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合涧挑锅卖炭 做买卖中原放彩
 靳家掌村民国七兄弟中原闯荡记

如斯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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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家掌村民国七兄弟中原闯荡记

原创：左满明

民国前，山西古潞安府壶关县出南门到了南乡店上镇一带，古称林青里，自古是晋豫商贸的通道，有着山民成群结队或各自为战从事小型商贸贩运的传统。壶关自古有煤炭陶土之利，烧造砂锅打造铁器贩运煤炭成了民间商业的大宗商品，民谣有“下合涧担的是砂锅煤炭，回太行换回了布匹银钱”。向东南二三十里，穿越如今的太行山大峡谷（旧称河郊沟），便可直达河南林县合涧，村民便三五成群，为生活充当贩夫走卒，从事了脚夫营生。他们或肩挑、或驴驮，或手推独脚车，把山西的铁器、煤炭、砂锅、小杂粮等当地物产贩运出太行山，首达河南合涧，再次转运彰德府、怀庆府、卫辉府等地，返程运回河南的布匹、估衣、小麦、大米、柿饼、核桃、红薯等，变卖后赚取差价，补贴家用。
清末民初，店上镇靳家掌村靳家七兄弟和二姊妹等一母所生的同胞九兄妹相继出生。由于家境贫寒，父母从小就对逐渐长大的七兄弟约法三章：由老长靳德胜、老二靳德善在家中耕作农田，照料家务，撑持家业，其余几个兄弟长大成人后要相继外出河南务工谋生。
山里人缺的不是力气，也不缺诚信，惟独欠缺的是山外的那份机灵。我们的祖辈在世时，常常教导我们的不是投机当官，不是考取功名，也不是死啃土务农，竟然是出去外面当个“小相公”！山里人太想出山了！他们解说“小相公”这个定义时，也常常含混不清，到底“小相公”是什么职业？后来，我们渐渐长大了才明白，原来是要我们出去做“伺候人”的佣人一般即现在世界流行的“菲佣”呢！

靳家人也许天生有那份商人的精明。七兄弟中俗名叫老三、老四、老五的渐渐长大，一个个先后出去河南新乡、安阳、焦作、开封等地当了“小相公”，他们当得都十分出色。据老辈人回忆，靳家人中的靳老五，为了在河南省城开封市当好“小相公”，非常上心，他悄悄地用燃香，在主人门帘上烧开了一个小洞，从洞里窥视主人和客人喝茶、用膳的情态和缓急需要，从窥视到的“情报”按时递上茶点，从而获得了主人信任，得到了上位，实现了“屌丝”逆袭。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许多人逃离了沦陷区，靳老五不仅没有逃离，而且生意逐步扩大，为了应付日本人，还学会了日本话，明面上“叽里呱啦”地与日本人做生意，私下却偷偷地供给共产党武装军需，不仅在日本人中非常吃得香，是开封地面上“吃得开”的人物，也是我们的“卧底”。很多时候，不少人无端被日军抓去，靳老五依托商人身份，仗义疏通。时间长了，出了事的老百姓，大多都要请托靳老五说情。他义不容辞，便与日本人周旋，叽叽呱了与日本人说一通，很快就把抓去的解救了出来，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靳老六是在中原当“小相公”后，在商业领域里最成功的一位靳家子弟。他与我父亲同年生，是少时的玩伴。从当“小相公”起家，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在新乡开了大型油坊。1945年秋冬，太行山区的土改运动已经如火如荼，而新乡仍是国民党敌占区。他以商人的敏锐，预感到时局的诡变，兵荒马乱中，迅速将油坊及库存的200缸香油变卖，换成金条银元若干，寄存或埋放在郑州市郊外，自己便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商铺伙计，成为“无产者”。而家里，刚刚过门的媳妇，也因当地土改斗争开展，情势之下，嫁作人妇。这样，靳老六孤身一人，在郑州一带颠沛流离生活，不得已，只得另外娶亲生子，成了家业。解放后，他勤苦实干，渐渐受到中原大地商业界的认可，逐步成了郑州百货公司总经理。加之改革开放后那些经过灾难又闪失后剩余金条银钱的神助，成为了改革开放后郑州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靳总。因为与我父亲同庚之谊，在那个兵荒马乱的三四十年代，为了躲当兵，父亲曾在他的油坊里干了好几年呢！后来，由此结下情谊。七十多岁的时候，他每次回来，都要拿出珍贵的几张大团结，塞在我母亲的手里，以补贴家用。

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靳总经理回老家。好几天，每当他前脚在我家里落地，后脚里——那个我尊称她为小姨、与我母亲娘家同是店上村、一同嫁到了靳家掌的“他的前妻”，在我们七八岁小孩子的眼里，她像长了千里眼一样，用封建社会里难以行走的“小脚”，快快地到了我的家里。一会儿，她的眼睛就哭得红红肿肿的。当初，我们太小了，不知道他们在朝代更替中，扭曲的感情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了对大人们的这些事，十分奇怪和不明白，直到很大了，才知道他们之间因时代的变迁，有着婚姻的许多悲剧。靳总经理后来在郑州组建家庭后，长女靳小兰，成年后子承父业，是改革开放郑州市商界知名人士，七八年前退休后成为佛家居士，信佛行善，多次资助乡亲，成为靳家有懿行美德的远亲。一次壶关县流泽村一个远房亲戚患了尿毒症需要换肾，贫瘠的太行山，哪里去筹集那20万元的天文数字呢？远在中原的她，号召郑州商界佛教人士等捐款20万，挽救了一个家庭。后来，问起了他们捐款救人的事，他们还谦虚地说，没有那样多，只是帮助了一点点而已呢！

靳老二名德善，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有出色的管理村务的才干，且有相当高超的政治智慧。当时，靳家掌村属于国统区，而三华里一河之隔的罗东掌村却是我党领导下的红色区域。靳老二在村里任村副，管理村务，抽丁起粮，苛捐杂税，天天应付各类势力的盘剥。1945年秋，靳老二突然丢下村副不干了，也远走去了河南经商。也许天生有着商人的投机和敏锐，就在他走后几个月，共产党开展过来了，他的接替者因给旧政权几个月的公干，因没人主持公道，就被认定为替坏人做事，活活被打死了。


靳家兄弟做人或者做生意“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现代人搞扎堆，特别是愚昧落后的偏僻山村中的较大宗族，依仗人多势众，欺凌弱小家门，这在一度闭塞落后的家乡店上镇一带尤为明显。一些村霸，欺凌妇女，侮辱男人，村民愤愤地说，他们现在是无恶不作了：干完女人干猪，打完男人打树！我听了这些充满无奈、鞭挞或嘲讽的话，非常震惊！在共和国里，这种霸道行为，太罕见了！难道没有人管吗？我们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不站出来主持正义呢？令人奇怪的是，民国年代，靳家他们几兄弟，个个人高马大，在力大为王的兵荒马乱年景里，“单兵”素质超强，为什么呆在河南不在一个地方经商立足呢，那样不是“胜算”更大、不会受人欺凌吗？而他们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分别在新乡、焦作、开封、安阳、郑州等城市分别立足，互为犄角，互通声气。他们也许过早地认为，正如他们的名字一般，“德”“善”使他们奉行的是晋商义理，拳头和蛮力不一定能笑到最后，成为永远的胜者。用这个智慧法宝，无论什么政治运动和斗争开展过来，都能实现保全自我并逃遁于无形。七兄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那场变革乃至后来的阶级斗争中，每个人都能得以善终，不能说没有相当的生存智慧。就连最小的靳元善，土改时只有十几岁，还很小，是个小娃娃。家人就让他到20多里地的太行山巅壶关县东井岭乡北行头村，独自一人去看管靳家零落在北行头村的商铺。为了兼顾他的生活，还特别安排把一个闺女——她的同胞姐姐，嫁到了北行头村，顺便照顾他。此时，家里因富裕被“斗争”了，他骑驴借圪台，落户在北行头村，就住在自己的商铺里，用商铺的资财生存了下来，娶妻生子，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因为像“流浪”一样，小小远离故土去了北行头村，也受到了当地村人的呵护与喜爱，历次运动，从无受到影响。也许人家的德性高蹈，去年清明到祖村老坟烧纸时，仍然健在，儿孙满堂，只是听力大不如前了。


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我们常想：一穗麦子成熟了，也意味着这一个春秋结束了。那撒下的麦粒，来年生根发芽，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