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自述

石页

七 十 自 述

王子硕

1952年4月10日，我的父母也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如今，我的父母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我还活着，居然也有七十岁了。

我出生的那一年，母亲在山西省大同市邮电局工作，父亲则在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工作。由于母亲还要上班工作，所以满月之后就请了一位姓王的奶妈照顾我。一周岁之后，父母又把我送回山东的老家（烟台市福山县崇义村），让我的爷爷和婶妈照顾我。至于我的奶奶，却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死在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下。当然了，这些事情都是在我长大了之后听大人说的，因为在三岁之前，小孩子的记忆力非常有限。

小时候的事情，我能够记住的就是秋天到山里面搂树叶，拖一个很大的耙子，把掉在地上的干树叶耙到一起，然后装进大麻袋背回家烧火做饭。至于冬季取暖，则是在土炕上烧一个木炭盆，烤烤手脚。老家的村子有山有水，山上种苹果树和樱桃树，山下种麦子红薯花生和青萝卜。小时候记住的美食是花生榨过油之后的饼状物以及火烤的蚂蚱。麦子籽粒饱满时那青绿的麦穗，烤熟了也非常好吃。在老家，最亲我的是老太太，也就是我爷爷的妈。每当我爷爷对我严加管教时，老太太都会护着我。但是老太太年纪大了，平时照顾我吃呀穿呀什么的，都是我婶妈，也就是我二叔的妻子。我二叔在外地工作（首都钢铁公司），二婶妈当时还没有生小孩，于是就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活。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印象，觉得二婶妈就是我的亲妈。等到我六岁该上小学的时候，我三叔把我送回大同矿务局四老沟矿的父母身边，我如丧考妣哭得昏天黑地。

大同矿务局四老沟矿在一条山沟里面，沟两边的山上没有什么树，草也不多，但是地底下有煤。有一座铁路桥把铁路铺到选煤楼的下面，地底下的煤炭经过选煤楼的筛选，然后通过溜槽把煤炭溜进运煤的火车车厢，车厢装满了凑够一列，火车头长鸣一声，就把煤炭运到全国各地去了。铁路桥的东面有一块不太大的平地，有矿领导们住的地板房（日本人留下的），有单身职工大楼和职工食堂，还有一个小学校。我们的家就在小学校的旁边，是一排砖房里面的一间。这间砖房很大，进门就是一条大炕，可以睡七八个人。大炕过去是一个小厨房，有一面墙隔开。小厨房里面还有一个小火炕，我就睡在这小火炕上面，每天伴着火车车轮的哐当声入睡。

1958年9月1日，我在大同矿务局四老沟矿桥东小学开始读一年级，班主任是蒋素白老师。蒋老师当年三十多岁，她的丈夫是矿上的总工程师，名叫姜新亚。蒋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上课时必须认真听讲，下课后必须认真写作业。哪个同学违反了规定，她会弯起食指和中指来敲他的脑门。因为我的学习比较好，蒋老师很喜欢我，她经常在课堂上朗读我写的作文，还把我的作文贴到教室的后墙上作为范文。但因为我不太遵守课堂纪律，蒋老师也经常批评我。有一次，我在课堂上偷看小人书，被蒋老师揪到教室的后墙罚站。罚站的过程很难捱，趁蒋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时，我就从后门偷偷跑出了教室。蒋老师发现后追了出来，我就躲到了男厕所，想着蒋老师是女的，不会闯进男厕所抓我。没有想到蒋老师根本不在乎男女之别，直接闯进男厕所把我揪出来继续罚站。蒋老师把我从小学一年级带到四年级，她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最为敬爱的老师之一。因为桥东小学没有五年级，所以我的五年级就到了跃进街小学去上。后来因为跃进街小学没有六年级，我的六年级就又换到晾马台小学去上。在晾马台小学，我的班主任是徐守礼老师。徐守礼老师当年二十多岁，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在课堂上给我们朗读长篇小说《红岩》的片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老师还经常给报纸和刊物投稿，因为我母亲在桥东邮电所工作，所以徐老师就把他写的稿件交给我带到邮电所邮寄。那时候，投稿不需要付邮费的，只要送到邮局即可。

1964年9月1日，我考入大同矿务局一中，被分配到75班，班主任是朱汝干。朱汝干是政治史地组的政治课老师，广西人，瘦黑瘦黑的中等个儿。语文老师向文英，数学老师郭佩芬，英语老师尉迟婉君。由于小学时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打高分，所以我上中学之后的第一篇作文被老师打了60分就非常不满意。于是，在语文自习课上，当向文英老师走过我身旁时，我就拿着作文本向她表示不满，嫌她给我打的分太低。向老师显然有些惊讶，但是她也没有批评我，而是让我下课之后到她办公室去找她。下课之后，我乖乖的去了向文英老师的办公室，向老师很和蔼地让我坐下，然后从头到尾地讲起我那篇作文的不足。向老师说，对于作文的要求，中学和小学是不一样的，同样是记述文，中学的要求更高一些，时间地点人物这三个要素不仅要有，还要更准确更形象。怕我不服气，向老师还找来一篇同样题材的范文让我做对比。对比之后，我是彻底服气了，决心要更加努力地学习，争取把作文写的更好一些。在向老师的谆谆教导之下，我的语文成绩不断进步，在初二年级的期中考试时，我获得了全年级第二名的好成绩。遗憾的是，1966年的5月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有的事情都彻底的变了样。

大同矿务局一中的“文化大革命”，先是跟着“两报一刊”批判“三家村”（两报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刊是《红旗》月刊，三家村特指北京市的吴晗邓拓廖沫沙），然后是跟着姚文元去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阶段基本上是跟着上面的号召写大字报，批判了一些反动学术权威，没有什么特色。但是在1966年的6月份，政治史地组的七位老师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把山西省委大同市委大同矿务局党委以及大同矿务局一中党支部所发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和文件通通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加以批判。从此以后，校内的老师和学生分裂成为两大派，以政治史地组李开元等七位老师为主的“造反派”组织“红五星”，要造四级党组织的反。不同意他们观点的老师和学生另外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团体“八二三”，要保卫四级党组织的领导。由于观点不同，两派组织先是文斗，后是武斗，腥风血雨，惨不忍睹。到了1968年的8月份，经过了“革命大联合”“复课闹革命”的阶段，终于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

1968年9月28日，我和同学们来到右玉县杀虎口公社海子湾大队插队落户，接受了三年的再教育。那一年我16岁，刚刚在大同矿务局医院做了抽取胸液治疗胸膜炎的手术。想起我的父亲给我取名王子硕，希望我能够好好学习将来考取硕士学位，真的是痴心妄想了。村里的农民对我们这些插队学生确实很好，尤其对我这个身体瘦弱者挺照顾的。先是让我在村里当养猪养羊的饲养员，后来又让我兼任村里面的代销员。一年之后，等我长高了长壮实了，这才安排我到大田里面干农活儿。插队三年，我身高长到1.75米，体重长到130斤，也算是一个好后生了。

1971年8月，大同矿务局工程处来右玉县招工，村里把我推荐上去，于是在我19岁这一年，我又成为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先是在同家梁矿打竖井，后来到郑家岭打斜井，最后又到郭家坡的井三区机电队当电焊工。在郑家岭工作期间，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炮声》，被收入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来自煤海的报告》。1975年1月19日，家里面出了大事，我的父亲没有了，他因为身患肺癌医治无效，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亲人里面，除了母亲之外，我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妹妹，我是这个家庭里面的长子，身上的担子不轻，压力山大。那一年我23岁。

1976年4月，由于我的一篇小说稿件需要修改，我被借调到山西省文艺工作室的《汾水》编辑部。在借调期间，编辑部派我到昔阳县赵庄大队采访，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花儿越开越鲜艳》，刊登在《汾水》1977年第1期，后来又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昔阳行》一书当中。根据采访时的体会，我接着又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评工会上》，发表在《汾水》1977年第7期，后来又被上海文艺出版社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评工会上》获得了著名作家马烽和茹志鹃等人的好评，于是就在1977年10月把我正式调到编辑部工作。那一年我25岁。

《汾水》编辑部下设小说散文组，诗歌组，评论组和编务组。我在小说散文组担任编辑工作，负责初审忻州地区雁北地区和大同市的小说散文来稿。有一篇来自原平县的小说稿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小说的篇名是《顶凌下种》，作者署名成一。这篇小说的人物形象饱满，性格鲜明，语言很有特色，生活气息浓厚，没有概念化的政治图解，让我非常喜欢。我在稿签上填写了初审意见，建议尽快采用。按照程序规定，我把稿签和小说稿送交组长二审。过了几天，组长在稿签上写下二审意见，认为情节不太真实，让我把稿件退还作者。所谓的情节不太真实，就是“顶凌下种”不太符合常规。然而正是不太符合常规，才引起了矛盾和对立，才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才突显出人物的性格。让我退稿，我很是不舍，踌躇再三，决定越级送审，请编辑部主任李国涛定夺。又过了几天，李国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笑着说：“《顶凌下种》这个小说，我觉得不错。我已经签了意见，建议尽快发表。”之所以是“建议”，因为当时的主编还是西戎。《顶凌下种》在《汾水》月刊发表之后，引起众多读者的好评，随后又获得了首届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顶凌下种》的成功，不仅让作者成一走上了著名作家的快车道，也让我感受到了编辑工作的责任和价值所在。

1983年山西大学要招收一个干部专修班，可以脱岗带薪上大学，我就报名参考了。考试的四个科目是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虽然我没有时间好好复习，但是这四个科目的知识储备还是有的。全省五百多个考生只录取前五十名，而我很幸运地成为那个五十分之一。干部专修班设在中文系，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与我的编辑工作非常对口。这个干部专修班的学员来自全省各地，不存在毕业分配的问题，两年之后哪里来的还回哪里去。我们这个干部专修班，除我之外的49个同学都比较优秀，毕业之后回到原单位，退休之前大都提拔到厅局级，比如当过大同市长和太原市长的耿彦波，就是我们班的同学之一。

1985年7月，我从山西大学中文系干部专修班毕业回到原单位，被提拔为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副秘书长兼行政处的处长。行政处的工作与编辑部的工作性质不同，我很不适应。尤其不适应的是，行政处的副处长周玉比我年长十几岁，以前我经常求他派个车拉些客人和生活用品等，现在却让我去领导他，也不知道省作协党组是怎么考虑的？当时的干部提拔要求年轻化知识化，周玉当时还不是党员，也没有文凭，年龄又偏大，提拔他当处长有些困难？也许是吧？但也许不是呢？始终没有人给我解释过这个问题。1985年我33岁，这一年我入了党提了干调换了住房还出国友好访问，好事太多，都挤到了一起，这也太招风太扎眼了吧？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害怕和心慌。

出国友好访问，去的是日本。当时中日两国关系非常友好，我们山西省和日本国的琦玉县也签约为友好省县，所以山西作家组团去日本琦玉县友好访问也顺理成章。还有一层关系是，我在山西大学干部专修班学习期间，有一位日本朋友来我们班插班旁听，我和他相处的关系不错。毕业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的母亲在日本琦玉县的外事课工作，如果我想去日本琦玉县友好访问，他母亲可以帮忙联系。有了这么一层关系，我就通过他母亲联系到琦玉县的一个文学艺术团体，表达了互相访问友好交流的愿望，于是对方就向山西省作家协会发出了邀请函。拿到对方的邀请函，我就去山西省外事办公室请求批准访问。几经周折，这件事还真的被批准了，山西省作家协会组织了一个作家代表团，团长是著名作家胡正，团员有周宗奇 成一 李逸民和我。我们这个代表团于1985年11月5日上午从首都机场起飞，当天下午抵达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然后乘车来到琦玉县的县厅所在地浦和市，住进了当地宾馆。以后的几天，我们和当地的文学艺术团体进行了会谈交流，然后在他们的陪同下参观了琦玉县的博物馆美术馆书店学校和印刷厂。离开琦玉县之后，我们又去东京和京都等地参观访问，会见了釜屋修和萩野修二等日本作家。最后，我们从日本的大阪市乘飞机回到上海。1985年那个时候，出国访问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们能够顺利成行，确实非常幸运。

七 十 自 述(2)

王子硕

从日本琦玉县访问归来，又兼职了行政处长一年多，发现自己确实不是搞行政工作的材料，所以就报名参加了去武乡县扶贫的工作队。武乡县是革命老区，抗战时八路军的总部就设在武乡县。我去扶贫的地方是武乡县曹村乡南亭村，那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小村庄，村民朴实忠厚，说是贫困，并不缺吃少穿，只是挣钱的门路少一些。驻村的扶贫工作队成员除我之外，另外两人是省人大的同志。我们和村委会协商，计划帮助村里建设一个砖厂，将来可以卖砖致富。但是折腾了一年，直到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这个砖厂还是没有建成。聊以自慰的是，我在这一年当中写出十几个中短篇小说，先是在刊物上发表，后来又收到我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男人的秘密》里面。

1988年春天，我从武乡县扶贫归来，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如果我不兼职行政处长，是否可以兼职创联部主任？考虑到现任的创联部副主任曹平安同志仍旧比我年长十几岁，所以我就婉拒了。但是我不愿意去创联部，那就只能去《山西文学》当副主编了，领导问我：“你愿意吗？”我说我愿意，因为我自从来到南华门东四条，就一直在干编辑工作，熟门熟路，而且还乐此不疲。领导们见我主意已定，就把我调回到《山西文学》担任副主编了。1988年，我36岁。

在我们中国这个具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度里面，年龄大小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孔子那个时候开始，就讲究年龄的问题，说是要长幼有序，尊卑有加，长尊幼卑，上尊下卑，就是要让年龄小的尊重年龄大的并服从年长者的管教。新中国建立之后，所谓的“平等”意识讲的稍微多了一些，但真正的“平等”却从来没有实现过。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陈云这些革命老前辈觉得年龄不饶人，急需培养年轻的革命接班人，所以在干部提拔方面要求年轻化和知识化。我在1985年33岁时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就是沾了这个大背景的光。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一个33岁的处长领导一个43岁的副处长，确实比较尴尬。除非你有特别大的后台支持，或者你有特别大的能力支撑，否则没有人会服气你的。我之所以选择回到《山西文学》编辑部去担任副主编，是因为主编冯池比我大了十八岁。而且我在小说散文组当编辑的时候，冯池就是小说散文组的组长，虽然有些代沟，但资历方面无可挑剔。从1988年重回编辑部，直到2012年退休，虽然有段时间我没有具体负责《山西文学》的编辑工作，但我的编制始终都在《山西文学》杂志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传达到山西之后，大家在学习讨论的时候都很激动。为什么呢？因为邓小平同志讲出了广大人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真心话，比如“发展才是硬道理”，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比如“不改革就下台”等等。当时《山西文学》的办刊经费严重不足，省财政对我们实行差额拨款，资金缺口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弥补。为了把刊物办下去，我们不得不去搞一些有偿版面。什么是有偿版面呢？就是请一些企事业单位赞助我们一些经费或广告费，我们则派人去给他们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例如报告文学）。说的不好听一些，这些有偿版面和文学毫无关系，只是拿版面换取经费的手段而已。学习了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我就想创办一个符合市场需要的刊物，既不要国家的财政拨款，也不要去搞什么有偿版面，只依靠作品的喜闻乐见来打动读者，让刊物的市场占有率来赢得办刊的经费。我把这个想法讲出来之后，得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的认可和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由我担任主编的《笑话大王》终于面世了。

《笑话大王》创刊号从印刷厂印出来了，但是还得卖出去呀！卖不出去就是一堆废纸呀！当时太原市的桥东街有个图书批发市场，我就到那里去推销《笑话大王》。我在桥东街发现，有很多小摊贩都到这里来批发书，所以我就想，假如我把刊物送到他们的书摊上，省了他们跑腿的时间，而他们得到的折扣也更多，他们应该会欢迎吧？于是我就骑上自行车，带上几捆刊物，满大街地跑，看见书摊就给他们推销上几本。这样跑了两个月，《笑话大王》的创刊号也收回了一部分书款。接着第二期又出来了，第三期也出来了，《笑话大王》慢慢地被市场接受了，刊物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规。但是我很累。

那时候的我，既是文字编辑，又是文字校对，还得跑印刷厂拿校样。麻雀虽小，样样俱全，你要跑银行，既当会计，又当出纳。你还要到税务局缴税，到工商局年检，更要给书商发货和催要刊款。我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精力？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长了那么多的本事？在我一个人实在干不动的时候，何洁（谢泳的妻子）来帮助我了，她帮我审阅来稿，帮我校对清样，帮我接电话，帮我催要刊款。有了何洁的帮助，我就可以抽出一只手来开发省外的图书市场，我到外地参加各个图书订货会，寻找更多的代理商，不断地扩大《笑话大王》的发行量。

从1993年到2009年，《笑话大王》先是双月刊，后是月刊，再后来又变成半月刊，刊期越来越短，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笑话大王》杂志社也从我一个人的光杆司令，变成了一个拥有自收自支编制的职能齐全的处级单位。更重要的是，《笑话大王》原先只有一个仅供内部交流的省内刊号，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争取到了可以公开发行的全国统一刊号（由于管控极其严格，全国统一刊号的审批极其艰难，编辑出版界都知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关键时刻，我的老母亲突然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了。为了照顾卧床不起的老母亲，我和弟弟妹妹们轮流陪侍在母亲身旁。弟弟妹妹的家都在大同市，唯有我一个人家在太原市，所以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得跑回大同市去陪床。公务繁忙，孝心难舍，太原大同两头奔波，我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终于有一天，我坚持不住了，住进医院动了手术。在医院的病床上，我接受了省作协党组书记李福明的慰问，并与我的继任者办理了交接事宜。

2012年4月10日，我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2014年12月10日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常住北京，太原市的旧居偶尔回去住住。为什么常住北京呢？因为我的独生女儿王霖在北京读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之后留在北京工作，结婚成家之后还是在北京。北京这地方，雇个保姆挺贵的，而且还不能放心。爸爸妈妈退休了，哪如让爸爸妈妈来帮着干些家务呢？怎么也比保姆强吧？女儿女婿这么一想，我们老两口就只好常住北京了。我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带外孙，从幼儿园接送到小学校接送，风雨无阻，长年不懈。不知不觉中，我竟然也到了七十岁的年龄。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生活幸福，医学发达，七十岁已经不能说是古稀之年了，因为我们身边八十岁的人也太多了。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七十岁仍旧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龄段。我觉得，过了七十岁，应该是进入老年状态了。以前，我还不服老，常常把白发染黑，把自己想像成个中年人。过了七十岁，我不再染发了，白头发再多也不往黑染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白头发的人生也是不完整的。头发从乌黑到花白，我没能做到最好，但是我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回首往事，我没有遗憾。非要说遗憾的话，那就是工农兵学商这五大行当里面，我没有当过兵，这是我唯一的遗憾了。

2022年4月10日，是我七十岁的生日。写下这个自述，也算是一个带有总结性质的记念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