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住房七十二年之大变迁

葛春光

2021年10月30日，在我的住房史上绝对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中午，我再次携妻逃离杂乱无序、喧闹的所谓的 “市中心” ，入住新购置的、有电梯的楼房的小区。这个小区位于武夷街道的黄柏溪畔，距市区八公里，是一个新开发的小区。 真沒想到，已过花甲之年的我，今年又折腾了一把。从2021年春节动意购房，历经了十多场看房、买房、卖旧房、筹集购房款的忙碌，闹腾了八个多月，终于改善了住房条件，解决了妻子因患中风症而残疾无法爬楼梯的困境。因此，要感谢那些房屋中介的美女们为我提供的大量房产信息和一次又一次陪同我看房和为出让我的旧房的奔波。由于他们的多次启发，使我逐渐改变了思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最终选中了这个紧靠武夷山风景区山北片区的、风景优美、地势平坦、空气清新、生活便利的小区。

早在2014年，为了逃离燥杂的闹市，我出让了30年前单位分配的、后公改的旧房屋，在紧邻风景优美的武夷山风景区的三姑度假区的一个僻静之处购置了一套56平方的单身公寓。原想收敛一下浮燥的心绪，躲进小屋靜下心来多读些书，再重温旧梦，搞点文学创作，在那里住上十几二十年，待年迈生活难以自理时再入住养老院慢慢熬度残生。谁料想，事不由人，人算不如天算。近年来，妻子的身体出现了状况，生活难以自理，我不得不再次动了更换住房的念头。
由于长期以来我痴心于参与政治和参政议政工作，本着有多少钱过多少日子的理念，沒有在创造财富和积累资金上下功夫，故此囊中羞涩，两袖清风，手头结据。购房初期，在旧房尚未出手的情况下，拿不出巨额资金支付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购房款，多亏好友和弟弟、妹妹们伸出援手，给于我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挚友曾清秀更是慷慨解囊，鼎力相助，拆借巨款使我能一次性付清购房款，成功购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区鸟瞰图。 回顾七十多年来我的家庭与我的住房条件，历经翻天覆地的巨变，有苦难、有惊喜、有艰辛、有宽慰，很值得回顾一下。
1949年10月，我降生在山东鲁南小平原的一个村庄的一间破旧的、四面土坯的茅草屋里。在这间黑暗、窄小、破旧、难遮风雨的茅草屋里，顽强的母亲带着大哥、我和三弟一直居住到1957年。记得有一年寒冬，厚厚的积雪差一点压塌了我们住的茅草屋，积雪堵住了门、窗，还差点出不了门。当时，由于沒有锅房，只得在屋沿下支起一口大锅，只得露天蒸煮着一日三餐。严寒的冬日在屋里升起一个煤炉灶，即能煮饭又能保暖。1958年春，被村里掌权的恶人借故要开办制酒的作坊，逼迫我们搬离这间芽草屋，搬到生产队牲畜棚旁的一间不足六平方的小磨房里住了一段时间。这间小屋窄的只能放得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柜子，只得在屋沿下支起一口小锅，蹲着在旁边吃饭。 1959年春天，在福州空军司令部高炮指挥部作战处任职的父亲结束在北京空军总部学习返回福州，途经山东时回乡探亲。见状，把我们带到他工作的福州市，我们成为随军家属。在福州城期间，我们先后在西洪路旧福州空军招待所內的军官宿舍区和文林山空军军官宿舍区居住，令我们惊喜的是，从此住上了砖混结构的高层楼房，还有了有自来水的自家的厨房。
当年的福空招待所旧楼尚存。

当年的福空招待所随着二环路的修建，如今仅存这座两层小房了。

如今：我们早年居住的文林山空军军官宿舍区改建为空军公寓了。 1961年，父亲从福州空军司令部转业到省卫生厅属下的南平制药厂工作，我们家搬离福州城，先在南平制药厂的一座民房住过几个月。我和7岁的三弟在南平师范附小上小学，由于学校离家比较远，我俩只得借宿在小学下面的制药厂一个空旷的仓库内的一间小屋居住。后来，父亲为照顾我和三弟在南平师范附小上学，又到南平师范附小附近的一个军事机关借了一间不足15平方的宿舍，我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度过了炎热的夏季。
1961年9月，父亲要求调崇安县（今：武夷山市 ）工作，我们先在县医院门诊部边上的一家古老的五进大院的大宅院里住了一年多，这座大宅院内住了十多位在县医药文教卫生部门工作的领导干部。当时，我家分得一个有套间的小木板房，不足15平方。
由于沒有厨房，只得在天井的过道旁安了一个灶台。后来，随着父亲的工作单位不断変动，我们先后在县医药公司和新华书店的楼上居住了一段时间。

1964年，父亲调到县制材厂任职，我们一家5口人住在制材厂一间有前后两个小房间的砖木结构的平房。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革命造反派把我们驱赶到车间旁的一间窄狭的、四面通风的木板房居住，后因车间需扩大，又搬入一座新建的平房。1972年初，父亲获得“ 解放 ”，调离制材厂到设在星村、曹墩的生产建设兵团林区养路段、十二连农场任职。我们家先后在星村、曹墩、一个人称两公里的地方砖木结构的平房居住几年。

2019年9月，与弟、妹重返35年前与父母亲共同住过的故居。 与父母亲共同住过的故居：位于曹墩桥头的星村林区养路段段部旧址。 当年与父母亲共同住过的故居：星村林区养路段段部旧址-曹墩桥头 1978年，父亲调回制材厂恢复原职，在一座砖木结构的平房居住多年。1985年，父亲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离休，在管理局为他在市区置办的高楼居住，后又搬到管理局內在市区新建的办公大楼后的宿舍区的楼房居住。 1965年9月，我到位于吴屯乡的崇安第二中学就读。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的简陋的学生宿舍里与八位同学挤着住了两个学期。
这座土木结构的学生宿舍十分简陋，校友陈支平曾撰文这样描述： 学校初办不久，教室，宿舍及其他应有设施，无不因陋就简。记得当时全校学生不过百余人，全部住在一座单层土房子里。居室与居室的隔墙，是用毛竹编成再糊上黄泥巴。同学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尤其是隔壁如果住着女同学，那晚上睡觉非得管住自己的脚不可。有些难于自我管制的同学，睡梦中偶有闪失踢到篱笆土墙，隔壁的土黄应声而下，不幸的女同学就要与黄土同眠了。幸好其实男女同学混沌未开，还没有意识到深更半夜隔壁有音是否意味着传递如何重要的爱情信息或不良信息，否则事情就有许多麻烦了。
宿舍上面是一个十分开阔的空间，堆集着各种杂物。同时，还是同学们晾晒衣服的地方，同学们横七竖八的扯着绳子，挂满了衣服，象是挂滿了万国旗。宿舍上面，还是二中的所谓礼堂，有许多重大活动都在上面举行，当全校师生爬上去后，楼板咯咯作响，宿舍里常有尘埃落下。
1966年6月学校放暑假后，我因不愿再去学校读书，缠着父亲给我找个工作，父亲便安排我到离县城30多公里的曹墩道班当养路工，在曹墩道班住了半年多。曹墩道班位于曹墩大桥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建设的土木结构的平房。

我（巻裤腿者 ）与人群后是1966年的曹墩道班和曹墩大桥。 到曹墩道班后，班长杨兴寿安排我与一位30多岁叫陈伙泉的工人同住一屋。这间小屋不足10平方，只摆得下兩付单人床和一张桌子。由于曹墩道班介于设在星村的养路段和往桐木、程墩、四新方向多个道班之间，往来的各班工人常在这里歇脚过夜，常有过往的工人与我同床共眠。 1966年9月，我与同宿舍的陈伙泉。 在曹墩道班住过的旧居（左边小门）前留影。 曾无数次骑自行车到这里怀旧。 2004年5月， 在曹墩道班住过的旧居（左边小门）前留影。 1967年3月，调到星村道班后，先是住一间10平方的石木结构的小平房，后因一同事要在这里结婚，我便搬到一排砖木结构的平房的一间居住。与我同居一室的是一位名叫黄明辉的小青年，后因其姐夫（原森工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受造反派批斗，他受到牵连，被迫回乡务农。这排平房原来是星村林区养路段的段部，1968年段部搬迁到新址，成了我们星村道班的宿舍。有一段时间，被造反派批斗、到星村道班劳动改造的段长陈能彬还曾与我同居一屋。 1967年3月至1969年3月住过的星村道班的旧居。 1969年3月，养路段的造反派头子刘麻子伙同森工局、制材厂的造反派逼迫我离开道班到武夷公社大埠大队去插队落户当农民，生产大队党支书张仁宝安排我和插友陈福郎住在下坂小队一位叫余富生的家中。

这是一座新建不久的福建地区具有农家特色的房屋，外墙是土坯，內墻是木板间隔，前庭四间房，后庭院有两间房和天井。我选择了后庭院一间有一个小窗户的不足六平方的一间小屋。美中不足的是，与木板墙相隔的是一个猪栏，里面养着两只猪，猪栏里滿是猪的屎、尿。与猪栏相隔的是生产大队为我们垒的灶台。

1969年4月至1970年3月、1973年5月至1976年3月曾两次入住下坂村余富生的家。 门厅。 图为：1977年春节期间，我们重返下坂村时为房东一家拍的照片。 我与陈福郎曾多次到这里探访、怀旧。

图为：2014年4月6日，为纪念上山下乡到这里插队落户45周年，重返下坂村时与第二代房东在屋前合影。

1970年春节后，我们搬到上坂自然村的一个称人们“ 玉封富庙”的古庙里居住。
上坂庙称“玉封富庙”，据说有几百年的历史，中间的神坛众神和庙內的设施已被“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们砸的乱七八糟，为了迎接大批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下放干部，两侧的厢房被重新修缮一新，可以住三户人家，而且还有比较宽敞的地方可以作为我们的厨房。我们住的厢房上有天花板，但是福郎住的搁楼上摆放着两副棺材，我住的阁楼上摆放着抬棺材用的整套工具，怪吓人的。我们都是“无神论者”，这些东西没给我们造成心理障碍。我曾搞笑的说：抬棺材用的工具抬着我们住的厢房这两口活棺材。
这年夏天，暴风骤雨袭击了我们住的“玉封富庙”。 天井上泄下四面小瀑布，飞溅的雨水柱打湿了我们住房的木板墙，天井里积满了来不及向外排泄的雨水，开始向外流淌。我住的屋顶上八处漏雨，只听到屋顶上的搁楼板上的漏水象撒豆子似的滴滴嗒嗒，屋内更是四下漏雨，哗哗啦啦，水漫金山，搬东西都来不及了。东西搬到这里，这里漏，搬到那里，那里漏。由于屋顶上的瓦沟处有个地方漏雨，我用竹竿捅了一下瓦沟的一块瓦，想把那片瓦顶正一下，谁知，非但止住那个地方漏雨，反而漏的更历害了，一股水柱正对着我的屋门直冲下来，屋里的鞋子之类杂物也随着积水的增多，开始漂浮在水面上打转，简止没有避雨的地方。最气人的是以前我床铺的位置上不会漏水，今天却漏的非常历害，把被子、棉袄、衣服、裤子都淋湿了。
我们住过的上坂村的庙。 2006年9月我与插友陈福郎重返下坂村时在上板古庙前合影。共同回顾45年前，在这里掙扎、奋斗的磋跎岁月。

重返玉封富庙时重塑当年在这里常坐的原型。

图为：2008年春节期间，我率弟、妹再次造访上坂古庙时，在庙內与昔日农友笛子相遇。图片中我们身后再现的是庙內一角结构。 1971年冬天，大埠大队组建耕山队，我被抽调到耕山队，因考虑到出工的地点较远，我想搬到大队部居住。我请求与从福州八中下放到大埠大队的吴徽武老师同住一屋，没想到吴徽武居然同意了。我与他在余进祥的一间不足六平方的小屋里住了将近两年。 1971年2月至1973年5月住在大埠小队余进祥家。2004年4月6日拍摄。 图为：大埠大队余进祥的房屋。我1972-1973年在此居住。当年，在这间小屋里奋笔疾书，创作文学作品的情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1977年春节期间重返大埠时在余进祥家前留影。

1973年，我再次搬回下坂余富生家中居住。1974年，国家为了改善知识青年在农村的住房条件，拨款为知识青年建房，我被抽调到大队负责建造知识青年的房子。忙碌了一年，房子建好后我还沒搬进去住，就被抽调到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工作。 1974年，由我在大埠大队负责建造的知识青年的房子。 1974年12月，县 “三干” 会结束后，我被安排到武夷公社樟树大队分管谷林、翁墩两个生产小队，被安排住在谷林小队一位名叫占国富的家中。
记得入住的第一天下午到大队部开会回来已是深夜，摸黑在村里转了好几圈才找到这座位于村中央的房子。当时，由于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上级组织下达的 “公物还家”和 “淸欠历年社员欠生产队的口粮款”、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打击投机倒把”等指示，还与房东产生了矛盾，受到他的指责和漫骂。 当年在谷林村居住的房屋面临倒塌。

如今，房东占国富告诉我他另择地建了两座新房，当年的老房子虽然面临着倒塌，他也不去管它。他说，政府已规化在这里建设茶旅小镇，正等待着拆迁和补偿。

1975年下半年，我被调整到翁家与一位从县防疫站来的、名叫林荣增的分管翁家的三个生产队，被安排在一个陈姓的家中居住。 如今，这家人也是人去屋空，不知所踪。我之所以常骑自行车到这里怀旧，是因为自1971年开始学习文学创作以来，在这个宅院的一间小屋內创作的散文和诗歌分别发表在1975年11月《福建日报》的文艺副刊《武夷山下》上。 1975年县 “三干” 会结束后，我被调到武夷公社柘洋大队分管一个叫源头墩的生产小队，被安排在大队支委练诗赞的家中居住。 图为：热情的第二代房东练水生在我当年居住的房前迎接我。 虽然离开这里多年，45年来，我无数次骑自行车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村怀旧曾经住过4个月的旧居。 1976年3月，在农村辗转7年后，我重新回到林业部门工作，曾经在程墩伐木场一个远离场部的、位于森林深处高山之中的人称老四班班组里住了3个月。
一开始，与一位名叫刘友忠的年青的工人同住一间不足六平方的用毛竹片和木板隔起来的小屋，后因实在无法忍受隔壁一位30多岁的放荡的妇女与她丈夫干那事时故意发出的呻吟的叫声，顶着被那妇人的丈夫污告“不愿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罪名，我到场部申请了一些木板，把四面沒有墙壁的厨房內一个破旧不堪的十分小的小屋修补了一下，独自住了一段时间。白日，与班组里的工人兄弟一同爬上山场或伐木、或搬运原木。夜晩，在那深山泉壑、万籁无声的大山深处的四面透风的小木屋里的煤油灯下或埋头攻读，或奋笔疾书，做着想当作家的美梦，还妄想着日前森工局某领导曾给我的提示、渴望争取能调到县森工局办公室做文秘工作。
时过境迁，遗憾的是沒有什么人为这个处于大山深处的四班的所在地留下任何图片资料。
1977年初，我调到大安伐木場搞财务工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建设的砖木结构的场部办公楼上住了两年多。先是与一位名叫张明豪的老会计同居一室，由于我当时从农村带来了抽烟、随地吐痰和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逼着老会计张明豪搬离，另择住房。 如今，大安伐木场场部旧办公楼已在旧址上重建。 大安伐木场也改为国有林场了。 1980年初，我调到县城纤维板厂筹建处做财务工作，住在制材厂宿舍区。 当年的住房被现在的住户改为套房了。 当年在制材厂住的房子。如今，新住户把我当年进出的门封住了。 1983年纤维板厂宿舍建好后，分得一套三楼两室一厅的57平方的宿舍。1985年离父母亲家近的纤维板厂宿舍另一栋宿舍楼建好，为了让父母亲代照看儿子（因当时妻子在乡镇卫生院工作，孩子由我照顾抚养。），又搬到新的宿舍楼。这两个宿舍虽然面积不大，却是内部有厨房和卫生间，解決了煮饭要到远离宿舍的厨房的困惑和内急时匆促往远处公共厕所奔跑的狼狈相。

这个时期，在我们在武夷山市的家族多个小家庭中，我的住房条件是最好的。1993年，国家推行公改房方案，（公改房，是指国家允许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在2000年前自建的、分配给职工福利房，由职工按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的房屋。）我夫妻二人按政策工龄抵扣价格优惠后，以3000的金额购得此房。从此，拥有了我自己的房产。

当年在纤维板厂住的宿舍被新住户把厨房改造了一下，成一厅三室了。把杂物间改成了厨房。 1989年末，通过我的努力把妻子调到离我的工作单位只有5公里的武夷卫生院工作。因卫生院沒有房子，只得把两个只有6平方的杂物间当作住房，一间当厨房。后来，当作住房的那间又不让住了，只得另找了一间杂物间当卧室。 刚到武夷卫生院时，一位姓王的单身医生见我们实在困难，就把他住的套间房的后半部分让我们住。后来他不让我们住了，才搬到杂物间住的。 这是当年在武夷卫生院住的两个杂物间。一间当卧室，一间做厨房。 后有人调动，才分得一个套间平房的后半部分，只有8平方。庆幸的是后面有一个厨房。

这是当年后分得的一个套房后半间的厨房（右 ）。后来妻子內退，回到纤维板厂居住，遵院长的安排，让与后来的护士居住。如今也拆了。

当年的那个杂物间如今仍被我占用着。 1986年岳父离休定居福州市，自1995起岳父在市区工商银行的宿舍也成了我们时常的住所。1998年，和平南路改造，工商银行的宿舍被拆。2004年10月，为照顾每年7-10月到武夷山避暑的岳母，我们从纤维板宿舍搬进岳父母在和平南路的新居，一直住到2015年。 2021年又搬回来住了10个月。 2014年，因我实在无法忍受闹市的喧嚣，为逃离闹市，卖掉了原单位的公改房，在武夷山风景区下购置了一个56平方的单身公寓。 2014年新购置的单身公寓楼房。 2014年新购的新居与武夷山风景区毗邻，近在咫尺。遗憾的是沒有电梯，如今只得忍痛割爱搬离了。

附2015年写的《逃离闹市》

逃离闹市

逃离闹市的想法源于2008年秋天。
当时，我骑着自行车在市区周边的农村游览，遇到一位40多年前的女同学，1969年她下乡插队当知青时嫁给了当地农民。此刻她家正在兴建一座面积和层次都可观的小洋楼。这里环境优美，有山有水有农田，视野开阔，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而且交通方便，离市区不远，一条乡村小道平坦弯延，骑自行车半个钟头便可到达市中心。我当即与她相约，等她的新房建好后租给我一层，我搬到这里住。当时，她十分爽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谁知，新房建好后她改变了她的承诺，支支吾吾的说要我找她的儿媳妇商谈，委婉的拒绝了我的请求。
时隔七年，我才在度假区购置了新居，逃离了闹市。
我原来居住在这座小城市的中心地段，这里集中了市区最精华的商贸区，是最为热闹的市区中心。从窗台俯视下去是一条步行街，街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商店上悬挂着许多造形各异、花花绿绿的广告牌。街上的行人从早到晚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夜间，闹市街上亮着一盏盏炫丽多彩的霓虹灯，如同白昼。这里商店、住宅混杂，商店一家连着一家，大约早上9点，楼下商铺的喇叭就此起彼伏地响起来了，每个商店从早上开门到晚上关门，整日开着喇叭播放着或高昂或清脆的音乐和促销广告，争相招揽顾客。有的使用手持喇叭站在店门口喊个不停，还有的商店悬挂店外的音箱高音反复播放，一句广告词从早上不厌其烦的反复播，一直播放到晚上关门，一分钟都不停歇，震耳欲聋。更有甚者，连中午也不停歇，全然不顾楼上的住户的反对，给周围居民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让人异常烦躁和揪心。深夜，忙碌了一整天的各家商店纷纷打烊关店，重重落下的卷廉门声更是一惊一咋的弄得心惊肉跳，心脏受不了。
这里的商店经常更换主人，商店倒闭前是疯狂的大甩卖，叫卖声更是撕心裂肺、歇斯的里。新的商家入驻前是一个大装修的过程，不管上一家装修的多好，也要敲掉了重新装修。装修期间灰尘很大，噪音很大，味道很大，敲打声、砸墙声、电钻声、切割地板砖的尖叫声不绝于耳，大量白色粉尘如同浓烟般飘向街道。特别是敲打墙壁的声音，如同声声闷雷，我们居民楼就会感觉到有震动。我曾杞人忧天：如哪一天装修工误敲断了某根承重的柱子，大楼可能会轰然倒塌。而且有的施工队从5点多开始施工，一直施工到深夜，噪音特别大，让人无法入睡。噪声和粉尘的两重污染，令人忍无可忍。
店面装修好后，商家的开业庆典也搞的轰轰烈烈，店主花钱请来乐队或老年表演队配合着高音喇叭，乐队的吹奏声、腰鼓队的敲击声、锣鼓声响彻四方。开业的店铺前临街的大门口架起一个个大彩门，门口摆满了花篮，一万响的鞭炮震耳欲聋、烟花四处飞溅，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飘浮在街道里久久不散，刚刚结束开业仪式的该商家门前广场上一片狼藉，清洁工又得忙着打扫散落一地的礼花纸屑。新店主为了招徕生意，整天用广播喇叭播放着开业庆典的广告，从大清早就开启音响进行宣传，期间还插播着欢快刺耳的曲子吸引过往市民的注意力。
我的住宅前百多米处，是一个十字路口，过往的车辆很多，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街小人多，人车混杂。小城市的人不怎么遵守交通法规，十字路口上人车互不相让，横穿马路、抢道超车等现场随时可见，鸣喇叭显然非常必要，驾驶员肆无忌惮的按着高音喇叭，象是在演奏交响乐，吵得日夜不得安宁。这里又是公交车的始发点，天不亮公交车就扯着嗓子报着车辆行驶的线路招揽乘客。有几部破旧的公交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传的很远，车辆在起步时排放出滚滚浓烟，严重超标，简止就是一台流动的烟雾制造机。
这里是各种商店运送物资的交通要道，凌晨时分便是小商小贩们的活跃时光，他们或驾驶着摩托车从步行街呼啸而过，或驾驶着各种类型的破旧的三轮车咣咣当当的从楼下驶过。更有甚者，有的三轮车的挡板没有关好，托着长长的链条哗啦啦的穿越街市，常常令人卒不及防，惊醒晨梦。午夜，这里还常听到吃过宵夜的青年或醉汉在街头嚷叫或打架斗殴，还偶有搞恶作剧的青年人狠踢商店的卷廉门取乐。在这个街头上有一家吃什么的小店（十多年我居然从未进去过）常常营业到午夜，总有一些年轻人在这里吵闹喧嚣。刮北风时，小店的油烟时常窜入窗内，搞得我不得不紧闭窗户。当然，关闭窗户除了隔避噪音污染、空气污染之外，还有防止灰尘侵入屋内之功效，因为如果一天不关窗户，屋内便会散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
一些不知内情的朋友十分羡慕我住在闹市，说这里离超市、菜市场、商店、学校近，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殊不知，我却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商业噪音污染、交通噪音污染快把我吵疯了，我曾购买了海绵耳塞，睡觉前塞上耳朵也仍不济于事。长年的噪声使我患有神经性耳鸣，白日街市喧闹着倒没什么感觉，夜深人静之时，耳内便嗡嗡声不断，难以入眠。这些噪音使我变得心情烦躁不安，神经衰弱，易怒，本来就不怎么好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
有朋友听了我的诉说后说：你可以投诉嘛。说的轻巧。投诉了，什么部门受理呢？什么部门会管呢？这里的居民不知向多少领导和相关部门投诉反映过，省东南电视台也有过对这里噪音污染的暴光，副市长也带领相关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到这里检查整治过，这么多年来这里的噪音污染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日胜增长，商家们更是肆无忌惮，理直气壮。

作为民主党派成员和政协班子成员，二十年来，每年市“两会”期间，我都要撰写提案，要求有关部门治理市区的“脏、乱、差、破、闹”。有几年还列为政协主席或政府领导督办提案，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不得已，我选择了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