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妈妈走了。在卧床不起、意识混沌、靠鼻饲进食三年半后,她终于渡过黑暗,得以解脱。</p><p class="ql-block">妈妈生命的最后一程走得辛苦,一歩三回头,几次报病危,又都缓了过来。她舍不得离开我们!可是,生老病死怎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今天人永隔,只能从妈妈留下的老照片中,追忆她的音容笑貌了。</p><p class="ql-block">妈妈于1929年农历九月初四出生于香港,祖籍浙江绍兴。她的父亲在香港中国银行工作,最高职位做到外汇部主任。她的母亲是官宦人家的独生女,“从小娇生惯养,婚后沉迷于打麻将和看戏,对家务全不过问。父母做了8年夫妻,共生了5个孩子,全靠保姆人工喂养。当时我家用了3个保姆。”(引号中文字摘自妈妈80周岁时写的回忆录《风雨八十载》,下同)</p> <p class="ql-block">妈妈幼年时与父母合影</p><p class="ql-block">但是,妈妈在未满7周岁时便失去了生母,当时她的小五弟出生才7天。两年后,她们有了新的母亲。</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1938年外公外婆在香港六国大饭店举行婚礼</p><p class="ql-block">记得我小时候看到过一张外公外婆的结婚照,只有他们两个人,外婆穿着婚纱,很漂亮。但这次没找着,估计是WEN-GE时被毁了。我一直纳闷儿,外婆那么年轻漂亮,怎么肯嫁给拖着5个孩子的外公?应该不是因为家境不好生活所迫,因为妈妈说,外婆“25岁丧母后,随父从苏州去香港投靠同父异母的姐姐,她姐夫是上海华成烟草公司的二老板,该厂生产的美丽牌香烟解放前十分风行。”我印象中,外婆是典型的苏州女子,柔柔弱弱的,说话又轻又慢,走路、吃饭也是又轻又慢。我不记得她跟谁发过火,也许是因为她一辈子没工作过,所以一辈子顺从外公?</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全家福 可能拍摄于1939年</p><p class="ql-block">妈妈说:“开始时,我和二弟受老保姆的教唆,根本不理睬她,直到1941年日寇入侵香港,我们全家逃难到内地,历尽艰辛,共过患难,关系才逐步改善。”</p><p class="ql-block">1941年,日寇占领香港,“我们不断逃亡,从香港逃到广州湾(今湛江),后又逃到广西玉林、梧州、桂林,贵州都匀、独山、贵阳,四川江津、綦江、重庆、牛佛渡,经历了4年多颠沛流离的生活。尤其是逃到独山时,所有行李和细软金钱都被国民党散兵抢夺一空。幸得沿途中国银行资助,一家9口才半饥半饱地活了下来。”</p><p class="ql-block">妈妈没有详细写一路逃亡的情景,但那么多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足以让我脑补,想象得出,那一路逃亡的所见所闻所感,在他们那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在他们思想感情的变化中起着怎样的作用。</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照片的背面有妈妈写下的3段话。</p> <p class="ql-block">第一段,“摄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廿三日,在抗战胜利由重庆返穗后”。右下角写着“1947.1.23 at Canton”,字迹较淡,被第三段话压住了。</p><p class="ql-block">第二段,“在今日我和四弟已远离了爸妈弟妹,到哪一天我们才能重摄这样的一张相片呢?9.30.50”。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几天后,刚满16岁、尚在读高二的四舅就报考了昆明的军政大学,他事先并没与家里商量,外公是从报纸上看到军政大学录取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才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妈妈于11月11日报名参军,也要离家去广东花县。家里一下子陷入混乱和悲伤的气氛中,不放他们走是不行的,外婆拿出两个金戒指,给他俩一人一个,说是若太苦,挺不过去,就把戒指当掉买车票回家。当然,妈妈和四舅都挺过去了,妈妈参军5年后转业,四舅则在昆明当了一辈子军医。为什么妈妈在离家一年后才写下第二段话呢?因为那是个特殊的日子?不管是因为什么有感而发,言辞中充满了失落。</p><p class="ql-block">第三段,“一种形式而已,今天我、二弟、三妹、四弟都远离了爸妈,都为了我们的祖国,都为了幸福的明天,这别离是光荣的!51.7.?”写这段话时,妈妈已俨然是个热血青年了。</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这张照片拍摄于1953年元旦。那时,妈妈即将随爸爸从陆军调任海军海岸炮兵八团,离开广州去驻守海南岛。照片中除了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和姐姐,左边是大姨小姨,右边是五舅小舅,小姨还戴着红领巾,小舅可能才刚上小学。忘了是妈妈还是小姨告诉我的,妈妈第一次把姐姐抱回外公家,把她放在床上后,大家围坐聊天,忽然发现小舅趴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姐姐,妈妈开玩笑说:哇,你这么喜欢她,长大嫁给你吧。吓得小舅扭头就跑!</p><p class="ql-block">小姨跟我说过,1957年大鸣大放,外公因性情刚烈,口无遮拦,说了对银行领导不满的话,受到批判,急得妈妈每天下班都拉着爸爸“扑”到外公家做他的思想工作,教他怎样做深刻检讨。而妈妈一个人是搞不定外公的,因为她跟外公一样性急,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外婆更是只会垂泪,还犯了心脏病。只有我爸爸,不厌其烦地劝说外公,分析他错在哪儿了,帮他修改检讨书,最终使外公躲过一劫。但外公仍被降职降薪,解放初期就因他是“留用人员”而工资锐减,这次又降,对家里的生活影响不小,好在那时部队已改供给制为薪金制,二舅和四舅每月寄钱贴补家用,而我爸爸妈妈则承担了小姨大学5年的费用。所以,小姨始终对妈妈尊敬有加,称妈妈为“恩大姐”。妈妈晚年,小姨常从香港回来看望她,还经常给她买这买那,寄这寄那,连我也得到不少实惠,我手上的玉镯就是小姨送的,我知道,这里包含着她对“恩大姐”的报答,也包含着对我替她照顾“恩大姐”的感谢,所以我一直戴着。</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这张照片拍摄于1961年8月,照片中是我们一家6口、外公外婆和小姨小舅。那一年,爸爸奉命从海南岛调往哈尔滨,带着全家从广州先坐火车到上海,然后绕道苏州去看望外公外婆。外公退休后,从广州搬回外婆的老家苏州,身边只有小舅一个孩子,小姨当时正在广州中山大学上学,恰逢暑假,所以在家。我依稀记得,外公家住在观前街的一幢老房子里,楼梯、回廊都是木头的,走起来咯吱咯吱直响,有一只大白猫,总是悄没声儿地跳到身边的窗台上,吓我一大跳。</p><p class="ql-block">小舅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据说小时候特别皮,外婆怕他在外面闯祸,下午不上课就把他锁在房间里。外婆在床上午睡,小舅故意在房间里抽“贱骨头”(即陀螺),扰得外婆没法睡,就把他锁在阳台上,谁知他竟然从阳台爬出去,顺着落水管出溜到一楼跑了。</p><p class="ql-block">小舅上高中时,因为生肝炎休学,没考上大学,第二年再考,还是没考上。那时正好开始宣传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人上山下乡的事迹,有关方面来动员小舅到农村去,外公在街道上是“光荣人家”的典型,他自己也常说:“我大女儿是海军,二儿子是空军,四儿子是陆军,我是海陆空总司令。”人家一动员,他抹不开,就让小舅到太仓当了农民。所以,小舅是我们家第一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1969年外公去世,家里只剩年老体弱的外婆一人,生活多有不便,便想着把小舅调回苏州。可是那时大批知青开始上山下乡,往城里调谈何容易?妈妈是大姐,又离得最近,所以义不容辞地一次次给苏州市民政局写信,终于在七十年代初把小舅调回苏州。</p><p class="ql-block">妈妈生病后,小舅几乎每年来上海看望她,每次不是带来烧好的鸽子、牛肉,就是新鲜上市的鸡头米,而且每一次都是当天往返,不肯麻烦我们。有一次我送他上车,下意识地说了一声“谢谢”,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谢什么啊?她是我大姐啊!”写到这儿,想起当时情景,禁不住泪湿眼眶。</p><p class="ql-block">其实不止小姨小舅,其他几个舅舅、姨,也是很把妈妈这个大姐当回事的。妈妈说,抗战期间逃难那段日子,“我不仅失学,且小小年纪,既要协助继母买菜烧饭做家务,又要担负起长姐的责任,照料弟妹们的洗涮缝补。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他们的保护神,有吃有穿都先保证他们,所以兄弟姐妹感情深厚,直到现在他们对我都较敬重。”这样的兄弟姐妹之情,我们这一辈已淡漠许多,下一辈更无从谈起了。</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这张照片上的帅哥,是妈妈的另一段故事,听她自己讲吧。</p><p class="ql-block">“我和刘XX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是我继母姐姐的儿子。1938年在我父和他小姨举行婚礼的香港六国大饭店,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年我9岁,他10岁,我叫他四表哥。我那时白白胖胖,他父母说我长得福相,是个有福的人,十分喜欢我,他也特别愿意和我一起玩。他父亲多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长大后做我的儿媳妇。’我内心也对他产生一种朦胧的感情。1941年后,我家逃难入内地,他家迁往澳门,我们断了联系。抗战胜利后,1946年春,我父调入广州市中国银行,他家也搬来广州,我们又见面了。他当时在学校寄宿,相聚的机会不多,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有了明显的差距,他家有洋房、汽车,而我父是普通职员;他是贵族学校岭南大学附属高中的高才生,我是市立职业学校的初中生;他高大英俊,一表人才,而我相貌平平……</p><p class="ql-block">“他去上海交大读书后,我们偶有书信往来,但感情已趋冷淡。1948年寒假他返广州,他父亲对我说:‘星期天我把汽车给你们二人出去玩,到时他会向你求婚,你千万不要推脱。’我冷却的心又重新荡起了波澜。谁知在相处的3个多小时中,他东拉西扯,吞吞吐吐,求婚的事只字不提。我清楚他的心态,我要维护自尊,不去道破。此后,我对他死了心。1949年6月,广州临近解放,他母亲要带4个女儿去澳门住,行前向我父亲提出要把我一同带去。我父说,如作为儿媳妇,订了婚再走,否则无名无分就不去。我很赞同父亲的态度,决心结束这段不冷不热的感情。</p><p class="ql-block">“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11 月11日我报名参军。1951年3月,刘XX突然给我所在部队发一电报:‘速回广州订婚。’部队没有将电报立即给我。两天后,他再发来加急电报,领导才把两份电报一并给我,征求我的意见。领导对我说:‘现在全军都在开展“永远是战斗队”的教育,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你如果要离开部队,就等于是逃兵。而且你是革命军人、青年团员,要去做资本家的儿媳妇,是个立场问题。’领导劝我慎重考虑。其实那时我们已经很少联系,没有订婚的感情基础,我考虑再三,毅然决定拒绝,我不能因为当逃兵而影响父母弟妹的前途。我给他写信说:‘你的订婚要求来得太迟了。我现已参军,是个有组织的人,要受组织纪律约束,不能说走就走。我不要当逃兵,望能谅解。’他几乎每天一信检讨自己,说了很多忏悔、缠绵的话,但我想此事已成定局,无可挽回。后来得知,他当时毕业在即,因成绩优异,组织上有意派他留苏深造,或分配去哈军工任教,而他想调回广州……”</p><p class="ql-block">四表舅和我爸爸,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男人,嫁给他或他,必然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我不能推测妈妈嫁给谁会更幸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有嫁给了平和、包容的爸爸,妈妈才会一辈子是家中的“女王”。</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