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处穷者即是心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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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元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启程前往岭南。由陌生到熟悉、由抵触到接受，岭南是他贬谪生涯的最后一站，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占据了重要篇章。在辗转奔波的旅途中，从阅世、越世到悦世，他深刻地思索了人生的本质，从苏轼岭南时期的诗歌行文中，有无奈和悲伤，更多的是其对生命的热爱和豁达。

阅世：眼见为实

南岭地区山脉东西错列，蔓延数千里，多为羊肠河道或崎岖山路，成为南北交通之障碍。启程之前，苏轼与多数人一样，对岭南充满了畏惧之情，甚至还有“岩藏两头蛇，瘴落千仞翼”这种可怕想象。当时中原地区人们普遍存在着对岭南的未知与误解，以至于形成一种流传广泛的传闻。然而这种负面的印象，很快便随着苏轼亲临其地而瓦解。度过梅岭以后，映入眼帘的却是雄奇秀邃的自然山水，曾经的担忧也随之烟消云散。这里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的蒲涧寺，亦有“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的浴日亭:首次品尝到了“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的槟榔，也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著名“吃货”感悟：即使是来到了贬地惠州，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可怕:“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丰富物产或是黎民百姓，踏上岭南，苏轼才发现过去的自已一直因为偏见而误解了这片土地。由陌生到熟悉、由抵触到接受，被贬虽属无奈，但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消除心中的偏见，眼界更开阔。颇有点几百年后“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了。

越世：善处穷者

年轻有为的苏轼，在弱冠之际曾写下《贾谊论》，一反前人对于将贾谊失意归结于君上不惜才的怜惜，认为贾谊悲剧的根本在于其自身“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即无法与眼前和心中的困境共处，才落得那样一番地步。偏偏造化弄人，被他所点评的古人贾谊的遭遇，竟然发生在年近花甲的自己身上。纵然风光秀丽、地产丰饶，苏轼在诗文中并不避讳岭南自然环境恶劣的一面。“三年瘴海上，越峤真我家。……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古代的岭南，毕竟是远离政治中心的极南之地，严重的瘟疫甚至夺去了伴侣王朝云的生命。归北无望、政敌打压、亲人故去….苏轼的“穷比贾谊更甚，但他并不因此否定年少时对贾谊的评判，而是拾起了当年早已写下的处穷之道，坦然面对眼前的现实。“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下观生物息，相吹等蚊蚋。”此句指时间流逝之快，万物均有自己的劫数和存在的边沿。俯视世间芸芸众生，众生如同不同蚊虫一样在相互吹嘘的气息中浮动。苏轼终其一生经历了在宦海生涯中的大起大落，每当遇到难以忍受的苦难与打击之时，苏轼因其处穷之道，表现出极高的承受力和包容力。他不会陷入自顾自怜的哀叹，而是从宇宙的巨视中，以“下观”的视角，将“我”混同于芸芸众生中加以体察，从而因辗转搬迁的“无常”之痛苦在类比中得以宽解，则心胸更豁达，这就是苏轼式的智慧。

悦世：心安之处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身处困境，并非一无是处，有时更能让人看透生命的真相，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究竟能否安居于当下，关键不在环境的好坏，而在于内心的安定。培养对于岭南的认同感，是他解决问题的起点。中原也好，岭南也好，心境的变通令苏轼在绝望之际跳出了狭隘的自我中心，获得了超然达观的心境。苏轼所向往的，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式的高蹈远引，而是要在任何境遇下都做到无畏和坦然。他在岭南时期开创了一种新的生存价值衡量标准，建立起“无待”的心境，抛开对现世局促狭隘的思考，不依托于功利目的生活准则。“无待”一词源于庄子，但他的无待带有显著的“丧我”，而苏轼对庄子的“无待”做了不同意义的阐发，强调以情感为本体，注重自我求索和心灵的回归，对现实不作功利的价值关怀，追求精神的独立高洁，则生命更圆满。

结语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对自己一生功过做了总结，平静的叙述中蕴含着对一生波澜壮阔生命历程的回顾，有感伤，有矛盾，有自嘲，更多的是超脱和超越、从容与淡定、自信与坚韧。岭南之行带给苏轼的则是恬淡与真朴，他的价值观念得到了升华，最终凝聚成几部厚重的思想著作，其嘉言懿行也激励了岭南的人心士风。岭南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风貌，至此愈发成为古代文人的重要精神栖居地。对于投资来说，读过的书、了解过的上市公司、历练过的市场考验，都会放大你的格局。真正的聪明人，只要经历了，就是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