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年的深圳行

荆溪行

九四年的深圳行

一九九四年春天，受公司的委派，到深圳的一家电子装配厂学习流水线现场管理。当办公室的秘书把飞机票给我时，我非常激动，一是这是我第一次做飞机，二是当时在小县城去深圳考策考察几乎和去香港甚至出国类似，有点荣耀感的。

没人告诉我怎么坐飞机，在机场候机挺无聊，坐我边上的大哥问我你怎么不去换登机牌？我迟疑了一下回答来得及，匆匆忙忙地拿着行李就跑，大哥继续喊我：西装，西装，然后我再回头拿取椅子上的西装。坐飞机还要安检，比乘火车复杂多了。在登机口看到了真正的飞机，比公园里看到的退役战斗机大多了；有一架飞机起飞了，看的很过瘾，一会很伤感：如果飞机掉下来，我不是必死无疑？！惶恐间来了一群漂亮年轻的女生，估计有五六十多人，很养眼，很壮观。很多女孩在哭，难道她们也怕飞机掉下来？有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女士似乎在安慰她们，我也很伤感，为什么她们不来安慰我。旁边的探子甲说这群女孩是要去深圳做那个的，他怕嘴上没毛的我不懂“那个”，又压低声音说：就是做小姐，他脸上每一根头发和皱纹都溢出猥琐，看来他是怡红院的总龟公。另一位大哥呵斥道：你别胡说八道，她们是航空公司在江苏新招的空姐，她们要去深圳培训，离开家了，难过。唉，都是闯天涯的人，居然伤感不一样。不过我也不遗憾了，飞机真要是掉下来，这么多美丽的空姐陪我，不遗憾，然后就开心地期待飞机起飞。

飞机越过大海先后开始接近跑道，飞机上的我像抓了野兔的鹰赶回巢穴，兴奋且满足。在机场的厕所里有人给我递洗手液，趁我洗手时帮我捏肩，我很诧异，这里的服务超一流啊，回去一定要和小城青年宣传这种神奇。边上另一位洗手大哥往一个不锈钢的盘子里扔了一张纸币，居然是二十元的港币，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小费，我背上的汗流的比水龙头里的水还大，口袋里最小的纸币是10元，很不情愿地往不锈钢盘子里扔钱，心里还诅咒这该死的神奇。通过边境检查后，汽车进入特区。特区道路真是宽敞啊，双向八车道并不神奇，让我咋舌的是道路中间的绿化带，似乎有四五米宽，像一个条状的公园，舒缓着忙忙碌碌的人群。

上步工业区布满了像火柴盒子一样的厂房，五六层高，有的一层一个工厂，有的两三层一个工厂，规模大的厂直接租了整栋楼，我报道的厂规模不大，只占一层。大楼南面西侧有个宽大的楼梯，楼梯正对是工厂的前台，前台西边有一扇门，那是进入工厂的大门，大门再往西就是我的宿舍，二十平方米左右，里面放了四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前台东侧也是一间宿舍，比我房间稍微大些，里面放了五张铁架子床，住满了十个人。人事部的人在讨论我是否要办暂住证，当我听说不办的话有被当做非法劳工的可能，非法劳工是要抓到关外的（特区外），当即要求办理此证。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大多数挂着两个车牌，黑色表明外企身份，黄色表明香港身份，说明这些车子都很高级，很多我也不认识，在我眼里它们都是移动的钱柜。工厂边上有个工业展览馆，门关着，只好随处走走。车棚里停着一辆红色汽车，身上披满灰尘，一样挂着黄黑两块牌子，仔细端详了一下车标，两个“R”，老天，居然是劳斯莱斯，犹如被打入冷宫的嫔妃，高贵也凄惨，也像一个被主人遗忘的金库，深圳真是神奇的地方。食堂在楼的的北面，很小，一个操作间，一个有两张桌子的小房间，那是管理人员用餐的地方。工人排队打饭后，只能在楼梯边的走道区域吃饭，或站着，或蹲着，也有依着楼梯的。楼梯边上放了一个大保温桶，里面盛着热汤。当有人下楼时，总会有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灰尘掉入保温桶内，或者工人的饭盒里，吃饭的和走路的都习以为常。我是嘉宾，类似联合国的观察员，有在小房间吃饭的权利，谢天谢地。往下看，发现马路边的绿化带也变成了餐厅，那是一楼工厂的人在吃饭，飞奔的汽车扬起的尘埃亦有可能变成饭盒里的调料，同样没人为此抱怨。下班后，流水线停了，灯关了，火柴盒子暗了下来，下班的工人从北面的大门鱼贯而出，像一队蚂蚁，流向宿舍区。热闹从工厂转移到了宿舍区，各种各样的摊位像变戏法一样涌现在马路旁，服装摊，杂货摊，小吃摊，鳞次栉比。生意最好的是电话摊，两张凳子上放了两个电话机，两根线从空中连到大楼里的某个房间，那是是中国最早的虚拟电信运营商，当年中国联通成立了，不知高层决策者有否受此触动。小老板很懒，没给自己搬个凳子，和客户一起站着，两张凳子前都排了六七个人，电话费很贵，小老板很黑，打电话的人说的就很急，很短，大家都盯着自己的表掐着时间。被叫的人不会总在电话机旁，打电话的人请对方门卫或管理员帮忙喊，约定十分钟后再打过去。打电话的和小老板经常要吵架，争议的主题几乎都是六十秒还是六十一秒。前面还在吵，后面又在催，用户从不团结，老板必定胜利。以前只有在军营门口、省政府门口见过有解放军扛枪执勤，没想到在深圳工业区的小邮电局门口看到有解放军扛枪站岗。每到发工资后的周末，打工人都要将钱汇回老家，邮电局门口排了很长的汇钱人队伍，人多，钱多，事情就会多，一辆军车停在门口，两个解放军持着步枪维护着安全。

工厂的主要业务是来料加工，厂里有四条流水线，其实就是四天输送带，操作台上有电动螺丝刀及电烙铁等工具，有些工位上会有简单的测试仪器，如示波器、万用表之类的，昂贵一点的设备就是波峰焊机了，听说一些专业的测试仪器是甲方提供的，如价值十几万的信号分析仪等，加工结束后要还给甲方的。工厂的业务总在变，老板是不可能为一种产品购买相应的测试仪器，钱是省了，竞争力也削弱了，这些也在考验着老板的智慧与胆略。工厂聘请的管理人员不多，老板很忙，在厂里时是很少看到他坐在办公室，他常在流水线上穿插，工艺要管，质量要管，产量要管，物料要管，有时四台电动机的声音也压不住他的怒吼与焦虑。手提（他们不叫大哥大）的铃声是工厂的安静剂，每当铃声响起，他立刻转身往办公室跑，车间顿时安静，机器和工人们都送了一口气，当然还有嘉宾，我。前台的姑娘说，杨生（杨先生的简称，就是工厂的老板）很辛苦，每天要想着接单子，没有单子，工厂只能停工，工人只能放假，放了假就不发钱，熟练工人就会跑。唱歌，喝酒，考察是他主要的生活内容，对他而言，在工厂里监督生产反而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哪怕是吼叫时刻。刘小姐年轻漂亮，气质优雅，干练果断，看上去她和杨生有超过十岁的年龄差距，推断出他们的爱情要么迂回曲折、要么荡气回肠。“杨柳”组合性格差距也很大，她很安静，有种不怒自威的外像，办公区的管理员们看到她时比工人看到杨生还紧张。两个外地人在深圳操劳着一家近百人的工厂，努力让自己的财富增加，顺带着工人的财富增加，自然不可懈怠。

食堂这么小，澡堂肯定不会有。要解决洗澡问题，我只好去对面宿舍请教。十个男人的宿舍会有什么味道呢？只有推开他们房门才能感觉，闻不惯，说不出，受得了。五人来自四川，三人来自江西，两人来自河南，我认出有个四川小伙是食堂主厨，他做的炒米线很好吃，后来我在饭店吃自助早餐时总要盛一碗炒米线，不知是不是潜意识里在怀念深圳的四川味道。他们都是工厂的老员工，工厂把这间宿舍免费给他们住，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宿舍区租房。年纪最大的也是四川人，他已结婚，妻子在另外一个工厂上班，两个孩子在老家读书。周末他妻子来帮他洗衣服时，其他人就出去闲逛，和我熟了以后，不愿逛街的人就来我宿舍聊天，一直等到对面宿舍门开了，妻子拿着一盆衣服出来后他们才回去。他们说洗澡问题很容易解决，烧两壶开水，去厕所擦擦就行，我一个人住，更方便，宿舍里擦擦就行。早上上班时，他们往楼下走，我问他们干嘛不从前台边的大门进去，他们说那是管理员走的通道，他们只能下楼后从北面的楼梯再上来。原来走道也有等级，难怪当年十二月克拉玛依教委的干部要喊：让领导先走。

厂里呆长了，我自然会和工人们说些闲话。三线的拉长（line的最高主管）是粤北的山里姑娘，块头大，脸颊上肉也多，我估计这也是她管理上的竞争优势，她的管理绝招就是调速与呵斥，调速总是往快里调，呵斥总是在杨生不在时发生，所以我也没能判断出他俩到底谁的声音更大。她和老乡说家乡话时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非常好听，尽管我一句也听不懂，看来乡音才能让她有安全感，让她放松。可惜找她聊天的人很少，有次工休时她来找我，我也只好应着。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无锡的，她说不知道，我在说南京，她还是不知道，她很得意地说她知道很多南方的地名，北方就知道上海与北京，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广东人将中国分成南方与北方，南方就是广东，剩下的就是北方。她知道国家主席是谁，但不知道国家总理。我不喜欢和她说话，看来下次工休时我要离她远点了。二线的拉长是江西鹰潭人，体貌特征和粤北拉长正相反，长得小巧玲珑，不美艳，很顺眼，看上去就很聪明，她是杨生从别厂挖来的拉长。她上面有个哥哥，哥哥和嫂子也在深圳打工，下面有个读初一的弟弟，初中毕业后就跟着哥哥来深圳打工了，已经干了两年。我问她干嘛不读高中？她谈了一口气，一阵暗淡笼着她，很快调整过来，她说：老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严重，哥哥结婚后分家了，父母身体不好，也挣不到钱，只能让她出来打工。在我叹息时，她补充道：其实我学习成绩很好的，一直是三好学生。聊到我的暂住证时，她告诫我要注意有效期，然后她就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去年因疏忽导致暂住证过期，晚上被检查人员抓走，当晚和一大堆人挤在一个大屋子里，一夜没睡。第二天被送到关外宝安，也是一个大屋子。检查队让她给家人打电话，让他们来交罚款。她联系了三天才找到她哥哥，哥哥交了一大笔罚款，补了暂住证后才让她回关内上班。我问她，如果联系不到家人怎么办？她答：那就送我去布吉，说去路上干活，等挣够回家的路费后，再让我回家。我有又问，那三天过得怎么样？她答：你说会好吗？就蹲在睡觉，每天两顿饭，米饭加咸菜，有时我真想回家种地，想想我父母只好忍了，说完她哭了。我只好往窗外看看。皮卡车司机姓张，二十出头，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不像个司机，像什么，说不清楚，我是没法给他安排适合的工作。他看到我在食堂包间吃饭，断定我是个干部，看来他适合做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开始向我诉苦，他说：你别为我是专职司机，轻松又工资高，我还是装卸工，你去周边工厂看看，哪个驾驶员兼装卸工？每月才多100块。我从礼貌出发，回了一句：才这么点。他响应速度很快，开始滔滔不绝地把周边厂驾驶员的薪酬比对给我听，我又觉得他适合做数据分析员。他说的口干舌燥，我听的头昏脑涨，错过了大梅沙的海景。

工厂接了一个德国豪华汽车车载CD机的活，杨生很重视，组织了管理人员和拉长们开会，刘小姐也参加了。会议开的很长，讨论了生产线上的每一个细节，一群强迫症们制定了非常详细的组织保障方案，譬如：要保证机壳上不留指纹，要求每个个人戴白手套；为了节约成本，每装九台机后左右手交换手套，十八台后更换手套。为什么是九台？是工艺员用新手套现场测试出来的。他们的认真与务实深深触动了我。我以前在军工研究所工作，我们的设备上舰要经过各种例行测试、老化测试等严格流程，而这里做的跟多，他们还要把测试通过的电路板送到超声波清洗机里清洗。验收那天，来了一群老外，杨生是现场最紧张的人。下午喝的满脸通红的杨生来车间转来转去，没有大嗓门，大家反而不适应了，拼命干活。到了工休时间，拉长刚按下停止流水线按钮，憋不住的杨生大声宣布我们的产品验收合格，后面将接更多的单子，当然没忘给大家加发奖金。车间爆发一片欢呼声，作为一名参与者，见证了世界顶级豪华汽车配件在我们这个小厂产生，我也很激动。深圳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年底接到公司的电话：公司在深圳买了一套二手模具，要我找车押运回来。上哪找车？什么价格合适？这些对我这个一直被领导安排工作的人来说的确是个难题。四川工友建议我去停车场找。工业区里有个很大的停车场，里面停满了大卡车，按现在网络语言讲这个停车场就是个线下平台，不过那时也没有线上平台。我在里面找到了一辆无锡牌照的车，很亲切，可惜车里没人，下午再去，还是没人，车上也没有留电话。第二排序是浙江车，浙江车有很多，看中了一个面相较善的中年司机，带他到磁卡电话边，讨价还价后立刻和公司汇报。离开工厂时，杨生不在厂里，拎着行李走到楼下，看到了刚下车的刘小姐，她急着上楼，我想着拉模具，我们擦肩而过。刘小姐和杨生的公司接待了我，培训了我，我和她面对，致谢没有，再见也没说，格局真小，一直遗憾。

卡车司机有两个人，他们是郞舅关系。驾驶室后排改装成一个小床，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轮流睡觉，日夜兼程，而我，押车人，只能坐在副驾驶上睡觉。聊天后知道了，临安那里有很多“运输村”，家家户户买了大卡车往深圳跑。小舅子说：其实，你根本不用押车，我们肯定会把货送到你们公司的，你自己做飞机多舒服呀。我说，这是我的任务，我还想着能给公司省个机票钱。思量着我又坐着睡着了，头随着汽车的节奏不停晃动着。醒来时已是凌晨三点，汽车在粤赣山区的盘山公路上蜗行，车灯前后相连，在漆黑的夜里画出一条蜿蜒曲折的光线，有人沿着陡峭的山路费力地往上推行自行车，车上挂满了开水和方便面，我看到其中还有女人，生活折磨他们，他们善待生活。又堵车了，前面的大客车涌出一群打工人，男的很方便，躲到树后就能解决，女同志就辛苦了，五六个女同志往山上跑，她们觉得跑的很远了， 其实我们还能看得见。

十年后，我重回深圳，参加某民营公司公司的业务培训，坐在他们高级培训中心六星级的培训教室里，有点恍惚。伟人指了一条道路，勤劳肯苦的中国人沿着这条充满坎坷的路艰苦奋斗，为小家、为大家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经济总量排全国前三的超级城市，把中国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早期的打工人现在都该年过半百了，不管他们是在继续劳作还是享受退休生活，安静时会回忆那段艰苦忙碌的经历吗？他们会联想到国家巨大进步中有自己的贡献吗？如果会，他们一定会自豪。我在继续劳作，也在享受生活，回忆这段经历，向那些默默无闻的小老板们，还有有海量的普通打工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