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三十年

机器捏影

1993年-2007年时期的广播电视大楼 到今年的12月5日，我在基层广播电视这个战壕“服役”整整30年了，尽管中间“逃脱”五年时间去了党委宣传部，但当时宣传部与广电是一家，有时广播电视方面的活也时而干干，所以说这逃脱的五年时间实际上也没有真正离开过广播电视这一行当。 采访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 老机关门前留影 有线电视工程竣工合影 采访著名词作家蒋开儒 军川农场的电视台（差转台）建于上个世纪的1985年，正值国有农场轰轰烈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的关键时刻，百业待兴的农场建成电视台当然就是一种新鲜事物了。那时我还正上高二，电视台的记者经常去学校采镜头，一个扛摄像机一个扯着线挎着包（后来才知道那个大包原来是录像机）。尽管那时的摄像设备很落后，但让人很新奇很羡慕。1986年，我在高考落榜之后回家务了农。我家在一个偏远的生产队，对于我们来说，农场电视台每天转播的电视信号非常弱，想通过电视了解点农场的信息很困难，每天晚上到了农场播出新闻时，家里的室外电视天线转了又转，不是画面雪花大就是电视没有声。实在没有办法，因为距离普阳农场近，因此更多时候收看的都是普阳农场的电视节目，也因此在电视上更早认识了普阳农场的姚微和战胜利两位播音员。有一次，我还专门写了封信寄到普阳电视台，对他们的节目进行了一番赞美，最后署名：苏路，姚微一直想认识一下军川农场的“苏路”这个人，最后还是我调入农场电视台之后，才揭开了这个迷。1991年麦收时节，当时的农场工会副主席高士勇在31队蹲点督促麦收。他问生产队领导：“有没有写作比较好的年轻人，给生产队写点报道稿往农场电视台投投？”，“44队有个大学漏子，叫谭树禄的写东西挺好，前几天刚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给我”，当时的31队党支部书记苗克勤向高士勇推荐道。44队由于规模小，加上经营管理差，有几年时间一直被31队代管。高士勇在听了苗克勤的推荐后，赶忙说“把他叫来，帮生产队搞搞宣传”。于是我便放弃了自家的农活来到31队，每天跟着高士勇和生产队领导地里转转，场院转转，编一些小稿让人送到农场电视台。晚上我又随高士勇一起到食堂吃饭，打开食堂负责做饭人家的电视，那时是最让我自豪的时候。农场播音员厉明或李宏伟出现时，每当播到：“31队通讯员苏路报道，如何如何”，我在心里那是美极了，高士勇于是就夸奖我说：“小子行啊，真没找错人啊。”高考落榜后很多时间一直猫在家里，去农场场部办事感觉也是灰溜溜的。不管写新闻稿件还是文学作品当时我都用的“苏路”做笔名，许多好心人对我说：“傻小子写稿干嘛不用自己的真名，让农场领导知道你的大名，也好重视重视”。我却不以为然，因为考大学没考上，在我心里一直觉得是一件挺丢人的事情，所以压根就不想留下自己的真名。别看农场电视台小，但当时每个生产队写稿的人不少，每到麦收、秋收，生产队领导和包队领导都要好、要脸，年轻干部更是如此，都想要求进步，所以说都想在晚上的农场电视新闻中看见影听见声。那时的新闻报道员多，农场电视新闻专门有个口播栏目报道基层各单位的动态，稿件多的时候就捏成了“一句话新闻”播。在31队专职写稿的几个月里，随着接触人的增多，高考落榜后压在心头的阴霾才逐渐散去。后来农场招聘专职报道员，笔试第一名的我因为综合考评落榜，后来有三人直接进了宣传部进行试用。一气之下，我给当时的农场党委书记赵洪臣写了一封信，抒发了我对这次招聘工作的不满。9月份的时候，高士勇就给我打电话说，农场成立了一个叫“社教办”的机构，叫我去当秘书。我当时也不清楚“社教办”到底是一个啥机构，更不明白秘书是一个啥角色。反正生产队和家里人都鼓励我去，于是我便骑了自行车到“社教办”报到。 生产队时劳作 生产队时家门前留影 高中毕业好友留影 1985年-1993年时的广播电视大楼 原来“社教办”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的简称，是国家针对东欧及苏联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之后，所采取的一项意识形态教育。“社教办”设在农场机关小车班平房最西侧的两间房间里，走廊里黑咕隆咚的，西头是综合办公室，主任当时是宣传部的部长黄绍忠，常务副主任就是工会的副主席高士勇，干事有公安分局抽调来的刘凤武、职业中学的团委书记黄绍珍，紧挨着的就是秘书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实际上就是社教简报编辑部，成员有粮油加工厂抽调来的常传水、老干部活动室的丁清，再一个就是我。常传水负责综合材料，我负责简报采写编辑，丁清负责简报刻蜡纸，因为当时机关只有那种带铅字的打印，农场的红头文件全靠它来出，而简报呢，就只有靠写字好的人来刻，还能绘一些简单的图画。起初的社教先是有三个试点单位，农业单位有4队和9队，企事业单位是畜牧渔业公司，这三个点就是我常常采访的去处。当第一张处处印有我名字的社教简报带有油墨香的与大家见面时，我心里好一阵的高兴。印完简报我便在机关收发室的书报格子中分发，格子里就包括场长书记的格子，场长书记也能看到我编的简报了，分发完简报，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紧接着我又来到邮局，这里的格子更多，三十多个生产队，二十多个企事业单位，在分发31队的格子中，我特意发了两张简报在里面，我起步的31队终于可以看到印有我名字的简报了。办小报可以说我是内行，农场选我当这个秘书实际上真就选对了人，在这之前，我曾经办过文学社，出过自己的小报，所以办简报也就轻车熟路。因为搞社教离不开搞活动，搞活动我就去采访，而这些场面更离不开电视台的记者们，电视台当时的记者有两位，一个是粮油加工厂调去的刘帮忠，高高瘦瘦的，胡子拉碴的，话语不多。再一个就是和我家紧挨着的39队调去的林正华，矮矮墩墩，能跑能颠的，能说善道的。接触时间长了有时也和他们唠几句，但从未想过自己也会跟他们一样干记者这行。社教活动搞的轰轰烈烈，尤其当时4队、9队因为都是农业单位，有可比性。你搞演出我唱红歌，你现身说法我挨家走访，弄的我这个小报记者也忙的不亦乐乎。尽管我这个小报记者给我谈的时候根本没说报酬的事情，而且吃饭不管，住宿仅在我的办公室里安了一张从招待所借的木制单人床。也许年轻吧想的少，光知道干活，不问报酬，不想以后的去向。好在那时候活动多，活动单位搞完一般都会留下来请你吃顿饭，要不然早拉了饥荒。农场党委书记赵洪臣也去过几次“社教办”，我也不知道他看没看我写给他的信，他说话总是铿锵有力的，从隔壁经常能听到他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赵洪臣不仅看了我写给他的信，而且还有意安排“社教办”领导让我写一些材料，算是暗中考察吧。终于有一次和赵洪臣一起下队检查工作的时候，他问我：“怎么样小谭，自己有没有什么打算啊？”，我便如实回答他说：“公安局缺写东西的，他们领导想让我去。”然后，他笑笑说：“好好干活吧，你这块都给你安排好了。”他当时也没有说把我究竟安排到哪里，留下悬念一直让我处在一种猜测当中。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场部中心街景 原广播站大楼 广播电视大楼前的年轻人 昔日的战友（朱岩厉明邱月英） 1991年12月5日，一个让我记一辈子的日子，那天飘着鹅毛大雪。在农场工会俱乐部里正在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各行各业典型现身说法，俱乐部里只有主席台灯光是亮着的，上面坐着五、六个现身说法典型人物，观众席一处黑黢黢的，坐着机关干部和中小学生在旁听，其中一位正在现身说法时，俱乐部的大喇叭便响了起来：“社教办”的谭树禄外面有人找，“社教办”的谭树禄外面有人找......大喇叭连着喊了三遍。又有谁会找我呢，当我急急忙忙走出阴暗的俱乐部时，农场副场长赵巨生和电视台台长朱岩在楼道里把我截住，朱岩说：“这是农场负责主管广播电视工作的副场长赵巨生，给你谈一下你的工作问题”，第一次和农场领导面对面地正式交谈，有些惶恐，但一听说我个人工作的事心扑通扑通地跳，又一阵狂喜，心说好事终于有了着落。然后赵巨生便说：“根据农场党政班子的研究和对你个人的考察，决定调你去农场广播电视台工作，今天可以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到电视台正式报到......”天呀，真的是好事落到了我的头上，至于两人后来又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下午我便坐着出租客车到了九区，把这一喜讯第一时间告诉了在职业中学教书的两个哥哥，哥哥嫂子们都替我高兴，毕竟这份工作是靠我个人的一番努力获得的。哥哥嫂子炒了几个小菜，团聚在一起为我庆祝。 瑞雪知人心 丢掉锄杆子握起了笔杆子 宣传部里的年轻人 充电 第二日我便到农场电视台报到上班，电视台位于农场十字路中心的一座三层的混凝土小楼，当时来说在为数不多的楼房中，这座小楼也算抢眼气派。而我去报到的时候才知道电视台只仅有第三层的五十多平方米，其他楼层都属于通讯中心的，电视台五十多平方米的面积里用木楞分出了三个不隔音的空间，上楼梯先迈步进入的就是台长朱岩的办公室，能有几平方，一般他就在这里改稿子办公，隔着一个大窗户就能看到就是发射播出机房，能有二十平方米，我和记者刘帮忠也就在机房里落脚写稿。西边一间就是演播室兼编辑室，演播室实际上就是挂块蓝布背景，两个灯光就是那种让你刺眼也让你烤人的碘钨灯。整个办公室都非常简陋，朱岩把一台M7松下摄像机交到我手中，告诉我如何操作，这是一台家庭级别的摄像机，但在那个年代一般人看来也十分高档，莫不可及。还有一台索尼1800和4800摄录分离摄像机，一个肩扛另一个肩挎，要不就两个人组合。这两台组合式的笨重机器归刘帮忠使用，因为他个子很高，经常是一个人操作使用。再有就是一台镇台之宝的机器索尼M3，也是摄录分离机，因为价格昂贵、指标高，常常在农场有大型活动时使用，要不就留在演播室做录制口播用，使用人是技术员林宪法。我第一天上班就跟着工会去下队采访了，林宪法把镇台之宝M3拿出来，他摄像，我背包，一前一后，他走哪我跟哪，因为下队看哪都新鲜，常常溜号走神，我和林宪法开始还缺少磨合，两台机器一整就撕扯起来。工会当时是工会主席范俊芝带队，还有宣传干事邱月英，主要是拍摄生产队的庭院经济，一个是13队的一个养狐狸的，再一个就是24队的养猪的。在24队拍完之后，中午就在24队吃的饭，生产队人很热情，这边录像结束，那边热气腾腾的一大桌子菜便做好了。本来我就不会喝酒也不善言谈，等坐到饭桌上的时候，生产队领导便好一阵劝酒，那时喝酒都是那种5钱和7钱的小白玻璃杯。正常情况下7钱杯我也就能喝三杯，当桌上人听说我是刚调电视台而且是第一天第一次下队，酒嗑一下就来了，什么为你庆祝、什么小伙子像点男人样......总之就是想法让你多喝两杯酒。架不住大伙劝，我这笨嘴拙舌的不知不觉就多喝了两杯酒。等坐着那绿色的北京吉普车晃晃悠悠地回到场部，返回台里，坐到那二十平方米的发射室里，趴着桌子上就睡着了。好在大家都不忍心叫醒我，等我自然醒来，睁着惺忪的眼睛看见台长朱岩在外面办公室时，心里有一丝惶恐，毕竟我这是第一次下去采访竟然就喝多了。朱岩看我醒来并没有过多地责怪我，只是说，以后这样的采访多了，吃饭喝酒的机会和场合也多的是，自己要多把握好，别耽误采访工作。我支支吾吾向朱岩做了保证，事实上在以后的采访中正像朱岩说的那样，吃饭喝酒的机会实在是多，那时饭店少，基本上下队都在生产队吃饭，即使不在生产队吃饭，采访完之后，被采访单位的领导也会热情地往你兜里塞上两盒好烟或者是什么小纪念品啥的。起初，我还不会抽烟，别人塞给我的烟也就送人了，后来干脆自己就学会了抽烟。多年的采访喝酒抽烟提前透支了我的身体，2003年的时候，因为喝酒的原因，造成我血压升高，心脏也出了点问题，于是我果断地戒了烟。 通信大楼 老百货商店 我的第一台摄像机松下M7 拍春晚 电视台记者是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工作，特别是背着摄像机走在街上，或者在人群中摄像时，几乎所有眼光都在瞄向你。因此你走道也比较神气，心里有一种无比的自豪感。采访闲暇时许多人都会围过来，摸摸你的摄像机，要不往寻像器里看一看瞅一瞅，感觉摄像机有多么的神奇。更多的人会问“这机器挺贵吧？得几万吧？”。在我进电视台没几个月之后，朱岩便调到了山东烟台开发区。朱岩很有才气，是军川电视台至今为止最懂电视的一个领导。朱岩走之后，电视台也从那座三层小楼搬到了一道之隔的新楼里，电视台新的掌门人换成了从工会调来的高士勇。新的大楼有农业银行、邮局、电视台三个单位。电视台的空间比老楼宽敞多了，三楼为记者采编室、领导办公室，四楼为电子编辑室和演播室，整个面积有二、三百平方米。但设计仍旧不合理，最初发射室机房还在原来的通信大楼一楼，每次在新楼编完新闻节目还要把录制好的节目带送到老楼发射机房，来来去去很不方便。广播电视局局长高士勇专门托人请原来的老省长陈雷题写了“军川农场广播电视局”的门脸，给整个新楼增添了不少的光彩。高士勇头脑活络，在有线电视普及上做了很大贡献，军川农场在垦区内也是最早安装上有线电视的一个农场，让农场人最早看到几十套电视节目。安装有线电视的时候，广播电视全体人员齐上阵，高士勇亲自督战外，记者也和其它技术人员一道拿起来锤子、电钻，挨家挨户安装有线电视。除了安装有线电视外，高士勇还发挥电视台技术人员的优势带着大家搞创收。从外面进了不少的电视机对外销售，1994年我结婚的电视机就从电视台直接购买的。另外电视台还开办点歌台栏目，李宏伟、刘玉龙、刘帮忠都上节目露过脸，因为当时信息媒体还不太发达，电视的优势还十分明显，点歌的市场还很大，高士勇在电视商业化经营上还是走在了前面。后来高士勇便提拔当上了农场的副场长，之后，赵占文、肖建民、郭瑞军、刘帮忠、张伟芳先后担任过广播电视局的领导。 老省长陈雷题词的广播电视大楼 电视现场交流会 制作节目 新机械来了 我在电视台当记者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最早在工会大楼里还有一个广播站，广播站有20来平方米，外面做广播，里面一个套间做仓库，杂七杂八的电子零件一大堆，有一张床的空间就是我的，除了我以外，晚上睡觉的时候，仓库内窸窸窣窣的是老鼠在“广播”，那时候我只能不断地拍床为老鼠伴奏。广播站配音的是那种类似留声机的播音设备，节目是从老楼拿来的电视稿件，在这里重新配音录制，开始是厉明、李宏伟、蔡立明三人广播电视换着两头跑。正常情况他们广播自己放，除此之外转中央台新闻和播放一些音乐节目。而早上就要由我来从被窝里钻出来播放了，先是开始曲，然后是场内新闻，再就是转中央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几年间要说起来我算是地地道道的广播站站长了。我刚进电视台的时候，也正是母亲生病住院的时候，护理母亲的当时只有父亲一个人，我白天下去采访，只有晚上才去医院看望母亲。母亲得的是癌症，面黄肌瘦的，看她的时候只能是陪她说说话聊聊天，安慰安慰她，作为儿女的来说实在是很无助很无助。那时感觉自己很傻很傻，不知道主动给母亲买东西吃。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自己从来都是舍不得吃穿。有一次母亲听说吃猪心能治她的病，就让我去买猪心，我也仅仅是跑跑腿，想方设法买了一只熟猪心给她吃。那时新鲜水果少，有一次我买了香蕉给她吃，她说了一句话让我这辈子都非常后悔和难受的话，她说：“我想吃的时候不给我买，现在我吃不下去了你又给我买”。现在想起来这话来仍旧让我流泪。母亲是1992年的正月十六走的，十五晚上农场的烟花还很热闹，我还去录了像写了稿，节目整的挺长。父亲坚持要把母亲真实的病告诉她，结果告诉她了，很快她就咽了气。后悔让父亲告诉母亲的病了，估计不告诉她的话，母亲还能多活几日，母亲是一个极其好强的人，即使临去世前几天，她还是让人搀扶着去卫生间大小便，这样坚强的一个人，当她从父亲口中吐露出“癌症”两个字时，她的精神支架彻底坍塌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圆，1992年的正月十六，对于我家来说月亮足足少了一大块。母亲有病住院没能天天陪伴在母亲身边，这是我这辈子最不能饶恕自己的地方。 昔日的军川大街 第一代播音员 老新闻人喜相逢 深入基层 做记者工作看似很光鲜，实则很辛苦。别的工作星期六日都能正常休息，而记者却要值班，随时听命，只要一个电话，你就得扛着机器下去。记者是一个很栓人的活，过年过节也是如此。在我做记者这么多年里，经历了两次大的洪涝灾害，两次大的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次台风，一次长途搬家，这些大的事件对于我来说是终生难忘记忆犹新。1998年的夏季，全国范围发生洪涝灾害，南方有长江，北方有嫩江、松花江，都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军川农场毗邻松花江的28队有3.3公里的松花江堤坝，发洪水的时候，江水眼瞅着就要没过堤坝，淹毁28队的所有农田和房屋。在洪峰到来之前，全场各个生产队及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成车成车的人赶往28队，开始是对险工弱段进行加固，最后干脆对迎水的一面全部铺上了水防布，木桩铁丝沙袋拦截压实。几千人在堤坝上挥锹弄锤，场面十分壮观。当时的总局党委书记王玉林亲自到堤坝上查看督战，已经调入宣传部的我既照相又录像，留下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资料。在洪峰过境后，军川农场还组织精干人员支援松花江下游末端的二九〇农场，记得那是一场夜战，整个堤坝上发电机不断地轰鸣着，在昏黄的灯光下各个农场的抗洪队伍集结在这里，管局局长张克明也在其中，和大家一起冒着雨装沙袋抬沙袋。已经入秋的季节，天气非常的湿冷，就这样在坝上人们整整干了一夜，第二日，经过加固的大坝笼罩在浓浓的白雾中。在这次洪涝灾害中，垦区受灾最重的要属肇源等几个农场，只有6个生产队的肇源农场几乎就成了一片汪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洪水未退之时垦区决定对肇源等几个农场的人员进行疏散转移安置，其中军川农场将接受32户98人的肇源农场灾民。因为能摄影摄像我有幸成为迎接肇源农场灾民的亲历者和采访者。农场从社会上挑选了12台东风大货车，驾驶员也都是技术过硬富有经验的。除此之外，还有公安交警、交通科成员等，由副场长高士勇带队，长途跋涉一千多里路赶往肇源农场迎接灾民。由于路途遥远，其中有2台车半路到底抛锚了，剩下的车冒着雨，马不停蹄地赶往目的地，在傍晚经过哈尔滨城市街里时，华灯初放，由交警指挥，迎接灾民车队一路绿灯。越临近肇源农场道路越泥泞，加上路线生疏，影响了行走速度。肇源农场6队是灾民的集中地，这个队处在一个高岗坡上，车队到达时，灾民们蜂拥而至，争着将自己家的生活必需品装上车。十台大货车人、物品塞的满满的，一路风尘的来，又一路风尘的返回。灾民接回农场后，被分到了各个生产队，农场为他们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许多生产队为灾民家购置了新的生活用品。然而，肇源农场洪水退后，这些长途迁移来的灾民又纷纷返回原来的农场，留在军川的人已所剩无几。还经历过的一次洪涝灾害是2013年，家门口农场倒没啥威胁，松花江的最下游二九〇农场再次告急，各个农场再次驰援，我有幸又一次见证了“中国式的伟大抗洪”，中央及省领导也前去查看。采访中心里就有疑问：“为什么每次洪水来了，必须要人山人海的去抗击？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修建一个坚固的防洪设施？”我的这种疑问后来果然就有了答案，洪水过后的第二年，国家就开始投巨资修建了坚固的松花江大堤，这下估计以后就不会有抗洪的事了。 回娘家（曾任管局电视局局长的高士勇回到军川） 莲花泡里采访 黑龙江畔留影 著名作家张抗抗题词 两次大的疫情全被我赶上了，2003年的5月我被从宣传部抽调到农场防非典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新闻报道工作。全国非典疫情范围不是很大，对于偏远的农场来说，更多的是虚张声势，防非典指挥部办公室的几个人天天不是整材料，就是穿着白大褂在屋内闲晃，没晃荡几日，6月4日，非典没有在农场击垮任何人，倒是把我从宣传部重新“发配”回到了广播电视局。还有一场疫情就是2020年的这场世界波疫情，这场疫情可比非典来的猛烈，连小小的农场也是严加防控，“封场”达40多天之久。50多岁的我也不得不扛起摄像机，几次深入医院、各个执勤卡点采访，记录下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军川农场尽管远离海岸线，但是2016年的一场台风还是让这里的树木、庄稼深受其害。道路边、林带里不少碗口大的树木拦腰折断，许多玉米、水稻，快要进入黄熟期了，却遭受了这场灭顶之灾。3队的一家种植户，玉米就全部躺在了地里，整个大地就像铺了一层玉米秸。农场组织机关干部，为他家下棒收获这些半成熟的玉米，农场领导也都基本参加了这次玉米下棒劳动，并进行了电视拍摄采访。那是一个星期天，但有着新闻敏感和政治敏锐度的我还是把这条新闻当晚制作场内播出了，管局新闻也立刻上传了。即使如此我还是接了一个电话：“管局新闻为什么没给用？”！我如实回答说：“管局星期日不编新闻”......这次台风给种植户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许多庄稼因此倒下了，我同样也和这庄稼一样很不幸的倒下了。 新闻同仁 镜头对准火热的生活 坐上农用飞机去航拍 编辑部里的编辑们 “触电”三十年经历了这几次大的来自自然来自人间的各种灾难，让我记忆犹新、挥之不去。人这一生不会是一帆风顺，多多少少都会有磕绊，都会遇到好人和恶人，世界是多样的，精彩也就在这里。 绿色希望 丰收在望 第一台非线编辑机 采访进行时 “触电”三十年，每年的年三十还是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母亲不在了，最初父亲一直还在偏远的生产队生活。因此每年年三十往家赶回去过年既着急又头疼。越是临近过年，各个单位的一些活动好像比平时更多。走访、慰问、总结、座谈、联欢、演出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想录录像上上电视，所以说最初我当记者的时候，别人都在忙着购年货准备过年的时候，我还在为这些活动到处拍摄。特别是年三十的晚上，领导下去检查慰问成了惯例，挨个重点单位走，带上一些慰问品去看看这些单位的值班人员。而我录完像之后，回来还得忙着写稿子，忙着把新闻编出来，好让全场人看到这期辞旧迎新的新闻。而每次制作完新闻之后，我才开始想，我该如何回到几十里外我的父亲我的家人身边，去一起过我的团圆年呢。那时个人极少拥有私家车，想雇车回家都雇不着，而机关小车班过年期间留有一台值班车，值班车主要是应急用车或者是农场领导用车。没办法我都得硬着头皮去找值班司机，好在平时采访坐他们车坐的多混的较熟，但大过年的也都不愿跑，那时的北京吉普车四处透风，仅有一个小电扇的暖风，而且年三十晚上时常气温很低，有时还会遇上大烟炮，道路不畅抛锚的情况极有可能。我一般会拿上两盒好烟给值班司机，让司机送我回家过年，每年过年回家我都是最后一个，那时候父亲和哥哥嫂子们已经张罗好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在等我，只有我到齐了，年夜饭才正式开始。 北国好风光 大马力够威力 播出 采访国家队速滑小将司玉杰 后来，父亲也搬到场部，我也再不会为每年年三十往家赶犯愁了。但年三十采访做新闻一直持续着，记得有一次年三十我做完新闻最后一个离开广播电视大楼，准备锁上大门的时候，我身边墙角一个黑影窸窸窣窣地吓我一跳。原来是一个外地打工的男子，干完活雇主没有给结算工钱，过年连家也回不去了，没办法可怜巴巴地抱着被子蜷缩在电视台门外的墙角里。得知情况后，我从兜里掏出五十块钱，递给他说：“找个旅店住下，大过年的别冻坏了身体”，那人很感激地接下了我递给他的钱。万家灯火时，不远处有些家鸣放起烟花炮竹，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回到家我把我给人钱的事给妻子说了，妻子嗔怪道：“这人这么可怜，你咋不给他一百块钱呢”，妻子一向人善心好，但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即使你给了他一百，又会解决多大点问题呢。年岁大了，年轻新闻人很快成长起来了，他们学历很高，干工作热情很高，年三十的新闻也就再也不需要我制作了。 2008年新启用的广播电视大楼 麦浪滚滚 演出开始了 有线电视的伙伴们 制作新闻的确变化很大，2003年我重返电视台的时候，这么多年了，新闻编辑机还是那些老古董，磁带式的两台录像编辑机，从一台复制到另一台。直到2007年，从北京买了第一台非线性编辑机，即使如此，因为没人学过见识过，编辑机静静地在那里未曾有人碰过。只有闲暇的时候，我打开机器，比照说明书一步一步的慢慢自学，觉得很新鲜，并慢慢开始掌握了非线编辑的最基本技术。再到2011年底，电视台又新购置了一台非线性编辑机，而且还购置了一台大的数字摄录机两台小的摄录机，和一台硬盘式播出机，电视台由此才进入了数字采编播时代。而到了2020年，电视台又一次进了两台非线性编辑机，再多节目，上机编辑不成问题了。 编辑间隙 采访著名作家贾宏图 采访从黑土地走出去的歌星侯旭 采访著名演员濮存昕 “触电”三十年，见证了军川农场广播电视的发展，感触很多，感慨也很深。对于我个人而言三十年感觉很羞愧，自以为在广播电视上专题片和纪录片上可以衡量一个电视人电视单位的综合水平，我一直在努力，但由于能力水平有限，始终没有更大的造诣。虽说在文字新闻图片创作上多有作品在国家及省获过奖，但电视上创作难有突破。 杜鹃花花开红艳艳 参加省摄影展 全国农民摄影比赛获奖 全国农民摄影比赛获奖 “触电”三十年，和广电事业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自认为选择这一行当是我终生的荣幸。广电事业前景美好，需要有智慧有吃苦精神的人去做。现在的不少年轻人，学历很高，接受新事物也快，但总感觉缺少一些吃苦耐劳认真做事业的精神。每每看到一些年轻人在采访时，手举着纸片教被采访者学舌，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是在做新闻吗？新闻能作假，作人是否也就能作假！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人变苍老变的很快，年过半百之后，头发逐渐就白了，对我来说更不幸的是两眼竟然过早的患了白内障，不得已的情况做了手术，其它零件也都在加速衰老。2017年农场出台了一个三十年工龄可以内退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也就在心里等待着回家的那一天，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让人心动的文件至今过去已经三年了从来就没有生效过。我在思想上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准备，等有一天有人会通知你：“差不多了，都三十年了，该回家了！”我会猛然醒悟：“哦，可不咋的，三十年了，这辈子交给广电都三十年时间了。”真该回家了，等真正回家那天我会站在单位的大牌子前照张相，我会在梦里记忆里永远想起你！以此纪念！ 镜头永不停歇 和年轻的同仁们欢聚 电视台前留个影 魏然矗立的电视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