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初年新疆税赋情况综述

丁力

1913年3月，北洋政府财政部起草了《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法草案》，新疆是较早接触到此项草案的省份。起初，受国内政治气候影响，南方诸省与袁世凯掌权的北洋政府分庭抗礼，政令不通，唯有新疆等北方几省尚属拥护北洋政府。接到本草案后，新疆立即着手筹办，而在此之前，新疆税赋一直沿用清代税收政策照章办理。可以这么说，1912年(民国伊始)至1913年3月，新疆尚无国税、地税之分，至1913年4月始分国税、地税。此后，又试办了若干年，于1916年确定出国税、地税种类。其中国税种类包括：田赋粮草、官租、一五公耗、园课、金课、芦课、水油磨课、水碓课、葡萄课、棉花地课、牙税、炭税、蚕茧税、房租、盐课、统税、契税、酒税、官款生息19项。地税种类包括：二五私耗、亩捐草捐、牲税、油税、斗秤税、二五商捐、茶税7项。 上述“一五公耗”、“二五私耗”、“二五商捐”为新疆独有税种，外人难以理解，借此说明一二。1902年，新疆巡抚饶应琪认缴“庚子赔款”四十万两，因无法弥补财政亏空，遂奏定田赋加收耗羡，即每石(担)粮加征耗羡银一钱五分，以充公用，即为“一五公耗”。1908年，巡抚联魁认为新疆田赋征收制度混乱，急需整饬，可又怕伤及地方。于是，废除历年累加在田赋上的耗羡，除保留“一五公耗”外，每石粮另加征耗粮二斗五升，作为地方官员办公费用，即为“二五私耗”。清宣统二年(1910年)，省城商铺引发大火，时由省库垫拨三十万两赈济受灾商户，并议决于统税内每百两加征银二两五钱，以弥补垫款，又为“二五商捐”。 图一 1914年粘贴在新疆国税厅筹备处验契新纸上的土地契约，该契约源于吐鲁番直隶厅(1913年改县)，共计三联。左联: 维吾尔文契约；中联: 汉文契约，签约日期为1910年9月12日，骑缝等多处盖“吐鲁番同知兼管理事回民事物之关防”印。右联: 1914年新疆国税厅筹备处印发验契新纸，当年9月粘贴，印鉴为“新疆国税厅筹备处关防”。该新纸规定: 凡民间典卖房屋土地已税之契，一律呈验注册，粘贴验契已归划一，并自1914年1月为始，宽限一年。 　　 清末，南疆喀什道(辖喀什、和田地区)，因距离省城迪化(乌鲁木齐)路途遥远，所征税款均就近办理验收，而以道库为最终归宿。时值1913年4月，若遵照财政部要求将税款解缴国税厅筹备处，同时地方开支亦须赴省城由财政厅司库领发，其路遥费繁，有诸多不易。另外，南疆喀什、和田地区过去使用的纸币为“喀票”，与北疆通行的纸币“省票”币值不同，南北疆互用时需要先行折算，十分不便。所以，北洋政府亦同意将南疆国税收入照旧划留，仍由道库分别收付，以节省手续。 图二 新疆省票(上左)一，足红钱四百文，因边饰纹样仿照清代纸币双龙图案，时称大龙票；新疆省票(上右)二，足红钱四百文，边饰纹样改换成花卉图案。喀票(下左)一，足红钱四百文，亦称老龙票；喀票(右下)二，足红钱一百文，北京财政部印制。民初年间，新疆币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纸币面额多以红钱为单位，红钱四百文合湘平银一两。1914年，新疆财政厅接替官钱局成为新疆纸币的发行机构，开始发行不兑换的纸币省票。喀票主要在喀什、和田地区流通使用，最早喀票沿用清代纸币老龙票，该纸币民国停用后集中于喀什、和田地区使用。1917年，北京财政部另为新疆省承印，票面加印“专事喀什道属”字样的维汉双文字纸币，替换破损的老龙票。 民国年间，以新疆为例，税收主要依靠田赋、统税两大类，虽然北疆牲税也属于大宗。不过，前两样税赋征收多寡，直接关系到全年税收总额，所以民国初年新疆省政府对田赋和统税相当重视。自1884年行省以来，新疆一直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抚民政策，实行较低税率。此外，新疆田赋征收，大多采用实物形式，于秋后一次起征，农历十二月底截至。在杨增新执政时期（1912年～1928年)，其对田赋典卖制度进行过一次改良，要求在原有契纸基础上增加契格一项，并辅之以维吾尔文，欲“使缠民皆知定章，以免弊混”，“盖从习惯而便民也”。另外，新疆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不存在向中央起运税赋的情况，因而国税、地税之分在新疆实属意义不大。但为了体现对新疆地方财政的有效监督，北洋政府对于新疆每年上报的田赋清册还是比较注重的。 图三 契格在新疆延续使用至1941年，按规定要求，民间白契需粘贴契格、契纸，方可形成被官方认可的官契。 统税方面，清末由于办理不善，既累穷民，复碍收入，其弊端不胜枚举。民初杨增新尝试将委办改为包办，然而在1914年，北洋政府指令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三局作为试点，取缔包商，改为委办并报财政部备案。后来，在实施过程中，杨增新发现“当此财政困难之际，委办即无起色，自应酌予变通。新疆种族庞杂，语言隔阂，整顿税收，委办不如商包，实亦因地制宜之道”。于是，次年十月将和田、莎车、伊犁三个税收较多税局改为包商征收。1916年复又将古城(奇台)、塔城、库车、阿克苏、迪化、哈密、吐鲁番、巴楚均恢复包商办理。在这一时期，因统税交给包商，其印花税一类亦由包商办理，故而印花税票贴与不贴，贴多贴少，均由包商自定，与税率无关。据1926年新疆省长致财政部咨文，即可帮助了解南疆和田地区包税情况。该咨文由新疆代理财政厅长徐谦拟文: “为呈报尊令，委和阗(田)、墨玉、洛浦十五家缠商买苏木阿洪(訇)等禀包和阗统税，既据传询，确系本人情愿合伙包办，并无冒充情事，准将和阗十五年统税包给该商等公同伙包办，比较仍照上年原额，合统税、包邮税(邮寄货物包裹所征税目)，满共(俗语，总共)全年解缴银五万四千五百两(喀票)，不再增加，以杜籍(极)端浮收之弊。关税照旧，另征另解，不在包额之内，仍自十五年(1926年)一月一日接办，年底交卸，以归整齐”。随后，徐谦再传省政府复令：“仰马道尹即饬李知事，传谕该商等先交一季押金，并出具包，保切结呈赍备案，以便饬厅委接办即可”。据悉，包商买苏木阿訇等于1926年1月8日，交付省金库一季押金“省票银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折合喀票一万三千六百二十五两”。由此而知，新疆包税多为伙包，通常由大阿訇牵头，阿訇由大至小，逐层分包。早些年，大阿訇不但是清真寺主持，还是庞大寺产的管理者，亦是杨增新羁縻当地民族所倚重的头人。所以，南疆存世的包税单上，加盖大小阿訇多枚印章就不足为奇了。 图四 和田加盖多枚阿訇印章的契约，有贴印花税票的，也有没贴印花税票的，都真实有效。印花税不同于统税，原本不在包税范围，但南疆官府尝到甜头以后，便将可包之税均纳入包税之列。 　　一般而言，新疆国税中对田赋粮草的课税比例，多按土地肥瘦划分出上、中、下三等。南疆上地每亩征粮五升或四升五，草五斤；北疆上地每亩征粮七升，不另外征草，又南北疆中、下地所征粮草，均依次递减。实际上，新疆田赋收入主要是为了满足当地驻军、官吏、差役口粮及畜料需求，所以多采用实物形式。实物中的粮食和草料，又称“本色粮草”。本色粮草在田赋章程中，规定为“小麦六成，包谷四成”。不过，当库粮充盈时也征收货币，又叫“粮草折色”，即本因征收粮草的改为折征货币。其实，货币多在田赋以外的税种上开征，如官租，官地每亩收粮一斗或二斗，亦有收银一钱或五分者。园课，库尔勒、吐鲁番、乌苏、精河等生产蔬果之地，上地一亩，征银二钱五分或二钱，中、下地依次递减。金课，于阗、洛浦两县有之，初定于每月按人头课三分，后改课金于地，上地每亩征银八分，中地六分，下地四分，后改民采官收。芦课，官荒地中生长芦草，可供织席用途，由民众分段包销，岁缴芦课。水油磨课，南北疆各县皆有水磨、油磨，用以磨面榨油。上磨每年收银四两，中磨三两，下磨一两五钱。水碓课，用以去除稻壳，一等每碓年征二两，二等以下依次递减。葡萄税，吐鲁番、鄯善产葡萄，就其产地税之。棉花地税，库车沙雅两县产棉，每亩年征银六钱八分，不再另完粮草。牙税，迪化、绥来(呼图壁)、奇台等县，商家承办牙贴照章纳税。炭税，迪化、阜康、镇西、库车等县，按车按驮征税。蚕茧税，和田、洛浦等县有蚕茧生产，每斤收银一分。房租，官产及充公房产，赁收租金。盐课，南疆遍地皆盐，随粮附征盐课四钱；北疆由官运销，或由商包销，收取售价。统税，统税归商承包，值百抽三，后改值百抽五。契税，新疆买卖田房，每价一两收税三分，官吏有征之七、八分者。后遵部章，买契增为百分之九，典契增为百分之六。酒税，每百斤收税一两，后改烟酒税，分等发照，每季按等课征。官款生息，清末办理自治，由公家借支经费，存店生息以资支配，因自治而停办，此项息款归公。 图五 1923年墨玉县颁发的土地执照，执照内开：“原号上地四亩八分厘，应完小麦壹斗柒升陆合肆勺，包谷捌所捌合贰勺，草贰拾肆斤”。 　　地税分类中，北疆办亩捐，每亩收银二分五，南疆办草捐，每百斤征银五钱。牲税，马牛羊均征税，税率按百分之四征收。油税，每百斤征银二钱或四钱。斗秤税，买卖粮食每值一两，收银三分。茶税，南方茶商每茶票课银二百五十两，厘银九十三两六钱，运抵新疆课银一百两；晋茶商每茶票课银五千七百两，运抵新疆课银一百两。 如今在国家第一档案馆已公开的信息中，清光绪年《司库例款收支数目清单》载明新疆1907年田赋收入：“本色粮265 560石，本色草13 399 539斤，粮草折色银68 995两，耗羡35 877两”。按新疆行省之初，刘锦棠酌定小麦每石折银一两，草每斤折银五分计，1907年新疆田赋收入为本色粮折银265 560两，本色草折银66 997两，则1907年新疆田赋收入总计折银437 492两。现据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叙述：“民国二年的粮价，每小麦一石不过值银五六两”，可见粮价较之从前已上涨了五至六倍。 图六 杨增新(前排中)与同僚、部分在省城王公贵族、以及俄领事在北洋政府五色旗下为宣示主权而合影拍照。杨增新主政新疆十七年来，每日将呈文、电报、公牍，信扎、告示等，整理成《补过斋文牍》和《补过斋日记》，多为提醒后人要处变不惊，而不遗余力。 　　接下来，继续参照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年～1937年)记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31年)，田赋收入在各省岁入中所占比重，……新疆为百分子四十以上”。接着再考虑清末民初，新疆农商各业未见实质性增长，即可将此岁入比例移挪到1913年水平，即以1907年实收乘以5或6倍的增长幅度，大概得出1913年田赋收入水平。进而再折算出岁入占比百分之六十的另一半收入为3 280 717两、或3 936 861两。再将百分之四十与百分之六十之数合加，大致得到61913年新疆税赋收入总额，约为5 467 862两或6 561 435两。换句话说，新疆当年财政支出，最低额度为5 467 862两，最高额度为6 561 435两。与清代新疆靠协响度日的差距其实很大，清代新疆所获协饷数额，最低年份为200万两，最高年份为300万两。如此这般，便知民国前期杨增新治疆手腕，对疆内民族多采取羁縻政策，且大举裁撤军队与冗员，仅凭一己之力，维持新疆大局稳定的原因所在。 结尾，引用杨增新衙署一副楹联，见其把持下的新疆与内地军阀间的排斥关系:“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园胜境，扭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 参考书目： 《新疆图志》(赋税—田赋)，王树柟、曾少鲁纂，1909年通志局本。 杨增新《补过斋文牍》甲集上、壬集上，影印本。 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9月，第三期。 李琴芳、张海梅整理《北洋时期新疆统税征收概况史料选》(一)，《民国档案》2011年03期。 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