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篮桥犹太难民纪念馆里看到的和想到的

开明谦和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东余杭路一个叫荣昌里的弄堂里。这个地区地处提篮桥，二战时期曾是犹太难民的隔离区。小时候听父亲说过，在他小的时候，隔壁房子的亭子间里就住着一个犹太人——中文名字叫“阿康”，很善良，看到中国孩子特别欢喜。每当傍晚的时候，父亲等小孩子们就会在亭子间窗户下呼喊阿康的名字，于是那扇带窗帘的窗户就会轻快地打开，阿康探出头来热情地招呼着孩子们，抛下两块精美的巧克力，然后说上一句漂亮的上海话：“小孩子！好好玩……”

其实，二战期间上海虹口一带就是犹太难民的隔离区。为纪念这段历史，如今在长阳路当年的摩西会堂里建立了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 。这座由俄罗斯犹太人在1927年集资兴建的三层楼房子红砖斜尖顶，白色的窗棂上有蓝色的拱纹，罩着窗顶，然后又向两头延开去，点缀成红墙上的条条蓝纹。纪念馆敞开着镂花铁门，正前方就是礼拜堂。会堂里静悄悄的，只有长长的座椅排列有序，静静地卧在纪念馆中；而左侧有一扇咖啡色木门，像巴罗克风格一样的石拱门廊，俨然成了上海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8年希特勒疯狂排犹灭犹时，大多数国家对犹太人都关上了国门，有600多万人遭到了屠杀，而上海则向犹太难民提供了人道主义保护。据统计，逃亡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有2万多人，大多都居住在虹口。犹太人离开欧洲的时候，纳粹只允许每人带10个马克离境，陆上海上一路漂泊，他们一贫如洗。当时的上海也在经历二战，百姓的日子过得也很苦，但依旧尽自己所能帮助着身边的犹太人邻居，展现出了宽广的胸怀和慈善。犹太民族是一个聪明勤劳的民族。他们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和乐观开朗的性格，很快纷纷通过开店、打工等方式谋生，把本来辛苦的日子过得平静安稳。很多人还结婚生子，慢慢地融入到了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里。摩西会堂也成了当时上海的犹太人为自己的悲惨遭遇而痛苦祈祷的重要场所。

珍珠港事件后，日德勾结紧密。1942年7月，绰号“华沙屠夫”的梅辛格，受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委派，专程来到上海，以说服日本在犹太人问题上采取纳粹政策。德国人告诉日本人，犹太人是德国的敌人，因而也是其盟国日本的敌人，并提出了很多残酷的消灭犹太难民的措施和办法。日本当时没有接受这些方案，但同意在上海虹口地区建立一个隔离区，对犹太人实行监管。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军发布通告，要求“无国籍难民”（指被纳粹剥夺了国籍的犹太人）必须在5月18日以前迁住进隔离区。一些犹太人进行了抵制。据记载，波兰的犹太人难民认为自己不是无国籍难民，因为伦敦还存在波兰流亡政府，他们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国籍，因而拒绝迁入隔离区。但日本当局认为波兰已不复存在，波兰犹太人也必须迁入隔离区，并将领头的波兰犹太人投入监狱。至5月18日，大约有1.4万名犹太人住进隔离区。日本当局对居住隔离区的人发放“居住许可证”，其中，“无国籍难民”的证件上画的是黄道，中国人、日本人和其它人的证件上画的是绿道。隔离区出口均有日本哨兵把守，或者由属于保甲的犹太人看守（“保甲”是一种辅助的外国警察，是日本人在1942年9月组建的）。犹太保甲每周轮流做几小时治安工作，负责隔离区的出口并检查通行证。他们中有的人显得有点过分热忱地在完成任务，而有些人则利用他们值勤的机会，来帮助教友们在没有特许证件的情况下出入。据一些健在的犹太难民老人回忆，通行证由日本人合谷与忆良发放。这两个人人品非常恶劣，滥用权力，通行证的发放与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合谷自称“犹太王”，当他发怒时，会爬上办公桌抽打对面的申请人的耳光。他经常刁难、作弄申请人，会对前一个人说：“你的英语讲得很漂亮，最好去美国。没有通行证。出去！”而对下一个人又说：“你英语讲得太糟。不懂英语就没有工作。没有通行证。出去！”一些人排了数小时，甚至一整天的队，看到合谷在那里胡言乱语，宁可转身回去，也不愿意与一个乱发脾气的人正面冲突。

1943年-1944年冬季，可能是难民所遭遇的最严酷的冬季。各种救援委员会都处于破产的边缘。日常生活用品和电力都实行定额配给，煤炭严重匮缺。那些为了维持生计在夏季就出售衣服的人，已无御寒之衣。一些男子开始乞讨，许多女子卖淫，很多母亲出卖新生婴儿。1943年6月，国际红十字会在致信华盛顿时写道：“上海市民的处境悲惨，而且还在不停地恶化。……最糟的可能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处境，至少有6000人正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上海的形势日益恶化，通货膨胀达到了很高的比例。日本人有限地发放通行证，并且加强了对难民的控制，许多人失去了最后的收入来源。

1945年7月，美国空军加强了对日本在华据点的轰炸，每个人都感到最终结局近在眼前。17日灾难再次降临，在对日本电台的空袭中，炸弹落在了隔离区的一些地区，32名犹太难民、300多名日本人和近4000名中国人被炸死，数千名中国人和数百名难民受伤，很多人连简陋的住所都没有了。大家很快组织起来，视伤势程度开展伤员治疗。数百名听凭命运主宰的中国人，由一组犹太医生负责照料。一些被埋在瓦砾里的中国人，也被难民们救出，他们还组织了一套监视系统，预防可能出现的抢劫。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上海大街上到处是欢腾的人群，隔离区中的人们都在跳舞、唱歌、碰杯、互相道喜。8月26日，通行证制度被废除。但难民依然生活在隔离区中，因为他们已穷困到无法去其它地方安身。此外，此时的难民不再关心搬家的事情，他们首先想要找到自己那些失散在世界各地的家庭成员，然后返回欧洲，或者迁居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巴勒斯坦。

展馆里展示着近1000件历史实物，其中不乏为犹太难民视若珍宝的物品：有露丝太太1939年离开德国入境天津时使用的护照，有贝蒂太太母女使用过并视为传家宝的婚纱，有艾维太太姐弟儿时用过的婴儿车……这些印证了一段历史的物品的捐赠，体现了原犹太难民对上海的特殊情谊和对上海人民的首肯。如今，这些珍贵的物品正娓娓地讲述着无数个犹太人和中国人交往的故事。一个奥地利医生，来到中国后靠着精湛的医术给家庭带来了安定富裕的生活，但是他最后却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名医学顾问，与两位元帅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顶住了纳粹的压力，以个人的名义给数千名犹太难民签发了生命签证，让他们来到上海避难。其中，有一份签证原目的地是伊朗，但是何凤山给他改成了中国，让这个难民能成功逃离。据说何先生终其一生都没有再谈及此事。因为在他的眼中，这是本性的怜悯，所以我们如今也无从得知他到底签出了多少生命签证。

二战结束后，犹太人陆续离开上海，但是也有一些家庭留了下来，沙拉就是这样的一家。起先，凭借犹太人优秀的经商本事，沙拉的父亲在上海开了一家商店，虽然赚得不多，但是足以维持生计。后来，这个饱经苦难的犹太人还和一位中国女人陷入了爱河。他们组建成一个美好的家庭，生下了可爱的女儿——沙拉·伊马斯。但沙拉人生道路也不平坦，12岁那年父亲去世。在那个岁月，她和所有的上海同学一样学校后到工厂做了工人。第一场婚姻不幸福，她独自抚养着三个孩子。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交。42岁的她踏上了“寻根”之旅。作为第一位移民以色列人的中犹混血后裔，她得到了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的接见。2002年，在以色列生活了10年之后，她重返上海嫁给了一位大学教授，找回了自己幸福的爱情。后来，她把自己的育儿心得和感悟凝练成文，先后出版了《特别狠心特别爱》系列丛书，颇受社会欢迎。沙拉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她很支持父亲曾经留在中国的决定，也很自豪自己成为一名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她感受到了和平安定的魅力，也感受到了有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保护自己，她可以在这里做到自己想做的事。2009年春季，我有幸在澳大利亚旅游时遇见沙拉，在看完旅游团安排的剪羊毛表演后，商家全力推荐着驼羊毛被褥。正当我太太犹豫不决的时候，沙拉热情地对她说：“这是非常值得买的东西，用了之后，你不会后悔的！”正如她所言，10多年过去了，这床驼羊毛一直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上海一个又一个阴冷的严寒，每当抚摸着毛茸茸的被面，我们都会记起沙拉美丽的大眼睛和快人快语的神情。

在展厅里还介绍了一个美丽的故事。在隔离区，时任上海慕义学校校长的林道志先生接收了一些犹太学生，并同犹太人卡尔多有接触，逐渐成了知心好友。但日军开始轰炸上海时，犹太人陆续离开，卡尔也与林道志告别。临走前，他郑重地将2000多册图书托付给林校长，约定等他以后回上海来取。卡尔走后不久，林道志也举家回浙江避难。自己的行李顾不上拿，但这些书他特地找挑夫都带上了；到了渡口，百般解释下才勉强过关。历经辗转，这批书后来又随他回到了提篮桥的家中。1966年夏，正当红卫兵破窗而入想要烧毁这些书时，在林先生和儿子林尚义处于无力保护、近乎绝望之际，一场大雨让这批藏书再次逃过了一劫。1981年2月，林先生在睡梦中辞世。之后，儿子林尚义也在寻找和等待书主人的无望中，于2006年突发疾病离世。于是，他的媳妇和外甥又接下了接力棒。2013年，他们向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寻求帮助。经过多方努力，确认卡尔已经离世，生前亦无子女。但他们仍未放弃，还想寻找并亲手把书还给卡尔的其他后人，以完成这份延续了七十多年的承诺。

上海解放以后，摩西会堂曾经一度被用作虹口区精神病防治所。记得小时候经常走过这里，幼小的心灵始终好奇着精神病人的滑稽和夸张。可能是专业医疗的特殊性，平时防治所的大门是关着的。黑色大门的右上侧有一个门铃按钮，有人要进去就先按一下，然后就会有人来开门。当时我们这些读小学的男孩子非常调皮，对这个按钮很感兴趣。放学后，有好几次来到这里，先派一个个子高的同学侯在门口按门铃（门铃较高，矮个子够不到）；其他同学则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发现有门卫来开门了，按铃的同学立马逃之夭夭，马路对面的同学见状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像捉弄一下精神病医院，自己也精神了一下似的。快50年过去了，这个童年时代的恶作剧至今一直印象深刻，回味无穷。

80多年前，上海如同“诺亚方舟”一般接纳了逃亡来沪的犹太难民。当年，苦难的犹太人虽然失去了祖国，却依旧执着地坚守着他们自己的宗教传统。纪念馆里“逃亡上海”、“避难生活”、“患难真情”、“战后离别”、“特殊情谊”和“共享未来”六个部分的展示内容，完整讲述了二战时期欧洲犹太人如何逃离纳粹屠杀、如何来到上海虹口、中国人民如何和他们友善相处，到最后如何告别离开，以及回国后对逃亡岁月的追忆与感激……展馆外矗立着庄严的难民名单墙。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这段历史的组成部分。但因为不知道全名，我们已无法从中找到当年住在亭子间里的那个投递巧克力给年幼父亲的“阿康”叔叔。倒是广场地面上刻画出来的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各个犹太人逃亡城市的连线图，让我对“上海方舟”的认识更加形象而生动。她那发光发热的动线，不就是在告诉我们，通读好这段苦难历史，可以完整地理解上海人民渴望和平、英勇顽强的性格和意志力，全方位阐释上海这座城市大气谦和、开明睿智的精神、文化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