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诗性的品评

静水

诗性的品评

——读学者诗人鹏鸣的《世界文学简论》

谭君强

鹏鸣的诗歌饱含深情，他心中那浓得化不开的情感透过诗篇油然而生，由不得人不为之动情。可以说，这样的情感不仅出现在他的诗篇中，也表现在他的评论中。读他的《世界文学简论》，就有这样一种感觉。这里，少了一种条分缕析的理性辨析，却多了一种诗性的品评、人性的关怀，终极价值的追求。

一睹《世界文学简论》的标题，映现在脑子里的应该是谈论“世界文学”，然而，诗人是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这部论集不可割裂的两部分，而且中国文学部分的篇幅超过了世界文学，这就是诗人看世界的眼光：将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在世界的视野中看中国，在中国的眼光中看世界。在这样的视野下，诗人探讨了从《诗经》、屈原、庄子、陶渊明、李白、杜甫到鲁迅、老舍、张爱玲、巴金、金庸、余光中、郭小川、贾平凹、铁凝、王安亿……，从古希腊神话、索福克勒斯、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塞万提斯、歌德到拜伦、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海明威、泰戈尔，直到卡夫卡、萨特、福克纳、乔伊斯……。就所涉及的品评的对象而言，中外古今不少在文学碑铭中闪闪发光的名字都名列其中。

朱利安·沃尔弗雷斯在他主编的《21世纪批评述介》中，概述了当代前沿的批评思想和理论，他指出，这部书的“各章都把自身置于当下的批评话语现象中，汇总了一些说明研究情况和研究兴趣的话语，将它们作为许多切入点，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研究力度’（intensities），即瞬间流量和作用力的汇集。”[1]鹏鸣的“切入点”是什么，鹏鸣的“研究力度”何在？他没有用当下的批评理论作为导向，而是以一个诗人出自内心的诗意作为“切入点”，展现出他的“研究力度”。他以自己独特的、感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外古今的作家作品，看待出现在他眼中的种种对象，作出自己的评论，并烙上了自己感悟的印记，这种感悟，包括诗人自己的想象在内。无论是对文学现象，还是对作家作品都如此。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瑟尔曾经说到，理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思维工具。他对两类不同的理论，即硬理论和软理论作了说明：“硬理论（hard-core theory）与软理论（soft theory）之间又存在着差别。前者——比如物理学理论——进行预测，而后者——比如人文科学理论——则意在勾勒（mapping）。”[2]这种“勾勒”本身，无疑也必定在理论的视野下带有个人的体味，个人的描绘。而对于鹏鸣来说，正是这种带有个人体味的诗性感悟，给他的《世界文学简论》投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开篇作为序言性质的《大道之初——文学起源》中，诗人在探讨文学起源时说到，文学的部分材料与思维有关，在思想被文字描述出来之前或许它们已经存在了。我们可以想象——没有想象，也就不会产生那么多我们爱读的文学作品，我们也就看不到生活在洞穴里的远古祖先在火堆边讲述他们狩猎时遇到的奇怪的野兽的故事，他们与邻近部落战争的故事，还有关于大自然的神话……而诗人是怎样来定义神话的呢？“‘神话’，我们给予这样的定义，是关于森林和溪流的神仙们的故事。不必怀疑，他们热爱歌唱，并用这种歌谣的形式把所有的知识和智慧传给他们的孩子，由此建立起部落的风俗、传说、法律和宗教。”[3]相对于各种科学的对神话的定义，鹏鸣独特的言说给人别一种印象，别一种感受，但却依然印象深刻。这种对神话的定义，可以说是与这部评论的基调一以贯之的：浓重的感性之中透露着理性精神。

这种浓重的感性之中不时透露着理性精神的论述，在全书中并不是个别的。在对如此之多的杰出作家进行评论时，论者避免了对作品进行详细的剖析。鹏鸣所关注的是对作家作品的整体把握，而在这种整体把握中往往又能透过作品见出其精要独到之处，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看法。因而，在对所论及的对象的评论中，文虽不长，却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如在对诗人陶渊明的论述中，从陶渊明的归隐与怀世并存的诗篇中，看出了他的归隐并不轻松，他归隐的只是他那具身体，却隐不住那个不安的灵魂，进而提出，“所谓魏晋风度，不过是洒脱不凡的外表下按捺着一颗执着且痛苦的心。”而陶渊明之所以让魏晋以降的文人惦念于心，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田园世界而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一个精神家园，更重要的在于他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与心灵冲突在每一个时代都不断重演。可是，“陶渊明创造的这个以田园为表象、灵与肉结合的‘新家园’，对于渴望超脱又被钉在官场上举步维艰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磁力。他们分裂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们疲敝的灵魂得到了慰藉；他们内心深处的溪流在这块清新的土地上得以流淌和奔泻。”[4]这样由诗而人、由表及里的论述，不禁让人怦然心动。

只要读过鹏鸣的诗篇，不会不对体现在诗篇中浓重而执著、爱憎分明的情感，对普通人民的一片拳拳之心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关注同样表现在他的评论中，一部《官场现形记》，其伟大之处，论者所注意到的不是别的，“首先在于小说揭示了形形色色的官僚群像的共同的贪婪本质以及他们人性的泯灭。”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深挖了植根于其下的文化土壤：“《官场现形记》的不朽之处还在于它不仅揭示了几千年官场官僚对权力的无休止的渴望、争夺的实质，还在于它揭示了这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人治、官本位。”对此，万般无奈的普通百姓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上天或明君”，“这种凄凉的梦逐渐沉淀为‘集体无意识’，形成一种天然的‘清官’情结”，于是，人们只有怀着说不出的隐痛，流泪期盼。[5]

论者并不就事论事，并不将他的评论局限于文本之内，而将对作品的评论进一步生发开来，由着作品发出对人性的关注，对世事、人情、对世界的终极关怀的种种感悟。这种感悟，带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穿透力，鞭辟入里，引人深思。这种感悟，有时又作为个人的想象，个人的推测表现出来，但却并非无据而发，它往往包含着某些带科学精神的探索。比如，在对《诗经》中大量的爱情诗篇进行分析之后，作者谈到，在男女双方都从容诉说着自己在情爱领域内的感受时，在《诗经》中是以女性占据中心地位的：数量上，女性话语主体明显超过男性，在语言的坦率程度上，女性又远比男性大胆、直率。究其原因，“这固然体现着自由精神、平等观念，但因《诗经》的写作年代正处在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初期，原始母系社会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女性不仅被崇拜、爱慕和尊敬，还主宰着自己的感情世界。因此她们在情爱关系中居主动地位就理所当然。而随着社会向男性中心的逐渐转化，这样的作品自然难以寻觅了。”[6]

　　作为一位当代著名诗人，鹏鸣无疑十分关注当代文坛，关注与他一起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在他所评论的这些当代作家中，往往能够显现出一位诗人的敏锐，不论是从大处，还是从不经意处，他往往都能看出其中所蕴含的意蕴，作出自己的解读。在对贾平凹、铁凝、王安亿、陈忠实等作家的评论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在铁凝的长篇小说中，他注意到了风格迥异于作者以往任何一部小说的《笨花》，这是描绘20世纪初到40年代中期中国变幻莫测的历史变迁的小说，由此出现了一个平静地挑战重大沉重历史使命的铁凝。然而，论者注意到，在这样一个凸显重大题材的作品中，铁凝在其中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人情之美，这种美不但存在于乡村生活的细节之中，也蕴育在鲜活的人物形象之中。“这些人物虽然很平凡，但是这些人物的身上却有一种‘祛魅’之后的普通世俗人情之美”，[7]通过对作品所描写的“钻花棚”中出现的活灵活现的人物的论析，论者形象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所论及的“外国文学”部分，一如前述，是从中国人的眼光来审视世界的。这里不乏论者自己的独特理解。在论及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时，论者围绕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这一传统的问题进行探讨，意识到这实质上是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然而，“像哈姆雷特这样发问的却寥寥无几。”原因何在呢？在作者看来，中国的儒家不屑于考虑“死后怎样”的问题，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因为儒家认为人活着总是有意义的，而这个意义的核心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道两家则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来世或仙境，由此出发，佛的理想人生即是清淡平和，与世无争，而道的极致却是乐天安命，长生不老。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从悲观的角度视人生为赎罪，考虑“活与不活”的问题被视为一种罪过，因而，只有到了人的自我意识全面苏醒的文艺复兴时代，人从上帝那里索回自己以后才可能发出哈姆雷特那样的呼喊。对于像哈姆雷特这样面临困境而又充满理性的人来说，生存是痛苦的，死亡是可怕的。那么，究竟是生存还是毁灭，就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了。说到底，“哈姆雷特的困惑是一种理性精神的存在性显现，‘哈姆雷特命题’是有思想的个体对人之生存本质的叩问。”[8]

在堂吉诃德身上，鹏鸣又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堂吉诃德的“激情”。对于堂吉诃德三次不识时务、惨败而归的出游，作者问道：“我们为什么只对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的唐玄奘赞不绝口，而对像堂吉诃德这样的失败英雄就大加贬抑呢？”尽管他的不自量力和不识时务不但给别人带来伤害，也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在他一次次不知疲倦的搏击中，“他的生命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开发，他垂垂老矣的躯体焕发了青春——他缺乏的是力量和财富，但却拥有源源不绝的激情！”在鹏鸣看来，理解小说的要义就包含在两个世界的沟通之中：一个是小说文本的非现实世界，一个是当代人的现实世界。相对于堂吉诃德的物质生活状况而言，现代人无疑具有太多的骄傲与自豪，但是“充满力量而又创造了大量财富的现代人却独独缺乏堂吉诃德的饱满激情。”当人们在为堂吉诃德的荒唐举动发笑的时候，作者提醒人们，冥冥之中有一双深邃而睿智的眼睛正怜悯地看着他们：“多想想你们自己吧”。[9]

　　作者十分欣赏英国十七世纪革命诗人弥尔顿《失乐园》中的诗句：“意识本身可以把地狱造就成天堂，也能把天堂折腾成地狱”。对于他的杰作《失乐园》与《复乐园》，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对称的“福——达”游戏，“隐喻着人类与终极真理的分离与重合的完美进程。”这位历经重重挫折而矢志不渝的诗人诗篇中流露出的绵绵不绝的情怀、这位“以最本质的穿透力奏响着人类历史何去何从的启示之音，并有勇气担当起孤独到底的绝望”的智者，[10]引起了同为诗人的作者的强烈共鸣，不是没有原因的。

《世界文学简论》所涉及的作家作品之多，引人注目。只是细细阅读这些卷帙浩繁的名家名作，就需要耗费数不清的时光，而对其作出有价值的评论，其难度可想而知。人们不可能要求鹏鸣的评论篇篇精彩，但是，只要开始读这本书，我相信，应该会被它吸引住的。在那满怀情感的娓娓叙说中，在那别具一格的指点品评中，思想的火花不断迸发，睿智而引人深思的话语比比皆是，它不仅是一部引导人们深入阅读中外古今名著的好向导，同时，作为一部包含作者自己独特理解与阐释的评论文集，它具有自身独立的重大意义。

参考书目：

[1][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著：《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著：《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3]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4]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5]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88-90页。

[6]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7]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8]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260页。

[9]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268页。

[10]鹏鸣著：《世界文学简论》，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278页。

谭君强,著名文学评论家、资深学者。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以来主要讲授“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西方当代文论”、“叙事学”、“西方文论原作选读”、“专业英语”等课程，曾多次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出版的主要著、译有：《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专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叙述的力量：鲁迅小说叙事研究》（专著），云南大学出版社；《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叙事学”研究生课程被列为“云南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200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为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向全国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之一。

2003年获云南大学第10届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6年获云南大学伍达观教学奖杰出奖；2004年获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优秀论文奖；2005年获云南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多次获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4年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人事厅授予 “云南省优秀教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