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关，我的家

孙钢

我的北关，我的家



这次回阜阳，听说北关大桥通车，北关一带的人民盼望半个多世纪的愿望终于实现，确实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家从1964年到1979年在北关住了16年，如今的北关随着城市的发展早已经面目全非，北关大桥的通车，使得原来的北关和大半个北城的轮廓都改变了，站在现代化的大桥上向南观看老北关，感慨万千啊！

一 北关

阜阳的老城很小，从北关到南关号称五里路，东关到西关也就是两里路吧，尤其是小东门到刘公祠这一段估计就是六七百米的样子。不过城小，历史很老，两三千年之前的胡子国不算，就是这个老城池从唐代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算起，也是1500多年了。宋代国都在开封，当时淮河两岸还是比较富裕的地方离首都又近所以称作“京畿”地区。宋神宗就是被册封为“颍王”，从颍州这里到开封当皇帝的。这都是阜阳的历史了。不过为什么后来颍州变成阜阳，史书上只是记载是清乾隆皇帝御笔品赐，其中缘故至今我仍然没有查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何况那个年代，阜阳还是一只大麻雀，一座城该有的东西都是有的，所谓“四城五门六关”就是指阜阳城内分为东西南北四城，五门就是东西南北门加上一个小东门，六关就是东西南北关加上东北关，西北关。1964年初我家从专署南院搬到北关的外贸公司的时候老北关，西北关，东北关基本上还是保留着民国时期的轮廓。一条北大街从鼓楼到泉河边，北大街和东西顺河街（就是所谓的东北关，西北关）的路口有一座大跃进时期所建的“跃进门”，据说这里也就是老北城们的旧址。出了北门口继续向北走，大概100多米就到泉河边。狭义上的北关就是这么一段很短的土路街道和两侧的民房，现在说的北关其实是北关，东北关，西北关加上连家胡同以北的范围，不过这个范围很模糊，到到底北关的范围算到哪里估计永远是一笔糊涂账。

记得当时的北关是阜阳城比较繁华的地方。因为靠近泉河，在过去交通以水运为主的年代里，基本上所有物资都要靠水运解决，所以北关外的泉河边就是一个大码头，当年正对着北关外大街“坝埂”就是泉河河堤上就有一个白底黑字的木牌子“第十一码头”，这个排行估计是从三里湾颍河那边往上排的，因为三里湾直到七里河连绵不断的都是码头。

刚刚到了新家就和一帮小孩子去看泉河，说来忏愧，小时候胆子特别小，听大人说外面“老拐子”多，就不敢离开大院几步远的地方。所以在专署南院住了一年多居然没有到过几百米以外的泉河。站在“坝埂”上往下看感觉真是百帆云集啊！泉河里停满了大小不一的帆船，河道里还有很多上下来往的船只，好像是上下行船只都扯着风帆，不过更多的时候上行的船只是人工拉纤的。后来坐着摆渡船去泉河北，看的更清楚了，都是一些七八十几岁的孩子到满脸胡须的老头在拉纤。每人胸前斜挎着一个纤板（正式的名字不知道）有一寸多宽，一尺多长，板子两头有洞，系着纤绳，一根或者多根，一步一步向前拉，这个和后来尹相杰的《妹妹坐船头》的画风区别太大了！好在泉河两岸都是泥土地有些地方还有积水，所以不管什么天气，这些老少纤夫们都是赤脚而行。

那个年代作为“水上人家”好像不是一个舒服的生活，反正生活用水我是亲眼看见，一边是用水做饭，另外一边就是倒排泄物了。每当新的帆船到码头以后，大人们忙着卸货装货，船民的孩子们就成群结队到岸上进城，他们很容易被认出来-不管大小每个孩子背上都背着一个葫芦，相当于现在的救生圈吧。

当时北关有一种城内其他地方没有的职业，那就是挑水工人。每天天不亮，他们就开始用木桶从泉河边灌水挑到城内（主要是北关）许多家茶馆用来烧茶，为了方便，他们还在泉河边搭建几个木头小码头以保证能打到清一点的河水。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在阜阳喝上一口不苦不涩的河水也是一种奢侈。当时专署街口以北驻着很多专署直属单位，基本上每个单位的办公室都有很多开水票，在我爸爸的办公室就看到抽屉里有很多。阜阳北关的这种“茶馆”和其他地方的茶馆不是同一种类型，类似于上海的“老虎灶”，不是供茶客们喝茶聊天的地方。

记得上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课本上有一篇关于巴勒斯坦游击队的课文，里面有一句“约旦河流水潺潺”，这个“潺潺”对我们来说很生僻，某天一个住在北门口的同学就问一个身材高大而又文质彬彬的挑水工人这个字怎么读，他就瞄了一眼把这个字的意思很清楚的说了出来，我更加惊奇，后来才知道这位挑水夫是解放前夕的大学生，参加解放军后当了连指导员，抗美援朝期间某次敌军飞机轰炸收到惊吓神经错乱了，扔下枪乱跑，结果被遣送回原籍，无业，只能以挑水为生。

我曾经在《阜阳文史资料》上看过李自成攻打阜阳城的描写，说是李自成从北关主攻，久攻不下。后来就在城外的一栋楼房上面搭建架子，居高临下向城内发射弓箭和火药，最后攻下阜阳城。看过以后很奇怪，当时我认为泉河就是阜阳城的北城河，那么泉河北还有什么楼房吗？后来想来了，在东西顺河街南边是有一条河，不过到1964年前后已经被填了很多，这条护城河南面还有一条“坝埂”其实就是北城墙的废墟。当时从外贸公司往北去我母亲工作的畜产站也是要过泉河的，往北再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泉河河堤，一条就是这个北城河河堤。

文革之前的阜阳城很小，在1960年代出版的地图上，阜阳是两个细圆圈，代表阜阳是一座人口5~10万的城市，以专署大院为圆心，绝大部分专署机关都在方圆500多米之内，北关的专署机构也很多，北关大街以东到专署街口有三条胡同，长度大概都是一两百米吧。我家住的外贸公司是连家胡同，除了外贸公司，还有中级人民法院和专区财贸干校。向南是郭家胡同，里面有专署商业局，再南就是玉石街，专署公安处就在这里，这可是一个大单位，当时是有带着国徽军帽的武警站岗的。北大街的东侧还有县被服厂，专区人民银行，街西侧有专区煤建公司，新华书店，石油公司，土产公司，工人诊所（后来的第五人民医院）当时的专区粮食局在与解放大街平行的一条背街上也就是我上小学的建设街上。东顺河街以南到连家胡同尽头以西，是一个很大的水塘，叫做“黑龙潭”，水塘的颜色发黑，中间很深，好像经常淹死小孩子，当时对于我们这个岁数的小孩子是很可怕的地方。在上中学之前，在北大街西侧，我的活动范围就是泉河以南，连家胡同以北的地方，以小孩子的感觉，这是一块很大很大的地方，不过北关大桥通车后，我站在桥头上看已经被拆迁后挖成楼基这块地方，也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水池子而已，而原来感觉很长很长的北大街，也就变成北关大桥的引桥而已。

北大街以西的地方小巷子和建筑物更复杂了。从北门口往西到建设街的方向有西城墙废墟，汇龙巷，一个叫不出名字的长长的东西向大杂院，后卫巷，专署后街。建设街再向西大概几十米就是西城墙了。建设街的北尽头向西还有一条很窄的小街道叫做“三义街”，这条街走过很多次，直到九十年代才知道真名。建设街现在是阜阳市规划的文化历史一条街，从最北面算起有阜阳商业大亨潘慎五的公馆，颍川卫后卫的营房，颍州义仓旧址，不过目前只剩下一片狼藉的大杂院了。值得一提的是汇龙巷尽头的一个大杂院，上小学的时候天天路过，这里是民国时期阜阳城有名的澡堂子叫做“汇龙池塘”，说有名，是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含硫磺，洗澡能治很多皮肤病，所以生意兴隆。这一带除了专区粮食局以外，基本上都是市民居住的大杂院，除了建设街上有两根石条之外，全是泥路，一下雨就是一片泥塘。冬天上学，穿胶鞋冻脚，穿棉鞋怕水，我奶奶就在我们穿的棉鞋上把我爸爸的大胶鞋套上，走起路来太难了！

当时的北关大街是很热闹的，一大早进城卖菜，挑粪，市民买菜的人流如织，早上上学路过大街都要挤着人走。对于小孩子来说，最有诱惑力的还是吃，尤其是在那个没有油水的年代。我们外贸公司大门口斜对过就是一家国营饭店，说是饭店，还是国营的，其实也不过就是两三间门面，几间后堂而已，坐在后面的人吃的是什么，我们看不见，但是门口的马糊子大桶和油条锅是天天能看到的。偶尔父母开恩，或者是什么原因有了一毛钱，就去到饭店买一个牌子，排队喝马糊子，用筷子夹上两根刚出锅的油条，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不过，很多时候家长给点零钱去给家里买油条，这个时候就看运气了。当时农村生孩子，娘家人要去“送东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八十或者一百根油条。另外，喝马糊子的人有优先从油锅里夹油条的特权，如果你排队的前面有一个两个这样的主儿，等上个把小时也不一定拿到油条。以当时的生活水平，能喝一碗马糊子，在滚烫的油锅里加上两根滴着油的油条放在碗里，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美食啊！时至今日，我每次回阜阳的时候总是找上一家做马虎子油条的小吃店，品尝一下儿时的美食，每次都是一种意犹未尽的享受，其实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简单。

搬到北关居住的时候，我才六岁多点，除了感觉这个地方很热闹以外，就是慢慢发现东西顺河街和整个北大街（其实南大街，中大街也是一样）的门面建筑除了很少的砖石房子以外，都是土坯加上木头的假两层建筑，而且样式也基本一样。就是楼下是门面，楼上（其实就是阁楼上去之后抬不起头，我们当时觉得自己的头都挨着房顶了，现在想一想不过一米多一点而已。）一般是放一些杂物。而且楼下很低，也就是两米多一点，整个房子高度也就是三米稍微多一点，并且都是草房。当时以为城里了房子都是这样，到参加工作后出去看了很多县城甚至是乡镇上的房子都是砖瓦房，感觉阜阳的老建筑甚是奇怪。后来还是在《阜阳文史》上看到老阜阳人的回忆，才知道民国时期阜阳城曾经有两次收到大的浩劫，一次是河南土匪“老洋人”张庆万余匪众进城烧杀，整个南北大街被付之一炬。另外一次就是1938年4月日本鬼子轰炸阜阳。当时阜阳主要大街的建筑更是所剩无几，只好临时用席棚子代替门面。抗战时期，阜阳又是大后方与前线的连接点，江苏省和山东省的两个流亡省政府以及收容沦陷区的中学都在阜阳以及周边地区。国民政府的驻军更是五花八门，有正规军92军（军长李仙洲），骑二军（军长何柱国），有汤恩伯的各种游杂武装，还有很多为之服务的商人。当时阜阳有“三多”，政府机关多，驻军多，学校多。另外还应该有一多，就是饭馆多。为了满足众多机关学校驻军官长们的生活需要，就在主要大街上建了这样的简易房子，楼下是店面，饭店最多，楼上住人，能躺下就行。抗战时期一切从简，所以没有砖石，就用土坯，没有瓦片就是麦草。不过这样也好，到北关彻底拆迁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古代建筑，政府拆迁起来也省了不少事情。

北关的路和城内其他地方一样，主要街道也就是北大街铺地的是石条，一块块青石石条纵向铺上，宽度大概有尺把宽，大街上铺上石条的路大概也就是一丈来宽吧。背街就是建设街，顺河街石条路的宽度可能就是五尺宽左右，胡同里面一般是两条石条。不论大街小巷，一律没有下水道，街道两旁都有“阳沟”，个别院子里面也有一段“阴沟”。一到下大雨，雨水顺着阳沟流到附近的水沟，当时北关的水沟很多，除了相隔不远的东西城河，城内还有老北城河，黑龙潭等。在北关住了十几年，记忆中没有水淹到屋内的印象。

由于大街两旁都是草房，冬天的大雪之后的化雪天街道两侧就变成冰柱的世界，一根根从房檐拖下来的冰柱最长能有两尺多长。到了下午温度稍微高点的时候，就不断听到哗啦哗啦的响声，那是房檐的麦草里的冰化成水了，冰柱的重量就连着几根麦草一块落到地上。也许是房子一般都不高，也许那个年代大家都不把这事当做回事情，所以也很少听到大人让我们注意头上的冰柱，不要被冰柱砸到的叮咛，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孩子被冰柱砸伤的消息。

　　二.我的家

我们家大概是1963春天从凤台县搬到阜阳的。当时父亲供职于专署财政局，在现在的老专署大楼后面的一排苏式双面平房里办公。我们家住在专署南院，也就是专署直属单位的家属院，按照当时的住房标准，地委专署领导干部是四间房子，县级干部是三间房子，父亲是科级干部，只能住两间房子，不过更多的人只有一间房子。记得在专署南院里住的是门朝西的两间平房（那个时候专署南院都是平房），平房的对门还有一间小厨房。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很快父亲又调到位于北关的专署外贸公司，所以全家也搬到北关，住在外贸公司的家属院。

当时的专署外贸公司在北关连家胡同里面，入胡同口东行约二三十米就是一座大宅院，门口两座石鼓，大门下面还有根高的门槛。再在东就是阜阳专区中级人民法院，外向东就是专区财贸干校了。胡同的南墙是专区人民银行，记得院墙很高，所以这条胡同一年到头很少有太阳。

刚刚搬到外贸公司的时候，住的是大院子最后面的一个“井院”两间门朝北的房子，因为这个院子里比其他院子低了两米多，而且有一口手动压水井，所以我们就叫做“井院”。大概时间不长，又搬到大门口左边的一个门朝西很高的平房里住，这个房子有三间，一明两暗。不过面积并不大，每间房子也就是十个平方多点吧。门口的左边有一点空地，盖了一间小厨房，这个院子是狭长的，有对门的南房北房，东西约有二十多米，最西面的是两间油库，油库西面窗户打开就是北大街了。当时外贸公司有一部大卡车，大卡车经常停在大街上，驾驶员用木板架在窗台上把油桶从仓库里搬到大街上给汽车加油。这大概是1965年初。

1965年初，当时的单位领导和北面的邻居“阜阳县被服厂”达成一个协议（？）把外贸公司的南半部也就包括我们家住的这个狭长院子和大门口几间耳房给了被服厂作为家属院。作为交换，被服厂临北大街的几间房子和他们厂的生产车间南面的一片空地给了外贸公司。记得从那时起，整个院子就变成工地，大概用了年把的时间，外贸公司在新址上建造两排崭新的西式平房，东北面的一排还带有宽阔的走廊，红砖青瓦，一色水泥地，整齐的玻璃窗户，看上去真的很气派啊！另外还开通了到北大街的通道并修建了当时很气派的大门。大门到院子的道路就在西南平房的前面，也是红砖铺地，中间还修了两条相隔三四米，宽约一米的水泥路，据说是为了走汽车。

既然前面的院子给了被服厂，我们家就再次搬家，这次就有一点印象了，好像是放学回来之后才发现搬家了。那个时候，家里除了公家的一些家具以外，个人的东西很少，估计搬家也不是什么大事，大人当然不会和我们小孩子商量。不过这次搬家，住房条件就比前几次好多了，三间朝南的青砖房子，虽然仍然是草顶房，但是面积大多了，每间房子大概有十三四平房米，由于前面有个空间，厨房也比过去大多了，厨房后面还有一块七八平方的空地，能养鸭子养鸡。房子的后面则是一个很大的场子，当时就建了一个标准篮球场，不过是夯土地的。从1965年到1979年，我们家就在这里住了14年的时间。

外贸公司改了大门之后，院子里的人出门买菜就方便了许多，另外对门就是一家国营的蔬菜店，南面不远的街东有一个买猪肉的小铺子当然，也是国营的。当时买菜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奶奶自己在做，所以，她老人家买菜也觉得方便了很多。说到这里，我记得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用水，这里离院子里的压水井很近，洗衣服，淘粮食，都很方便，不过喝开水的水还是要到泉河边去挑。印象中好像开始是我父亲去泉河边挑水，当我和弟弟稍微大了一些就一块去抬水。当时每家都备有水桶扁担，好像木桶当时已经变成铁皮桶，由于当时弟弟比我矮了半个脑袋，所以每次抬水的时候手还要把住水桶上的绳子不让绳子往前滑动。再后来就自己挑了几天水，时间不长，专署街口有了自来水，对外买水，一分钱一桶，八分钱一汽油桶。好像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部拉水的水车，就是平板车上绑定一只汽油桶，桶上两个口子，一个在上面为了装水，一个在下面，放水用的。从有了水车以后，我和弟弟就担负起拉水的工作，全家吃水的问题才算不费事了。原来吃泉河水的时候，不是所有时间打的都是清水，大部分时间都是不太清，有时甚至就是比黄河水好一点的黄水，尤其是在泉河上游发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奶奶就要用明矾净水，当时打的水要经过明矾处理静止一夜才能变清，在没有变清之前只能是到茶馆打水喝，至于烧饭，就用井水好了。大概是我插队前后，外贸大院（这个时候已经改为阜阳地区外贸局，我父亲已经在1972年调到地区粮食局了）才有了自来水。

这次搬家之后，很快就是文革了。此时我也八岁了，“七八九，赛如狗”，而且我们院子里同龄的女孩子极少，一帮天天无所事事的男孩子在一块能做什么好事啊！而且大人还不让我们和街道上的孩子玩，只能是“内卷”了。于是天天玩打仗，开始用泥巴做枪，嘴巴当子弹。后来用木头做枪，记得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大哥从北京给我们带了一支玩具步枪，有拉拴，枪口上是一只塑料塞子，一扣枪机，连着线的塞子就被气体推出去，发出“啪”的一声，很是好玩！后来枪栓也玩坏了，枪筒也玩坏了，就用一段粗细差不多的竹筒代替铁皮枪筒，而且在后面加装了皮筋，用筷子当木箭，热火器又变成冷兵器。不过，男孩子在一块“玩打仗”，打着打着就变成真打了，然后所有的武器全部失效，使用自己随身携带的拳头，指甲，牙齿等打成一团。惨叫声，嚎叫声乱成一锅粥。此时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家长们就出场了，各人揪住自家的孩子，训斥声与骂声同喊，耳巴子和鞋底同用。一番折腾之后，大人们各自回到办公室，孩子们又是勾肩搭背继续没有结束的“战斗”。

这样玩了一段时间后，整个不大的院子的地面上在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我们又不能挖地道，只能向空中发展。偶尔一次在一个很狭窄的小胡同里（这种胡同当时很多，一般都是两个院子或者两排不同方向房子之间的夹道）发展可以用脚登着砖墙爬到房顶上去。经过多次探险之后，大院的所有房子的屋顶基本上对我们全部开放。我们记得这个院子里有几栋类似于地主庄园的高大瓦房，瓦房屋顶上用的是我们称为“小瓦”的“U”型瓦片正面铺在下面用于流水，反面盖在用石灰泥土构成的凸显起来的泥梗上用于接水。由于时间久远，屋顶上长满一种叫做“瓦松”的植物。开始觉得上房顶很好玩，不过挨过几次打骂自己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以后也就很少上了。

从八九岁到十来岁，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热闹的时期。外贸公司和所管理的两个厂站也成立很多“革命造反兵团”，开始是斗走资派，后来就是内斗了。我至今对“文革”极为反感就是当时的所谓“挑动群众斗群众”。那几年院子里有几件空房子，估计都是原来街面后的库房，很是高大。每天，本单位，北关其他单位的大人们，都在里面开会，主要就是斗争会。房子里面很简陋，连小板凳都没有一个，就用在砖头上面放上盖房子用的檩条。所谓主席台连一张破桌子都没有，不过好像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斗争热情。小孩子闲不住，哪里有人，哪里热闹到哪里去，所以这几个空房子也是经常光顾的地方。记得很多次，大家坐在檩条上，一本正经的在听一个人读什么文件或者是传单，突然后面某人喊了一声“把某某分子某某人揪上来！”然后几个人上去把某某人双手扭在背后拉倒前面，呈现所谓“喷气式”的样子，学习会就变成“批斗会了！有一段时间好像是批判某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捞政治资本，当时叫做“捞稻草”，于是被批斗的人嘴里也就多了一把麦草（阜阳不种水稻，也没有稻草）。这种把侮辱人视为儿戏的“批斗会”，其具体情景几十年以后我仍然历历在目！

“文革”开始了，学校老师都忙着“革命”，我们这些小学生就整天无所事事直到复课闹革命，再次走进教室。不过这个时候的上学比农村赶集还要随便，而且老师的作业少的可怜，每天在外面疯玩也有玩腻歪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前后，回阜阳探亲的大哥给我们买了几本儿童读物。可能感觉我已经上四年级了就买了一本《十万个为什么》的化学分册，每天我就抱着这本当时看上去像天书一样的儿童读物仔细看。有很多生字不认识，父亲让我去请教外贸公司1965年分配过来的一位安徽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叔叔。哪里知道这位大学生叔叔对“氚”“氘”“镧”，等化学元素也不是太熟悉，只能是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知道文章的大意就可以了。院子里的几个单身的大人看到我喜欢读书，有时就在整理家务的时候把很多过了期的旧书让我拿走，记得一位梁叔叔给了我许多建国初期印刷的时事书籍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小册子，有一本《一千零八十门大炮轰击太原》至今还能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封面。除了这些，最多的就是杂志，杂志中最多的就是《支部生活》，无聊至极的时候什么都能看进去，所以我也算是最早接受我党组织教育的儿童了。

那个年代，吃不好是常态，吃不饱是经常。不过有红芋垫底，一般拿工资的职工家庭还是饿不着的，不过想吃好就不容易了。当时安徽省的供应标准在全国来说还是不错的，记得在文革前一段时间是细粮六成，粗粮四成。细粮基本上都是“好面”也就是标准粉，每100斤小麦出85斤面粉。粗粮就五花八门了，有一段时间是红芋干或者红芋面，有时是玉米面，有时则是豌豆。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奶奶天天煮豌豆下面条，直到现在对豌豆还是不想吃。到了文革前后，粗粮细粮的比例是三七开，而且粗粮是籼米，这个时候就觉得好过多了。至于副食，每人每月好像是一斤肉，每到星期天我就拿着肉票去排队，至于买到什么样的肉，完全看买肉营业员的心情。一周持一次肉，我家两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所以最好是包饺子。那个时候能吃啊，吃完第一碗，第二碗以后才感觉饺子的味道，吃三大碗很轻松。有一段时间我母亲工作的畜产站对自己职工买牛皮肉，也就是从鲜牛皮上把边边角角割掉，还有牛尾巴，牛耳朵等回来用水洗净把不能吃的去掉煮开水倒掉后再次加大料煮熟，那个味道和一般牛肉并无两样。这一段时间算是解馋了。

其实我们家的生活在阜阳也算是中等偏上人家了，有很多职工家庭因为孩子多，粮食计划不够处于半饥半饱的人家多的是。而街道上那些没有稳定工作的更是难过。上小学时候有个同学住在外贸隔壁的大杂院，每天我都到他们家找他一块上学。某天中午一点多了，到他家还没有做饭，这同学妈妈给他一个瓢和粮本我们一起去对门的第八粮站。当时我才六七岁，不太懂这些东西感觉很奇怪，过了一会一个大人看到他就走过去那些他的粮本到窗口买了一张“非子”就是出货单吧，然后出门去后又塞给他一张钱。过了很久我才弄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家没有钱，要买粮食就得把自己的细粮指标买给农村要用细粮办事的人，大概每斤两角钱，然后他拿着这钱去买不要粮食计划的红芋干子磨面做饭。那个年代，不管在谁家粮票都比钱还要金贵，一直到我父亲掉到地区粮食局之后，我们家的吃的状况才走了好转。

我们家自从1958年大伯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五年之后，父亲就开始夹起尾巴做人。在一个县级单位里，官职也不明显，所以文革初期的多次运动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对于大伯家的事情，我们还小，不甚懂事，只是觉得大伯很有本事，但是日子过得不好。到了文革后期他被县里某个小单位雇用，我们也到了该填写履历的时候，就忽略他前面历史直接写“在某某厂工作”。直到1979年他平反，恢复职务为止。

　　那个年代，家里的孩子都多，所以娇生惯养的是极少的，一般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干家务，我们家也不例外。刚刚能抬水，就和弟弟去泉河抬水，然后弟兄俩一起去专署街口拉水。后来父亲到了粮食局，能买到内部价地脚粮，就是混杂着很多泥土的小麦。弄到家后奶奶就用大盆泡着几遍后晾嗮，用簸箕把小石子和瘪麦去掉，然后让我或者弟弟拉倒泉河边的打面房打成面粉和麦麸子。面粉和粮站的一样，麦麸子喂鸡，地脚粮用麻袋装来，极为便宜，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家就不吃粗粮了。

除了家务，放假的时候也是粮食系统的孩子们挣零花钱的时候。那个年代工作很是难找，所以做零工也不容易。不过粮食局下面的转运站用人很多，除了长期雇用的临时工以外，粮食局的子弟也可以到转运站做小工。1972年春天开始（当时我不满14岁）就到火车站粮食转运组做小工，和其他临时工一样干活。活路不重，就是拉拉油布，盖盖露天仓库，给装卸工发一发计数的竹签子。但是离家太远，冬天又冷，为了一天一块钱，可是吃了不少苦。到了第二年，我们这些职工子弟们就不到火车站了，改到离家约两三公里的转运站，工作也大部分在仓库里面，主要是薰仓库，缝麻袋等。某天中午遇到一个等着卸车回家的驾驶员，找不到装卸工，就让我们给他卸车，并要给我们开卸车费单子，当时货车一主一拖是七吨，卸车费是3.9元五六个孩子一会就完工每个人分了七八毛钱。这钱来的太快，所以，以后只要中午有货车进来我们就去卸车最多一天中午卸了两车，比一天工钱还多！现在回忆当时除了挣钱高兴之外还有后怕，一包大米180斤，红芋干90斤，小孩子都是逞能，从货车上踏着尺把宽跳板肩上扛着180斤的粮食包，一扛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万一，万一压伤，那就是大事了。有付出也有收获，从上初二开始到高中每个假期都能挣二三十块钱。有一年夏天挣了七十多块钱，要知道，我父亲的工资才是不到六十块钱，所以自己的衣服主要是运动服，文具等都是自己花钱买，自食其力吗。后来我弟弟也自己去干活，不过他是到下面粮站，可能活路更轻松一点，至于挣了多少钱，已经没有印象了。

1975年底，1976年底，我和弟弟先后离开家去界首插队，然后又在1977年底先后考入南京气象学院和安徽省商业学校。等我病休回阜阳休息的时候，三里湾粮食局新址上已经盖了联排别墅式二层小楼，1979年夏季正当我休学在家的时候，我们全家离开了居住15年的外贸公司大院，搬到地区粮食局的新住宅楼里，从此告别了北关。

1980年代中期，当时的外贸局为了解决住房，把我家原来居住的院子全部拆除，盖了几排楼房，从此原来熟悉的院子不见了，不过位置和大门还在。又是几十年过去了，前几年北关解放大街东侧玉石街以北，东城墙以西全部拆除，准备建成大型商务居住区，各种原因几个施工单位干了几年，把这一块地方挖成一个大深坑，然后，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