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行（12）走进敦煌莫高窟

候鸟

摄影：大飞，候鸟

文字：候鸟

　　我对于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个印象，那是一个浪漫之地。这源于三十多年前在成都教授我们英文的年轻伉俪的一次莫高窟之旅以及他们归来后的讲述。

　　后来，在地摊上买了本余秋雨先生的盗版《余秋雨文集》，知道了莫高窟有个叫王圆箓的道士，贱卖了许多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经文给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知道了莫高窟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再后来，看了大学同学发在朋友圈里，他胞弟伯衍先生的《重返敦煌》系列文章，强化了我去一趟敦煌的愿望，正值我家老师暑期，一次假文化之名的观光旅行得以成行。从四川出发，途经陕西，宁夏，甘肃，青海，行程7355公里的西部之旅圆满完成，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

　　莫高窟无疑是此次旅行的重点，因参观需要预订门票，因此连旅程的节奏都是围绕它进行。

关于敦煌莫高窟，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它的评价，以示对它的敬重显得很有必要：“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当然，季羡林先生说得更透彻：“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来到位于鸣沙山东麓，前临宕泉，东向祁连山支脉的三危山的莫高窟外，但见一片荒芜。让人心中疑虑：古代先民怎么会选择在这样一个荒凉之地凿窟建庙，创造出那样辉煌的文化？

　　有文献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二僧。”

哦，原来是乐僔和尚见到金光，受到佛陀的启示之故，在此安营扎寨，弘扬佛法，这个解释很宗教。我等凡夫俗子，自然是见不到金光，也见不到千佛。但自此以后，延续千年的营造，成就了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倒是不争的事实。

　　走近莫高窟，看到的是在高大白桦树或者杨树护卫下的，鳞次栉比分布于15～30多米高的断崖上的石窟群落，有近1700米的长度，上下有1～4层不等。土黄色的洞窟凝重肃穆，蔚为大观，莫名让人生出崇敬之情。

　　蓝天、白云、绿树、石窟，这样的画面让人心中萦绕的是自然、生命、佛法这些宏大概念，仿佛从世俗的社会进入到神圣的境界，一种虔诚的心境油然而生。

　　从366年乐僔在此凿出第一口石窟，至十四世纪中叶营建基本结束，前后延续了近千年。至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经略河西，建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藏经洞，发现大量敦煌遗书，并被英国人斯坦因等人的骗购和传扬，才让世人重新认识到莫高窟的价值，并催生出一门显学“敦煌学”。

　　在莫高窟外面的空地上有好些看似竖立的唢呐状的建筑，几米的高度，土黄色，给人感觉就是泥土做成。这是莫高窟僧人的圆寂塔。这些僧人生前在此修行、弘法，圆寂后也守护着这方土地，多少会让人敬佩。

　　被建筑材料遮裹起来的是安放着大名鼎鼎的王圆箓道士的塔，彼时正在维护。无论对于王道士怎样评价，他在莫高窟都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存在。

关于王圆箓，最早是通过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知道的。余先生对于王道士的评价不高，“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这应该没有冤枉他，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先后将大量的敦煌遗书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余秋雨用他那极具煽动性的笔触，绘声绘色地还原了那段令国人痛心疾首的史实，简直让人对卑微，猥琐的王道士义愤填膺。

敦煌遗书研究专家（专注于敦煌写经书法）周伯衍先生对于王道士的看法似乎要宽容许多：“王圆箓就是一个云游于敦煌、栖身于下寺的小小道士，没有官府的一纸委任，没有官府的一文俸禄。发现藏经洞后，他一次次主动而自觉地向官府报告，和那些监守自盗、趁火打劫的政府官员相比，王圆箓的政治觉悟已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想到这里，我们的心中或许不再对王圆箓那么“愤恨”，而是打心底里泛起一丝淡淡的忧伤，而这淡淡的忧伤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忧伤。

所以，我们在“咒骂”王圆箓的同时，是否应该给他投去深情的一瞥，还历史一个公正？！”

我还是比较认同伯衍先生的看法。将一个国家、民族的的不幸事件让一个小道士承担，未免太高看王圆箓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被外国人骗买去固然让人心痛，但如果将莫高窟文物看成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并且几乎所有遗失海外的敦煌文物都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也许会让我们的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点。尽管历史不允许假设，但伯衍先生还是做了假设：

敦煌藏经洞“假设解放后被打开，那么这些无价之宝很可能在历次运动中惨遭厄运，一段七百年的鲜活历史或许在发现之后复被毁灭，而给后人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这种假设并非危言耸听，在那个动荡年代，此类悲剧接连上演。颜真卿的《八关斋会报德记》碑，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曾试图盗取，被当地军民保住。不料，“文革”时亭碑俱毁，石幢被砸为三段，上部四分之三尚存，其余去向至今不明。”

　　看到展出的这些佛教经典复制品，应该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藏品。而原件都收藏于英、法等国家的图书馆，应该是王道士贱卖给斯坦因他们的吧。虽然不懂佛经，看到英国图书馆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等字眼，心里还是感到心酸。

　　相对于上面的佛教经典，我对于《毛诗正义》，多少还算知道一些，因为我读过《诗经》。《毛诗正义》是《诗经》的研究著作，又作《孔疏》。是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

今存《毛诗正义》单疏本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及日藏唐写本为最古。可是，它现在被英国图书馆收藏。让人心里很不爽。

　　这是敦煌文献和文物被外国机构收藏的列表，多达十几个国家的四十多家机构收藏有敦煌文献和文物。

　　好了，就此打住。所幸，敦煌文物在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大批情系敦煌，毕生致力于敦煌文物保护的人们的护卫下得到妥善保护。让敦煌石窟这块中华文化瑰宝得以散发出迷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