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2018年夏天我回新疆奎屯，感谢李书范同学召集同学相聚，我们同学与蒋金泉老师和王海鹰老师的合影。</h1><p class="ql-block"><br></p> <h1>后来张淑霞同学召集奎屯及附近的同学聚会把我高兴得都没有留照片，原以为第二天到独山子再聚，我竟然记错日子第二天要回上海，辜负大家一片盛情，至今感到内疚。</h1> <h1>1986年我和同学蓝瑞（已逝世）上学时在学校的大楼前留影。</h1> <h1>上学时女同学在游乐场一起赛车。</h1> <h1>我们和杨万才老师在学校科研处门口留影。</h1> <h1>我们与老师一起工作。</h1> <h1>我们同学三人在编辑学报。</h1> <h1>1988年我与陶老师（已逝世）等奎屯政协领导到南疆喀什考察。</h1> <h1>在学时我们一起到同学家作客。</h1> <h1>蔡老师和几个男同学在教学楼前留影。</h1> <h1>30年后伊犁教育学院这条无形的纽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h1> <h1>蓝瑞同学功不可没，千方百计把我们在沪同学召集在一起。</h1> <h1>欢迎何俊玲同学到上海。</h1> <h1>大家欢送韩晓红回新疆过年，临别再三叮嘱把我们对新疆同学的问候带回去。同学情，朋友情，拗不断，掰不碎，同学情谊永远不断。</h1> <h1>欢迎宋宁慧同学及其父亲到上海。</h1> <h1>2019年夏天欢迎陶晓元（逝世）、陶晓谷同学到上海。</h1> <h1>欢迎潘文豪（逝世）同学夫妇到上海。</h1> <h1>欢迎姜志翰同学到上海。</h1> <h1>欢迎崔江宁同学夫妇到上海。<p>36年弹指一挥间，而今迈步从头越，大家诉说别后之情，谈谈家常，叙述对生活的憧憬，即使我们已退休，还是沒退休，从新疆到上海还有很多理想的事情需要我们去面对，但是乐观是大家共同的态度。</p></h1> <h1>我们在沪同学，建立了《缘来上海》群，我们不是一家情似一家，经常相聚，诉说衷肠。</h1> <h1>群主程波同学夫妇俩多次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我们同学情谊在一起亲如家人。</h1> <h1>我们中文一班毕业合影。</h1><h1><br></h1><h1> 难忘《伊犁州教育学院》</h1><h1>我调到奎屯市四中，四中的书记曾经与我岳父在一起同事过，很看中我，于是接纳了我，并且一年后让我脱产到州教育学院进修学习。</h1><h1>上世纪80年代是个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的年代，拨乱反正，振兴教育，尊重知识已蔚然成风，有些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学历，进学校深造，获得文凭成为很时髦的事情。</h1><h1>伊犁州教育学院是奎屯的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是伊犁州地方最大的教师进修学院，它对州属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招生。当时学生除了在职老师外，还有党政事业单位以及某些企业输送的学生，我在校那一年还有一个专门为解放军的军官进修的中文班。我有2个学生也来进修，我是她们的长辈，你说与她们年轻人在一起，师生同堂学习，真是其乐无穷。学习是全脱产的，绝大多数是带薪上学，拿着工资，悠哉，悠哉地读书，正是幸福极了。中文专业就是就是老师开书单买书，读书，游弋在书海之中，“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点不苦，“书山有路勤为径”，这句话不假，这么多书目，买那么多书要看完也真不容易。有些古文至今都没看完。你想想后来我调动工作到宁波，家具托运行李就是七大箱书籍，真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但是我与书交朋友，要感谢州教良好的读书氛围。</h1><h1>我们老师是从事几十年教育的老教师，有复旦，北大，南大，北师大，华师大，陕西师大名校毕业的老师，层出不穷。举个例子我们的古代文学老师陶天白著名爱国人士。一九一六年出生于安徽长丰县，一九三三年就读于张治中创办的黄麓乡村师范学校，后就读于梁漱溟创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一九四五年受聘为原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张治中的私人秘书，跟随张治中先生亲历了国共重庆谈判、新疆“九·二五”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新疆八一农学院预科部主任、石河子中学校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协委员、奎屯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离休前是伊犁师范学院奎屯校区副教授。平地一声春雷，十一届三中全会解除了人们身上的桎梏，“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金子终于重发光彩”，陶天白老师又回到了教育岗位，那时他是新疆伊犁教育学院的中文系副教授，我三生有幸成为他的学生。那年他六十八岁，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满头银发，消瘦的脸庞，两眼目光深邃。他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有着独特的魅力。他上课思路清晰，纵横捭阖，谈笑风生。记得当时学古代汉语，同学们都怕背，而他却当堂在黑板上给我们默写了《昆明大观楼长联》，一百八十二个字，一字不拉，一字不错，他那扎实的功底实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记得我们中文系两个班在阶梯教室上课，不出两个月他对我们每个同学都熟悉了，每个同学的名字都能亲切的叫出来。上课时常点名叫我们吟诵古诗文（不少人为此紧张），有次竟幽默地拿出两颗糖奖励同学，引得全体同学乐开了怀。他给我们上课是那样使人开心难忘，记得那年大家古代汉语学得特别好，为此他给每个同学送了一本打印的自己创作的《沙原寸草》诗歌集（后来此书出版）。</h1><p class="ql-block"><br></p><h1>杨万才老师是上海人，50年代的复旦大学毕业生，因为是复旦某著名教授的得意门生，在反右斗争中受到牵连被分配到伊宁，文革中受尽委屈，曾在伊犁地区农场下放吃尽苦头，有新疆牧马人之称，他在校兼职主编《伊犁教育学院学报》。他新闻系毕业，袁木等名人是他的学友，他有着敏锐的新闻人眼光，出口成章，落笔成文，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奎屯市政府经常邀请他去作报告，他虽然没有上我们的课，但邀请我们文学社的三位同学为《伊犁州教育学院学报》去审稿，校对，是我崇拜的老师。</h1><p class="ql-block"><br></p> <h1>我们中文系全体同学合影。</h1><h1> （接上文）</h1><h1>赖老师教我们现代文学史，他的讲义编纂很久了，翻得有些陈旧，可以说教材烂熟于心。但是他讲课中能穿插一些新的文学史研究成果，新货也不少，他十分尊重别人的意见，据说他支持女儿考大学，百折不挠，考了好多年终于榜上有名。他重视学术意见，有一个学生学期论文，否定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文学理论，否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这样的论文也没有不及格，他的包容和开放得到了同学们的佩服。我的教育论文《试论初中语文教材现代文的开头和结尾》参加奎屯市教育局论文大奖赛，为四中争得了唯一的奖项，我得来的荣誉不得不感谢教育学院2年学习的结果。</h1><h1>班主任王老师很年轻，二十几岁，长得英俊潇洒，和年轻的同学一般年龄，与大家很合得来，对我们可以当他老师的学生很尊重，还经常得到他的表扬。我记得我的一次关于《荷塘月色》作品的评析文章得到了他在两个班的表扬，他说：评析有深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向大家介绍，他的表扬时的神态和语气我至今记得。他当老师没有架子，还和同学们一起到独山子公园去玩，师生同乐，我记忆深刻。</h1><h1>有一位老师，很有意思，他任教的这门课应该难不倒我们，谁知道他因为妻子的缘故（妻子是文化程度很低的工人，因为他，把她送进班级混个大专文凭，按理应该低调点），可他认为班级一些人，看不起他妻子，便与大家为难，考试中让不少同学这门学科结业考，不及格，要补考，而他妻子考分不错。引起同学的公愤，一些同学找教务处反映，要查阅考试卷，而且要把他的妻子卷子一起与不及格卷子比照，是否有舞弊，是泄露试题？还是压低别人的分数？学校出面调解，这件事弄得这位老师很尴尬。</h1><h1>我们有几个同学家在奎屯，不住校成了走读生，新疆的生活节奏很慢，中午有午睡休息时间，我们回家吃午饭，我与蓝瑞，史建苹，李书范，王全义等同学一路骑车有说有笑，谈天说地，谈上课，谈心得，好开心呀。蓝瑞与我一样也是上海支边青年，而且在棉纺厂曾与我岳父做过同事有一定交情，与我有说不完的话题。史建苹在电视台工作与我弟媳妇一个单位，她需要新闻稿件，要我们投稿，那是小菜一碟，我们随便一块豆腐干大的稿件，几百个字，也能得到10元钱的稿费，（当时工资七十元，没有奖金，也算是一点外快），我们谈话话题更多了。而李书范是我的同桌，他为人比较谨慎，在人群中不太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与我悄悄话很多。</h1><h1>当时办学向北大学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有人说:八十年代是中国近百年来最好的年代，那时的国家开始发生变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那时的人们互敬互爱，没有如今的喧嚣和心浮气躁，那么80年代的大学生活也应该是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人们的生活简单干脆，没有虚荣、没有攀比，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快乐和幸福。</h1><h1>80年代，那是一段理想主义盛行的激情岁月。每一个人虽然钱财不多，人微言轻却有远大前程憧憬，似乎万物皆为我所备，躬逢盛世，整天沉浸在莫名兴奋之中。一心以为鸿鹄将至，弯弓搭箭，建立世功，立马可待。社会如人，80年代，那正是青春年华之时。</h1><h1>当时校园里最时髦的事情跳交谊舞、演讲、各种结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年轻人留长发穿喇叭裤唱着当年流行的校园歌曲。那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时代，每个人都能畅想自己的梦想。我喜欢高谈阔论，针砭时事，书生意气十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和几位老师发起一个“昙花文学社”，意思是文学社如昙花一现，即使夜间开放，不为人注意，芳香也要留人间。我们油印了4K纸的小报，还参与了学校举办的演讲会。我的演讲题目是《文凭重要还是水平重要》，我针对当时社会文凭热的现象，抨击只有文凭没有水平的社会现象，呼吁社会重视实际能力，不要忽视来自于生产第一线具有实践经验的人。实际上当初也是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学习机会，没有文凭的真才实学者呼吁。那天我十几分钟的演讲一气呵成，不看讲稿对我来说实在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当我讲完，看看坐在第一排的领导和老师，他们都是有文凭，高学历者见我大放厥词，是不是对他们有所不尊。那时自己实际是大龄学生，但是心态上与年轻人一样，我不仅参加演讲，还参加冬天长跑比赛，学校不仅年轻学生多，还有体育班，他们都是长跑健儿。那是个寒冬腊月天，长跑必须带上帽子遮住耳朵（否则要冻伤），跑步呼出的气，使人白霜满面，帽子，头发、眉毛都染白了，像圣诞老人一样，因为我每天坚持长跑锻炼，我跑步的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h1><h1>由于我们的文学活动引起了校刊负责人杨万才老师的重视，他聘请我和何义林、魏玉臻为业余编辑。我因此审稿看到了很多学生和老师的稿件。有位老师的文字稿不仅文字隽秀，思路贯通，条理清晰，一气呵成，看了叫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文章标点都恰到好处，不需要你改动一字，挑不出一点毛病，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们帮校刊编辑了三期，我得到杨老师的赏识，他向学校申请把我留在教育学院校刊工作，但是州教育局规定进修学生一个不留，虽然它破灭了我想在高等学校工作的梦想，但是我却更崇敬他，在我的心里他是知我者。以后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至今。</h1><h1> 我感谢大学不仅让我学习知识，游弋于书的海洋，养成读书的习惯，由于是中文班，老师指定我们学习阅读很多书籍，因为改革开放，出版书籍很多，再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购书很积极，古文老师又向我们开了很多书目，我们是带薪学习的学生，买书有的是钱，至于工具书只要有卖，都把它收下，《辞海》、《词源》等等大部头工具书都在我的书橱里。1992年我调动工作，七大箱行李都是书籍，其他一概不带，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虽然书现在似乎成了累赘（搬家真不容易），但是书还是我最真诚的朋友，不离不弃。</h1><h1>大学读书，更让我懂得了学习的方法，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大学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是告诉你怎么去掌握知识。知识瀚海做学问，做研究。我记得哲学老师给我们讲述了知识树的概念。“知识树”破天荒般地揭示了知识的结构、形成规律和过程与树的结构、生长规律和过程如出一辙。这是人类首次发现人类文化和文明与树的密切逻辑关系。虽然“知识树”的概念已被世人广泛应用。但在当时恰如一盏明灯给我们指明整理知识的方法，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他教我整理资料，所以我的收藏和书籍等等都保存的有条有理。它使我们摆脱了死记硬背的读书方法和凌乱的思路。</h1><h1>语文教学法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魏书生在初中语文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思考和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教学方法，包括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六个步骤，即“六步课堂教学法”。魏书生老师的课堂讲究少讲多读，他认为“讲得少，教师才更珍惜讲课的时间，仔细考虑哪是必讲的内容，哪是讲了以后学生能记得住、能理解的内容。讲的少学生才可能记住。读得多，学生才可能提高阅读的能力。六步教学法打破了传统的单纯传授语文知识、"填鸭式"、满堂讲的课堂模式,有效地解决了教学中教与学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h1><h1>我认为教学 6环节，“预习，上课，复习，作业，改错，小结，”6个环节都重要。教给学生自学的好习惯，俗话说“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老师不只是授道传业，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规律性的东西，自己学习的本事。</h1><h1>两年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在分别的时候，我请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留言。陶天白老师赠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之间其乐无穷。”老师叫我寄情于山水，我为此乐不知疲。杨万才老师赠言：“热情故可贵，方法尤重要，毕生求真理，境困志勿抛。”杨老师的勉励，我一直为理想奋斗，矢志不渝。我的班主任王海鹰老师的赠言：“善思考，有见解，往往不人云亦云。祝万事如意！”我做人宁折不弯，不人云亦云，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蒋金权老师的赠言：“厚积而薄发。”，虽然我很重视积累，但是我忍不住要发。哲学老师薛善福老师的赠言：“让我们以有限的生命，为无限的明天祝福！”老师的祝福，让我不断进取。同学的留言也精彩，更直白，它是我人生格言，我永生记得。（我做成美篇永远保存）</h1><h1>我离开伊犁州教育学院的学习生活已整整36年了，很多老师已经作古，我也远离了新疆，但是这2年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它使我系统学习了专业知识，培养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它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h1><h1> 仇国夫 2021-3-9</h1><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