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碗窑的那段时光

钱华

<p class="ql-block">碗窑鸟瞰图</p> <p class="ql-block">碗窑元代瓷窑址现状</p> <p class="ql-block">用匣钵筑砌的墙体</p> <p class="ql-block">2008年1月14日,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秘书长冯小琪一行在碗窑考察瓷窑址</p> <p class="ql-block">江山出土的宋影青瓷方瓶</p> <p class="ql-block">江山出士的宋影青瓷碗</p> <p class="ql-block">江山出土的元乳汁釉烛台</p> <p class="ql-block">  每当人们提起江山碗窑这个地方时,我的心里总是有很多话想说。路上时常碰到一些文化友人,只要说到江山文化,碗窑瓷文化肯定少不了一提。</p><p class="ql-block"> 碗窑是个极具深厚历史文化的古瓷村。从地名角度便知道,碗窑一定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历史。碗窑这个地名,顾名思义就是以前烧碗的地方,后来由于人们习惯了这种叫法,久而久之渐渐就约定俗成了。但最初烧制瓷碗的地方,并不是在碗窑,而是在鹿来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鹿来从唐代就开始烧制婺州窑青瓷,当年的产品质量偏低,釉色呈黄褐色,胎质粗糙,不是很成熟,但话说回来,就当年的技术能烧制出这样的瓷器已经是很不错了,那时江山刚刚建县(唐武德四年),这是江山境内最早的瓷窑址之一。到了北宋晚期,碗窑才开始烧制青瓷。碗窑三面环山,瓷土丰厚、山势平缓,满山遍野都是燃料,碗窑溪水源长年不断,运输便捷,非常合适建窑。南宋开始,龙泉、景德镇、金华、福建建阳等地窑工知道这里的烧瓷环境后,便纷至沓来,他们带来各自的技术烧制出了不同类型的瓷器来吸引民众。这里除烧青瓷外,还烧出了影青瓷、白瓷、黑釉瓷等。到元代中晚期,碗窑已经添建了48处窑床,规模达到了历史顶峰期,产品不说供不应求,商贾应该也是骆驿不绝。这些产品通过挑夫,部分销往江西玉山、广丰,福建浦城等山区,也有水运到金华等地销售的。虽然,品质一般,但极其畅销。明末清初,碗窑还烧制出了青花瓷,这在江山制瓷历史上是一次质的飞跃,烧制青花瓷在浙江省内并不多见。2018年,开化县发现了一处明代晚期清花窑址,就被评为浙江十大考古之一。可见,青花瓷在中国瓷文化中的份量有多重要!</p><p class="ql-block"> 1992年,我刚32岁,在碗窑足足呆了两个多月,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印在我的脑海里,常常回味起当年古窑址考古发掘的情景。1992年的6月29日至9月12日,为期75天,我有幸参加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江山碗窑对3处宋元明古窑址的发掘。领队的是考古所副所长陈元甫,共7个人组成的考古队,我算是其中1个队员。郑建华(现已是副厅级领导)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领队把他安排在“江Y8号窑”发掘,这个点发掘工作相对简单些。我是第一次参加古窑址发掘,陈所长很照顾我,安排我在他一个组,跟着他学习发掘“江Y9号窑”,马竹山、周建初等发掘“江Y10号窑”。</p><p class="ql-block"> “江Y8号窑”在碗窑水库大坝左下侧,这处窑址于1968年初建大坝时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只能见到堆积层,窑床、工场、作坊已经毁坏。为摸清楚“江Y8号窑”构造与文化现象,郑建华找准了堆积层切入点,初步划分了自上而下5个文化层,每层文化层约0.4至0.6米厚。文化层主要是体现每个时期的文化发展现象,历史时期中有过哪些文化演变,从而了解窑主人的身份和出处。他从表土层清理出来的青瓷碗中,根据造型、釉色、烧制工艺上分析,最上层的为南宋早期,并发现有匣钵,匣钵装烧是南宋时期一大特征,匣钵装烧出产率低,但成品率高,早期没有匣钵装烧,成品率极其低。最底层为北宋中晚期,在“江Y8号窑”,我们采集大量的瓷片实物标本。如:“宋刻划菊花团青瓷大口碗”,这件青瓷大碗,敞口,口径约15厘米,胎质坚硬青白,内外施釉及底,内底刻菊花团,外壁划箅纹,如不是残缺,定个等级文物一定是没有问题的,说实话,它可以与龙泉大窑瓷碗媲美。可见,江山在北宋时期也能烧出如此精美的产品,实属不易,背后一定有高手指点迷津。在发掘“江Y8号窑”期间,省考古所的另一个副所长、北大考古系毕业的任世龙也来现场指导工作,从他的谈吐中得知,龙泉窑的青瓷碗,内底小于外底的,内施釉及底,外施半釉的,敞口,收腹不呈孤型的,故为早期,反之,则为晚期。</p><p class="ql-block"> “江Y9号窑”较为完整,有窑床、作坊等。9号窑址盘踞在一座倾斜度不出45度的山波上,坐北朝南,是条龙窑,窑的前面有4丘旱田,是当时的作坊和晾坯房。陈所长对瓷窑址研究有着丰富的经验。上山不久,一眼就认定山波上窑床的大概位置。几个民工,根据他的思路马上开始清除柴禾、揭表土层。通过5天时间,整条窑床就裸露在大家眼前,真让我傻了眼。揭开窑床表土层,发现9号窑床是由窑头、火膛、窑室、窑尾组成,总长约21米,宽不等,最宽约2.3米,最窄处1.5米,自下而上层层递缩,窑头有点像蛇头,口部尖小,呈三角形。经过对整条窑床结构清理,11个窑室隔断清淅,窑床的底部是随着山势斜度筑砌的,表层铺垫一层薄薄的细砂石子做基础;窑头由土坯泥块叠砌而成,有三期的叠压关系存在,叠压原因是窑头长期使用容易损坏,造成多次修复而导致,窑口内的石井箅子依然存在;挡火墙采用不同材料叠砌,有用废弃匣钵做挡火墙的,也有用泥巴土坯叠做的,这批废弃匣钵可能来源于8号窑,年代相对早些,估计是南宋早期的实物,后人在9号窑建造时,为节省成本将废物利用;窑床的窑壁出现有二层叠压关系,认为早期的窑烧制时间长了废弃后,再在原基础上重叠建造窑床;窑壁上的窑汗砖沉积比较厚重,陈所长说,这是烧窑的年度跨度长了才会有这种迹象。在清理的过程中,发现窑床的左侧设有10个窑门,窑门设左(西)侧,不仅能避风,对产品出窑,窑工走动时会更便利。在窑床上,清理出了少量完整青瓷碗、黑釉浅、影青瓷粉盒,及大量青瓷碎片,这条窑址烧出来产品较为综合性,有龙泉窑工烧的刻划箅纹青瓷碗,有建阳窑工烧的黑釉浅,有本地窑工烧的影青瓷,根据器物特征分析,这座窑烧制出来的产品年代应该都是南宋中晚期至元代初期的,经推测,窑主人当时雇佣了多地多种窑工为其烧制产品。龙窑的前面4丘旱田,经过2条探沟试掘,发现有柱洞迹象,但由于历经农作生产,破坏较为严重。</p><p class="ql-block"> “江Y10号窑”,地处碗窑村桐籽乌山上,与左边9号窑相距约100米左右,发掘时,龙窑已经在1970年被村民建房破坏,仅见窑床前面的拉坯房及工场堆积着厚约2米的松土层。根据现场情况,我们对约500平方米的堆积层进行了发掘,在清理中发现有很多的青花瓷碎片,有的器形较大,除了青花碗小器物之外,还有青花大盘、碟等大器。遗存中,发现若干个柱洞,这是当年的拉坯房。桐籽乌10号窑是明末清初在碗窑村几十处窑址中,唯一的一处青花瓷窑址。它与枫石村三卿口青花瓷制作坊、三卿口村窑里青花瓷窑址,成为江山仅有的三处青花瓷窑址,这是江山自唐至明清以来制瓷业中的一次质的飞跃。</p><p class="ql-block"> 对碗窑三处古窑址的发掘,历经了2个多月,共75天,至9月12日结束。期间,工作之艰苦与快乐,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体会得到:工作纪律极其严明,考古队员只要介入工作当中,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请假外出、回家,我作为当地人,也不例外,每周只能回去一次。每天每个人都要写不少于500个字的日记,每周总结一次,这对我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无从下手。更想不到的是每天都要出勤,下雨天不能到工地,大家就讨论研究相关课题。考古工作结束后,我与郑建华同志又用了20多天对整个区域进行全面调查。可在调查走村落时,由于我们身上衣衫不整,肩膀上又背着蛇皮袋,居然有让大黄狗追赶,俗话说“狗咬破衣服”,这样的尴尬事,还真让我体会了一回。</p><p class="ql-block"> 7至9月的天气,暑气蒸人,尤其是在户外工作,地面气温都超过50度,热浪一阵一阵的从地面上往上帽,与蒸桑拿没有两样。我们每天都要工作7个小时以上,为防中暑,在工地里,我们7个人是清一色的装备,整个人都被包扎的严严实实,大家互相都看不出是谁,个个头戴草帽、墨镜,头颈上挂着毛巾,身穿长袖、长裤,手戴手套。这种装备,谁都不想要,半天工作下来,全身衣裤湿透,汉臭冲天。中午和晚上回住地吃饭时,全身都要进行换洗,晒干了再穿,日复一日。还有件防不胜防的事,碗窑山上毛毛虫特别多,你如就地坐上1分钟,保证能在你身上找到毛毛虫。毛毛虫虽只是一小虫,但挺吓人,沾到皮肤会起个大包,还奇痒难忍。说实话,工作确实非常艰苦。但考古队也没有让大家失望,每天收工后,大家都把啤酒当水喝了,那个解渴啊!特别地爽,也特别地好喝!记得,考古队中沈岳明(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建初不会喝酒,陈所长更不会喝,一瓶啤酒就要放倒,酒后还要去水库里洗澡,辛苦并快乐着,这样的快乐真可谓是身心俱爽!</p><p class="ql-block"> 29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段考古经历,过瘾,充实!1993年,我们又对发掘采集回来的108箱文物标本进行排队画图、文字整理。</p><p class="ql-block"> 1995年,郑建华在《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上发表学术报告。</p><p class="ql-block"> 江山博物馆 文博研究员 钱 华 </p><p class="ql-block"> 写于2021年5月18日</p><p class="ql-block"> (国际博物馆日)中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