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的创作生涯

国华书院

刘秉荣

注：[这篇文章是1996年应家乡宝坻县政协文史资料写的，近日”文明宝坁＂公众号发表了，反响很好，＂国华书院＂拟再次发稿，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也许这篇文章对业余作者能起到拋砖引玉的作用，但愿如此！刘秉荣2021年12月6日]

写作三十余年，从没有写过创作上的“经验、教训”之类的文字，大体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冷静下来想想，这么多年的创作中，确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不妨写出来，也许对青年文学爱好者有点启发。这些经验和教训，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刻苦加悟性。

我感到创作没有教条的、模式的东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看小说创作指导大全一类的书，是不能写出好小说的。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搞创作最重要的是悟性，也就是灵性，即通常人们所说的“灵感”。我感到，许多道理不是别人教出来的，而是自己在写作中慢慢悟出来的。然后是刻苦，即平时勤想、勤走、勤写。这些年中，我悟出了什么呢，大体上有这样几点。

一、要选好自己的“亮点”。

文学艺术的门类很多。诸如文学方面，有小说、散文、诗歌等，在小说方面又有严肃、通俗之分，诗歌有朦胧、古体等等，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找准“亮点”。当然寻找这个亮点也不容易，往往也要经历一个曲折探索的过程，有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我就是经过五年的艰辛，虽然写了数百万字严肃文学作品，却没有发表一个字，把身体还差点搞垮。付出这样大的代价，我才幡然醒悟，从此改弦更张，走上了通俗文学这条道。这以后，我写起作品就比较顺手了，我觉得，这就是找到了我的“亮点”。

回顾我的求学经历，在青少年时期，我所接触的文学作品，受到的艺术薰陶，都是通俗文学、大众文学方面的东西。在家乡，听的是皮影、评戏、大鼓书，看的是武侠小说，赵树理、马烽等通俗作家的作品。入伍以后，我喜欢的也大多是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作品。即如军事题材的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等，也是通俗文学类。读的翻译小说多是苏联的，如《古丽亚的道路》《卓娅和舒拉》。我对翻译小说不喜欢，是硬着头皮看的。我极喜欢赵树理的白描写法。到了北京军区机关后，所交结的朋友老师高元钧、刘洪滨等，他们是说山东快书、数来宝的，他们艺术上的造谐对我影响也不小。刘洪滨曾打算把我调到他身边搞曲艺创作，后来我调到了军区文化站也就罢了。这一切，都决定我应该搞通俗文学，而我偏偏向严肃文学这条道走去，直到撞了南墙，五年之中没能发表一字，这才痛定思痛，决心改弦更张，走通俗文学之路，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说来我当时怎么就钻进严肃文学这“牛角”里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主观的原因是自己缺乏自知之明，不能认识自己，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就是“亮点”。客观原因是当时军队内的作风和军队内出版的刊物编辑等，几乎都是搞严肃文学的——现在也是这样，在全军的作家队伍中，搞通俗文学的除我之外，几乎没有，所以评奖等均与我无缘。而全国作协对通俗文学作家也持排斥的态度，没有通俗文学作家一席之地。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对立由来已久，当年以丁玲为代表的严肃文学一方，赵树理、苗培时等代表大众文学一方，就多次进行较量，最终大众文学退阵。这些都是题外话，说的远了。

当我发现自己是搞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材料时，我就不在严肃文学的圈里挤了。从1979年1月1日开始，我大步向通俗文学的道路上走去，其时我已年近35岁。浩然老师当时对我说：“晚了，你搞创作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而我却认为我创作的黄金季节将要到来，因为我找到了自己，认识了自己，找到了能发挥自己长处的“亮点”。浩然老师的话也不无道理，他在30岁时已成名，发表了《艳阳天》，而我35岁一无所获，因为我走了弯路。假如我早些找到自己的亮点，不白白地浪费五年，这五年之中，我又该发表多少东西？所以搞创作的年轻朋友，应早些找到自己的“亮点”，就是说你有什么“灵气”，就发挥什么“灵气”，免得走弯路。有些青年作者最后失败了，最终放弃了创作，我感到他们不是没才气，就是没有找准自己的亮点，像“鬼打墙”一样，转来转去转不出来，最后没了信心，只好金盆洗手了。

二、要不怕吃苦。

创作是苦差事，字要一个个写，一点也偷不得懒。这个苦我分为两层，一是写要不怕苦，二是深入生活不要怕苦。这许多年来我在写作上，几乎没有一天不动笔的，多多少少也要写一些，年节假日也从没间断过，连大年三十都动笔。有时感冒发烧，实在不能动笔了，也要看书，如果不能写东西，不能看书，心情就烦燥。我在《战友报》上发表一则短文，叫《闲谈莫过五分钟》，既是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朋友们的进言，要大家珍惜光阴。人生苦短，弹指间光阴就流失。由于潜心写作，许多应酬都被我推掉，应该走动的关系也不走了，为此“得罪”了一些朋友，但后来他们也就理解了。

写作上不怕吃苦，深入生活上也要不怕吃苦。我入伍后，由于“行万里路”的机会多了，我就可能利用一切机会，多走走多看看。古人说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有道理的，视野开阔了，自然见多识广，写起来稿子的份量就不一样。在深入生活中，所遇到的险事、苦事多了。这里我略举几例。

1969年深秋，“苏修”要“发动战争”，北疆战事紧，我们全团调到了内蒙集宁附近的苏集山。这里是风口，冬季“白毛呼呼”刮起时，气温降到零下40度。山上没有房子，我和团参谋长滕学希还有他的警卫员一起住在坑道工事里。坑道里有许多弹药，因而不能生火。到了11月，气温就降到零下20多度了。虽然我们都发了“四皮”，但依然冷得难挨。炊事员打水，手挨扁担的铁钩，就把手沾掉一层皮。我们住的那坑道工事内，水泥壁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夜晚寒气逼人，外面“白毛呼呼”尖啸着，滕参谋长叹着气对我说：“我都四十多了，妻子、女儿在上海，要不是革命，我怎么在这里蹲山洞？”就这样，我们凭着“一条语录子，一碗面条子”，过了四十天的山洞生活。当69军来换防时，我们都说，只要回到长城内，在哪里都行。和我们换防的69军官兵，一下车许多人都冻哭了。四十天的时间中，我几乎没有洗脸，因为天气太冷了，连尿的尿落在地上都是冰。没想到这段生活的经历，对我后来写描写贺龙、聂荣臻率领晋绥、晋察冀野战军进行绥包大集战役的电视文学剧本《战集宁》、评书《战集宁》《贺龙在解放战争中》太有用了。绥包大集战役是1946年冬贺龙、聂荣臻指挥晋绥、晋察冀野战军在大同、集宁、归绥（即呼和浩特）、包头与董其武、傅作义的部队进行的一场激烈战斗。由于天寒地冻，战斗打得十分艰苦，许多指战员被冻残。由于我有了那段经历，对地形地物及气候有亲身体会，使我进行这段历史的创作很顺手，这就是生活积累的作用。

1980年，我接受了《贺龙传》写作任务，当年秋，我们到四川采访和实地考查。在成都采访时，我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进行采访，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这种采访虽然紧张，但无生命之险，到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就不一样了。红军当年战斗、生活的地方，都山高水险，僻壤偏乡，气候恶劣，几十年过去了，许多地方依然如旧。这年12月下旬，我与另外一个同志到了川东的涪陵，于此乘船向乌江上游进发，到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采访。民谣说：“养儿不用娇，酉秀黔彭走一遭。”酉秀黔彭一地，山高水险，过去是发配流放犯人之地。我们担心出事，结果还出了事。1980年12月23日下午4时，我们乘坐的212车在龚滩乌江的一个码头至酉阳县城途中，与一辆长途公共汽车相遇时，公共汽车为躲我们的车，跌进了万丈悬崖。当时我正在车上，亲眼看到那个司机回头骂了我们司机一下。车跌下悬崖后，由于四野无人，我只身攀古藤下去几百米深的谷底，见到车已摔得粉碎，车上59人（大多是重庆下乡返城的知青）有的挂在树上，有的肢体分开，惨不忍睹，司机已死，售票员的后腰被捅进一根铁棍。这时天快黑了，又下起了小雨，而这万丈深渊之内，仅我一人，面对惨状，我心中此时想的是如何尽快救伤者，对死人没有半点恐惧之意。因此我想到战场上，当战友们牺牲之时，所想到的必然是对敌人的仇恨。

这场重大交通事故经过鉴定，虽然责任不在我们，但如此艰险的交通使我们对继续采访犹豫了，一番相商之后，还是下决心前往。这一次采访真使我领略了“养儿不用娇，酉秀黔彭走一遭”的民谣不虚，也看到了红军当年创业之艰辛，深感贺龙元帅为了革命脱了皮靴换草鞋，思想境界之高尚。在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南腰界，我们受到了老区群众的热情欢迎。在这里，我不仅亲眼看到了许多革命遗址，老乡们还把我带到贺龙元帅当年亲手栽种的花红树处。元帅当年共栽了14棵树，不料在元帅含冤去世那年，都不明不白地枯死了，可谓草木亦有情。

这次西南采访历时两个多月，从四川到了贵州，到了云南。我不仅进行了实地考查，还采访了许多国民党将领，在西南工作的红二方面军将领。最近，我又去了四川。十几年过去了，当年我采访的对象大多作古，我的采访记录就成了珍贵的史料了。

像赴云贵川这样的采访，此后我又进行了多次。我到过井岗山，湘南、湘西、洪湖、豫南、鄂北、河西走廊、延安等地。每到一地，尽量多找人谈，到实地看，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湖南浏阳，我到了王震将军家乡，和王震弟弟以及乡亲们座谈，到了肖克老将军的家乡，任弼时的家乡。在肖老故乡嘉禾，我见到了肖老八十岁的姐姐，她当年出生入死地闹革命，且依然住在农村，两目失明。她的儿子是个农民，她并没有依仗肖老的地位和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使儿子跳出“农门”。这使我深受感动，老一辈的革命家是真正的无私无畏的人。

多年来，我深入生活的态度是，别人都去采访的典型我也去，别人不去的地方我也去。对重大题材的采访下功夫，对小人物的采访也下功夫。1989年夏，我去河西走廊采访西路军失败的经过，到了敦煌后，一般要返回了。我听说距敦煌几百公里外的阿克塞县武装中队有个卫生员，他的事迹很突出。但那里是新疆、青海、甘肃三省交界处，海拔3000多公尺，大家多劝我不要去，说支队都极少去人，总部总队没人去过。我说：那好，我们就代表总队、总部去看看战士们。我们的车又跑了一天，穿越的全是大戈壁。到了阿克塞后一看，这哪里像个县城，连内地的村子都不如，人口不满一千。那个卫生员是个志愿兵，他给牧民治病，不取分文，他骑马到5000多公尺高的山上，为淘金者治病，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他们的生命。他被人们呼为“菩萨”。他深深地爱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他说这里群众最需要他，因此，他不愿回酒泉城市。他的妻子见他如此固执，和他分了手，这没有改变他留在这不毛之地的决心。我被这个卫生员的事迹所感动，在商品大潮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整个社会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在中队采访之际，战士们对我的到来极为欢迎，他们杀了羊，做手扒羊肉给我们吃。我写了这个中队和这个卫生员，把他们作为民族团结的模范报道给了社会。

三、如何积累“死材料”。

采访、深入生活都是掌握活材料，而查阅档案馆、图书馆等是积累“死材料”。如何把死材料变成活材料呢？我大体这样做的。

死材料浩如烟海，收集从哪里入手？这就需确定长远的创作目标，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收集。我在采访贺龙元帅及红二方面军军史期间，同时确定了写民国这一目标，所以收集材料都围绕这一目标进行。除了集中时间查阅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处资料外，平时也多留意报刊、各种书籍，做到随手摘录。如此日积月累，到了一定时候，即可“厚积而薄发”了。

四、作家要有正义感，要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

浩然老师在70年代初就讲，他写作的宗旨是“热情歌颂”，歌颂新生事物，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浩然老师的话是对的，我也是照浩然老师的话去做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没上过多少学，成了作家，是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培养的，是共产党培养的，所以，党的恩情是不能忘的。多年来，我一直实践着浩然老师的话，热情歌颂。记得老作家杨润身对我说：“说我反党，怎么可能呢？我是喊着*****、共产党万岁学写字、学写小说的，党对我情深似海，我对党海枯石烂也不会变心。”杨老说的是实话，他创作了《白毛女》《探亲记》等家喻户晓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充满着革命的深情的。

国家图书馆收藏刘秉荣全部著作仪式。贺捷生部长、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朱曙光、武警部队副政委隋绳武、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国家图书馆领导参加了仪式。

图文:作者提供

编辑: 李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