鹦鹉洲上的琐忆（副本）

雨给禾

关于鹦鹉洲的来龙去脉，古人和同仁常恒毅、卢顺安、易孟林诸君已有较多论述，此处我不再赘叙——我无法超过他们的真知灼见。我只能作一些碎片化的琐忆。

1953年9月，我上了小学——汉阳五小，上学那天，母亲给我换了一身她做的新衣服，早起还专给我摊了一个荷包蛋，说吃了会读书聪明。是外婆牵着我去学校的。汉阳五小是鹦鹉洲杨泗街的宝庆会馆改建的。长方形的会馆，进门后迎面是一排两边带廊的屏房，绮窗透亮，古色古香。走过通道，豁然开朗，一个大操场，三排木瓦平房组成一个倒U字形，两侧厢房都改成了教室，底线一排两边还是教室，只是正中两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开学第一天，天气晴朗，新生都在操场集合排队，四条队就是四个班，记得我们班的班主任罗老师，中年女教师，她要我站在排头，说是我当班长（那时叫班主席)。

教室与现在的教室大小也差不多。当时还没有五年级、六年级。一班四十多个学生，男孩女孩坐在一起，年龄大小不一，班上7岁的男孩居多，最大的女孩已经十二岁了。下学期，学校组织我们看了一场电影，也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看电影：《丘克和盖克》，苏联的儿童故事片。

就在校门口旁边，是约两米高、方方正正的祢衡墓，墓上长了一棵也是约两米高的槐树。巧的是，我家后来搬到杨泗街，就在祢衡墓近旁，看到那棵树多少年都是那么高，不增不减，枝叶繁茂。到了文革初期，红卫兵“破四旧”，把祢衡墓和树都挖毁了，还好，只有那墓碑横躺在旁边。有一天我跟当时在鹦鹉洲街办事处当团委书记的大妹妹说了，这块碑应该保护起来。过了几天，碑终于被抬到了鹦鹉洲街道办事处。我不知道后来什么时候，又重修了祢衡墓，只是这墓，不在鹦鹉洲上，修到了龟山临莲花湖那里。我想：后有靠——龟山，前有照——莲花湖，让祢衡处士的精灵暂时安息在那里也好吧，而且，我还知道那龟山头原来有鲁肃墓（也是衣冠冢，我小时候上龟山常常看见)，两位汉代的高人在一起，不会寂寞。

1954年，武汉出现了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6月26日，武汉关的水位已经超过26.3米警戒线。大约7月初，鹦鹉洲上的人全部转移到汉阳城里。真是缘分啊，三合堂人被安排到归元寺住！记得就是在放生池左侧往前走，在方丈接待室那排房子的楼上。以户为单位十平米左右的地铺，中间也没有隔什么，都是亲戚熟人，都是避难的人，也没有什么讲究的，大家还相互提醒，保持安静，上下楼都静悄悄地，说不要惊动菩萨，免得菩萨生气。政府组织对我们还有生活照顾，三餐免费。白天，小孩子还三五成群，到放生池看乌龟，到罗汉堂数罗汉，觉得很好玩。

此后，暴雨还是不断，7月底，汉阳腰路堤、拦江大堤先后决口，汉阳五小、三合堂正在风口浪尖上，翻滚的浪涛把我的学校和我家三合堂草木房子吞噬了。后来归元寺也进水了，防汛指挥部又安排我们到武昌粮道街一个学校里住，三合堂的人又在一起。大人们忧心如焚，房子没有了，担心着将来怎么办；小孩子不懂事，那管这些，只觉得每天都在一起，可以疯玩，可以热热闹闹。

汉阳五小是宝庆会馆改建的，宝庆会馆在鹦鹉洲很有名。老人们当时很少说自己家的孩子在汉阳五小上学，而是说在宝庆学堂上学。可惜，54年洪水腰路堤决口，决口处离宝庆会馆最近，凶猛浪头首先冲毁的就是她！连她近旁的楊泗神庙也自身不保！只有另一旁的弥衡墓，屹立不倒！祢衡墓周围形成了一块空地，那空地上，58年还是鹦鹉洲大办钢铁的基地，搭起了炉灶，用高岭土和沙做好的坩埚，放进捡来的废铁炼钢。

啊，宝庆会馆——汉阳五小，你那两旁带廊的透亮屏房，你那花草构图的教室绮窗，从此消逝在地图上，也消逝在鹦鹉洲孩子们那朗朗背诵乘法表的稚嫩声里：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三二得六……

54年9月，我家搬到鹦鹉洲杨泗正街22号姑太家。姑太叫余坤，太姑父姓周，湖南人，是鹦鹉洲上开药房的，就在鹦鹉洲杨泗正街（解放前叫财神庙街)，很大的门面，药房在鹦鹉洲很有名气，门面后有一个不小的庭院。庭院后是带天井的厢房和大房间，房屋横梁上雕刻着古代人物故事。太姑父去世早。姑太的独子是中医，也去世早。只有两个孙子，大孙子周大成去了广东，小孙子读中师，姑太把我父亲叫来她家住，陪她并且帮忙掌管一些家务事。当时那大房子还住着五六家租户。

我家搬到鹦鹉洲街上来了（弟弟妹妹告诉我，现在的鹦鹉洲大桥引桥就在原来我家老屋顶上)，十里长街，两丈宽的街面铺着花岗岩石板，茶馆、酒楼、木行、商铺、会馆、寺庙，民房一个挤着一个分列两边。街上的人摩肩接踵，热闹得很。

学校也开学了，改了地方，搬到了下面的潜龙正街。汉阳五小也改名叫鹦鹉洲小学。我至今不能确切知道鹦鹉洲小学是什么会馆和公所改建的。看了三张老地图，猜度是原来的歧埠公馆，清清楚楚记得，那白墙黛瓦飞檐，有一个大公堂，横梁上挂着“明镜高悬″的额匾，旁边立有“肃静″的禁牌，那禁牌我们还举着玩过。

我开始读二年级，班主任也换成了如母亲般亲切慈祥的林学仪老师。她一直教到我们小学毕业，也一直要我当学生干部，班长，少先队大队委会，六年级，我是鹦鹉洲小学少先队大队长。权威老师对学生的信任与期待对于学生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后来的学习成长过程也基本上是顺利的。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明白了这是罗森塔尔效应，也叫皮格马利翁效应。

我曾经去过林老师家，在汉阳显正街那里住，但后来林老师从鹦鹉洲小学调走了，联糸不上了。但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感谢我发蒙阶段的恩人——林学仪老师。啊，林老师，如今，您在哪儿啊？

在鹦鹅洲小学，还有一个数学教得很好的刘老师，她女儿叫钱汉，我们班的优秀学生，知道她后来到了市十六女中，大学是武汉外专，后分配到沙市一中当外语老师。

印象深刻的还有体育夏老师，他亲和感强，对每个学生都很好，脸上总有特有的微笑。记得我们班一个男生，手榴弹投得特别远，常常把手榴弹投到操场后墙外去，还要人去校外的菜地上捡回来。以后到考试这项时，夏老师就要他免投，直接记全班最高成绩，打″5″分。

体育课也有60米和100米训练和考试，学校操场小，夏老师就把我们带到江滩上课。江滩视野开阔，阳光灿烂，大江东去，清风徐来，我们在那里跑步踢球。课后我们常常也随机分成两队，书包一放，当做球门，就在沙滩上踢起球来，拼得黑汗水流，尽兴而归，享受了许多的快乐。

我们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是颜家学老师。他曾经带着我到武汉广播电台参加广播会议，内容是学习与劳动相结合。所以后来在学校后墙外面，学校也有块菜地，我们也在那里种过菜；在一个大厅一隅，还养了兔子，我们割草喂草、清理兔笼。

59年9月，我们鹦鹉洲的小学毕业生都上了瓜堤中学，那也是鹦鹉洲上很有名的会馆——长衡会馆改建的。长衡会馆是长沙衡州两府的高级会馆，会馆建筑规模宏大，进门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在那里放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智取华山》及苏联的《夏伯陽》等电影。进操场迎面是大殿堂，殿宇巍峨壮观，屋顶飞檐翘角，从两旁进里面，有天井院落，斗榫卯合，雕梁画栋，展示着工匠那巧夺天工的技艺，不少厢房连缀错落，绮窗半开，都改成了教室。我们在那里进进出出地穿梭。

也许是一下增加了几个班的学生，偌大的长衡会馆也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就在会馆的旁边用刨花板又快速的建了一排房子，三个教室，我们一年级就在那里。教室外那时没有围墙，教室一侧是土坡，土坡下就是挤在一起的众多民居，教室窗外，炊烟袅袅，居民吵架，教室里都听得清楚。当然，多数居民还是通情达理的，也常常看到居民在互相提醒：“声音小点，伢们在上课”。

我在一班，班主任是刘昌盛，一个长得端正又儒雅的青年政治教师。讲课认真，对我们也很关心。

记得刚入校，学校就组织我们练习打"洋鼓"，说准备让我们参加国庆十周年游行，要走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的前面。果然，“十一″那天，在解放大道，在漂亮的中苏友好宫(后来被拆重建，真可惜)广场，在中山公园大门检阅台前，我们少先队的鼓队是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虽说是平房的一排教室，但与高高的会馆侧门是相通的，课间我们也总是跑到会馆中心区域去玩，体育课，去操场上跑步，会馆大厅里有单双杠，体操垫子，我们在垫子上练前滚翻、后滚翻；女生在另一边垫子上做仰卧起坐。

我们这排平房教室没有厕所，厕所在另一侧，西边，所以我们一下课就快步由侧门穿过大厅跑到那里去上厕所，然后匆匆跑到东侧平房教室上课。

我还记得大厅后面有一个高台，也许是以前的戏台吧，在那里我们搞勤工俭学——打草席草垫。另外，学校后坡上，还有一些水缸水池，说是制化肥，我还记得那些蓝色的结晶颗粒——硫酸亚铁。

我上学从杨泗街到瓜堤中学，要经过一个比较大的会馆。有人说，这是过去的二都会馆，是湖南放木排到鹦鹉洲来的安化二都人建起的一个会馆。会馆是木结构的，都是木柱木壁，都是上等的杉木，黛瓦。长方型空间很大，中间隔开又有通道，左边是菜场，右边是食堂，有段时间我和弟弟都在那食堂吃中午饭，当时粮食困难，食堂还有“双蒸饭″，即把米饭蒸好后再蒸一次，说能增加份量。这都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把米加一大锅水，份量更多了——但那是一锅粥啊！这个食堂主要是为了方便旁边的鹦鹉洲棉纺厂的职工进餐。

那食堂饭厅前面一部分，很长时间又隔出了一小间，演皮影戏。一对黄陂来的夫妻艺人——傅金龙、雷玉凤每天演出，傅先生操作、演唱，雷女士敲锣打鼓、配乐。每天是不同的戏码，《封神榜》演了一个多月，接着演《西游记》、《薛平贵征西》。演得真好，每天是座无虚席，引人入胜。学生票半价5分，晚来一点三分两分也可买站票。那时候，学生课余时间丰富，晚上的皮影戏，给了鹦鹉洲孩子们许多的快乐。

61年，新学期，我们到了建港新村那边的新瓜堤中学（后改名建港中学)上学。后来年级又分了一次班，我分到当时认为是相对成绩好些的班——3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李家昌，他带着一副高度近视的眼镜，精干有活力，数学的确教得好。对学生要求严格，讲课的声音洪亮。学生对他都有几分敬畏。

我到了3班，李老师指定我为副班长，与班上的学习委员乐正友坐在了一起。我们俩长相个子都差不多，年龄是我大月份，性格也差不多，走和玩也常在一起，甚至几次集体照，也是站在一起。所以，当时有同学说我们是兄弟俩。但他的学习成绩比我好很多，每次考试的总分总是班上第一名。他的象棋走得好，李老师也爱走象棋，他们两个交过手，但老师常常是输家。

往事如烟，但有的事回忆起来却还是很有意思。记得我们两个曾经做了一个小游戏：事先不明说，各写两个人名，一个是你崇拜科学家，一个是崇拜的文学家。写好翻开一看，两个人写的一模一样：科学家门捷列夫，文学家高尔基。

的确，我当时非常佩服和崇拜的文学家是高尔基，那时，高尔基的《海燕》，每个学生都必需要背得滚瓜烂熟，老师还要一个一个地检查学生背诵、默写打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中学生都喜欢这篇散文诗。以至于现在，我们都还基本上能够背诵出来。

我们喜欢和佩服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是因为他首创了现代化学的元素周期律（周期表中101位元素“钔”由此而来）。门捷列夫将元素按照相对原子质量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并将化学性质相近的元素放在一个纵列，制出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揭示了化学元素间的内在联系，使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化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之一。特别神奇的是，周期表还可以预见未来可能会发现的新的物质元素。这不得不让我们惊叹、佩服。

后来我们一起考到了三中，我在1班，他在3班。当时把我们俩分开了，心里都不开心。后来高考，他考上了清华大学，我只考上了武汉师范学院（后又读华师)。他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我是湖北省特级教师。

我们班还有一位成绩很好的同学叫吴祖应，班上的宣传委员，有一次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给另一个同学周汉强家里送催交学杂费单子。周汉强家在鹦鹉洲农村那片地上种菜，催交单上还写着汉强爸爸的名字：周月清。我和祖应把单子给了他，他满脸不高兴，一声没吭。我们回来的路上看到他家的长豆角长得真好，顺手摘了两根生吃，这时只听见汉强的爸爸冲出来吼叫：“不要动”！当时吓得我们俩飞跑。跑到安全地后，吴祖应说：“月清要打我们”，我说你这句话好像是一个俄语单词的发音，祖应说：“俄语中的在晚上”。

我和吴祖应一起都考取三中，而且高中在一个班，他的学习成绩仍然很好，高考考取大连工学院，后来还当了处长。啊，前些天，才听到老同学和好友王智仁告诉我，祖应去世了！我顿时一惊，又陷于痛苦：我的同学好友吴祖应，又永远见不到了！那时候从三中放学回家，我们几个都是同路回到鹦鹉洲，一路上都是有说有笑的啊。祖应啊，你怎么走得这么早呢？我在上海，在北京，一直在寻找你啊！

啊，人生短暂，错过的，不再回来；残缺的，不再圆满。人生这趟旅行，充满了许多的相见、重逢、告别，珍惜情缘，何其重要！

现在，鹦鹉洲瓜堤中学没有了，我读过的两所小学没有了，三合堂没有了，杨泗街没有了，连整个鹦鹉洲老街都没有了！她们现在都只存在我的记忆里和梦中。

世事沧桑。那些撒落在心头的故乡过往与记忆，是我人生岁月中最珍贵的瑰宝！

啊，三合堂！啊，鹦鹉洲老街！

我常常在回忆怀念您的时候，也含着泪水在默诵艾青的名句：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