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华侨农场往事回忆（之四）

📝 关见

（四十三）归侨知青

我在农场生活十五年，在我原来的生产队有近2O名的知青，他们是1964年先后三批从北京、厦门、汕头、广州等华侨补校学习毕业后自愿到海南农场锻炼、工作和生活的知青，他们大多是在南洋的父亲母亲的鼓动下和志愿回国学习中国文化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均都在国外。在生产队，他们是最高的文化人，又是爱劳动的一群人。

这些知青比我大十多岁，我把他们当作大哥哥大姐姐，长大了，我也与他们一同生产劳动，他们看着我长大，我也看着他们成为生产队的主力、能人和文化人。

这些知青在农场是时被称为”侨知青”，人数约四百多人，年龄都在二十几岁，安置在各个管理区的部分生产队，许多知青经过锻炼成为场、区、队的骨干和领导，大多知青也都在农场安家立业。来自北京华侨补习学校的知青许丽华还升任至广东省侨务办公室的副主任职务，为兴隆归侨知青的翘楚。

八十年代初起，随着国家知青政策的落实，除一部分自愿申请旅居香港和澳门或少部分移居到国外外，余下的大都份知青都被分批妥善安置在广州、深圳、珠海及北京等城市就业和生活。归侨知青的历史为农场的发展写下浓重的一章。

（四十四）可敬的退伍兵

退伍兵是农场的一个特殊群体，我原所在的生产队长和管理区书记都是1959年退伍老兵，指导员是1973年来的退伍兵。我们生产队百多名职工，退伍兵就有十多个。

五十年代的1954、1955、1958、1959年及六十年代初期，就有一部分原海南琼崖纵队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复员和转业后被分配在农场，并担任场区主要部门和领导和负责人。七十年代初的1973年又有多批从广东携带着家眷，举家迁来的和单个的复退军人分配至农场各生产单位，参加农场建设。我的入团介绍人就是1973年来的退伍兵。

此外，农场每年也不断有优秀的，为数不少的子弟参军入伍参军和相继退伍及转业回到农场，使得农场退伍兵的人数愈来愈多，他们是农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的骨干力量和生力军，是一批可敬的人。

退伍兵邓国夫退伍后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任命为农场副场长和场党委书记。退伍兵吕溪明退伍后因工作成绩优异，先后被农场党委提拔为场组织科干事及基层和学校任职，最后升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政司司长。

（四十五）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即是时统称的推荐保送生，1970年，还在我上初中时就听闻农场有个青年职工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让人羡慕不己，此是农场首次推荐保送生，也是农场当年唯一一名保送的工农兵学员。

以后每年都有一批批农场优秀青年职工分别被保送至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州体育学院、广东省海运学校、广东省政法学校、广东省机械学校、广东省粮食学校、广东省银行学校、广东省水产学校、广东省水电学校、华南热作学院、琼州师范学院、海南临高加来师范等院校。最多的一年保送生有十人，分别被多家院校录取。

1970年至1976年农场总共推荐保送生43名，笔者也是其中之一。这些推荐保送生都是各管区及生产队政治上合格，学习劳动的积极分子，是一级一级推荐，最后由农场批准的。

这些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大多由国家计划分配至广东省和海南等地工作，少部分因定向招生，毕业后分配回农场，其中1976年到华南热作学院学习的蔡德光还成为农场的副场长，一位成为场生产科科长。

（四十五）医者一一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是时的新生产物，赤脚医生在农场的出现大至在六十初至七十年代时期。

我所在的生产队的蔡医生就是赤脚医生，是经过生产队和管区及农场的批准和指派，并经农场和县医疗部门的短期指导和培训后上岗的。一次上山，我被蛇咬了，是队里的赤脚医生抓的草药给治好了。我的一位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同学后来也分别参加到赤脚医生队伍，成为生产队的赤脚医生。

其时，农场几乎各生产队都有赤脚医生，农场有的赤脚医生还是自学成才的。农场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了农场边远生产队缺医少药的问题。鼎盛时期，整个农场约有80多名的赤脚医生，许多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编制，非正式的医生，但他们掌握一些医护医疗知识，能治疗一些常见病，有的还能接生，默默无闻的为农场职工服务，受到群众的称赞。不少赤脚医生经过多次到海南、广州和北京医疗单位短期和长期的专业学习，成为农场红十字医院的骨干、专家和领导。

（四十六）曾经的小学

我在农场生活了十五年，在农场完成了小学、初中至高中的学业。此仅说说我那曾经就读的小学校吧！它就是离场部2O多公里的边远山区设在牛古田，名叫牛古田小学的学校，是农场最早创办的小学之一，也是一、二管理区方圆十多公里唯一的一所小学，各生产队的孩子都到此上学。

学校建于五十年代末期，学校建在生产队的一个山坡上，山坡背后是一片翠绿的橡胶园，几简砖瓦盖的教室，课室里的黑板是由水泥抹上去，然后塗上黑漆制成的，校前一小片黄土地弄成的球场作操场，校室后面一台由烂砖头制成的乒乓球台，一个竹爬杠即为学生们的体育设施了。

原先学校的老师是从新加坡马来亚泰国归来的有文化的青年担任的，六十年代初期又相继补充几位从北京、厦门来的知青担任老师。他们是杨记祥、韦润荣、林新球、欧阳钧昌、杨永森、陈梅花、黄韧韧、朱细妹老师。从南洋归来的我们，不懂中文的我们从“a、O、e”学起。年青的杨记祥老师常常课后给我们同学生动地讲着《草上飞》的故事……，

我们生产队离学校所在地有6公里山路，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就和队里的同学一起结伴上学，中午就在学校草草的吃着爸爸妈妈凌晨三四点多起来做的自带的冷饭，菜没有肉，只有蔬菜和豆瓣酱。下午5点放学又走路回家，每天来回十多公里山路。

破旧的学校，几本书，粗糙的练习本，破旧的书包，加上小竹筒使用到短到不要再短的笔，早起赶路上学，冷饭菜，割绿叶、拾牛粪………，就这样我读完了吹着山风的几年小学。

农场的学校简陋，农场的老师朴实，好学的学生，农场的师生和孩子艰苦，这就是农场山区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

〈四十七）潮汕来的种菜老农

或许你不知，海南吃菜难，农场职工主要的任务是开荒种植橡胶、咖啡、楜椒、剑麻、水稻等，没有负责种菜的，或懂种菜的人少，因此吃菜更难。

七十年代初期，我们不大不小的生产队来了一对从广东省潮汕地区来的，专门负责生产队食堂蔬菜供应，年约40多岁带着一个孩子的夫妇。生产队在公路边划好了几亩蔬菜种植的地块，种菜的夫妇勤快，是种菜的能手，蔬菜地里的蔬菜总是绿油油的，每天都能给食堂提供几百斤新鲜蔬菜，避免了食堂蔬菜”断供”，吃咸菜、萝卜干、豆瓣酱的日子。

我们生产队里的人叫种菜的人为种菜老农，在生产队时，我常常溜进菜地，和种菜的老农闲聊，也捡些无用的烂菜叶回家。因此也向种菜老农了解到，潮汕的人善于种植蔬菜，全村全公社的人，家家户户几乎都会种菜，都是种菜的能手，但他们那地方人多地少，因此有人介绍专门结伴到海南岛各农业垦区的所属农场来种菜，人数有数百人之多，分布分散在各农场，和老农一起到我们农场种菜的也有十几人之多。那时我就想，这潮汕老农也着实不简单不容易了啊！这农场怎么多了爱在腰部裹着大彩条毛巾，头戴竹斗笠的“嗄已人”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