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阳知青文集】祖均（一）

李平均

祖 均（一）

作者 蒋卫平

大崇公社岩脚大队知青

祖均又托人给我带来一包干嫩金黄的金银花。

三月春意料峭时节，我陪市财政局几位领导去岩脚考察项目时，慢性咽炎犯了，嗓子干痒。我自言自语地说，回家还是买点金银花泡茶喝喝。说者无心，祖均却将这句话记在了心里。我很难想象，他一个花甲老人，得花多少时间，在高峭的溪坎上采摘了多少金银花，才能晒成这么一大包干货呀。望着这包金银花，不由得又撩起了我几多漫漫的青春记忆，心头掠过几多淡淡的烟云伤感……。

（一） 走出校门，成为知青

公元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在黔阳县安江一完小的大操坪里，人声鼎沸，红旗飞扬，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黔阳县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第一批在中学学习的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即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农村广阔天地。

当时，我还不满十六周岁，在黔阳一中教书的父亲被打成“黑鬼”，还在老家农村铁山公社高桥大队接受劳动改造；担任小学领导的母亲头上还戴着“走资派”的帽子，还不能乱说乱动。我只能抱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信念，怀揣着懵懂的革命向往和憧憬，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决心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脱胎换骨去改造自己。

那天，我背着一个黄挎包，里面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些洗漱用品，挑着母亲出嫁时的嫁妆——一口外裹着薄薄革皮的木箱和一套棉被，满怀激情地来到这喧嚣的会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看不到父母来送别的身影，只见年幼的弟弟给我送来了两个馒头和恋恋不舍的眼光。当我们坐上敞篷汽车，离开城市，离开父母，望着那安江街头熟悉的百货大楼，“巍峨高大”的人民剧院，“森严敬畏”的黔阳县公安局窨子围墙，以及那近乎“神圣庄严”的黔阳县革委会大门和那令人向往的“林业汽车五中队”大门，渐渐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时，我才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已从这里起步，去开始艰难的人生旅程了。

我们一千多名中学生就这样一个上午成为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也不知道我插队的那个农村处在何方，反正“中华儿女志在四方”，随车走吧。

汽车尾部扬起了滚滚黄尘，弥漫了我们的眼睛，不一会儿，车上的人群头发都已灰白。我们过了两路口，翻过牛犁坳，再走了十多公里，汽车拐进了一条乡村小公路。在一个叫“樟木树下”急弯下坡处就听到一阵阵锣鼓声，只见一队像是学生模样的人群在敲锣打鼓地迎接我们。哎呀，我这一辈子还未享受过如此殊荣，心里禁不住一阵阵激情荡漾。汽车礼节性地稍微停了一下，然后就众骑绝尘，将我们送到了大崇公社革委会院子里。那是一块座落在乡村公路旁的小院落，占地大约有3000来平方米，中央黄土坪应该算是一块篮球场吧，因为两端竖着歪歪斜斜、似乎又有些陈朽不堪的木制篮球架。两侧各是一排木板房，大约有三十多个房间，那就是公社的机关办公室和宿舍，球场正前方是一个大约有二十来平米两侧开敞的舞台。我们将要在公社木板房天花板上住一宿。据说，为了欢迎知青的到来，晚上还要开个欢迎大会，并且还有石板桥大队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为我们作欢迎演出。

袅袅炊烟夹着夜霭轻轻散去。随着夜幕降临，露天舞台横梁上那几盏一百瓦的白炽灯光普照公社革委会院落，甚至波及到附近的庄稼地。似乎电压不足，那缀落在附近山坡上的一栋栋木房农舍亮起了昏暗的灯光，若明若现，在我眼里看来，还真是别有一番乡村版的天街风情。

晚上八点多钟欢迎大会开始了。首先，由公社革委会主任谢申玉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大约十点多钟，文艺演出开始，我现在已记不清那台节目的其他内容了，但那场学演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却是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的。尽管表演的舞台宽度大约不足5米，但舞台两侧看节目（确切地说应该是看热闹）的小娃儿几乎占驻了舞台的“半壁江山”。可能是见惯不怪吧，就是这样的演出环境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演员表演的情绪：耳边只听得锣鼓一通响，由石板桥大队团支部书记蒋明泰饰演的杨子荣头戴军棉帽，身披军大衣，手执一把木头手枪，伴随着“呀呀嗨”的吆喝声出场了。那个扮相，和现在火得很的大衣哥朱之文倒还有几分相似，引得我们这些在安江多次看过黔阳地区京剧团演出《智》剧的城里学生忍俊不禁。但是，笑过之余，我们又不得不佩服这些农村青年热爱文艺，热衷表演的热情和胆量。我也没有料到，在农村后面几年，我与农村文艺宣传工作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落户农村

第二天上午九点来钟，各个大队和生产队派出的社员陆续来到公社，帮分配到他们生产队的知识青年们挑行李，接到队里去。

来帮我挑行李的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小青年，他脸庞精瘦，个子也不高，骨架子和我差不多，穿一身带不少补丁的衣裤，但那一双穿着草鞋的脚板却宽大厚实，黑里透红。他扎着裤脚，腿小肚子有点胀鼓（按农村的话说，腿小肚子胀了就开始登力成年了），一看就知道他是干过多年农活的。我饶有兴趣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到队里还有多远呀？你挑得动吗？他大大咧咧地回答说：“我叫段祖均，你就叫我祖均吧，你这行李没有多重，城里的人刚开始挑担是走不惯山路的，你莫管，跟我走空路就行，走二十来里路就到队里了。”就是这朴实和充满人情味的几句话，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就这样，我空着手，他挑着担，和其他人一起上路了。真是谁也没有想到，冥冥之中，这一挑行李，却挑出了我和这个土得掉渣的普通农民，跨越了半个世纪不解的情缘。

我们一伙沿乡村公路走了大约八里路光景，来到一个叫“清水湾”的地方，这里当时是这条公路的尽头。我们从这里一颗古樟木树旁拐进了一条小路。祖均告诉我们说，从这里开始上“上界”了（也就是上坡），上坡走七里，下坡走八里，就到了我们队里了。

走进那铺满马尾松落叶的幽径，松松软软，我感觉真舒坦：但见两边松云杉海，林涛嘶吼，野花吐艳，鹊鸟争鸣。从马尾松以及阔叶乔木树叶之间的空隙中钻进来的阳光，斑斑点点地洒在山路和灌木丛中，象筛动的滩滩碎银。还有着我叫不出名的野花绽放着，散发出阵阵幽香，大山里的景色美得真令人沁魂销骨！

我们在密林中沿崎呕山路爬上了山顶，接着，又走了约八里路的盘山下坡路，眼前出现了一番柳暗花明的景象：我看到了一块狭长、弯弯曲曲的“盆地”，祖均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知青将要插队落户的岩脚大队。

我停住了脚步，想要把我将要落户的地方看个仔仔细细，明明白白：只见那层层梯田弯曲叠嶂，上面还蠕动着牧童和健壮的牛犊。八面山最高峰——苏宝顶好像就在前方不远处，从山顶上发源的一条溪流清澈透底，翻腾着调皮的浪花，拍打着大块大块圆涩的石头，穿过这块不大的盆地，弯弯曲曲向北潺潺流去。四周崇山峻岭，两旁山坡稀稀拉拉散落着木房农舍。山脚下有一处大约拥挤着百十来户人家的院落，那一溜青石板路和一堵高大的窨子墙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虽处穷乡僻壤，但以前也曾有着乡村的喧嚣与繁华。窨子墙围着一栋两层楼的木房和一个可当作会场的小平房，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就是岩脚大队的行政中心——大队部。

中午时节，我和吴小林、王南岭、黄青云、彭干明、郭海云等六位知青，跟随祖均和其他几位帮着挑行李的社员，来到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大崇公社岩脚大队月家生产队。

那一次下放在岩脚的知青共八十九人。岩脚大队共有十三个生产队，在这块较平坦的垅里只有花厅，月家等八个生产队，还有五个生产队都在高山坡上，从垅里还要爬几里路的山坡，才能到达生产队。可能是带队的黔阳一中补昌连老师考虑到我们初中班年纪较小，所以，基本上都安排落户到垅里这几个生产队，而那些高中部的同学，基本上都安排落户到高山坡上的那几个生产队。

月家生产队离大队部仅一溪之隔，它座落在青山脚下，主要由两个大院落组成。村子后面山坡上楠竹、松树、杉树和油茶树青翠欲滴，郁郁葱葱。从溪边沿着三十多阶的青石板走到一个平台上，往右边走的院子叫“黄鱔盘”，往左边走的院子走叫“月家盘”。平台后面用石块砌成的一溜岩坎上有一颗苍劲茂盛的老桂花树，散发着浓郁的香味沁人心脾。那个叫“黄鱔盘”的院子里漆着桐油的木房一栋挨着一栋，错落有致，中间还有一个大禾场坪。院子周围有枣树，桃树，梨树，李树；山脚下一口长年不断的井水清澈透底，清甜可口，并通过竹筒连接到院子旁边哗哗流淌着。

生产队队长段惟印是一个精明干练的中年人，他话不多，但待人非常诚恳，在队里很有威望。他把我们带到黄鱔盘，安排我们3个男知青就住在惟善叔的一栋两层木房的楼上，下面是粮仓，上面是两间木房，四周都是木栏杆走廊。站在走廊向前方远眺，可以见到连绵逶迤的群山；向下俯视，碧绿清澈的溪流和层层梯田就在眼鼻子底下。

由于暂时没有床，祖均给我们抱来两大捆稻草在木地板上铺开，我们垫上棉絮，躺上去感觉还蛮舒服的。女知青就安排住在祖均叔叔家临时腾出来的一间楼上的木房，房子是小了一点，但还是挺安全，很干净。能有这样的住宿环境，我们感到很是满意。

林二满娘把她家一栋侧房腾出来给我们做了灶屋（城里人叫厨房），里面摆着一个新做的火炉塘架子，火炉塘上面摆了两根短脚长凳，中间有一个铁称架，一口锅用来炒菜，一个笼罐用来煮饭。看来，队里为我们知青的到来，事先还是作了很多准备的。

第二天，队里给我们知青每人发了一担崭新的箩筐，一根竹扁担，一把柴刀，一把茅镰刀，一把宽锄头，一把窄锄头，一个斗笠，一件蓑衣。祖均对我们说，有了这些工具，就可以应付基本的农活了。后来，我嫌竹扁担不结实，又托信叫我老家的堂兄给我削了一根溜光扎实的枳木扁担，而这根扁担就一直陪伴我度过了近八年的农村知青生涯。

（三）送公粮

我记得我上山下乡干的第一件农活就是送公粮。

挑担子，这完全是靠肩上和腰腿上的功夫。说到这里，我还得感谢我的父母。父母从小就着重培养了我们热爱劳动的品德：我九岁就学会洗蚊帐，刷洗衣服、被单，十岁起就常利用假期和小伙伴去安江对河的涝溪农村砍柴。1968年上半年，安江文革武斗接近了尾声，但还是没有复课，我们没事干。母亲就将我送到安江镇有个叫“贺三爷”的包工头那里去做小工，七、八月酷暑天到安江平瓦厂出窑挑砖，每天可得八、九毛钱的工钱。在那里干了几个月，我收获颇丰，尤其是锤炼了我的意志品德和腰腿功夫，因此，对艰苦环境和劳动，我自信还是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因此，我把送粮谷的困难估计得不足。

第一次送公粮，我开始准备挑一百斤，祖均劝我说，先试试吧，开始不要挑多了，这担粮谷要送到“清水湾”，来回有三十来里地呢。我听了祖均劝告，就挑了八十斤，才上肩走平路我觉得还轻松，一溜小跑走出平垅后，到了那个“七上八下”的上坡路时，我己隐隐约约觉得肩上担子越来越重，离坡顶还有约一里路时，人就象喝醉了酒，踉踉跄跄，最后，竟迈不开脚步了。毕竟，这是我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在不满十六个年头里，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走这么远的山路，爬这么陡的长坡。当我咬紧牙关，竭尽全力一步一步艰难地挪上坡顶后，我扔下担子，一屁股就坐到地上，浑身像散了架，一动也不想动了，我体能己到了临界点。想到还有好几里的下坡路，并且据说还是“上坡容易下坡难”，我几乎已临近崩溃。

就在这时，祖均已将公粮送到了那个地名叫“清水湾”的收购点并返回来了，他嘴里还快活地哼着小曲。他走到我身边，只感叹了一句：“作孽喔，你是第一次挑这么重的担子走这么远的路吧？莫急，你休息一下，我帮你挑下去。”接着，他放下空担，二话不说，把我那担粮谷挑起就走。这时，我才知道，我与同年的农村青年在体力上还有着多大的差距呀！若不是他帮我，我还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将这担粮谷送到目的地呢。

第一趟送粮返回后，吃了早餐，我第二趟只敢挑六十斤，这趟还好，一个上午，就顺利地返回队里。

吃了中饭后，又挑了六十斤。

到了晚上，我才感觉到，我己疲惫到了极点。现在回想起来，一天挑担走百余里路，其中四、五十里路还是肩挑重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呀！

经过一年的锻炼，也就是到了一九六九年十月金秋送公粮的时节，我能够每次挑八、九十斤，每天送三趟，返回路过丛林时还可顺便砍一捆柴火。收割稻谷时，挑一百三，四十斤重的稻谷走一里多路也不感到很吃力了。

记得有一天送了三趟粮谷后，人已经非常劳累，但时间还只到下午四点来钟。见天气还早，队长又叫大伙儿去挖茶山“刨灰”，也就是边挖茶山，边砍杂草并将山上的枯枝烂叶腐土刨到一堆进行焚烧，收集拢来就是上好的钾肥，既给茶树松了土，又清理了杂草荆棘，便于今后摘茶籽，也积了肥料，一举三得。古人不是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感叹么，只不过那“落红”现在是落木腐土，“春泥”便是草秸土灰罢了。

这个时候还要上山“刨灰”？我真是累得不行了。但那个时候，上面天天宣传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狠抓阶级斗争，要革命加拼命，谁敢唱反调？于是，我强打精神，跟着社员们，扛着锄头，背着柴刀来到村后面约一里路的茶山上，一字儿排开，一边砍荆棘，一边刨地挖蔸，并将挖出的树蔸用枝条捆好准备挑回去当柴烧。

大约六点多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霭慢慢地弥漫了整个山坡。收工了。我用锄头的一端钎起一捆树兜，扛在肩上，锋利的铁锄一端在我前面。也许是太累了，我不小心一个踉跄，树蔸顿时滑到地下，铁锄就象一个一头突然失重的跷跷板，狠狠地砸在我脚杆上，顿时，我腿杆上被砸开了一个约半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痛得我咬紧牙关，连大气都不敢吸一口。这一锄，也似乎是对我心灵上一记重重的撞击，我伤心地流泪了。

这是我知青生涯中的第一次流泪。但对天发誓，我决不是因为疼痛而哭泣，而是心灵受到的撞击太震撼了。那一刹那间，我想到了许多许多，第一次恐惧地感到了人生的迷茫：挑担送粮来回六趟，行走百余里，还要上山挖地“刨灰”；十六、七岁正是求知好学的追梦年龄，却不能在学校里念书，而来到乡下受这般苦累；不知道今后在农村还会遇到什么艰难？我在农村还要呆多久？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算了？……。人啦，在受苦的时候若一胡思乱想，就像千万种悲苦委曲骤然涌上心头，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就象决堤的河水一涌而出。那时，我确实没有想到红军长征的艰难；没有想到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没有想到董存瑞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舍身炸碉堡；没有想到龙梅，玉荣舍身护羊群；没有想到邢燕子，董加耕在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没有想到要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没有想到这就是脱胎换骨……，而想到的尽是满满的委曲和酸楚！

祖均此时听到我大叫一声，和胡连生、惟亮、惟祥等其他几个小伙伴都跑到了我身边。祖均麻利地到路旁扯了一把叫“苦崽公”的野菜，用嘴嚼烂，敷在我伤口上，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条皱七皱八，似乎从来没洗过的手帕，紧紧包扎住我的伤口，背着我回到了木楼。

说来也怪，那草药也真见效，血不流了，也不觉疼痛了。第二天，我腿上缠着手帕，一瘸一拐还得去挑担送公粮啊。

如今，我腿“当门杆”上，还留下一个约半寸长的瘢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