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学从军 ——刘建东

沙土集

我是1946年12月出生的，因毛主席的一封电报《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而取名建东。父亲刘赞洲所在的新四軍三师是从苏北长途跋涉出关东北的。我从小对部队和军营感情很深，一直想往着长大了也能穿上军装，成为名副其实的军人。

我于1960年考入辽宁省实验中学。1963年初中快毕业时，我萌生了当兵的愿望，由于生活在父亲身边，就直接和父亲刘赞洲（时任沈阳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被父亲狠狠的训了一顿，叫我老老实实学好功课。父亲在我心目中是有尊严的，我不敢公开顶撞，却採取了不复习、不备考的方式消极对抗。

这件事被母亲张秀生（时任沈河区民政局残疾人福利厂党支部书记）发现了，她很着急，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她对我说：父亲1927年参加农民暴动、1929年参加红军，在部队己经有34年了。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绝不会不同意你去参军，只是现在还不是时侯。你父亲家境贫寒，小时候念不起书，后来虽在“红大”、“抗大”学习过，但文化底子一直很差，在工作中吃了不少苦头。他现在不同意你去当兵，就是想让你好好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才能当个好兵。她还说，你是共青团员，又爱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为了实现当兵的理想，你现在也该好好学习。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母亲同我唯一的一次长谈，句句在理，我无力反驳，才开始重新拿起书本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之中。后来高中我报考了二中，顺利的考上了。

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我请父亲的老战友、时任39军政委的李少元叔叔帮助班级开展好学习解放军的活动。少元叔叔同意了，帮助我们班到39军警卫连进行了军训。这是我第一次进军营。

后来就在这个暑假里，我又和父亲的老战友张竭诚的大儿子张铁兵等又一次去39军警卫连军训。这是我第二次进军营。

新学期开始了，我的小算盘也来了。过去想当兵必须获得父亲的首肯，而且要靠父亲的门路才能实现。现在不同了，因为我已经两次在警卫连军训和当兵，连首长和战士们都混得很熟，加之有父亲和少元叔叔的背景，猫在那里人家也不会赶我。在连队有吃有喝，冻不着、饿不着，只要耗上几个月，当兵的事准成。

我这个人责任心还是有的，组织观念也不是很淡薄。当兵的事在我心里已经定了，但是班级和团支部的事要有所安排。我不是逃学，而是弃学从军，所以决定待正式入伍后，再来转共青团员的组织关系。当然也需要请学校和同学们谅解。我有些心事重重，担心会节外生枝，误了我的大事。

等到周六，我和同学们告了别，回到家中。当晚躲在自己屋中给父亲写了封长信，並把信封好后放在自己兜中。我们家七个子女，除了大姐我是长子，大姐比我大两岁，己在辽师大读二年级，不是寒署假不回家，二弟建国在实验读初中，剩下三个妹妹和三弟都在育鹏上小学，平时住校，也算是聚少离多。看着他们在玩闹，我偶尔也会涌现出一絲不舍之情，但很快又会被胡思乱想所冲淡。周日下午，弟妹们先由班车接走了。我乘父母不注意，将信放到了父亲家中办公室写字台的抽屉中，带上洗漱用具，拿了几件常用的换洗衣服，揣上平时母亲给的零花钱，象平时返校一样告别了父母和姥姥，走出了家门。

走出大院门囗，我深深的吐了一口长气，直奔沈阳南站（现在的沈阳站）。为了省钱，买了张去大石桥的慢车票，开始了我的“叛逆”的“从军”之旅。

车到大石桥已近晚十点了，营房都已熄灯，只有路灯还在亮着。走到营房大门，站岗的哨兵认出了是我，点点头没有阻拦。我就直接向警卫连走去。到了警卫连没进连部，直接来到二排，在四班铺位中找了个有间隙的位置合衣睡下，好在那时天还不算太凉，加之一路疲劳，很快进入了梦乡。这是我第三次进军营了。

起床号响了，我爬起来蹬上鞋跑到操埸，因为昨晚合衣而睡，省去了穿衣服的时间，所以第一个到达了集合点，战士们陆续到了，因为忙于整理着装也没在意我这个局外人。我也没与他人打招呼，只是默默的站到了四班的队尾。

“报数。”班长下达了口令，1.2.3.…11，班长向排尾敝了一眼，立即喊到“排尾出列。”我没有理睬，班长皱了一下眉头，转身正步向排长走去：“报告排长，四班应到十人，实到十一人，报告完毕。”排长看了看排尾的我，稍微摇了下头，即带领全排出操了。早操结束，排长个别问我：“怎么又来了？”我简单回答了一句：“不走了，给你当兵。”排长没有多问，转身向连部走去。

吃过早饭，通訊员叫我去连部，说指导员找我。进了连部，连长对我说，“都开学了，你怎么逃学到这里来了？”，我回答:“不是逃学，是当兵。”“放着名牌高中不上，来我这当兵，不是大材小用了吗？”我说：“我的理想就是当兵，能在你们这当个好兵我就满足了。”指导员接着问：“有手续吗？”我说：“暂时没有。”又问：“李政委知道吗？”“现在可能还不知道。”。指导员说：“你没有手续，我又没接到命令，怎么留你？”我说：“那我不管，别赶我走就行。”连长和指导员对望了一眼，叫通讯员找司务长给我领了套招待被，送我回到班里。午饭前通訊员又来找我，告我李政委来电话，叫我中午到他家去。我悄悄地同通訊员说：“不去，没啥好事。”通訊员没说别的回去复命了。

那两天李叔叔打了几次电话，还派警卫员来找我，我都躲着没有过去。

这几天发生了两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件是连里半夜紧急集合，有前段军训的基础，我的速度不比战士们慢，连队跑过北营门通过铁道支线时，我被石头跘了一跤，冲力过大，前半身着地，两个胳膊肘戗在地上，擦伤挺厉害，不但血肉模糊，还嵌进了不少烧过的煤渣。一时痛的我直冒虚汗，腿也有些发软，这次我脑中忽然显现了一个镜头，父亲在长征路上，腿上受了枪伤，拄着拐棍紧跟队伍，最终走完了长征。于是混身来了劲头，咬牙赶上了队伍。直到训练结束，我才到连部找卫生员，卫生员边给我消毒包扎伤处边和我说：没伤到筋骨，就怕会感染。至今我左手肘处还留有那次擦伤的印记。

还有一件事是，一天晚饭后大家在庭院里活动，突然一位战士指着营区西面的天边喊到：“失火了！”大家顺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远处一柱浓重的黑烟正在向空中喷发，此时，所有的干部战士(除了正在执勤站岗和值班的外)立即操起就近能拿到的工具，扫帚、铁锹、水桶，不等命令，径直向着火的方向奔去。当我们到达现场时，军里耍副参谋长己先期到达，正在指挥官兵救火。着火的是一节停在铁路支线上的油罐车，周围没有民房和群众，但油罐确有爆炸的危险。我赶到时已累得气喘吁吁，看着官兵们奋不顾身的样子，我也自觉地融入到抢救国家财产中来了。火及时扑灭了，油罐车没有爆炸，人员也没有伤亡，自然没有形成什么壮烈的场面，但“险情就是命令”、“临危不惧”、“一线指挥”（即指挥员在战斗一线靠前指挥）却注入了我的心灵。

转眼到了周日，二顿饭，除哨兵外，其它人员休息。早饭后有的按比例请假外出，有的洗洗衣物。我在排里的军械室看《毛选》。大概九点左右，指导员到排里找我，告诉我我母亲来了，在李政委家里，政委来电话让你马上去他家。我还说不去。这时指导员脸沉了下来，说不去也得去，不然我派几个战士押送你去。我只好从命，指导员还不放心，叫四班长跟着我，直到我走进少元叔的家门才离开。

母亲张秀生由刘润涛阿姨（少元叔叔爱人）和少元叔叔陪坐在卧室兼书房和客厅的屋里，脸上並没有十分气恼的神色。她看到我，只说了一句，你这孩子太让人操心了，净给你叔叔找麻烦。少元叔直接了当的对我说，这几天我和你父亲通了几次电话，他终于同意你在我这当兵了。你今天就跟你母亲回去，把学校的事处理好，把入伍手续办了，再回警卫连报到。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一时有些傻眼，不知是否听错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只是楞呆呆的站在那不说话。少元叔看我不说话，又说：“怕我们骗你吧？不会的，我们这些老傢伙定了的事，中间不会变卦，放心去吧。”我才缓过神来，说了声：“谢谢叔！”接着又同母亲说，我得回趟连队，

向首长请假，然后匆匆跑回连队。

因为周日，连里首长们都没在连部，我同刘树林排长说了，要回沈阳办手续，请他代为向连首长请假，並说明办完手续正式回连报到。

午饭是在少元叔叔家吃的，吃完饭，刘润涛阿姨送我母亲到车站，我们搭上了回沈的一列快车。

车到沈阳，父亲破例派车来南站接我和母亲，在车里母亲一再叮嘱我千万别再顶撞父亲，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很紧张。

回到家里，看到父亲，他面色似乎还在生气，但没发火，也没训我，只是平淡的同我说，这两天先去学校，把手续办了，和老师同学们告告别；入伍手续军务科会派人去武装部办理，办好后就送到家来。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看父亲没再准备说啥，就回自己房间了。

笫二天，我先回二中办了团员组织关系的调转手读，分别同老师同学们告了别；又去了实验中学同初中的同学们見了見面。然后回到家中等待入伍手续。又过了一天，军务科派人送来了入伍通知书，手续也就齐全了。

那天晚上，父亲没有和我多说什么，只是送我了个硬皮的笔记本，首页父亲抄写了当时一位领导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说了句：“不送你了，管好自己吧。”

这样我就第四次、也是真正走进了警卫连，开始了我22年的军旅生涯。

再多说一句。在那个时候，我弃学从军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现在就不妥了。现在我军已经相当现代化，一般的战士也要求高中毕业，而且已经在招大量的大学生入伍。所以我的经历是过去时。不可模仿。

我当年的举动应该是种叛逆的行为，在当时是不被人理解和接受的(包括家庭、学校和同学)。这种"叛逆″行为恰是我和同学们在人生道路上经历的不同之点。意外的是，它竞然使我避开了文革、避开了上山下乡、至少提前和延长了四年党龄、軍龄和工龄。不同的经历才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才选择这点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

简历

刘建东，男，1946年12月生，1960年入辽宁省实验中学学习，1962年入团，1964年参军，1965年入党。先后在陆39军、旅大警备区、赤峰守备区任战士、班长、副指导员、指导员、宣传干事、副敎导员、宣传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团副政治委员。荣立三等功一次。1986年转业至大连市政府机关纪工委，曾任检查员、党风室主任、纪工委副书记；1993年调交通银行大连分行任纪检组副组长兼监察室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宣传部长至退休。

光荣在党五十七年。

作者：刘建东

编辑制作：李长白、吴鲁沙

审校：刘玉田

20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