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不相识的故事

苗松石

　　不 打 不 相 识 的 故 事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有许多英雄豪杰不打不相识的故事；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中，也有许多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旳故事；传统京剧中也有许多不打不相识的故事。没想到現实生活中的我，既不是英雄豪杰，也不是梁山好汉，平平常常的我，在平淡无奇、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也遇到了一次不打不相识的故事。这次不打不相识的故事还勾起了沉浮已久的一些往事，引起了一段沉淀已久的高中时代的记忆。

大约是1986年的腊月二十八，我用自行车驮着煤气罐，去中山路的换气站換一罐煤气，准备全家暖融融的、温温馨馨，过一个美美地过春节。

不料做晚饭的时候夫人告诉我新換的这罐煤气没有气、点不着火，做不了饭。

第二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我驮着煤气罐去调換。一位女工作人员说，这个煤气罐份量还是很足的，但灌注时把机器里残留的水灌进去了，所以点不着火。但是今天没有气不能换，明天来吧。

我说：“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谁家不做饭，谁家不过年三十呢！”再说了我们都是上班族，这大过年的谁有这么多时间呢？我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不自觉的怒火上升，一股子吵架的劲头涌上心头。

那位女工作人员说：“现在我们站里没有气啊！”

我说：“这是你们的错误，责任在你们，你们应该解决！”

那位女工作人员很不高兴、很不情愿，也说不出道理来，扭头进到里边的屋子去了。一会儿她把站长找了出来。站长是一位中年男士，倒是挺和气，他说：“你把煤气罐放我这里，我打电话，你去北京街的总站取一罐吧，那里会有气的。”

我还要骑着自行车跑很多的路、挨许多累。虽然很憋气，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煤气罐是相当难得的福利，能换上煤气罐了，能安安稳稳地过大年了，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心里也就坦然了。

有了这次过隙之后，再去煤气站換罐心情都是咯咯愣愣的，眼睛都是向上看，不愿意看见那个女服务员。没有法子啊，日子还要过的，煤气罐还要换啊，也没有人代替我，不得不和煤气站打交道，每个月还要硬着头皮去一次煤气站啊。

一次在排队等待时，眼睛还是向上看，无意中却看见了高高挂在墙上的工作人员名单。其实这个换气站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先是站长后面是工作人员，突然一个名字在我眼前一亮——“白月”，再仔细看确实是白月，我没有看错，这肯定是一位女同志的名字，叫白月的实在太少了。

我忍不住了，向工作人员打听：“白月是哪一位，在吗？”

“你认识她？”工作人员一脸狐疑地瞥了我一眼。

我说：“好多年前，还是我在四中上学时有位同学叫白月，多年没有音信了，是不是她呢？”

“白月一个月前调走了，张英还在这里，她也是四中的”

说着就喊：“张英、张英！”

张英从里屋姗姗地走出来。真是突然，真是离奇，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万万没想到，原来张英就是和我吵架的那位女同志。

我们俩人的脸上都是一陣红一陣白的，很不自然。

文革前四中是重点校，学生都是经过层层筛选、高分录取的，听说是四中同学，又是文革前的老三届，距离自然就拉近了，曾经的不愉快也都化解了。

张英说，她是初中二年四班的，在校时我们并不认识。1968年上山下乡时，她和白月一起去了红色草原农场，在农场当了几年知青，又一同返城一同在煤气公司工作。白月不久前调到市煤气总公司工作了。

我说：“幸会、幸会，真是‘不打不相识’，虽然那次我们都很激动，但吵得很有水平，都是讲道理，没有说过头的话，不伤友情。” 我和张英都讪讪地笑了，没有想到“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抿恩仇”这句话应验在我们身上了。

后来，每次去換煤气罐都要和张英聊上几句。一次她说：“我和白月通电话了，说起了你，但她想不起来你是谁了。”

我很尴尬，一时无语了。但一想也很正常，人世沧桑，往事茫茫，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千辛万苦的返城这些刻骨铭心的事件，忘记了许多不起眼的小事情也属常情。我说：“見了面会认识的。”

张英把白月的电话留给了我，说了一句“白月让你给她打电话，你们自己联系吧！”我也把我的电话留给了白月。

白月是初三•二班的，我和白月认识也纯属一次偶然。

上个世纪 60年代，我们上中学时要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政策，我们四中在道里区的榆树乡新乡大队（当地人都叫这里是望哈，实际上是榆树乡的新乡大队，地名叫蒋化屯）建立了劳动基地。每年老师都带着学生在这里参加夏锄和秋收两次下乡劳动。当时新乡大队还是很落后的，村里有一条弯弯曲曲有車辙的土路，车辙里有时有水，边上还长着低矮的马莲和蒲公英，村上有大口的土井，井上有辘轳，辘轳上挂一个柳条编的罐斗，我们和村民都是喝这土井里的水。遇到天旱时，井里的水很浅、很渾浊，也很难喝。屯子里有个小磨房，我们吃的玉米面都是在这里加工。每次下乡劳动，这里的返乡务农知青标兵苏本玉同志都要给我们作关于知青回乡务农励志建设新农村的报告。

我高三的上学期，大约是1965年的10月份，学校又组织我们去榆树乡新乡大队下乡劳动，我们班和初三•二班分在一个生产队，在一个食堂吃饭。说起来很有趣，那时粗粮多细粮少，吃白面大馒头时，我们班因为是高三的，可以随便吃，初三•二班的女生也可以随便吃，男生则只给两个，怕男生偷藏馒头。那时候初三学生只有15、6岁，女生很文静的，男生还是很淘气的。

下乡 劳动结束时，我忘记了李老师让我忙什么去了，同学们的行李都打好了，只剩下我一个还没打行李呢。班主任李冀老师说：“快点打行李，要装車回家了！”

天刚下完雨，房子外边还湿漉漉的。我们全体男生住的是一个大通舖，上面舖的稻草。我正忙着打行李呢，一抬头，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女孩，大大方方地端坐在旁边看我打行李呢。我只好一边打行李一边搭讪着和她聊天，才知道她是初三•二班的。她告诉我，她叫白月，姓白的白，月亮的月。她们班也都打好行李了，等着装車呢。

“你的行李绳和我哥哥的一样。”

“噢，我的行李绳是在道里八杂市买的，商店卖的大概都一样，你哥哥也来下乡劳动了？”

“不，我哥哥是一中高二的，他也下乡劳动去了，但不在我们这里。”

我的行李打好了，白月也悄悄地走了，回她的班级去了。

有了这次偶遇，回到学校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每次见到白月都要互相打个招呼，在当时的同学之间就算是一种礼节吧。到了1968年下半年，开始上山下乡了，和许多同学一样，不知白月的去向，再也没有见过面。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和白月通了一次电话，谈起往事，她说很多事情回忆不起来了。她还说，好在市煤气总公司离市人大机关不远，有机会来看我。

大约是这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前后，市煤气总公司开庆祝会，散会后白月路过人大常委会，便进来看我。

这次我们聊了许多，聊了学生时代，聊了上山下乡，聊了返城工作，还聊了家庭和孩子。

原来白月虽不是出身名门，但也算是官宦人家，民国时期她的爷爷任过山海关关长，也不知道关长的官有多大，但掌管许多事情。可能由于出身原因吧，60年代她的父亲从北京下放，全家来到哈尔滨。还是因为出身原因吧，文化大革命中她家被抄了家，她的一个小弟弟被吓出了精神病。

1968年，白月早早地下乡去了红色草原农场。唉，没想到，小小年纪遭遇这样的坎坷。

遗憾的是这次见面之后，又和白月失去了联系。

大千世界、妙曼绝伦， 这世上的事情，真是无巧不成书。我退休后在市老年大学摄影班学习，又和白月的丈夫老丛一一丛培杰成了同学，上课学习、外拍采风，互相交流摄影技艺，关系处得不错。老丛是哈尔滨亜麻厂的职工，工厂不景气之后，老丛利用自己的技术和人脉，开办了一个私营小企业，经营得不错，收入也可以，日子过得很滋润的。

——不是后记的后记，只是为了不被忘却的记忆。

受老同学程路的启发，我在美篇里写了“也说‘小兴安岭的雪飘呀飘’＂，回忆了我们在铁力县“十一农场”下乡劳动之后，又回忆起了很多高中时代记忆，为了不被忘却，也为了活络一下头脑，几经反复还是觉得写出来是有必要的。于是写了《人民代表刘玲玲》，这次又写了《不打不相识的故事》，如果还能回想起一些有趣的故事，还要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