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民歌烙下的深刻记忆

一个人

<p class="ql-block">  我不是陕北人,但一直喜欢陕北民歌。多年以来,每当看到广阔无垠、雄浑浩渺、朴素大气的黄土高原,我的耳边总是很自然地回荡着陕北民歌的动人旋律,那悠长高亢、婉转哀怨、荡气回肠的调子让人沉醉。</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02年9月作者访问延安)</h5> 这种感受当年已经被吴伯箫先生那篇被选进中学课本,并在电台中无数次配乐演播的散文《歌声》描写得淋漓尽致。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文章开头那句话,“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哪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br> 是啊,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是听着或唱着来自陕甘宁边区的歌曲长大的。<br>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02年9月作者在枣园毛主席旧居前留影)</h5><p class="ql-block"> 说起陕北民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首先应该从延安鲁艺人为代表、以抗战为主要内容创作的那些带有浓郁陕北特点的歌曲开始。</p><p class="ql-block"> 这些歌曲中,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那首人人皆知,后来响彻环宇的《东方红》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只要是上过学的人,有谁没有听过、又有谁没有唱过这首歌呢?</p><p class="ql-block"> 在我们的学校里,每当开大会,主持人肯定会首先请全体师生起立,在那位站在台子上、名字叫金萍的大辫子女生指挥下合唱《东方红》。当时我们学校是一所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都有的完全学校,全校师生加起来大约有两千多人。一起合唱的时候,开始还整齐,但唱到中间时就出问题了,往往是小学生稚嫩的声音比浑厚的高中生节奏至少快半拍,所以,旁人听着总有一种二部轮唱的感觉。再看看那位金萍姑娘,她依然那样心平气和,指挥姿势舒展优美、落落大方。让人叫绝的是,不管节奏快慢,演唱结束时,所有人的声音都会随着她的手势在同一时刻戛然而止。我至今没搞明白其中的奥妙在哪里。</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每天上午第一节课各班都要唱《东方红》。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学校也要积极跟进。于是早晨每个高年级的学生进校门早请示的时候也要唱一段《东方红》。</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记忆中的村广播站高音喇叭)</h5><p class="ql-block"> 后来村广播站每天清晨用高音喇叭转播新闻节目,第一个声音当然是管弦乐《东方红》,村子里的各家各户都会在长号、圆号等管乐和大鼓的强力渲染下,体会太阳喷薄而出的宏伟气势,并在熟悉的乐曲中走出家门,开始一天忙忙碌碌的生活。所以,说这首歌达到了妇孺皆知、人人必备的程度真的恰如其分。</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02年9月作者在枣园周恩来总理旧居前留影)</h5> 听城里来的知青说,在北京有一场规模宏大的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别提有多好看了。可惜任凭他们怎样绘声绘色地描述,我们这些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土娃娃,挖空心思也无法想象出,一首只有三段词的歌,怎么就能演变成一场有3500多人参演的节目,那到底是个多么壮观优美的大场面啊,还请周总理亲自操劳做导演。封闭村庄的乡下孩子苦啊,这种说法在那一刻再一次得到了无情的佐证。<br> 当年在小学的音乐课上,有一位外号叫“小虎子”的北京知青,曾根据自己的喜好,擅自打破教材限制,教过我们一些陕北民歌。只不过当时我们这些嘎小子只顾着议论他那对样子很特别的小耳朵和北京口音,没几个认真学的,所以记住的不多,辜负了这位文艺青年的善良用意,枉费了他的一番苦心。<br> 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因为要参加公社组织的歌咏比赛,学校临时组织了一个合唱队,我稀里糊涂地成了其中的一员。记得那支从三到五年级学生中挑选出来的队伍起初大概有50多人,因为缺少桌椅,所以,每次排练,大家只好有坐在凳子上的,有靠在桌子上的,有一直站着的,我们几位三年级的小不点儿干脆在最前面席地而坐,反正是高高矮矮、胖胖瘦瘦一大帮人,毫无秩序地把那间土坯教室挤得满满的。<br>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风琴印象)</h5><p class="ql-block"> 我们的参赛歌曲是那首著名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时候,我们的伴奏乐器只有一架快散架的风琴、一支很短的竹笛和音乐老师张衡聚先生手里那把已经看不出颜色的二胡。当那位嗓音圆润的女生清晰地唱出“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呦,一道道水”旋律时,刚才还闹闹哄哄的我们瞬间就进入了状态,等那句“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刚刚落下,大家便随着指挥老师的手势,乱哄哄地扯着嗓子唱出“千家万户哎嗨哎嗨哟……”的和声。</p><p class="ql-block"> 担任指挥的老师来自天津,也是名知青,名字叫王玉新,他高高的个子,样子很帅,指挥极其认真,手势也极其夸张。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每个人唱得都很投入,甚至很拼命,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参加合唱队很光荣。所以,态度都极其端正,至于演唱水平就不好说了,反正我们都用心唱了。</p><p class="ql-block"> 那首歌我们练了很久,其间淘汰了不少人,最后比赛的名次却在我的记忆里彻底模糊了,我只记得成绩还不错,但绝对不是第一。</p><p class="ql-block"> 今天看来,那次参加合唱活动的最重要成果并不是拿到了好名次,而是在许多孩子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神秘的种子,使我们从此开始喜欢陕北民歌了。</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2002年9月作者在兰州黄河之母雕像前留影)</h5>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主动跟着老师们学唱了《南泥湾》《绣金匾》和《生产大合唱》等许多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歌曲。再后来,我从村里过春节时的舞台上,听到了县宣传队专业演员演唱的《北风吹》《夫妻识字》和《兄妹开荒》,感到那才叫艺术呢。<br>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母亲花24元从北京买回来的红梅牌半导体收音机)</h5><p class="ql-block"> 自从家里有了收音机,音乐节目里的陕北民歌经常牢牢地吸引着我。除了听到《黄河大合唱》和《太行山上》等一首首以陕甘宁地区风情为基础创作的抗战歌曲以外,我还有幸较早听到了《走西口》《兰花花》《赶牲灵》《三十里铺》等原生态的陕北民歌。尤其回到北京后,在观看电影《人生》和《黄土地》时,当影片插曲《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和《女儿歌》从银幕的画面中飘出来的时候,那如泣如诉的旋律让人听了无不泪流满面,心中顿生无限感慨。</p><p class="ql-block"> 这让我又想起了吴伯萧老前辈在《歌声》里对陕北民歌的细腻描述:“‘信天游’唱起来高亢、悠远,‘蓝花花’唱起来缠绵、哀怨。那多半是歌唱爱情,诉说别离,控诉旧社会剥削压迫的。过去陕北地广人稀,走路走很远才能碰到一个村子,村子也往往只有几户人家散落在山峁沟畔。下地劳动,或者吆了牲口驮脚,两三个人一伙,同不会说话的牲口嘀嘀冬冬地走着,够寂寞,诉说不得不诉说的心事,于是就唱民歌。歌声拖得很长很长,因此能听得很远很远。人还没看见,已经先听见歌声了;或者人已经转过山头望不见了,歌声还余音袅袅,不绝如缕。”</p><p class="ql-block"> 我十分信服老前辈对陕北抗战歌曲和民歌的深刻领悟和真实感受。他说:“歌声悠扬,淳朴,像谆谆的教诲,又像娓娓的谈话,一直唱到人们的心里,又从心里唱出来,弥漫整个广场。声浪碰到群山,群山发出回响;声浪越过延河,河水演出伴奏;几翻回荡往复,一直辐散到遥远的地方。”这准确朴素的描述,无不让我对往事记忆犹新,心潮澎湃。它甚至影响了我以后的写作风格。每当谈起写作,我总是喜欢对朋友们说,陕北的抗战歌曲和民歌是吴伯萧老先生间接教会我写作的重要载体,这真是一点都不过分。</p><p class="ql-block"> 应该说,陕北民歌已经嵌进了我们和父辈两代人的心灵深处,直至影响了我们的人生。️</p><p class="ql-block"> 我从心里热爱她们。</p><h5 style="text-align: right;">(2021年12月5日 北京)</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