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赵飞克》 （摘录）

赵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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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下已是互联网纪年的“微”时代，但朋友同仁仍常相聚，点数热点、焦点大事件。

“写写你的父亲，红色科学家吧”，应同仁之约，值此201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写此小文。

“父亲不但是我们的亲人，更是党的财富”，这是我母亲写给周恩来总理、毛主席信中的一话。

年近九旬健在矍铄的母亲，离而不休，还在为中国老区的建设发挥余热。

谈及父亲，母亲深情款款娓娓道来；从繁富的云端抓下资讯碎片，已是厚厚一沓。

读着这些文字，父亲仿佛就站在面前慈祥如故，轻易不知泪滋味，此时却一任两行热泪肆意淌。

亲爱的父亲，你从长江之滨走来，一路执著求索，追寻你的梦想，一生无悔，献给了共和国的科技复兴！

父亲从未撰写过回忆录，在2009年父亲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子女也未为父立传著记，想来总觉愧对父亲。

但父亲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爱国的风范！

父亲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碑！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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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赴英伦留学 抱定工业救国

上世纪二十年代，军阀割据，战乱不断，国无宁日，民不聊生。

长江之滨，鄂城华容，父亲自幼聪颖，耕读私塾，有私塾先生评阅父亲文章说，此子前途不可限量。

1925年，父亲独自离开老家鄂城（今鄂州市）赵家矶，到省会武昌楚才中学读书。
董必武时任校长。受恽代英、萧楚女等革命先驱的教育启迪，父亲积极参加进步学运，大革命时期加入了国民党（左派)。
1926年，转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就读，1927年考入武汉大学，学生期间，积极从事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学运。
大革命失败后，愤而退出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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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决定“工业救国”。
抱定此念，父亲在武汉大学三级跳，直接考取了官费赴英留学生，到爱丁堡大学、利物浦大学攻读学位，1930年远赴英伦。

抵英第二年，1931年冬就加入了第三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英国共产党中国支部，参加了世界反帝大同盟活动，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 。

在老牌殖民帝国英伦心脏出版了《解放》刊物（共产国际作为珍贵史料已被收档），也曾在瑞士参加营救保加利亚革命领袖共产国际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的运动（经典红书《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的作者）。

1935年，父亲在利物浦大学完成了工程硕士学位论文。

一边是信仰的追求，一边是学识的饱读。

父亲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对共产主义抱有必胜信念，他将自己改名为赵飞克（“胜利Victory”英文单词的音译）。

在爱丁堡送别友人时，父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飞电汽车携去客，冲霄城堡对留人；铲除国帝赖吾辈，誓为工农致此身。”

此时父亲的梦想已经由“工业救国”转变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已经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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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 被派回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日寇铁蹄践踏着祖国大地。
国已破，家安在！

1936年，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的派遣下，父亲放弃了英国丰厚的教职，毅然回国，以身许国，投身抗战。

回国后，父亲先后在河北省立工学院（即今河北工业大学）、北平东北大学工学院、天津工商大学（今天津大学）任教，父亲也从共产国际 英共党员中国支部转为中共党员。
在北方局刘少奇、李楚离领导下，以教授身份为掩护，积极参加平津各救会（北平天津各界抗日救国会）工作。
尽管白色恐怖笼罩着国统区，险境重重，随时都有敌特跟踪，但父亲依然在那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抗日救国工作，姚依林、李非平等都是父亲的学生，为了开展党的工作，父亲把他们提成助教，也就成了一个党小组的成员。
“那是把脑袋别在裤带上”，每当谈起白区的工作与生活，父亲都只是淡淡地说。

1936年秋，因为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父亲受党中央之命，由时任北方局负责学运的杨秀峰通知父亲，到延安去。
父亲经山西辗转延安途中，在山西担任了晋西南抗击游击第四支队政治处主任，没有打过仗的父亲英雄气质勃发，一仗歼顽敌一个团，也算 给党中央献了礼。

1937年秋，父亲胜利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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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山下 延河岸边

挥别白区的阴霾，迎接父亲的是延安别样晴朗的天。

周恩来亲自安排父亲在马列学院。
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马列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由党中央直接组建领导。
毛泽东说：“要学习唐三藏”，经典编译“实是功德无量”。

当时集合了一批优秀的理论家、翻译家，除父亲之外，还有柯柏年、王叔翰（王实昧）、何锡麟、博古、艾思奇、成仿吾、王思华、何思敏 等。

自1938年到1942年，短短几年内，相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卷，还有许多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如《共产党宣 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剩余价值学说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列宁主义》、《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

延安马列学院时期初具规模组织化的马列经典著作编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对抗日战争时局作出科学判断的《论持久战》等重要著作 。

工作之余，夕阳辉映，宝塔山下，延河岸边，父辈们散步，常会与中央领导不期而遇。
周恩来骑马摔倒，伤及右臂，为了给马海德医生（当时做紧急包扎的是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做治疗的是印度医生巴苏大夫，后期康复训练护理的是马海德）做翻译，就把正在工作着的父亲叫了过去，父亲给周恩来当的医疗翻译，一着急，还差点把上午摔伤的翻译成下午，急得周恩来直说是上午上午，闹了笑话。

延安时期，父亲的梦想就是救亡图存，他最爱唱的歌是《二月里来》、《延安颂》，为了民族的解放，抗战到底！

经典马列著作编译告一阶段，父亲又受中央指派筹建延安大学和延安自然科学院。
当时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任延安大学校长，毛泽东是名誉校长，父亲是延安大学第一任秘书长。

后来父亲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那里任干事，也是陈云的党小组长。
还参加了中组部派到抗日前线的晋东南巡视团，荣高棠叔叔也是团员。
父亲在世时，还兴高采烈地回忆起与荣高棠叔叔等一起在马上纵情高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的动人情景。

后到中央财经部，当时李富春是部长，父亲任财经部秘书长兼工业处处长。

当时还有自美国到延安的陈康白（后任新中国中央编译局局长）（陈康白，德国留学博士，后参与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首任副院长（李富春是院长），后继徐特立后成为第三任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秘书长，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国务院参事等）、德国回来的刘咸一（后任新中国西北工业大学第一任校长）。

用当下的话讲，父亲他们应是孕育新中国的第一批海归学子。
他们放弃了海外的学位、社会地位与丰厚的收入，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舍弃面包黄油，吃的是小米高粱。

延安时期，父亲的梦想就是“救亡图存，打败日寇”，并且，已经脚踏实地，努力和工农兵相结合——为了新中国。

1975年，为了反映造反派对科学家的迫害，我和妹妹去找陈云伯伯，他说：那时（延安时期），我们都叫你父亲是“丘吉尔”， “因为他从英国回来，又是横拍打乒乓球很棒的”。
听到科学院造反派对老干部的迫害，陈伯伯神情严峻，语气顿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陈伯伯说周总理病很重了，让转告父亲：为 革命，保重自己。
陈伯伯为了安慰鼓励我们，拍着自己胸脯说：“有事情，找我，我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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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调 大军南下

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父亲自延安被派到东北参加军事调停三人工作组，后又任嫩江省政府秘书长（省长于毅夫）， 并担任龙江县县长，发动百姓，减租减息，剿匪反霸，为解放东北全境，以至全中国做先期扎实的群众工作。

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显露在地平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打下来，国民党想保住半壁江山分江而治已成泡影。

父亲率四野南下干部大队，日夜兼程，南下，南下，接收一个个被解放的城市，这从我们姊妹兄弟的名字就可以见证了这一历史的进程：南飞、又南、南生、燕京。大军南下，飞快地解放全中国；收复武汉，又继续南下；湖南三湘，初建工业城；奉命调京参加部委建制。

这是多少个“第一”构成的“新中国”，每完成一个“第一”，新中国就成长一岁，父亲的梦又前进一步。

新中国就是第一个“全面抵抗外侮，推翻三座大山，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父亲的救国梦已成真。

后面的路，是要在万孔千疮、百废待兴的废墟上建设一个崭新的共和国，要铸新梦，要“建设”新中国。


父亲由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毛泽东任命为武汉市（中央直辖市）第一任政府秘书长（市长吴德峰）兼法院院长。
当年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政务院委任书，现依然由母亲珍藏。

第一任中共湖南株洲铁路工厂（原南车前身，2014年已与北车合并为“中国中车”）书记兼厂长。

第一任铁道部设计总局局长，参与主持审查批准第一座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参加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远景规划”的制定（1955-1966年）。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父亲由李富春副总理亲调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技术科学部第一任学部专职副主任（主任严济慈），并在1955年被聘为 第一届学部委员（即现在的院士）。
当时院长郭沫若，共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学部。

第一次在科学院提出在重视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应特别重视技术科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此文革中被批评受迫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 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时间飞逝，我们经常见不到忘我工作的父亲，父亲在国内外看科技风云，在祖国各地走壮美山河；听到他经常唱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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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梦

接着是我们的第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大炼钢铁、三面红旗、超英赶美、人民公社、大跃进。上小学的我们把家里的铁锅铁勺翻出端到 学校，土法上马砌炉“炼钢”，练出一块块铁疙瘩。

除四害讲卫生，苍蝇拍了老鼠抓了还不行，还要手敲锅盆响叮当，轰得小小麻雀从树上噼里啪啦掉地上。

把护城河边土坡（当时北京还有清澈绕城的护城河）深翻没头，只为种蓖麻。

大人们忙着建设新中国，我们也很忙。

只有大姐南飞还好未耽误功课，双百考进女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

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科技十年大庆，就暴风骤雨般刮起了“大革命”。

一切乾坤皆颠倒，所有黑白都混淆。

父亲的话，越来越少，歌是绝对不唱了。

我们没有了梦。梦没了，但生活还得继续，还有我们孩子的几个“第一”：

第一次插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们没有大知识，但，是青年，那就去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亲此时已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还是向造反派请了假，坚持到人流涌动的北京火车站送我们，语重心长地说“要干中国革命，必须要 了解五亿农民”，还亲自为我精心挑选了《如何改良盐碱地》、挑选良种、正确使用农药的厚厚书籍，在瑟瑟寒风中，父亲已不再魁梧，但坚挺着的脊背，挥手送别的背影，每每想起，历历在目，热泪盈眶。

不管艰难困苦的革命，还是逆境袭扰的“革命”，父亲就是“爱国”信念矢志不移！也教育我们，要誓为工农致此身！

南飞北上到了鸟儿也飞不过的塞外雁北——山西山阴；又南到了山西阳高；南生去了更北的边陲海拉尔；燕京则去了河北冀东。

从此，姊弟四人天各一方，父亲批写报告的笔写就一封封给儿女的家书，封封都是叮咛要“向劳动人民学习”。

当时的我们，只想劳动好、吃饱饭，能回家。

能回到父亲身边，那都是奢望的梦了。


1971年9月，很普通的一天，但能感觉到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了，仿佛也听到了温都尔汗飞机坠地的巨响，“副统帅”死了！我们强烈感觉到 ，天要晴了，我们的命运要变了！

作为“黑五类”可教子女，在老乡的大力推荐以及公社知青办的支持下，南飞和又南做为山西首批工农兵学员，上了医学院分别学习西、中 医学；燕京则去了军队上军事院校，南生回京先做了北京手表厂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上了人民大学。

十年浩劫一场梦，那是噩梦。
在黎明前的黑暗日子里，1976年2月，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最后说的话，是让妈妈“给我穿上鞋，我要去开会”。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锱铢钱财，毫厘细软，留给我们的是忠贞的信仰，无悔的信念，爱国的情怀，强国的追求。
这些无尽的财富，我们此生享用不尽，代代也要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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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筑中国梦

共产党中央集体中流砥柱，拨乱反正，新中国的命运大转折。
在陈云伯伯过问关怀下，母亲沉冤得雪，父亲可以九泉笑慰了。
妈妈至今还在为中国老区建设发挥余热，献出己力。

南飞回到中国科学院；又南在他钟爱的医学领域杏林执针，治病救人，勤奋工作，被铁路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南生东渡求学，以她的语言天赋执教中日文化的交流；燕京在恢复高考的那年，从部队直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现在还在从事金融领域的评估咨询。

打江山不易，坐江山更难。
无数个第一，要持续发展下去，向复兴中华的前行路上一棒一棒传递下去。
永无休止符，永是进行时。


还有梦吗？
人民的梦，就是中国的梦，复兴强国梦无穷尽。
循着父亲的思想，踏着父亲的足迹， 我们追梦在路上！


最后以小诗，祭奠亲爱的父亲：
慈父驾鹤会马翁，
笑谈纵论中国梦。
复兴中华薪火传，
屹立世界在巅峰！



南飞执笔


写于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