查指导工作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三小队也搞公款吃喝，把他们请到条件较好的社员家，弄上一桌菜，有肉有鱼，还喝一点酒，这个时候慈悲的叶队长总是不忘把我叫上一起吃，趁机改善改善伙食。 开始几天，吃派饭还有一点新鲜感，没过多久便感到寡淡少油，十分怀念鸡鸭鱼肉的味道，好在那时候年青，干活累得饥肠辘辘时，再寡淡少油的饭菜也能狼呑虎咽、一扫而光。 吃了三个月的派饭，有几个场景至今难忘，一个场景是三小队有一姓孙的社员，他家是从淅河公社迁过来的，他原来在公社供销社下面的一个门点做小买卖，挣点小钱，一家人的生活还算不错，但到了文革时期，供销社门点撤销了，全家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迁到三小队落户，由商人变为农民，这一转变让他们非常不适应，他和老婆都不会做农活，工分比其他社员低，加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所以生活十分拮据。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其中一次吃的是南瓜煮米饭，放了一点盐，味道还可以，我忽啦啦很快吃光一碗，然后自顾自地去厨房锅里盛饭，揭开锅盖的一瞬间，忽然发现厨房门口站着几个小孩，他们面黄肌瘦，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正瞪着几双小眼睛看着我，那胆怯的眼神中写满了饥饿与渴望，好像一把剑，刺得我内心好痛好痛，以前在家里听父亲多次讲他小时候在地主家干活，吃不饱穿不暖，也曾听贫下中农在忆苦思甜中述说他们吃糠咽菜的生活，眼前这一幕与脑海中的记忆是如此相似，令人泪忍不住，于是我默默盖上锅盖，返回堂屋对男主人说胃有点不舒服就不吃了，随即离去。后来再去这家吃派饭时便反复提醒自己：只吃一碗，吃不饱也只一碗。 另一个场景是村东头住着一户姓李的社员，男主人五十多岁，是抗美援朝复员军人，手臂受过伤，因此不能干重活，但享受国家伤残补助，他有一儿两女，都是壮劳力，所以家里生活条件较好，每次去他家吃饭，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讲述抗美援朝的故事，兴奋时眉飞色舞，悲伤时老泪纵横，看得出那场残酷的战争给他身体和心理都留下了巨大创伤。他不光故事讲得好，派饭也做得有水平，总是弄两三个热菜，其中少不了鸡蛋，偶尔还有肉和酒，边吃边喝边聊，气氛十分热烈。 有段时间，大队的杨书记总是来三小队检查工作，叶队长受笼若惊，想方设法讨杨书记欢心，安排杨书记的饭菜和知青的派饭完全是两个概念，知青派饭只求吃饱，而杨书记的饭菜重在吃好，由队里出钱到马坪集上买来猪肉、白酒，或从生产队的池塘里捞上一两条青鱼，再不就让社员杀鸡宰鸭，整出七八碗油亮亮、香喷喷的硬菜。杨书记平时喜欢和知青交流，所以吃饭时总是把我叫上，他还爱下象棋，工作之余，找我去下两盘，输赢都挺高兴。和他一起吃饭，让我懂得了农村饭桌上的许多规矩，比如席次的安排，主与客的座位都有讲究，再比如请客时社员家的女人是不能上桌的，只能在厨房里吃饭，开席后客人端杯夹菜都要听主人调遣，主人筷子指向哪个菜就夹哪个菜，不能乱夹，主人拿起或放下筷子，其他人都得跟着拿起或放下筷子，同样主人端起酒杯大家都要跟着端杯，主人说干大家都干，不能呡一口或喝半杯，不会喝酒的，最好一口不喝。 和杨书记一起吃饭，总让我有种过节的兴奋，他长时间不来三小队，我便怅然若失，无比思念。 三个月的派饭，遇上大鱼大肉毕竟极少，那时社员家一般只有过年时吃点鱼肉，平时基本吃素，家里养的几只鸡不是为了吃肉，而是把鸡蛋拿到集市去卖，换点零花钱，解决其它方面用度之需。 有两个在派饭中吃过的农家菜记忆犹新，一个是青菜炒鸡蛋，土碗之中青菜占百分之八九十，鸡蛋只是一点点黄色的点缀，但因为有鸡蛋味儿，感觉特别下饭。另一个菜叫不上菜名，是用面粉调成面糊，放点盐，再裹上青菜，用筷子一坨坨地幹到锅里用一点油慢慢炕熟，吃起来外酥里软，口感特好。 四十多年过去了，吃派饭已成为知青岁月的一道痕迹，抹不去，忆还香。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