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老师为70届的学生补办的毕业典礼！

夏咸元6193531

2021年12月4日，原上海市闸北区第四中学70届5班的同学们举办了中学毕业50周年大聚会，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赵耀东老师为我们补办了50年后，一次迟到的中学毕业典礼。1971年，我们中学毕业前夕，我们的老师突然失踪了（本篇后面《一张学生证引发的回忆》有说明，老师后来平反，重执教鞭）。1971年10月份前后我们中学毕业，匆匆忙忙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缺席了一次由班主任老师主持的毕业典礼。

今天我们年迈的赵老师为我们补办了50年以后，一次迟到的中学毕业典礼！谢谢您了，尊敬的赵老师！

那年的闸北四中5班学生合影集体照。

我们中学毕业50年后，在赵老师补办的中学毕业典礼上，老师和部分男同学的合影。

那个时候的男同学合影。

我们中学毕业50年后，在赵老师补办的中学毕业典礼上，老师和部分女同学的合影。

那个时候的女同学合影。

我们的赵老师泪眼朦胧，噙着泪水对同学们说：“你们中学毕业时，由于我突然失踪了，所以我没有为你们举办毕业典礼，对不起同学们了。5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相聚了，我来为同学们补办一次迟到的中学毕业典礼！”

点击打开视频，听赵老师讲话，老师眼睛里噙着激动、愧疚的泪水说：“为同学们补办中学毕业典礼！”

《一张学生证引发的回忆》

一张学生证，一张我中学时代印有毛主席语录的学生证，我至今仍然保存着，老知青，老同学们还有保存着的吗。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学生证 ，记载一段历史，今天显得更有纪念意义。一张学生证，又引发我的一段思念，如果当年我的班主任老师没有失踪，我是否会北上黑龙江，是否会有更好的未来？依照当年我们中学的毕业分配方案，作为家中老大的长子，可以分配到上海郊区农场。当然郊区农场也有上大学，去参军，更有招工回城进工厂的机会。当年为了照顾弟弟、妹妹们的毕业分配有个好工作，例如：一农（上山下乡），下面弟弟或者妹妹必然分配在上海工厂。所以当年我考虑再三、毅然决然的决定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71年10月，我在中学毕业还未出发去黑龙江之前，我们班的班主任赵耀东老师却莫名失踪了。直至2019年我们师生再相聚时才得知，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清华大学有一个大学生曾经到他家住宿过（他们是中学同学），这个大学生后来被定性为5.16分子（5.16指中共中央文件通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后来5.16分子指代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被隔离审查，交待出到上海到过什么地方，到过谁家。专案组认为他们在文革时期大串联，那么我们的赵老师也因涉嫌5.16分子被隔离审查。但是专案组审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老师被下放到街道去挖防空洞……。后来，后来的后来，老师平反昭雪，重执教鞭。

2019年师生相聚后，老师感慨的说，我们班是他带的一个完整的班级（中学3年），所以他特别惦记。当然作为学生，我们也惦记老师的安危，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同学间见面也会念叨念叨，只不过我们命运不好，奔赴黑龙江，汗洒牡丹江，自身温饱尚无解决，也无暇顾及他人了。初中三年，包括到工厂，农村学工学农一年。我们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批判过师道尊严。我们师生曾经下乡学农时睡过稻草铺的地铺（那个时候的生产队可没有床铺条件的）。我们师生也曾经在农村挑过大粪，摘过棉花，挑灯夜战参加“三秋”，挑过稻谷，行走在那狭窄的田间小路上。我们师生还曾经相约凌晨出发，沿着田间小路从上海罗店到上海宝山月浦的大海边去看日出。我们那个时候就相信喜欢看日出的人，一定是个阳光的人。太阳冉冉升起照耀东方，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阳光的人好运相随，好人一生平安。

曾记否在上海农村“学农”的某一天，一个女学生挑着油菜苗在过一条河的独木桥时，不慎失足落水，岸上的女学生一声“救命啊，有人掉下河里了”，紧随其后会游泳的几个男同学纷纷跳下河里救人。虽然不是深秋，但河水还是凉凉的，下河救人、被救的女生上岸后连忙回宿舍换衣服了。

我们的赵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赶到这个生产队（一个班学生分在了多个生产队），看望了这个掉下河的女同学，同时还表扬了几个舍己救人的男同学，並且及时报告了学校的“革委会”（文革时期学校级组织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校方也派人前来慰问了这个女同学，同时将此小事故作为安全问题发表在学校的《学农简报》上（学农简报：一种文革时期常用的，用刻蜡纸来印刷，先前用在小字报宣传上，后来学校也用到了学农简报上），意在提醒同学们注意劳动安全，顺利的完成“学农”的任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同时也再次表扬了男同学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舍己救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赵老师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曾经教过我们英语：Long live Chairman Mao，五十年过去了，那个时候的口号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每天上课起立，班长领着我们呼叫口号：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永远健康，也仍然在我们耳边回响。

中学毕业后，同学们“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各奔东西，为了建设祖国，也为了生存，走向社会，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我们班有四人奔赴北疆黑龙江省。

今天，有机会向赵老师叙述一下中学毕业后我们的知青之路。

由于受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学校停课闹革命，后来又复课闹革命，我们上海原来的70届初中毕业生顺延至71年夏天才毕业。

1971年10月，我们初中毕业后，根据当年学校的分配政策，上山下乡地的去向，我和同学崇国权报名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大杨树区的林场。地名：也称十八站。我们班的刘如芬，高有花两位女同学报名去十九站的知青已经在九月份先期出发了。

因为当年大兴安岭地区发生大面积的森林火灾，自然灾害严重。也有可能是从战略上考量。所以我们这一批知青在拖延了二个多月后，我和崇国权于1972年1月20日从上海乘坐知青专列火车出发了，上山下乡地改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业局（那个时候林业局前身还属于牡丹江市郊区林业科）。我们一部分知青在牡丹江市火车站下车后，知青专列火车载着未到达目的地的其他上海知青继续驶向佳木斯方向，奔向远方。这年的1月5日，已经有一列知青专列送上海知青到达黑龙江省的海林，柴河，林口，鸡东，东方红等林业局。

2021年10月是我们林业知青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日（以迁移户藉计算）。

从1971年10月到2021年10月，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赵老师也已八十多岁了，但是他老人家仍然身体健康，行动敏捷，思路清晰，精气神佳，乃是一个幸福之人也。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看不懂文中（5.16分子）的意思，什么情况，就因为有同学来家玩玩，就遭遇如此不幸。我可以告诉读者，这应该说那个年代，指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简称：文革时期，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有这个情况（包括说错一句话，套上反动口号的帽子，整的你怀疑人生）。当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是不会有感同身受的。

我们的赵老师，您是一块瓦，不怕风吹和雨打；您是一块砖，搬来搬去任党搬；您是好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您弟子有三千，贤人七十二，我们都是您的好学生。虽然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您刻骨铭心，也难以忘怀，但是您经受了考验，您更加坚强伟大。中国历史已经翻过新的一页，祝福赵老师晚年身体健康，长寿无疆！

一张上山下乡的通知书，一张奇异的集体乘车证，见证了那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见证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也见证了我们成长的烦恼和过程。

我们中学时遇到了全国上山下乡“一片红”（初、高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学毕业后也遇到了“四个面向”，我们班的同学们有的进入上海工厂，也有上海郊区农场的，还有的去黑龙江林场，有去江苏、安徽插队落户的，有去湖北插队落户或外地工矿的。

悠悠岁月催人老，久别的师生喜相逢。

5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辉煌过，也曾冲动过，也曾打架斗殴过，也曾捉弄老师过，也曾欺负女同学过……，但那已经是历史上的小故事了，今天只能说说笑笑而已。

中学毕业50年以后，当年的班长，还是同学群里的核心，一个聚会通知，一个组织活动，同学们仍然一呼百应，谢谢你了，我们的老班长。

多少年不见，心中还时常把老师掂念。

我和我的邻桌同学，和老师合影。

有同学的地方，无论在何方，都是景色最美的地方，同学们坐在那里，说着过往，仿佛又看到了彼此青春的模样。

老同学见面没有恭维和吹捧，没有世俗的偏见，没有冷默和挖苦，没有谎言和豁胖。

我们曾共同倘佯在知识的海洋，一起求学把书读，我们曾同班同学，胸怀大志，畅想未来。

我们曾激扬文字，也曾吃苦患难，共同奋战在乡村的土地上（学农时期）。

既是邻居，也是同学，真正的同学情不了情，从小的发小，老年后继续来往。

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变化的是容颜，但是我们师生的情谊始终不变。

尽管我们已经步入老年，鬓发斑白，尽管我们有点步履蹒跚，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年轻，那是因为老同学的相聚，点燃了生命的火焰。

同桌的你，还记得我俩是无话不说的好同学吗。

同桌的你，还记得有个男生借块橡皮还没有归还呀？

同学不分贵和贱，同学没有富和穷，同学是无话不谈的好闺蜜、好朋友。

金色的学生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韶华易逝，青春不再，或者那些年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心，50年后再相聚，那都是遥远的故事了。

老同学以茶代酒，共同祝愿彼此幸福快乐！

师生情，父子情，同学情，不了情。

美好的中学时代，难忘的师生情谊。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候，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同学们举起杯，为你们50年后，迟到的毕业典礼干杯。

我们班的班花很多，有的因为新冠疫情防控关系未能参加聚会，有的因为在外地，不能及时返回上海参加聚会，还有……。50年过去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变化的是容颜，不变的是我们师生情，同学情。

老同学是一首歌，让你想起美好的校园，老同学是一把火，给你老年生活带来快乐与温暖！

同学的友谊是一种最纯洁，最朴素的情谊。我们班的同学聚会管家：陆呜，每次同学聚会都会默默的安排酒店，购买黄酒、饮料等聚会用品，谢谢你了陆同学。

同学之间的绰号，小名，满天飞，大雨，大飞，四猴子，小矮子，小克拉，小皮匠，假小子……，等等，那是小名，绰号，也是一个人的爱称。

青山在，人未老，同学情正浓。

岁月增，水长流，同学情怀依旧深。

岁月如歌，回首学生时代，因文革影响，读书不多，但是却收获了同学间的友谊。

回顾那青春年华的时代，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亲切。

同桌的笑声记忆犹新，老师的教诲至今难以忘怀。

走问社会，方知校园生活的美好，经过洗礼，才知道惟有同学友情的可贵。

美好的中学时代，同桌的你，邻桌的她，将永远烙在我们的记忆里。

50年风风雨雨，50年丰富的人生经历，50年后再相聚，50年珍贵的师生情。

老同学相见，分外眼红（开心快乐！）

中学毕业5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心里有着你我他，有着不变的同学情。

我的“发小妹妹”发言了：谢谢夏同学赠送的《林海知青》一书。

2021年也是我上山下乡50周年，逝去的是青春，留下了满满的知青岁月的故事，于是我主编了一本《林海知青》一书，其中大部分文章，或者是小小说、小故事都是我写的，述说了中学毕业与同学们分别后我的工作，学习等情况，述说知青岁月留下的记忆，也赠送给我的同学们，希望同学们喜欢。由于水平有限请同学们不要刻意的去追究错字，病句。

老师：您的学生不才，没有上过大学，一段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我主编了《林海知青》一书赠送给老师，望老师欣赏和指正。

我主编的这本《林海知青》一书也赠送给我的同学们。

我的同学李万和，既是同学，又是工友（学工时在一个仓库劳动）。自从中学毕业分别后，他就走进了学医的路。经过多少年的勤奋学习，博览群书，医学搏击，考场会战……他成为了上海市闸北区精神卫生中心主治医师，病区科主任。他从事精神科临床工作四十多年，已发表《102例精神分裂症的精神刺激分析》，《他为什么要反复自杀》等论文和科普文章共六十余篇。

1974年6月份，他作为上海的医疗小分队一员，也走进了黑龙江省，而我也下乡在黑龙江，但是我俩的身份差距太大，他是上海来的医生，而我却是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我的路，我的前途还不知道在何方？还好，粉碎“四人帮”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了，1978年开始我们知青也逐步返城，我又回到了上海。

2013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出版了李医生《精神科医生话：自杀、妄想、抑郁、毒痴、酒疯》一书。书中收录了六十余篇文章，均先后发表于全国各大报纸和杂志。本书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围绕自杀、妄想、抑郁、毒痴、酒疯等常见的精神方面的问题而展开，既有系统而通俗的解析，又有对典型案例的通报，是一部优秀的精神方面的科普书，也是李医生四十余年精神科临床工作的心得和总结。

1974年6月，李万和医生随着上海医疗小分队奔赴黑龙江省，为边疆的人民送医送药，救死扶伤，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的同学李旭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聪明好学，是位好学生，但是那个时候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我们这代人深受其害，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还真的没有学到更多的文化知识。

我年轻时也顽皮，有一次我又在外面和他人打架了，回家后被父亲又打了一顿，我连忙逃跑了，也逃夜了（那个时候还少有“离家出走”这种事儿）。我是有家不能归，在外逃夜的日子也不好过，身上冷，肚子饿，实在是难过，于是我就找到了李同学求助，並且躲在了李同学的家里过夜，我俩睡在一起，俨然就是兄弟两人。长大后，也就是说成年后我才懂得这可能就是年轻人叛逆期特有的逆反心理或者是反抗情绪吧。

自从中学毕业后，各人的命运不同，我们各自走向社会，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李旭龄进了上海的汽车运输公司，成了一名修理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退休后他仍然发挥余热，利用手中的修车技术，为广大的有车族服务。

我的发小：“妹妹”，妹妹是小名，学名吴爱英，我们既是小时候的玩伴，也是中学同学，退休后又相逢在一起，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发小。我们相识于小学生时代，那个时候我在同学余国琴家参加学习小组（还有她的哥哥和姐姐），后来又冠名为“向阳院”，吴爱英是邻居家小女孩，圆圆的脸蛋，扎着两根小辫儿，煞是可爱，也来参加我们的“向阳院”，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妹妹和余国琴擅长跳橡皮筋，以及掷麻将牌（一种游戏），而我的擅长是跑步和斗鸡（一种游戏）。我跑步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也曾经参加过区里的选拔赛。斗鸡是我的强项，我也曾经把这个游戏节目带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那个大山沟里的东村林场子弟学校，和我的学生们一起玩游戏。我更擅长斗鸡节目里的抢军旗游戏，我可以一只手托着左腿，一条腿跳步快速跑向敌军的阵营（相距有30米左右），在敌方乱军之中抢到红旗（一种替代品）带回已方，宣告胜利。

1966年5.16通知后，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也受到了影响停学闹革命了，但是我们因为小学还未毕业，所以也未参加过“打砸抢”，更不是文革时期被清算的“三种人”了。

由于文革初期的影响，我们停学二年左右，又开始复课闹革命了。1968年9月份我进入了中学，忽然又见到了妹妹，她长大成大姑娘了，也更青春靓丽漂亮了，两条小辫儿不见了，发型已经变成当年流行的“柯湘”发型了（革命样板戏＜杜鹃山＞主角），她还成了男同学们心中喜欢的女同学，恰巧又成了我的邻桌，这应该就是两小无猜的同学情，发小缘吧！自从中学毕业后，她进了工厂，而我却奔赴黑龙江北大荒。我们再见面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再见面时则物是人非，但彼此都还记得年轻时青春的模样，我仍然会亲切的称呼她的小名：妹妹。

我的同学：谭雨松，还是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感谢老同学周立强采用“弯弯绕”的方法寻到了曾经的同学，我学农时的农友。

自从中学毕业后（1971年10月）由于家庭某些说不清楚的历史问题，他也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报名去了安徽省贵池地区的农村插队落户，並且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一辈子，直到退休后才返回上海。

在安徽贵池，他后来搭上了旅游业务，干上了导游这个行当，50年后再见面时，他那侃侃而谈，满腹经纶，熟知安徽大地的历史和地理，他的口才确实滔滔不绝有范儿。他告诉我们，黄山上没有茶树，所谓的“黄山毛峰”茶叶是不存在的，他还告知我们，茶叶还分阳坡和阴坡生长的，那口味是不同的。我们静静的听着谭导的介绍，真的长知识了。

谭同学扎根农村一辈子，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我可能做不到，我要奋斗要有更好的未来。

项先尧，我们的同学，虽然不在一个班，但下乡学农在一起，渡过了漫长的半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1971年我们70届中学毕业后，各人有各人的命运，四个面向，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有道是：好儿女志在四方。

项先尧随着当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也报名去了郊区农场。后来他招工进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就了一番事业。

项先尧，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从事电影电视工作近40年。退休前是上海电视台主任编辑、记者。1962年在上海上民办小学，1966年到1968年因文革停课，1968年复课。1971年作为知青下乡到上海五四农场。一年后到高桥化工厂接受培训。18岁刚过就做了工班长，过了一年回到五四农场筹办五四农场化工厂。1975年，作为实行上海国营农场上调政策的第二批农场职工，调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第一份工作是制片，制片作品有《天体的来龙去脉》等。1998年开始当导演，拍摄的科教片《防治美洲斑潜蝇》曾获中国电影华表奖。

随着1990年代后期“影视合流”，项先尧也和其他上科影人一样到了上海电视台。他是上科影坚守拍片的最后一人，2019年才退居二线。项先尧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拍摄了上科影厂建厂50周年的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留下绿水蓝天》、《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等科普电视节目。还执导了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先后参与拍摄了《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摘自头条新闻网）。

我们的学校《上海市闸北区第四中学》，1966年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中被红卫兵改名为：《上海市军政战校》。后来复课闹革命时，又恢复原来的学校名。

这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红卫兵袖章，它曾经有过辉煌和罪过，是闸北四中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实物见证，是那年红卫兵团长项同学赠送给我的。还好，我们没有参加过“打、砸、抢”，没有被定为“三种人”。这个袖章时间上已经超过了50多年，但是我还保存着，它真的具有历史纪念意义。

我们班同学中有四人报名去黑龙江林场，名曰报名，实际上你不去能行吗？这应该是命运吧。

二个女同学刘如芬、高有花在1971年10月份先出发去了黑龙江省的十九站（铁路站名）地区的林场，我和同班同学崇国权应该是去黑龙江省的大杨树区，也称十八站，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推迟了出发时间，1972年1月20日我们终于出发了，但下乡地却改到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郊区林业科（后来升级为牡丹江市林业局）属下的三道关林场。

喜欢回忆过去已经是我们这代老年人的事情了，回忆过去那点点滴滴，生活琐事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特别是回忆50年走过的日子，那些风风雨雨，坎坷的路程那更有意义。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回忆那过去的故事，仿佛我们又回到了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青涩含蓄，阳光上进的学生年代。

50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同学再相聚，已经物是人非，颜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慨括：既熟悉又陌生，既陌生又熟悉。老同学：让我们再看看你青春的模样，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青春年华的年代。（感谢老同学提供的老照片，50年对比的模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生时代，都有美好的青春年华，有人总结说：小学划三八线（男女混座，为的是不让你上课讲话）；中学排排坐（男生和男生坐，女生和女生坐）；高中就牵手（搞对象了）。可惜我们没有高中（那个时候大学、高中都停办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牵手的机会，初中同学谁和谁最后走到了一起，成了一家人，那也是从初恋到在一起幸福满满。

我的初恋女友在下乡黑龙江时相识的，准确的说应该是暗恋吧，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谈过恋爱，只是心仪、喜欢而已。这是我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呵呵，不告诉你。

三个“发小”，曾经的同学，每天上学相约一起前往学校，一路上玩耍，一路上嘻闹。

我的发小，也是我的小妹妹：余国琴，在中学这个班里就只有我俩还是小学同学。她中学毕业后去了江苏兴化插队落户，后来在江苏农村安家落户，这又是一个苦命的女孩子，这是历史上的悲剧，时代的不公。还好她一辈子平平安安，这应该也是一种幸福吧。

我们班的女同学都很漂亮，那些班花惹人喜欢，都是男同学心中的女神。我们班的男同学有的很酷很帅，但成熟太晩，有的同学要求上进，喜欢读书，有的则顽皮捣蛋，喜欢打架，捉弄老师，欺负女同学，所以说后来我们班的班花们都成了别人的新娘。

我的同学：安扣成，一个学校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级，但学农时並班我们在一起下乡学农，也可称之为同学＋农友。半年的学农劳动（没有工分的），我们在一起奋战“三秋”挑大粪，种油菜，采棉花，甚至还挑灯夜战脱谷粒，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农友情。

1971年毕业分配前，我和安扣成，崇国权相约共同报名去祖国的边疆，去黑龙江，保卫祖国，建设边疆。但是可能来自家长的反对，安扣成最后没有报名去黑龙江，而是选择了去郊区农场，我和崇国权最后去了黑龙江。安扣成选择郊区农场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样有上大学，去参军，招工回城的机会。

自从中学毕业后，同学们为了建设祖国，也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奔赴四面八方。有进入上海工矿的，也有去外地工矿的，有去黑龙江北大荒的，也有去江苏、安徽等地插队落户的。

我和安扣成分别已有50年，也不知道他后来日子过得怎么样，招工返城分到了哪个单位，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心生活吗？虽然不曾相见，我还是祝愿他一切都安好吧。

难得的一组黑白老照片是我们中学毕业前拍摄的，虽然清晰度、密度不够，但是也弥足珍贵，意义非凡，保存老照片的同学则用心了，更有中学同窗的情感，同学情，真正的不了情。

我们中学毕业已经50周年，仿佛日月如梭，光阴似箭，白驹过隙，忽然而已，50年以后，老师为我们补办了中学毕业时未曾举办过的毕业典礼！同学们举杯同庆，欢聚一堂，为迟到的中学毕业典礼干杯，同学们在此再次谢谢老师了。

相聚的那一刻是短暂的，但是同学情却是不了情，是难以忘怀的，祝愿老师和同学们身体健康，来日方长，我们还会再相聚。

202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