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老照片（三）

小建

爸爸的突然去世，对妈妈打击很大，她自己也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萎靡”。那段时间，除了我们的照顾和陪伴，妈妈单位的同事也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同志们想方设法让我走出低谷，他们经常每人自带一样小菜来我家聚餐，或结伴去餐厅AA制吃一顿，陪我消遣解闷。”（引号中文字摘自妈妈的回忆文章。下同）不久，单位领导还借助旅行社工作性质的便利，安排妈妈回了一次广州，使她得以与阔别几十年的中学同学、44军396团和南海舰队转业在广州的战友、广州市侨务局的老同事见面，那一次，妈妈在广州逗留半个多月，见到老战友、老朋友60余人，尤其令妈妈高兴的是，几位定居香港的老同学特意到深圳与她见面，要知道，当时申请过港并不容易。

1991年12月在广州与老友相聚

1991年12月14日在深圳与老同学相聚

第二年（1992年），妈妈申请赴香港探亲获准，“一踏上香港的土地就感到十分亲切。我1929年在香港出生，12岁时因日寇入侵而离开，虽在香港生活时间不长，但直到今天，生活习惯、饮食口味、语言口音，一点没变。”妈妈在1984年时曾带旅行团去过香港，一些著名景点都已去过，所以妈妈说“此次赴港，目的有三，一是拜祭生母，二是寻访故友，三是‘吃’。”妈妈在小姨家住了38天，三个目的圆满达成。

祭拜生母

那两次南方之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妈妈的忧伤，使她能够平复心情，开始新的生活。两个孙子的相继出生，给了妈妈最大的安慰，而我们姐弟4人的工作、生活都在正轨上平稳进展，也让妈妈称心满意。“哮涛曾对我说：‘4个孩子都有出息，我很骄傲。我一生两袖清风，一无所有，可是他们给了我巨大的精神财富，是无价宝，让我晚年十分欣慰。’确实如此，我有同感。感谢老天爷的厚爱，我是一个有福之人，我十分知足。”

姐弟四人与妈妈 拍摄于2000年春节

妈妈与孙辈 拍摄于2005年春节

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妈妈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除了高血压、冠心病，2001年查出糖尿病，2003年患上帕金森症，行动变得迟缓，心情也不可避免地变差。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常跟她起争执，我让她开朗些，别庸人自扰，心情好身体才能好；而她则说心情好的前提是身体好，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我有了体会，虽然身体好和心情好互为前提，但到了一定的年纪，一旦身体有异样感觉，真的是会疑神疑鬼。

当然，妈妈还是努力调节着自己，她每天用很多时间读报、剪报，把她认为有用的内容剪贴下来，有疾病防治的，有科学小知识，还有菜谱，她说是为我们剪贴的，希望对我们有用，可是那时的我们都只是对她“呵呵”而已。这几天收检她留下的东西，看到几大本剪报，不禁唏嘘！

妈妈保留的剪报中，还有大弟的文章，弟弟在报社工作，已是资深编辑的他难得发表文章，一旦看到，妈妈是肯定留下来的，就像爸爸当初，剪贴了大弟编辑的每一个版面，每月集成一本。妈妈还保留了一版2012年8月31日的《解放日报》，因为那上面登载着“上海市市管干部提任前公示”，其中有弟弟。大弟始终是妈妈的骄傲,我常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妈妈说：他是你的面子，我是你的里子。

2009年1月30日《解放日报》

令我意外的是，妈妈的剪报中还有一份2009年11月12日的《南方周末》，那整整4个版面都在介绍徐汇滨江的前世今生和远景规划，而那时，我们刚搬进位于徐汇滨江的新房子，江边还是一片荒地，没想到妈妈竟比我还关心尚未成气候的区域建设。

2009年11月12日《南方周末》

妈妈还写文章。2004年，她开始写《片断回忆》，开头即是：“老年生活孤寂，往事经常在脑海翻腾，尤其是文革那段经历，使我刻骨铭心，于是决定把它写下来，留作纪念。另外也可借此活动一下日渐退化的脑和手，有益健康，一举两得。”

2007年，姐姐因患癌症病逝，妈妈强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写下《永远的怀念》，记述了姐姐从小到大的成长，倾注了满满的母爱。2011年，爸爸去世20周年，妈妈又写下《追思》，回忆了他们40年婚姻中的点点滴滴。

2008年，妈妈动笔写回忆录，她说：“已是耄耋之年，加上多种疾病缠身，四肢活动和行动均不能自如，只能整天蜗居在家中。很想在有生之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使生活充实些，让自己活得潇洒些。之前，曾写过《片断回忆》《随想》《怀念》等短文，现在我想写一长篇（妈妈这里的“长篇”，仅指篇幅长一些而已），把自己近80年的经历梳理一下，选择一些有意义的、难以忘怀的、不能忘记或不应忘记的酸甜苦辣，用文字记载下来，自我欣赏，也留作纪念。”2009年1月16日，文章完稿，妈妈还专门写下后记：“此文写好后，我看了两遍。自我评价：思路清晰，文字简洁，内容真实，但平铺直叙，只比流水帐略胜一筹。不过，以我的文化程度，以我的八旬高龄，以我帕金森症肌强直造成书写困难等健康状况，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写成，实不容易。它给我留下许多时间、地点、人名、情节上的记忆，十分高兴，达到了自得其乐的目的。”

妈妈的回忆录题名为《风雨八十载》，大弟帮她印成了书（仅10余本），妈妈给我们每人一本。这本册子当时即已读过，此次再读，感受大不同！妈妈在时，我们没有耐心，甚至不屑听她唠叨，没兴趣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今天才知道错过了什么，好在妈妈的文字留下许多宝贵细节，让我能追根寻源。

然而，生活从来不是蜜罐子，而是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疙瘩。2010年，妈妈因帕金森走路不稳，摔了一跤，髋骨骨折，手术后虽勉强能站立行走，但离不开人了。妈妈在2004年写下的一份手稿《我的生老病死——告众子女》中曾写道：“随着年龄日益衰老，或各病日渐加重，我可能会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到时即将我送往治疗、护理齐全，条件较好的福利院以度余生。”甚至详细说明中旅社XX同志以前在市民政局工作过，对各福利院情况较熟悉，届时可找她帮忙。但真到不能自理时，她不愿住养老院了，我只好把她接回家，请了住家保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生活有点儿乱了套。我觉得自己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把带卫生间的主卧给妈妈和阿姨住，以便各自有相对独立的空间；阿姨主要的工作是陪护妈妈，其余的家务能做多少做多少，不能做的都是我来做。可是仍然摆不平。那时我虽然已经退休，但还在单位上班，每天回到家，不是妈妈告状就是阿姨告状，我安抚阿姨，妈妈不开心，觉得我不该向着阿姨，我说你不知道我向着阿姨是为了让她对你好一点儿吗？她说知道，但还是不开心。她不开心，我能开心吗？当然，也不能全怪妈妈挑剔，尽职尽责的阿姨确实难找，用妈妈的话说，能干的太凶，不凶的又太笨。于是，阿姨像走马灯一样换，最崩溃的一次是，我刚走进小区，就看见阿姨拉着拉杆箱走出来，我问她到哪儿去？她说，你妈妈不要我了。急得我连忙奔回家，妈妈正在打电话。我问她：你把阿姨辞了？她说：太不像话了！我问：阿姨走了你怎么办？她说：再找！妈妈虽腿脚不灵了，但脑子还煞清，她的通讯录上有好几家保姆介绍所的电话，果然不一会儿，3个阿姨陆续上门，接受她的面试。我的妈呀，令我抓狂！那段时间，真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

妈妈的身体每况愈下，心情也越来越忧郁，我和弟弟商量着还是要送她去养老院，觉得养老院有年龄相仿的老人，可以多些沟通，可能会让她开朗些，而且，养老院总不至于阿姨断档吧。这次妈妈没有明确反对，但我知道她内心还是不情愿的。

2014年7月，大弟看中一家新落成的民营养老院，此前我看了好几家，需全护理的老人几乎都是6-8人的大房间，而这家有3人房，而且很宽敞。我们带妈妈去看，她表示同意。回家后我帮她收拾东西，给她洗头洗澡、剪指甲，我们都没说多少话，我没问她在想什么，也不清楚自己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还是心里又堵上一块石头。

妈妈刚去养老院时，我天天去陪她，推着轮椅带她熟悉环境、熟悉人，她午睡时，我帮她在换洗衣服上绣上小标记，以免与别人的搞错。我忽然想到，当初妈妈送我去全托幼儿园时，是不是也是这样在我的衣物上绣上名字？我当时是不是哭着不愿意去？这么联想着，觉得妈妈心里一定是怨我的。

那家养老院的硬件不错，但管理和护工的水平不甚满意，所以我还一直在寻觅更好的机构。2015年9月，一位朋友告诉我，民营的同心护理院新近建成，好像不错，我一查，离我家不远，立即去实地了解，然后马上把妈妈转了过去。这时我才知道，养老机构分两类，一类是养老院，归民政局管，一类是护理院，归卫生局管，养老院以养护为主，不管治病，老人有病立即通知家属往医院转，而护理院就是医院，有医生，有护士，也有护工，一般的常见病、慢性病可就地治疗，可以用医保，但供老人活动的娱乐设施不如养老院。其实，养护、治病和娱乐都是老人不可或缺的，为什么不能结合起来呢？打通二者之间的壁垒有多难呢？

我给妈妈选了朝南的VIP房间，两人一间，有独立的沐浴房，条件不错。最令我满意的是，这里不仅有医生护士每天查房，每个楼层还有一位护工老师，负责统管护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就等于在老人（或家属）和护工之间设了一道缓冲，可避免一些直接冲突。妈妈在这家护理院6年，我从没给任何人塞过“红包”，妈妈卧床3年半，身上没有异味儿，没长褥疮，仅此两点，应该说这家护理院的管理还是挺规范的。我每周去探望妈妈3次，后来弟弟退休了，我每周去两次，给她洗澡、剪指甲，甚至抠大便，虽然这些都属护工的职责范围，我不做她们也会做（比如疫情期间医院封闭管理），但我还是坚持自己做，因为我知道我比护工更有耐心，更细致，做得比护工更合妈妈的心思，而且，除此之外，我还能为妈妈做些什么呢？

2017年10月23日，小舅到护理院探望妈妈。

昔日的同事来给妈妈过生日，她们情同母女。

2018年6月，妈妈因肺部感染发高烧，进而引发麻痹性肠梗阻，病情危急。为缓解梗阻症状，医生决定插入胃管引流胃液。因我们表示不转院，不折腾，医生只是进行了常规治疗，但为了等从英国赶回来的大弟，在危急的时候给妈妈注射了多巴胺。一个月后妈妈竟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但从此卧床不起，且只能靠胃管鼻饲进食了。后来的3年多，妈妈的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但日渐萎缩；有过几次波折，在没有过度用药的前提下竟都恢复了；无法与人沟通，对我们的呼唤却偶有应答……其实，妈妈在《我的生老病死》中明确说过：“如我得了不治之症（老年痴呆、植物人之类），千万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用钱去买痛苦，对我个人、对家属、对公家都是无谓的负担，我坚决反对。不抢救是我的决定和要求，子女们不承担‘不孝’的恶名……现在我的子女工作、生活、家庭都很好，我十分欣慰，我不论什么时候走，都没有什么牵挂。”大约是2017年，医生查房发现她心动过缓，跟我商量是否要给她装起搏器，我很犹豫，病区主任、院长便都来会诊。妈妈一看这么多人，问我：他们来干什么？我说：看看你。她问：我怎么了？我说：医生说你心跳有点儿慢。她说：不要紧。我说：他们怕你睡到半夜心脏突然停跳了。她说：那不挺好吗。那时妈妈已经有点儿小糊涂，说话口齿也已不清，但这几句话她说得清清楚楚。我知道，现在这样的活法是妈妈不愿意的，可是，她的文字、她曾经说过的话，有法律效力吗？我能拿着妈妈的文字去跟医生说“放弃”吗？我想过，如果妈妈彻底无意识了，如果妈妈长褥疮了，我就下决心拔掉她的鼻饲管！可是，她始终没长褥疮，她偶尔还对我们的呼唤有应答，真的让我很难决断……

2021年11月5日，周五，我按常规去给妈妈送东西。因为疫情，我已经一个月没见到妈妈了，头天晚上跟护工阿姨通电话，询问妈妈的情况，她说：挺好的。但我刚放下东西转身离开，妈妈的床位医生来电话了：你妈妈不大好。我赶紧折返，门卫已接到通知，放我进了大门。妈妈平静地躺着，看不出有什么不好，护工说，她早上给妈妈擦身，觉得妈妈手脚比平常软，而且小便比平常少，马上告诉了医生，医生检查后给妈妈验血，发现血钾高，现在正用药调整。

我叫妈妈，她没有反应。我打来热水，给她洗脸洗手剪手指甲，然后泡脚剪脚指甲，我想这样她可能会舒服些。可是她一直没反应。我抚摸她的脸，在她耳边轻轻跟她说话，她仍然没反应，但面容安详。我到医生办公室，在与两个弟弟通电话后，签了病危通知书和放弃抢救的承诺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并不慌乱，可能因为妈妈什么时候走都已不意外，也可能觉得这只是例行一个手续，妈妈这次仍会缓过来。

我一直陪着妈妈，一会儿叫叫她，一会儿跟她说说话。我发觉她的脚好凉，就给她搓脚心，搓完左脚搓右脚，搓得我手都酸了，却总也搓不热。下午5点多钟，监测仪上的血压数值开始下降，不久，呼吸频率开始降低，很快，快得弟弟都来不及赶到，监测仪上的曲线直了……

妈妈走了，虽然为她终于摆脱病痛而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大恸，但思念不绝如缕。翻检着她留下的一本本影集、文稿、笔记本，往事历历，有熟悉的妈妈，也有新感知的妈妈，有绵绵的感恩，也有无法弥补的愧疚。我把这些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是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您这一生有多努力，我知道您有多爱我们，我知道我有一个多好的妈妈！

妈妈，您的养育之恩我们终生不忘。我们不忘，您就活着。妈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