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

林子

对这段历史不甚了解，补上一课。

摘自《网易新闻》——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出发，向国民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于10月10日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为了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让步，同意让出八个解放区，并将八个解放区的抗日部队逐步撤退到陇海铁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广东解放区是中共让出的江南八个解放区中最大的一个。为履行协定，东江纵队主力奉命于1946年6月北撤。

然而国民党并不打算就此善罢甘休，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广东境内有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存在，认为东江纵队是“盗匪流寇”，另一方面紧急调集兵力，进入广东，企图在虚与委蛇的谈判过程中消灭东江纵队，解决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境内的有生力量。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行军，到了6月下旬，各路人民武装遵照协议，克服了重重障碍，东江纵队江南、江北和粤北的部队先后如期安全到达大鹏湾葵涌沙鱼涌。为了统一领导，集结部队临时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曾生为书记。

此时以东江纵队为主的中共抗日武装人员2500余人，只携带轻武器连同部分家属子女按计划从各个战场赶到大鹏湾畔的沙鱼涌（现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集结，准备登上美军三艘登陆艇北上山东烟台。蒋介石不想看到二千多共产党军事骨干撤到山东后壮大解放区，遂给时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发出一封密电，让张在中共武装人员聚集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狭小的湾涌时，“聚而歼之，一网打尽”。然而，蒋介石要在大鹏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阴谋没有得逞，东纵部队成为全国南方抗日游击区唯一北撤成功的范例。尔后，以这支英勇北撤人员为骨干而成立的“两广纵队”，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这支部队也成为解放广东和建设广东的重要力量。化解这场危机，粉碎这个阴谋的，是按周恩来指示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广州行营的中共特支主要成员左洪涛、杨应彬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这是我党统战和情报史上一次重大胜利。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这个史实予以论证：一、蒋介石发给张发奎“聚歼”密令属于绝密级，张发奎指令广州行营参谋处制定“聚歼”东纵北撤部队的作战命令亦属于绝密级，非处于行营军事核心部门的人员很难获悉。而杨应彬却是第一时间能够接触到这个密令和计划的人，因为他此时正担任广州行营参谋处作战科的作战参谋。根据他的回忆录《金华集》以及他和夫人郑黎亚联名撰写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一文中，对如何获取该情报有详细叙述。初时，杨应彬并不知道老蒋发给张发奎的这个电报。后来，广州行营秘密部署后，由参谋处作战科中校作战参谋何兆康（兴宁人）起草了作战命令，然后按程序会稿给主管兵力、装备和驻地等业务的作战参谋杨应彬。作战命令上，国民党广州行营密令驻扎在淡水、龙岗、宝安约3个师的军队，在指定时间内，对集结在王母圩、葵涌一带的东纵北撤部队采取突然袭击，企图将我北撤精英“聚而歼之，一网打尽”。杨应彬看到这个作战命令后惊出一身冷汗。但他若无其事地按常规办完会稿手续之后将原稿退还给何兆康。中午快下班时，他提前几分钟立即赶到行营副官处找到任副处长的左洪涛，把作战命令的主要内容向他作了汇报。左洪涛意识到这个情报的分量，他立即找到狄超白（抗战前同薛暮桥、孙冶芳等人合办《中国农村》的老党员），想请他把情报送到香港去。狄说他有紧急任务走不开，建议左到爱群大厦找萨空了（时任香港《华商报》总经理，是刚从蒋介石集中营被营救出来的进步报人）。左按狄超白提供的房号到爱群大厦找到萨空了，告诉他这个紧急情报，请他迅速赶去香港报告给连贯或饶彰风。萨空了一口答应，说他明天就搭最早的一班火车去香港。第二天一早，左洪涛从三楼跑到杨应彬的住地四楼，高兴地对杨说：“送到了，送到了！”

——摘自杨小村《中共特支成员杨应彬、左洪涛送出情报，使东纵部队成功北撤的史实》

1946年30日凌晨，军舰启航。2583名东纵北撤人员告别了家乡，为了和平民主事业，踏上了新的征程。经过5个昼夜的航行，北撤人员于7月5日凌晨到达山东烟台解放区，成功实现军事大转移。

东江纵队北撤是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有力支持。从谈判到集结，再到登船北上，东江纵队在北撤中经历了重重困难，终于顺利北撤烟台。到达烟台后之后，经过休整锻炼，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在北撤部队基础上成立了两广纵队，为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