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之一）

大逸居士

大逸说过，我的父亲就是一本厚重的书，这本书说的是男儿血性，谈的是民族精神。我的母亲何尝不是一本书，一本慈爱的书。书里充满养儿育女的甘辛，充滿慈母谆谆教诲我的声音。。

母亲明年正月十五就滿98岁了，患了老年痴呆症，变得话多些了，一半似不知所云，一半却是说的处世为人，话里头有许多人世真经。

母亲是成都人，1952年随父解甲归田，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军政大学复员，回到父亲自1937年抗战爆发后就没有回去过的故乡湖南醴陵清水江，回到父亲自考入黄埔到留黄埔当教官就没回去过的故乡，与故乡分别已是18年。但对母亲意义却有些不同，母亲是到从未去过的三湘四水，那是她丈夫的故乡。她要去见从未见过的夫家亲人，还要淮备把湘音听明白听懂。想想当年28岁的年轻母亲，对她的未来，充满的是对未知生活怎样的疑问，又是怎样的憧憬？

母亲领着一家四口，千里迢迢奔丈夫湖南老家而去。父亲原是黄埔教官，起义后是解放軍軍政学院学员兼教员，反正不管解放前解放后，整天都是些軍政教务之事。他常说，男人是在外闯荡的，女人是在家管事的。家事他是不过问的。一位这么不问家务事的父亲，返乡一路上真是辛苦了母亲，从成都出发地办证明，中途到西南军区所在地办手续，领盘缠。再就是沿途地方政府签发证明放行，一应诸事全由母亲一人包办了。父亲本来就言语不多，在这人生转折点，他愈发沉默。母亲要与他商量，他一句“你办了就是”成了永恒的答语。

这一路行程会让现在的人不懂。先是从成都搭西南军政大学的便车至重庆。然后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坐火轮船下水，所谓火轮船，就是坐人不多摇晃多，船声压人声，讲话听不清那种。再从湖北宜昌上岸，转更小的船到岳阳城陵矶，转而陆路，坐上摇摇晃晃的破车，终于到了省城长沙。归心似箭，又奔向老家醴陵南乡，又是一路破船（过浏阳河）破车，最后连吱吱呀呀的土车都坐过了，终于到了醴陵乡下，离城55公里的清水江美田桥。陪伴母亲的亲人就三个，一个无言的丈夫，一个7岁即将入学的女儿，另一个就是大逸本人，那年尚不滿4岁。妈妈曾与我几次谈起这趟终生难忘的旅程。那时各人情绪如下，父亲沉默寡言，女儿乖巧安静，母亲自己一路就手脚不停。只有她那儿子大逸，一次生气时竟脱下自己的鞋，丢在滚滚长江里，母亲多说几句，他连吃饭用的碗和筷，都一起丢进长江里。我说：“妈妈，那时我还小，实在是太不懂事了”。妈妈说：“这样的事，你这辈子就一次。我们王家有王家的传统。懂规矩，爱惜粮食，珍视物件。老小都这样，你也这样”。

一路颠波辛苦，母亲终于回到了夫家，见到了公婆，见到了叔姑，见到了前来看稀奇热闹的亲切的老乡。那时的母亲究竟想的是些什么，大逸还真问过她。母亲说，就想现在好啦，一大家人团聚了，不打仗了，过好日子啦。

可生活就是生活，诗意不多柴油盐多。大都市长大的母亲来到穷乡僻壤，什么都得从头来过。母亲自小聪明，一应农家事情，她并不很费力就成了妯娌间的头一名。公婆爱吃她做的川味，姑子们羡慕她的精明，叔侄们喜欢她待人亲近。总之，都觉得她好，都羡慕她儿女双齐，都“眼红”她见过世面。

母亲就是那么一个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1953年，我们一家四口（在醴陵乡下又添了三妹静雅）搬到了湘东小城浏阳，父亲在浏阳一中任教，母亲相夫教子在家。一家人的生活，从轰轰烈烈转向平平静静，从颠沛流离转向安居清平。

1958年大跃进，母亲凭着邻里的美誉和街坊的抬爱，生平第一次告别纯粹的家庭主妇，有了正式的工作，成了浏阳机关幼儿园老师，与她丈夫一样为人师表，从此与我老爸平起平坐。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但她却有独特的个性，柔中有刚，不畏权势是母亲的最显著的特点。所以1952年的返湘之旅，经三千余里转展，历时20多天，她拖家带口，一马当先，这样的母亲，就两个真字形容，真好真棒。

我母亲的确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大逸爱胡乱写点东西，总有一天，我会认真写点关于母亲的回忆，关于母亲的故事。不象现在，想起一点写一点，而是把若干个小文章修整修整，然后集成一个篇章，书名就叫《母亲》，或者《母子之间》，这个题目我之所以可以写写，是因为母亲对我的教诲实在太多，她用身教，也以言传。父亲却不一样，他身教多，言教少。他们对大逸的教导虽不一样，但都值得我写，要写一辈子。

文章暂时写到这里，不过，我母亲说的是带成都口音的浏阳话，你可能听不明白，大逸这里翻译一下：

“一个人到了我这个程度，钱有什么用？是不是。有再多的钱都是一埸空事，还是要键康才好。”这健康两字妈妈用的声音还特别大。说是老人家有老年痴呆症，其实她并不糊涂，她教起她儿女来，母爱之心跃然纸上，一如既往，语重心长。她每天不是在叨叨，她仍然在给她的儿女们讲世间故事，讲不易人生。我的母亲，你尽管说，我一辈子都在倾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