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人民谋幸福

卿卿如来

她为人民谋幸福

——中国共产党领导黎城人民解放翻身历史纪实与启示

杨尚军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是著名歌曲《东方红》中的歌词。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黎城，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黎城县地方组织，领导黎城人民走上了解放翻身的道路。

（八路军工作团在黎城发展的第一个中共党员杨蕉圃）

（中共黎城县委首任书记程剑）

　　一、中共黎城地方组织的创建发展与执政之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太原失守后，遵照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与129师组成地方工作团，奔赴太行山区各县，创建中共地方组织，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中共黎城地方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形势下诞生的。

黎城地处太行山群山环抱之中，政治封闭，经济落后，封建统治十分浓厚。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黎城一些赴外求学的青年学生，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在大革命影响下，为了唤起民众，曾于1928年底，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成立了“留潞学生联合会”，发动了“反斗捐”“反盐店”“反当铺”等民生斗争活动，点燃了革命的火种。1936年冬，黎城第一高小乔献捷、高熙、高柯、李慧明等10余名进步师生首先参加了牺盟会，1937年5月正式成立了黎城牺盟分会。北平、天津、太原失守后，黎城一些在外任教求学的进步师生杨蕉圃、史纪言、郑立格、郑晶华、康丕烈等陆续返乡，组织成立了“留平（北京）留并（太原）留潞（长治）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联手牺盟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一切，为中共黎城地方组织的诞生，做好了政治和人员上的准备。

1937年10月底，八路军115师黎城工作团10余人，由王凤鸣带队来到黎城，在县城池口街第一高等小学校内住下。随即，与黎城牺盟会接上关系，开始创建黎城地方党组织工作。首先在牺盟会员中吸收杨蕉圃、李飞龙入党。接着又由二人介绍，发展了李旭华、李静波、李时哉、郑易风、郑立格等人。11月上旬，在县城盐店圪廊后祠堂成立了黎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黎城支部，杨蕉圃任书记，李时哉任组织委员，李静波任宣传委员，李旭华任支部委员。中共黎城支部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黎城地方组织的诞生。 

1937年11月中旬，根据石拐会议决定，八路军129师地方工作团一行8人，在团长王谦、副团长李大清带领下也来到黎城。当时，日军已攻陷武安，正沿邯长大道西犯，入侵黎城在即。危急关头，国民政府反动县长田齐卿不但丝毫没有抗日的表示，反而在背后召集黎城大地主阶级代表“四大绅士”（杨仲文、韩敏德、高菑珊、李魁芳）等开会，密议投降事敌。工作团得悉这个消息后，联合黎城党支部和牺盟会一起组织发动了推翻国民党阎锡山黎城政府的斗争运动，11月18日宣告成立了中共党员何公轸担任县长的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了黎城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结束了国民党阎锡山在黎城的黑暗统治，实现了黎城人民的初步解放。同时，也为黎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黎城党组织的进一步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11月下旬，129师工作团到北社村进行抗日宣传，并留下石文炳等3人住村发展党组织。北社村贫困户占全村总户数的70%以上，阶级基础较好。多数人爱好打拳练武，具有打抱不平、保家卫民的正义气质和民族精神。石文炳3人白天和他们一起干活，黑夜到拳房（当时农村学习和练习武术的场所）一起“耍拳”。一面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面暗中考察人选。很快，秘密发展了北社村董用芳、董寿松、董海忠、董立法、董宜正、董河芹、董占河、康瑞亭及周边村范贵锁、李世铭、申玉金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1月底，成立了黎城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北社村支部。董用芳任支部书记，石文炳任组织委员，康瑞亭任宣传委员。

中共黎城党支部和北社党支部相继成立后，一方面，在县城和农村两翼不同领域内相互配合，大力展开发展党员和建立党支部工作，成为发展党的桥头阵地，一方面，也为中共黎城县级组织的建立提供了成熟条件。

1937年11月底，根据中共冀豫晋省委指示，中共黎城县级组织——中共黎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指定李时哉任工委书记。

中共黎城县临时工委成立后，在115师和129师工作团的大力配合与推动下，黎城建党很快呈现出“滚雪球”式的大发展。到1937年底，全县已发展党员40多名（其中有杨蕉圃、李旭华、李时哉、董用芳、康丕烈、郑易风、李静波、郑立格、高谨斋、范贵锁、董俊民、董立法、董海忠、董寿松、董孝良、董宜正、董占河、董占鱼、董伟耕、董河芹、李世铭、康兰廷、申志贤、岳希云、郭宗衡、王利庭、赵文举、乔贵生、乔献福、乔丙文、孔广仁、路文学、王琳、王鼎、李友来、刘拴龙、王小文等），建立起了近10个基层党组织。

在此基础上，1937年底，中共黎城县委在县城池口街盐店附近唐建功祠堂内正式宣告成立，隶属中共冀豫特委直接领导，程剑任县委书记，李时哉任组织委员，杨蕉圃任宣传委员，史纪言任军事委员，董用芳任秘书。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中，对外称“黎城牺盟游击队总队部锄奸部”。此后，129师工作团把以前发展的党员名单进行了移交，并基本上停止了军队发展地方党员工作，改由以中共黎城县委为主。

1938年2月下旬，中共黎城县委首先在西井镇组建了第一个区委——中共黎城县西井区委。4月，又分别在东阳关、上遥、偏城组建了区委。至此，全县共建立4个区委，形成了县、区、村三级组织机构。7月7日，在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上，公开了县委秘书董用芳的身份，让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党外人士接触，公开吸收共产党员，加强党同各界人士的联系。黎城建党进入一个加速发展新阶段。

1938年底，到中共黎城县委成立一周年时，经过一年的蓬勃发展，全县共建立党支部108个，拥有党员1775名。1939年6月统计，全县党支部增长到141个，党员增长到2206名，是1937年底党员人数的50多倍。中国共产党在黎城成为了拥有绝对领导地位的政治力量。

1939年8月10日，中共黎城县委在古寺头村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会议代表30余人。会议总结了建党、改造旧政权与反摩擦等项工作，研究部署了粉碎日军第二次扫荡和继续开展反摩擦斗争等问题，作出了培训党员、加强党的领导、加速改造旧政权、扩大地方武装和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民生民主运动等项决议，并选举县委书记王捷三为出席中共冀豫晋区党员代表大会代表。

中共黎城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共黎城地方组织诞生阶段的结束。从此，中共黎城地方组织这艘“航船”开始航行远方。

抗日战争结束时（1945年8月统计），中共黎城（包括黎北）县委共下属7个分区委，217个基层党支部，拥有4313名党员。

抗战胜利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47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26周年诞辰之际，中共黎城县委发表《中共黎城县委为庆祝“七一”党的诞生，告全县党员和九万人民书》，在全县公开了党的各级组织。由此，中国共产党在黎城结束了战争环境中的秘密活动阶段，转上全面公开，党的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进程。经过进一步纯洁、壮大和发展，解放战争结束时，全县党员4222名（不包括南下北上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统计），全县党员达到4330名，是1937年中共黎城县委成立初期的110倍，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正式成为执政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北社村旧址）

（黎城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古寺头旧址）

　　二、领导黎城人民抗日胜利最终解放

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毛泽东曾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同样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黎城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1937年11月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即在中共黎城县委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首先，是建立抗日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1937年12月下旬，成立了第一支抗日人民武装黎城牺盟游击队。不久，又相继成立了公安大队、漳河游击队和偏城新华游击队。半年时间，总人数达到近2000人。同时，组建农民抗日自卫队，提出“不武装，活不成”的口号，规定凡18岁以上青壮年都可参加，不到一个月，多数村即建立起了自卫队组织。到1941年，全县民兵自卫队发展达到22856人。当年十月反扫荡，黎城民兵5000余人参战，战斗343次，歼敌80余人。1942年春季反扫荡，配合主力部队，取得歼敌870余人的显著战绩，受到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高度赞扬。显示出人民战争和群众性游击战的强大威力。

其次，是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动员参军支前。1938年6月，中共黎城县委相继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和儿童团组织。9月，成立工人抗日救国会。1939年4月，成立文化教育抗日救国会。全县参加各种抗日团体6万多人，童少青壮群众几乎全部组织了起来。在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组织下，各群众团体纷纷制订抗敌公约，发动会员坚壁清野、除奸反特、支前参战。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与蓬勃，在推动全民抗战深入发展的同时，也使发动起来的抗日群众成为人民军队不竭的兵员来源。1937年12月底，刚刚成立的中共黎城县委和抗日民主政府就组织招收500名新兵加入115师东进冀鲁豫。这是抗战开始以来晋东南第一次有规模成批量和人数最多的参军运动。抗战期间，黎城共参加八路军5000余人，占人口（1946年统计77955人）比例近7%，为八路军抗日提供兵源，壮大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黎城抗日斗争史来看，1938年2月16日，国民党川军47军178师发起东阳关阻击战，一天后溃败，失守黎城。日军占领县城后，中共黎城县委领导黎城人民奋起反击，漳河游击队打响古县伏击战，“在晋东第一个开展起游击战争”（张南生1940年1月9日晋东武装工作会议报告）。此后，又接连配属八路军主力相继取得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和第一次反九路围攻胜利，保卫了黎城解放区。

1939年8月，日军对晋东南发动第二次九路围攻，再次占据黎城县城，沿邯长线建立起赵店、玉石桥、停河铺、东阳关等据点。为了实施长期统治企图，抓捕了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民主人士谢好礼，威逼利诱其担任伪县长建立伪政府，组织维持。谢好礼在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感召下，誓死不当亡国奴，身遭剧创，宁死不屈，终使日军企图未能得逞。在日军铁蹄所至周边各县纷纷维持的恶劣环境与艰难形势中，保持了黎城的“敌顽丛中一枝红”。1939年9月，中共晋冀豫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定黎城为晋冀豫党委直接领导的抗日实验县。

军事斗争方面，中共黎城县委组织自卫队、游击小组，除开展独立活动，四处打击日军外，还配合驻黎八路军主力构成游击集团，包围孤立日军据点，把地雷一直埋到日军据点附近和门口，使日军最后只能龟缩在几个据点内，轻易不敢外出妄动。

12月22日，黎城军民配合八路军129师特务团和769团发起邯长战役，攻克日军赵店据点，23日攻克县城、停河铺、玉石桥据点，25日攻克东阳关据点，光复黎城全境。黎城成为抗日完整县。

在前门拒虎的同时，黎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还进行了后门打狼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38年4月，混入黎城牺盟游击队中的阎部旧军人王元令成立所谓“山西黎城保安团”，发动柏官庄暴乱,劫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何公轸，并以“山西保安司令部”名义布告另任所谓“黎城县长”，企图复辟国民党阎锡山统治，取代抗日民主政府，不到一天即被彻底平叛。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阎反共顽固派先后派所谓“国民党黎城县党部”“敌工团”等来黎“收复失地”，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诬为非法，再次企图复辟国民政府取而代之。12月，阎锡山在国民党军队配合下发动了以推翻抗日民主政府、屠杀共产党员为目的的“十二月事变”。中共黎城县委团结带领各阶层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其完全孤立，无处立脚。并在“十二月事变”发生后，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欢送‘敌工团’到敌占区”的斗争，迫使这些反动组织与极少数追随者退出了黎城县境。在抗日完整县基础上，“清除了在黎城境内不利于抗日的蒋阎反共顽固派的公开势力，确立了共产党在黎城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黎城县简史》）。

随后，1940年3月，八路军总部在黎城南委泉指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并通过“漳河划界”迫使国民党承认漳河以北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的解放区地位，黎城完整县和解放区地位得到巩固。

正因如此，这一时期，1939年3月以八路军总部后方医院移驻广志山为标志和起点，黎城建成了八路军太行抗战的医疗卫生中心；1939年6月以在黎城开建八路军第一个也是最大一个正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为标志和起点，黎城建成了八路军太行抗战的兵工生产中心；1939年10月以在黎城成立冀南银行和在小寨村设立总行为标志和起点，黎城建成了八路军太行抗战的金融货币中心。由此，共同形成和奠定了黎城八路军太行抗战后勤供应保障中心的历史地位。

也正因如此，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史称“黎城会议”）。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华北抗战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黎城会议明确了晋冀豫根据地形势发展由初创转入巩固建设阶段，提出了“建军、建党、建政”三大任务，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太行军政委员会，作出了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统一政权的决定。8月，冀太联办在西井成立，实现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政权从初创到统一的历史转折，成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前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开端。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抗战时期最大战役百团大战。中共黎城县委领导黎城军民配合主力部队相继进行了邯长路破击战、洪岭阻击战、宽嶂山阻击战、黄崖洞阻击战、凤凰山（洗耳河）阻击战、广志山阻击战、渠村阻击战、西下庄阻击战、曹庄阻击战、三十亩阻击战等战斗，并大力支援了关家垴战斗，最终于11月5日将日军全部赶出黎城根据地，保证了从武乡砖壁惊险突围的八路军总部安全转移到黎城仟仵村，摆脱危险后大步跳跃，一路向东转移至新的长期驻地辽县武军寺。

此后，从1941年到1943年5月，中共黎城县委领导黎城军民接连粉碎了日军对黎城的大小11次扫荡。期间，平叛了离卦道暴乱，取得了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胜利。

1941年10月12日，由国民党特务、汉奸崔琦、常宝琦、赵连城、杨书魁等操纵的反动会道门组织离卦道发动暴乱，企图消灭中共黎城县委，推翻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日伪合流的反动政府。中共黎城县委团结抗日军民，一举彻底平叛暴乱。日伪联合消灭中共黎城县委、颠覆抗日民主政府的图谋再次遭到可耻失败。崔琦、杨书魁等叛逃日军，常宝琦、赵连城等被镇压，离卦道土崩瓦解。事件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黎城人民的大力拥护支持。

1941年11月11日，日军36师团（井关仞师团）5000余众进攻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其前身称“朱德警卫团”，曾多次完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和古田会议、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等重要会议的警卫任务）在上、下赤峪民兵配合下浴血奋战8昼夜，歼敌1000余人，取得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绩，被中央军委总结为“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开创了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发给八路军总部的贺电中称赞：“全军学习黄崖洞保卫战”。八路军总部授予总部特务团“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授赠“保卫水窑立战功”锦旗一面。201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作为战旗方队百旗之首，万众瞩目，名扬世界。

1943年5月6日，日军发动对黎城最后一次大扫荡。中共黎城县委领导黎城军民在太行第四军分区3团等主力部队支持下，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四处打击日军，仅西井、东崖底、南委泉、北委泉、南港沟5村就利用地雷战炸死日军41名，最终迫使日军于22日败出黎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黎城人民率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局地胜利和最终解放。

（现存八路军总部黎城仟仵村的第十八集团军粮据）

（现存129师师部黎城西井的129师粮据）

　　三、推翻封建制度使黎城人民彻底翻身

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实行人民抗战的胜利。开展人民战争的前提条件，是动员与组织广大群众支持和参加抗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行民主，给予人民以必需的民主自由权利。毛泽东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但是，国民党出于维护与继续自己专制统治的目的，拒绝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这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坚持独裁的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一个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主张民主的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

1917年9月，山西军阀阎锡山任山西省督军兼省长，颁布山西省县公署组织条例，成立黎城县公署。1927年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改为黎城县国民政府。名变实不变，都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封建专制政权。黎城人民深受压迫剥削，生活十分困苦。除了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要应付额外莫明的征粮差役。在农村，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极为苛刻，两极分化严重。据抗战前统计，当时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占到总人口的54%，耕地仅占总地亩的25%，地租占到总收获的40-60%。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佃农拼死拼活劳动一年，到头仍是衣食不保，无以生计。

1937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一方面，“在中国政治史上，在共产党创建政权之前，还不曾有过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权。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江西苏维埃政权是史无前例的人民民主政权”（王朝彬《简论中共抗日民主政权》）；一方面，毛泽东曾指出：“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785页）。所以，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黎城人民摆脱了国民党的封建反动专制统治，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民主解放；标志着黎城的社会性质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轨道，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1938年6月，中共黎城县委在打退日军第一次九路围攻后黎城出现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抓紧时机，组织召开农民大会，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会）。随后，通过农会等群众抗日团体，组织群众开展了反欺凌农民、反转嫁负担和派粮不公的民主民生运动，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1940年秋冬，针对和响应农民最迫切要求解决急需的春耕生产资料和资金困缺，以及压在身上的高利贷和地租剥削的意愿和反映，在全县开展起了一次清债退押运动。144个村庄参加，占总村数60%；参加群众43300余人，占总人数一半以上；召开斗争大会429场，清债129180元，退押土地1931亩，退租粮食144石，退废文约3886份。通过运动，广大农民不仅经济上得到实惠，政治上也坚定了信心。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据此，中共黎城县委在全县发动了减租减息运动。从7月中旬开始试点，到11月开始形成全县运动。在“天下农民是一家”的口号下，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曹庄村，全村117户，中农由36户增为56户，比例由30%升为48%；反之，贫农由56户减为36户，比例由48%降为30%。西井村全村240户，其中贫雇农50户，占有土地从83.5亩增为132亩，户均由1.67亩升为2.64亩，增长58%。广大农民特别是贫雇农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加深了对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感激之情，引发了对抗日工作的巨大活力和支持。比如春季征兵，上级下达任务120名，报名的就有400多人，多个村庄出现了退兵难。群众反应说：“当个兵比挑个女婿还难！”不少干部感慨说：“减租减息，迸发出的力量真大啊！”

抗战结束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黎城解放区开始实行土改。土改中，共向地主、富农清算出土地53892.1亩，房屋24274间，窑洞3312孔，马、骡、驴、牛、羊26073头（只），粮食58847石，农具31368件，银元352509块，冀钞9459484.5元，铜币、制钱205294.5斤，金银首饰4320.58斤，珠宝2543颗，及大量衣服器物等。除金银珠宝上交外，其余都经民主讨论分配给了贫雇农民。土改（经过复查纠偏）结束后，在农民最关切关键的土地分配上，地主由原来的人均占有土地6.92亩下降为2.16亩，富农由原来的人均占有土地6.1亩下降为2.54亩，中农由原来的人均占有土地4.49亩平衡为4.30亩，贫农（包括新中农）由原来的人均占有土地1.89亩上升为3.98亩，雇农（包括新贫农）由原来的人均占有土地1.25亩上升为2.98亩。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推翻了沿袭几千年来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土地制度，解除了地主、富农的剥削基础，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从此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得到了最终的翻身。

（减租减息中贫苦农民分到粮食）

（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四、“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凝聚奋斗总结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成立，就是为了中国人民，为了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为人民谋幸福，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是为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而斗争。”为人民谋幸福，就是把群众所需放在首位。毛泽东曾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和拥护。

事实正是这样。1937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黎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第二天就宣布没收了反动地主韩敏德的“瑞霞当铺”和“德鸿儒店铺”，将其不义之财分发给缺衣少食的贫苦群众，一下子震动全县，使广大贫苦群众一时间就感觉到了共产党的“好”，感觉到了共产党是为“他们”的，是为劳苦大众的。

1942到1943年，黎城连续遭受旱蝗涝灾害，粮食严重歉收。特别是1943年，减产六成以上，面临断炊，加之阴雨连绵，山洪爆发，群众地毁屋塌，疫病发生，叫苦连天。有的认为这是天要灭人，在劫难逃。有的认为党和政府已再三救济，岂能一直依靠？于是，有的求神拜佛，有的坐以待毙，四处弥漫忧愁绝望情绪。危急关头，中共黎城县委向所有党员干部提出，群众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是需要共产党人的时候，要把群众的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与群众生死与共，同舟共济。越是在困难中，越要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在和群众共渡难关中进一步加深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并具体部署每个党支部包管做好全村救灾工作，每个党员包管做好若干受灾户工作。县委向全县群众作出保证：“不管灾情发展怎样严重，共产党决不让饿死一个人”。县抗日民主政府出台规定，减免群众一部分公粮负担和灾区地租，增加雇工工资，把货币工资改为实物工资，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提高群众生产救灾积极性，振奋群众渡过难关。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县委的号召和指示，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共同抗灾。主动将规定每日14两（16两1斤制）口粮节约出2两捐助灾民，并把仅剩的12两口粮交给群众，和群众一个锅吃糠咽菜，同甘共苦。此外，还有冷食一日省下柴禾费救灾，有糠食三日拿出米面救灾，有野菜顶食挪出粮食救灾，有每顿饭节约一、半碗救济临时上门灾民，如此等等。同时，为了进一步照顾群众利益，大力减轻人民负担，培养民力，还不惜牺牲自我利益，开展了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运动。黎城从1941年开始实行精兵简政，到1943年1月，经过3次精简，全县由8个区精简为6个区，110个行政村合并为83个，共精简人员245人，其中县干部44人减为29人，区干部64人减为35人，被太行区党委表扬“可以说减到了最低限度”。1942年10月25日，县抗日民主政府作出《关于机关生产节约的决定》，规定所有党政机关团体一律停发3个月经费，县级机关团体自己生产2个月粮食，区级机关团体自己生产1个月粮食。“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和政府以及广大党员干部由此表现出来的大局为重的高尚品质和无私举动，深深感染和教育了群众。此外，边区党委、政府和八路军还急群众所急，响应群众要求，组织群众以工代赈开挖漳南、漳北两条水渠，不仅达到了生产渡荒的目的，还实现了黎城群众世世代代兴修水利的夙愿。为了感激共产党八路军的恩情，铭记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黎城群众特意将水渠上的4座渡槽命名为“小平桥”“秀峰桥”“伯承桥”“省贤桥”，合称“党政军民桥”。最终，经过党政军民团结奋战，终于渡过了难关，全县包括外地来黎逃荒难民（据1942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报道1942年11月统计从河南、河北等敌占区逃到黎城与过境滞留的难民数为48555人）没有出现一例非正常死亡，实现了县委的庄严承诺。许多老年人感慨：“幸亏有共产党这样的好领导。要不是有共产党，这要是放在旧社会，早就使光绪三年的悲惨重演。”经此，广大群众树立起了“共产党不让饿死人”和“只要跟着共产党，就什么也不怕，既能战胜灾荒，也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更加意志坚定，信心十足，跟着共产党走，求解放，得幸福。

（八路军总部发给黎城根据地群众的优待证）

（黎城党政军民四桥中的小平桥）

　　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来到”黎城后，在领导黎城人民浴血抗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支援全国解放的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牺牲贡献。不完全统计，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全县牺牲革命烈士共628人（据烈士亭碑记，抗战时期326人，解放战争302人），其中国共产党员183人，牺牲比（183÷4222=4.33%）是普通群众（445÷97101=0.46%）的近10倍;南下北上外调干部20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正是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和壮丽牺牲，换来了广大人民的翻身解放、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她为人民谋幸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凝聚和奋斗总结。

（矗立于黎城革命烈士陵园内的黎城革命烈士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