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古怪姥爷

雨后桃花

　　我的姥爷叫赵贵，三里五村的人没有人喊他的名字，都叫他赵老怪！

他长得怪。嘴大。眼大。眼皮上长了个手指肚大小的肉瘤子。手又短又粗，腿又粗又短。

他脾气怪。一年到头从不洗脸，无论谁劝说他洗脸，他都会回敬对方两个字：“不洗！”除非夏天被雨淋了，顺便能洗把脸。日久天长眉头和鼻梁骨周围结了厚厚的一层土嘎巴。

他穿鞋从不一双一双地穿，而是一只一只地穿。哪只坏了，换哪只。所以他穿的鞋永远都是两只不一样的。而且都是补了厚厚的补丁，根本看不到鞋面原来的模样。

冬天不管多冷，他上衣的第一道扣子都不扣，露出冻得通红的胸脯。棉帽子的两只耳朵一个朝天一个朝地，一走路一忽闪，滑稽极了。

他不爱说话，每天就是吃饭——干活——睡觉，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只有大雪封山的时候，他才会闲几天。这时候他会揣着两根红薯，到我们家坐坐。把红薯埋在火盆里。他坐在炕头上的太阳地儿里，脱掉上衣。让我给他挠痒痒。“姥爷！你脊梁上的皮咋这么厚这么硬？像石板！”

“都是那年打日本鬼子，我给八路军送弹药，坐下的病。春天穿着棉衣棉裤，背着二三十斤弹药走得急，出了一身汗，紧接着又要过一条河，河水都到脖子跟前了，全是空山水（冰雪的融水）哇凉哇凉的，人进去冻得直哆嗦，牙都要磕碎了。”

“弹药不怕水吗？”

“头上顶着呢，弹药湿了还了得！”

这是他说的最多的话。

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挠，他还是不解痒。于是我到院子里找来一个玉米棒，使劲地给他蹭。蹭得我手都酸了。他才不甚满意地说：“你吃红薯去吧，我自己挠！”于是我赶紧揣着滚烫的红薯逃跑了，怕他再让我给他挠痒痒，太累啦！

我十四岁那年秋天，妈妈要带我来包头生活了。走的前一天晚上，姥爷来了，坐在炕头上，又让我给他挠痒痒。他长叹一声：“丽！再给我挠挠！说不定你再回来，姥爷就不在了。”我满脑子都是对大城市美好生活的想象，不知道生死离别的滋味。只是像以往一样给他挠痒痒。挠了一会儿，他穿好衣服。默默地坐着，吧嗒吧嗒不停地抽烟，再不说一句话。夜很深了他才走。我和妈妈送他出门，他佝偻着背，背着手，趿拉着鞋，渐渐地消失在黑暗中……没想到这竟然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背影！

我上高二时，噩耗传来，他去世了。 听说他去世前的几个月，已经糊涂了，大雪天还嚷嚷着要拿着锄头去锄地。

他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土地，劳累了一辈子，节俭了一辈子，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后记：前几天读了一首诗——《三黑和他的土地》，三黑对土地的热爱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姥爷——一个饱经沧桑的朴实的农民：他有三个孩子，大女儿英年早逝，仅仅活了25岁。唯一的儿子因病致盲，老伴儿早早地离开了他，仅有的一个弟弟被日本人抓了壮丁，一去便杳无音信。长孙14岁时夭折了，现在小女儿也要在他风烛残年的时候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不知此生能否再见？他心里的苦谁又能理解与体会？

唉……三十多年过去了，偶尔脑海里会闪过他的影子，但没有眼泪。

今天当我看到美篇里，老公给我写下的评论时，刹那间， 我的思念就像决堤的河，泪落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