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同尘 挥洒人生 之一

林夕湖畔

我与图书情报事业的不解之缘

（第一篇）

孟连生

序 言

　　人活七十古来稀，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步入了人生的老年阶段。70岁，经历了懵懂的青少年时期，努力奋斗的中年时期，已经到了该回味人生历程，总结历史经验的年龄阶段。人的思想、品格、素质，乃至能力的形成，都与其生活成长的环境，经历的事件，受到的教育和受过的种种历练息息相关。一把宝剑的制成，需要经历炉火的高温冶炼，工匠成千上万次的捶打，在这一过程中，你能说有哪一道工序或者哪一下捶打没有意义呢？

鉴于学术观点的事情，在其他文章中都已论及，这里主要说一些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文中讲述的所有故事都是真情实事，提到的所有人物都是真名实姓。由于时间久远记忆中的个别细节可能会有所出入，但我的意愿是要真实客观地记述个人所经历的那些故事，也算是对于自己主要人生历程的一个归纳和总结。

这里提及的每一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说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些平凡小事，绝大多数人物或故事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情节的关联，但是谁又能说哪一个人，哪一件事没有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我知识的积累和能力的塑造，产生这样或那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呢。

这是一篇回忆录性质的纪实文章，将以5W（Who， When， Where， What， Why）为主线，对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和缘由加以描述和分析，希望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能揭示出一些道理，体现出社会环境与人格塑造的内在关联。为了保持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本文内容主要以时间为轴线加以叙述，这样做的优点是可以按照先后顺序反映人生历程的大体发展脉络，其缺点则是会使对一些主题相关事情的介绍分散于不同的地方。

回顾70载人生经历的各种事情，虽做不到超群出众，亦并非平平庸庸，虽算不上轰轰烈烈，也没有碌碌无为，希望通过我这些人生旅途上的亲身体验和感悟，能够给正在阅本文的您带来些许的启迪或愉悦，或者能够使后辈人获得一些有关咱们国家和图情事业数十年来发展历程的知识补充，我就心满意足了。

人生所走过的每一段历程，经历的每一个故事都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蕴含着时代的脉搏。因此，在讲述我人生经历的过程中，尽可能将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加以描述，以个人的所见所闻展现出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社会历史环境、科技发展状态和人们的精神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名图书情报工作者，希望能够通过对我所参与其中的一些较为重要的工作或事件的介绍和阐释，从个人经历的视角，宏观地描绘出40余年来我国科技领域图书情报工作发展的大体脉络。



家庭背景

　　我于1951年9月10日出生在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家中，那时住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北二里庄22号，解放前后父亲靠做一些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按照孟姓取名的排字顺序，父亲应该排在广字辈，我们这一代应该是昭字辈。

不过，由于某种原因，从祖父那一辈取名就没有按照孟氏的规矩排辈分，爷爷叫孟英全，父亲叫孟光新。我们这一辈有三个孩子，我孟连生，弟弟孟连有和妹妹孟秀英。由于父亲的上一辈人去世很早，爷爷在父亲8岁时就不在了，家谱被二爷爷拿走了，奶奶在我3岁时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对家庭的早期历史情况了解得不是很多。

据父母讲，爷爷奶奶的祖上较为显赫。爷爷曾做过参领，奶奶家是旗人（满族），属正黄旗，据说是清末哪位公主之后。二爷爷家境较为富裕，他曾做过中东铁路总教官，他的老宅子在东四八条61号。父亲的几个叔伯兄弟，都在抗战时阵亡了，在父亲这一辈只剩下他和一个姐姐。家里原来保存有一些老辈留下的旧照片，有穿旗袍马褂的，也有穿将士戎装的，其中有一张是祖上不知谁在听孙中山立遗嘱时的照片。

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有时候收拾东西，会将这些家庭珍贵的“收藏品”拿出来给我们看，并讲述她所知道的一些故事。此外，还有数十本线装古书，以及少量疑似古玩的古老器物，如看起来很古旧的紫砂壶、帽筒、掸瓶、茶叶罐和碗、盘等。可惜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都在1966年8月23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疯狂抄家运动的鼎盛时期，全部被母亲烧掉或砸毁扔掉了。

1996年前后的北京市东四十条我家门前（现在为平安大街的一部分）

　　在那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父母努力挣钱，精打细算，节衣缩食，含辛茹苦，拉扯三个孩子，家境虽然不富裕，但从来没有让我们挨过饿，受过冻。父亲在商店上班，没有每天8小时工作制，也没有每周6天工作制一说，父亲总是早出晚归，一个月也不见得能休息一天。家务事全靠母亲操持，买菜做饭，看管三个孩子。仅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难以维持全家5口人的开销，还要靠母亲在家做外加工绣花的活，挣一些辛苦钱来补贴家用。

从外贸加工厂领来绣花的活，在家里加工完成后，再交回给工厂，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手工劳动挣钱方式。绣花工艺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挑花（现在通常叫十字绣）、补花和刺绣花，母亲做的是挑花的那种，加工品种主要是用于出口创汇的桌布、餐巾、床单和衬衣等。工厂根据国外订单的需要，设计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印在纸上。将印有小蓝点的布料、花样和相应的各色配线提供给绣花的人，那些“家庭妇女”按照花样标明的不同配色，将花绣在布上。这是一种费眼、费力、费神，又需要一定技术的纯手工劳动，一针一线地挣一些加工费十分不易。深夜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飞针走线的身影，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外贸加工的活具有阶段性，并非全年都有，有时候几个月没有活，一来了活时间又很紧迫，需要加班加点地赶着完成。60年代初我家买了一台蜜蜂牌缝纫机，母亲通过看书学会了自己裁剪和缝制衣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家里人的穿衣问题。缝纫机是个奢侈品，但同时又是生产工具。有了缝纫机除了可以为自己家里人缝制衣物之外，母亲还经常充当业余裁缝，利用绣花的间隙帮助亲戚和附近的街坊们加工一些平常穿的普通衣物，从而为逐渐长大的三个孩子的上学花销增加了一种挣钱的渠道。

除了衣服之外，家里人穿的鞋也主要是靠自己手工制作。首先是纳鞋底，用面粉打好一盆较稀的浆糊，用刷子沾着浆糊，将旧布条一条条，一层层地拼接着粘在案板上，这道工序叫做糊袼褙。将晾干后的袼褙按着鞋底的纸样剪成相同大小的鞋底样子，七至九层袼褙鞋底摞在一起，就可以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了。麻绳则是用一种叫拨楞锤的工具加工而成，从市场上买回来麻，将数根麻拼在一起，用拨浪锤旋转麻绳使之拧成一股绳，俗称打麻绳。打好麻绳后就可以穿在大针上，直接使用了。

老百姓打麻绳用的必备工具——拨楞锤

　　鞋帮则是买来专门用做鞋面的布，按照不同式样，不同尺寸的牛皮纸做的鞋样裁剪，再缝制而成。都准备好之后，将鞋帮纳到鞋底上，还要在鞋中塞入木质的鞋楦，放置几天将鞋面撑开，就可以穿了。这种鞋由于鞋底是由多层袼褙叠加在一起制成的，所以叫千层底布鞋，是那时普通老百姓最常穿，最舒适，相当上档次的鞋了。既使现在，千层底布鞋仍然受到一些人的推崇，这种手工制作的布鞋通常只在高档鞋店中才有出售，且价格不菲。

　　1960年代，随着我国塑料工业的发展，有了物美价廉的塑料凉鞋，也有了塑料底的布鞋，才逐步改变了老百姓穿鞋基本上依赖自己制作的局面。上中学后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双时髦的白边懒布鞋，走在街上十分拉风，感觉人人都在看我似的，高兴了好一阵子呢。

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老百姓能消费得起且穿着舒适，又比较耐穿的布鞋，由于布鞋面与塑料鞋底之间镶嵌有一条白色布边，而且又穿脱方便，故得雅号“白边懒”布鞋。白边懒流行了许多年，成为不止一代中国人的记忆，直到今天，在一些高档的或专门销售怀旧产品的商店中还可以看到白边懒的影子。顺便说一句，直到参加工作很多年以后我才有了第一双皮鞋，攒了好几个月的钱，买了一双出口转内销的三节头高档牛皮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那简直是太奢侈的事儿了。

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自然不能享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尤其是作为老大的我，从上小学之前就得担负起家庭责任，帮助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那时北京市市民虽然用上了自来水，但都是在大街上几十户，乃至上百户人家共用一个水龙头的公共自来水。家家都有水缸，每天往家里挑水是每个家庭的一项重要工作，大约从六、七岁起我就担负起了挑水的任务，直到参军离开家庭为止。

1950年代的东单路口

1960年代的西单北大街

少儿记忆

　　那时小孩儿都有大名和小名，并且小名取得越难听越好，用老辈人的话来说，小名难听的孩子好养活，不爱得病。我的小名还不算难听，叫“六一子”，是因为生我那年奶奶61岁。在我参军之前，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玩童伙伴等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叫“孟连生”，出出进进的都叫我“六一子”。那时候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学龄前儿童很少有上幼儿园的，没有“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道，也没有什么学前预习班或唱歌、跳舞、画画之类兴趣班等课程，上小学之前孩子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玩儿。有多个孩子的家庭，较大的孩子还要担负起兼职看管弟弟妹妹的任务。

我与父亲、弟弟（1958年）

　　我们家处于城乡结合部，叫北二里庄就是距离东直门2里路，距离东直门外大街只有200多米。我家的东面不远是农田，南面翻过一个小土岗有一块坟地，往西走再往南拐就到大街上了，过马路进一个胡同就是我上的第一个小学。

我家北面下坡有一条小河，当时不知道叫啥名字，后来才知道那就是现在的亮马河。五六岁时天天跟周边的小朋友们玩儿各式各样的游戏，尤其是夏天，捉蝴蝶、逮蜻蜓、粘知了、抓蟋蟀、捞蝌蚪、挖蚯蚓、放风筝、滚铁环、捉迷藏等等，天天玩儿得不亦乐乎，往往都是要等妈妈在院子门口“六一子，六一子”地喊上好几次，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后面的小河也是我们经常玩耍的场所，河水不是很深，水流不是很急，河面也不是很宽，人们将三根本来用作电线杆子的杉篙搭在河的两岸，作为小桥供群众过往。我们夏天在河水里洗澡，冬日在冰面上追逐，下雨过后河面涨高，几乎擦到小桥的底面，不能下河洗澡了，几个小朋友就横趴在桥面上拿着小鱼网捞河里的小鱼

四合院中老百姓的生活场景

四合院里住户都在院子里搭建小厨房

　　我好出去玩儿，又不怵与外面的人打交道，因此去粮店买粮，去副食店买油盐酱醋等事情基本上都是我的事儿。时不时的母亲赶活儿的时候还得帮忙炒菜做饭，面条、饺子、烙饼和各式家常菜都要尝试着去做。

正如许多人在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的，小时候最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买芝麻酱了。芝麻酱是限量供应商品，用副食本去买，每人每月2两，我家5口人可买一斤。副食店的老爷爷拿着一把长把铁勺从盛放芝麻酱的大缸中，一勺一勺地把芝麻酱盛到我带去的广口瓶中。在盛到8、9两的时候，将瓶子放到台秤上，再盛一勺芝麻酱放在瓶的上方，让其慢慢流到瓶里，这样可以防止一次盛得超过分量了，无法倒回去。在回家的路上，用手指沾着吃上几口芝麻酱那可是必备节目了，别提多解馋了，这趟购物走再远的路都值得。

见到芝麻酱总能唤起对儿时生活的美好回忆

　　当然，母亲的缝纫和绣花技能也都耳闻目染地学会了一些，虽然不能做复杂的外衣，但是给自己穿的衣服做一些简单的缝缝补补还是没有问题的，后来还给女儿做过裙子、裤子等。

我自小就是一个非常好动的人，对外面大千世界了解的意愿始终都非常强烈，至今能够记起的人生第一次单独远行是在我6岁的时候。常听大人们说，天桥如何热闹，如何好玩，唤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可是指望父母带着去玩儿根本不现实。暗暗盘算和策划了很久，初夏的一天我终于采取行动了，没有跟任何人说，独自一个人步行2里多路到东直门，在终点站乘坐6路无轨电车，沿途经过北新桥、东四、东单、崇文门、前门，一直到该车的另一个终点站天桥，在那里到处闲逛了大半天，直到傍晚才原路返回。

那时候东直门、崇文门城楼和围绕北京一圈的城墙都没有拆呢，6路无轨电车从崇文门到前门，是在城墙里面沿着一条僻静的马路行驶，很有古色古香的感觉。中午吃饭时，母亲发现我没有回来，周边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很是着急，我回来后挨一顿打是避免不了的了。不过，值得，与一日“自由行”观光所带给我的欢乐相比，挨顿打、受点骂又算得了什么呢。



6路无轨电车后来改为106路了（1987年）

小学时光

由于生日是9月10号，差10天没能在7岁上学，所以我直到8岁才上小学。小学学业是在两个学校完成的，三年级之前是在东直门外的南二里庄小学，1961年我家搬到了东四十条82号，三年级开学时转学到东四七条小学，直到小学毕业。在学校我是个比较瘦小，老实巴交，较为内向，不善交谈，跟所有同学都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不起眼的学生。学习比较认真，能够中规中矩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但是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基本处于中上游的水平，考试成绩在班里通常排在前10几名的样子。戴过几年一道杠（少先队的小队长），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天天在一起做作业，在一起玩儿。

在各门功课中最擅长的要算是体育了，跑、跳等体育课的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双杠上倒立，单杠上大回环等动作都可以做出来。由于走路总是蹦蹦跳跳的，还很喜欢爬树玩，夏天的晚上常爬到家门口的大树杈上乘凉，所以同学们给我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孟猴”，这个名字作为小学同学对我的“官称”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

那时候的小学生不像现在小学生的压力那么大，上午上四节课，下午去同学小组做作业，2个小时之内就可做完了。既没有学习课程的补习班，也没有业余兴趣学习班，完成作业后除了有时做些家务活之外就是玩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现在的孩子要更加幸福。我家离什刹海不远，步行20分钟即可到达，因此夏天经常去那里的露天游泳场游泳。

记得有一年，什刹海挖淤，把水全部抽干了，我们就踩到湖底的泥潭里玩儿，从泥潭中挖出不少比成人巴掌还大的河蚌，拿回家放在水盆中养着。冬天则去什刹海溜冰，找一块椅子面大小的木板，下面左右各装上一根粗铁丝就是冰车了，坐在上面两手各拿一根火筷子撑冰，可以在冰面上飞快地滑行。拿两块较小的木板以同样的方法做成溜冰鞋，绑在自己穿的棉鞋上溜冰，虽然很土气，但是丝毫不会减少溜冰的兴致。中学以后曾经买来旧冰刀用螺丝将自己穿的球鞋固定在冰刀上做成滑冰鞋，穿上滑冰比那个用木板做的溜冰鞋好玩多了。童年的业余时光还消耗在到景山爬山，北海划船，工体看球，以及和小朋友下象棋，做游戏等方面。

北京什刹海现在的样子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那个时代老北京人经常说的一句歇后语，叫做“单杠儿抹泥，假招子”，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非常形象的歇后语的含义、用法及出处了。这个歇后语来源于当时人们捉蜻蜓的一种方式，在北京俗语中将绿色尾巴的雄蜻蜓叫“单杠儿”，将黄色尾巴的雌蜻蜓叫“老子儿”，成熟的单杠儿总是喜欢去追逐老子儿，所以人们捉蜻蜓的时候，经常采取用老子儿作为“招子”，吸引单杠儿飞过来，再将其捉住的方式来抓到更多的蜻蜓。先抓住一只老子儿，将其栓在一根芦苇上面那软软的尖上，一手拿着芦苇晃来晃去，仿佛蜻蜓在自由飞翔一般，另一只手拿着用竹子制作的，与网球拍子相仿的网子，不一会儿单杠儿就会飞过来，一下子就可以将其网住了。有时候一时抓不到老子儿，只捉到单杠儿了，于是人们就在单杠儿的尾巴上涂上一些泥巴，使其绿色尾巴变成黄色尾巴，冒充老子儿，以这个“假招子”去吸引单杠儿，这就是该歇后语的由来。这句话通常在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使用，例如，好朋友来家里做客，主人诚心实意地留客人吃饭，客人本可以留下，又怕给主人添麻烦，客气地一再拒绝，主人就可以说“你别跟我这儿单杠儿抹泥假招子了，必须吃完饭才能让你走！”

8岁时父亲曾带我到位于南锣鼓巷的中国戏曲学校报考京剧学员，虽然没有报考成功，但是在那里看到了学员们翻腾雀跃的练功场景，令我兴奋不已，从心里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项运动。班里有一个叫郝文龙的同学，他也非常喜欢这些玩意儿，志趣相投的我们，课余时间经常一起练弯腰、压腿等基本功，还用麻袋装上稻草做了一个垫子，在上面练习小翻、前后空翻等高难度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时间的刻苦练功，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学会了一些本领，鲤鱼打挺、旋子、小翻、拉拉提、前后空翻等翻腾动作都不在话下了。在学校组织的运动会上，作为压轴节目我们表演了钻火圈翻跟斗，获得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呼声。这项技能不仅让自己在当时出尽了风头，而且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学时另一个难忘的记忆就是看见毛主席了。那时每年十一都要在天安门广场举办隆重的国庆游行和国庆联欢晚会活动，学校组织我们高小的部分同学去参加活动，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组成拼花组字方队。组字方队离天安门比较近，活动中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国家领导人在城楼上走动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走到城楼的东南角向群众挥手致意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虽然1966年8月18号，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检阅百万红卫兵的活动我也参加了，但那次是混杂在红卫兵队伍之中，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接受检阅的，城楼上的情景根本看不清楚。

1966年11月26日上午,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在技术学校上学的，我叫做二爹的亲戚来我家串门，送给我一个他们上实习课做的矿石收音机，使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可以用来收听广播的“武器”，我非常喜欢，爱不释手。虽然这个只能用耳塞机收听的收音机效果很差，只能勉强收听两三个广播电台，但是它却启迪了我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兴趣，点燃了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信心。



中学岁月

　　1965年小学毕业，我考入了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该校位于交道口北三条胡同，北邻国子监、雍和宫。学校创建于1865年，原名北平私立崇实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改为现名，2013年被北京市命名为“百年学校”，当时是北京少有的几所只招收男生的中学之一，录取分数线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为了节省上学路上花的时间，同时又能为家里搬运粮食等重物提供一个工具，父亲给我买了一辆绿色的飞鸽牌二八加重自行车，那简直不亚于现在家里购置了一台奔驰小轿车。

学校离家约两公里，天天骑车上下学，别提多高兴，多潇洒了。经常骑着车跟公交车比赛，有时还双手撒把骑行，在没有人的广场上还很享受倒坐在车座上骑行的乐趣。人们常说，步行的活动范围是5公里，自行车的活动范围是15公里，汽车的活动范围是50公里，这正是这几种出行方式一个小时的行走距离。有了自行车对于我来说就像如虎添翼一般，活动范围增加了三倍，更激发了我到处行走的意愿，经常骑着车子到北京的各处游玩。

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现在的校门

　　父亲的姐姐，即我的姑妈，早年嫁到了北京郊区，距东直门15公里的前苇沟村，她家的房子就在老机场路的旁边，下了公路走300米小路就到了。没有自行车之前常跟父母乘359路公交去她家玩，有了自行车之后我就自己骑车过去，有时候还骑车带着妹妹一起去。老机场路不宽，只有上线各一个车道，由于是郊区道路并没有设置自行车专用行车道，一路上要随时特别关注和躲避后面开来的汽车。那条路的路面不是沥青铺的，而是由一块一块大约5米长的水泥块“拼接”而成的，水泥块之间有一条缝隙，骑车行走在上面，每隔5米就要颠一下，很不舒服。在这样的道路上，一个初中小伙子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不算什么，作为“乘客”的妹妹可就受了罪了。窝在自行车大梁上一个小时风吹日晒不能动弹，比坐在车座上的骑车人要难受多了，下车后腿脚麻木得都不能走路了。

上中学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所以实实在在的中学学习时间只有一年。学校的英语教学较有特色，我们的英语老师肖玲玲刚从外语学校毕业不久，很是敬业，很负责任，教学十分认真。短短一年时间虽然没能掌握实际应用技能，却起到了启蒙作用，奠定了英语学习的基础，培养了我学习英语的兴趣。

从1966年暑假直到1969年2月参军，两年半的时间都是在“闹革命”中度过的，学校没有课上，只需要接长不短地到学校看看就可以了，这样就有了大把时间在家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学校所在胡同的西口是安定门内大街，路西有一个旧货商店，卖的东西既有生活用品，又有一些工厂淘汰下来的产品。放学后我经常绕路到商店逛逛，在那里买过许许多多我喜欢和需要的老旧物品，如各种电线、各式灯泡、电器零件、放大镜、电动机、老式唱机、苏联生产的军用录音机等等，这些看上去没有什么价值的旧货，在我的眼里都是宝贝，鼓弄它们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给我带来了许多乐趣。

我买来一些科普读物，如“十万个为什么”、“我们爱科学”和一些物理化学小实验方面的图书，学习相关知识。还买了一些套装零件及相关材料等，配置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开始自己制作各种我喜欢的物品或电器。回想起来，那个时期我做过的东西还真不少，有家里用的板凳、沙发、太阳能热水器和电风扇等，有自己玩的铁环、小滑板、滑冰鞋等。还有飞机模型、舰船模型、半导体收音机、望远镜、潜望镜、万花筒、照相机、照片洗相机和放大机、幻灯机，以及装在自行车上的里程表等。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手工加工而成，虽然做得十分粗糙，实用效果也不是很好，但是身处那个崇尚造反，宣扬知识无用的年代，对我个人而言，做这些事情的收获是非常大的。首先是没有虚度年华，在实践过程中学习到了一些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制作技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更主要是培养了自己勇于创新的思想意识和不畏困难的探索精神。

文革串联

　　人们把1966-1968年期间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我属于这六届毕业生中最小的一届。“老三届”自1966年6月就不上课了，全身心投入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中。这些人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了全国大串连，到全国各地去宣传毛泽东的思想，也参加了对文化名人、对地富反坏右，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抄家，参与了对自己学校老师，甚至自己家人的批斗，参与了对中国大地诸多封、资、修文物的捣毁。直至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之后，学生们五花八门的造反活动才逐渐平息下来。

我是一个性格偏内向，不爱出风头的“小屁孩”，更是一个遵纪守法，胆小怕事的“乖”学生，自然不会参加到践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勇于“砸烂旧世界”的红卫兵队伍中去搞打砸抢活动。虽然也带着红卫兵的袖标，是个红卫兵战士，但我只是随波逐流而已，所有的批斗会、抄家、武斗等过激的活动都不会有我的身影。

大串联可以说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出京远行了，也给我创造了一次步入社会，与各色人等广泛接触的学习机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一个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全国各地传播“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造反精神。我也跟着其中一个小分队出发了，乘火车去了上海、杭州、上饶和南昌四个城市，去了上海交大、外滩、徐家汇、大木桥等地方，去了杭州的浙大、断桥、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等地，参观了上饶集中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等处，往返用了17天时间。

文革中外地革命师生到北京进行革命串联。

　　红卫兵队伍没有很强的纪律性，我们出发的时候是由12个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起走的，一路上人都走散了，到最后就剩我自己一个人回来的。记得我出门时母亲给了我15块钱，回来时大约还剩了8块钱，交通、住宿、餐饮都是免费的，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免费接待各地来的红卫兵并安排各种活动。一路上确实见了不少世面，增长了不少知识，但到底传播了什么造反精神和革命思想，我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在我家东面隔一个门，84号院子里住着一个姓关的退休老人，孩子们都叫他关爷爷。在我们眼里他可棒了，做了几十年的消防员，与火神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70多岁了，可是精神矍铄，一点都不显得老。更主要的是他肚子里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还会唱京剧。一有时间我就到关爷爷家串门，听他讲历史故事，讲人生经历，或者欣赏他拉着京胡唱上几段京剧名段。兴趣上来了爷俩还会杀上几盘象棋，棋逢对手，各有输赢，感觉很是享受。

老人与儿子同住一院，但是自己做饭自己吃，经常看到他自己包上10几个饺子，用一个小锅放在火炉上煮着吃。他边做饭，边讲故事，等饭做熟了，我也该回家吃饭了。他常说他与毛主席同岁，现在退休了身体还非常好，国家每月发20多块钱的退休费，感觉非常幸福。那时候小朋友都特别爱听广播中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关爷爷简直就像是专门给我一个人配置的故事老爷爷，当然我们的相处也给关爷爷带去了快乐，减轻了他不少孤单寂寞。与关爷爷的这段忘年之交也构成了少年时代的一段非常难忘的记忆。

七零年代

　　1970年代以前，北京老百姓做饭用的都是煤球炉子，家家都要从煤场买回煤球堆放在院子里天天使用。去煤场买煤时，送煤工人将煤球放到长方形的竹筐中称重，一筐是50斤，通常一次买上4筐或6筐。煤球使用过程中会碎掉许多，过一段时间就会积攒一大堆煤面儿，所以各家都要接长不短地自己加工“煤球”。在煤面儿中加入水和少量黄土，搅拌均匀，摊在地上切成小方块，晾干后即可用于烧火。烧火过程中往往有不少煤球烧不透，敲下去外面烧过的乏灰，中间还剩下一小块黑色的部分，可以继续烧火使用，只是火力要小一些罢了。这样就给了穷人一个机会，买不起煤，可以去“捡煤核”，即到垃圾场寻找那些没有烧透的煤球，敲掉乏灰，拉回家中烧火使用。后来改为蜂窝煤炉子了，燃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使用起来比烧煤球方便干净多了，不会掉很多煤面儿，不用再自己加工“煤球”了，当然也没有煤核可以检了。

早年北京胡同里常见的景象

送煤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据说这个人后来做了大老板）

　　到了70年代中期，有了灌装液化天然气，俗称煤气罐。这种清洁卫生，使用便捷的用火方式，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空气污染，改善了大气环境。不过，由于供应量有限，推广使用“煤气罐”的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通过发放煤气本来控制煤气用户的数量，那时候若想弄到一个煤气本，简直比现在北京想抓到一个小汽车购车号还要难。谁能弄到煤气本被认为是非常神通广大的人，甚至许多人都会很愿意将自己闺女嫁给他。

我的好朋友郑宗福就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他交际非常广泛，很快就帮我弄到了一个煤气本，使得我们家能够在北京开始有煤气罐的第二年就用上了这种既清洁方便，又火力强大的能源。从此再也不用经常买煤、存煤，也不用天天生火、封火，减少了许多脏活、累活，节省了许多“伺候”炉子的时间，母亲别提多高兴了。令我十分是遗憾的是，后来与我的好友郑宗福失去了联系，既使在微信时代也没能联系上。

再说说70年代的工资和物价，从1971年到774厂上班，直到1982年研究生毕业留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工作，11年的时间我的工资没有任何变化，都是二级工41.71元，也没有什么奖金、补贴之类的额外收入，所有收入就是这些了。

当然，在此期间物价水平也没有什么变化，以几件常用生活物品为例，我记忆中是这样的：白面1毛8分4一斤，籼米1毛4分6一斤，玉米面1毛05一斤。蜂窝煤2分4一块，猪肉9毛5一斤，一级带鱼3毛6一斤。“八达岭”、“飞马”和“大前门”牌香烟分别是1毛4、2毛7和3毛6一盒。冬储大白菜分为3级，分别是1分8、2分4和2分8一斤。

当然所有这些商品都不是可以随便购买的，而是定量供应的。有些是凭票供应，如粮食、油料等，有些是凭证供应，如鸡蛋、芝麻酱、冬储大白菜等。供应粮食的数量依性别和工种而定，每人每月粮食定量从20几斤到40几斤不等。其中约三分之一是细粮，即白面，其余为粗粮，玉米面、豆类等，大米算是粗粮。每人每月半斤花生油，一斤猪肉，2两芝麻酱，过年过节还会增加点香油等。买猪肉时绝大部分人都要尽量挑肥的买，瘦的没有“油水”，不好吃，不解馋。“四指镖”的肉是最受欢迎的，排骨不肥，没人喜欢，价格也相对便宜许多。

每年10月底到11月初是购买冬储大白菜的季节，大约有一周左右时间像全民盛会一般。大卡车给菜店拉来一车车的大白菜，在门口堆得像小山似的。许多单位会给职工放半天假，回家购买大白菜。买菜时不仅定量，而且要搭配，比如卖给你2百斤一级菜，要搭配2百斤二级或三级菜。购买后菜站负责用三轮车将菜送到你家的楼下或院子门口。往楼上搬运白菜可是个力气活，每年都会涌现出一大批帮助邻居老人往楼上搬运大白菜的好人好事。

1980年代北京大街上销售冬储大白菜的场景

买到一冬天吃的大白菜后，人们以各种方式往家里搬运

　　冬储大白菜通常放在院子或楼道里，盖上一些破棉被等物品，防止冻坏。即使精心照料，大白菜在冬储过程中总是要有不少损失，不是风干了，就是冻坏了，其中大约一半要扔掉。直至第二年的4月份，大白菜加上一些土豆、南瓜、胡萝卜等，将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主打蔬菜。春节期间若能吃上一顿韭菜猪肉馅饺子就算不错了，隆冬季节菜市场的货架上基本是空的，极少有诸如黄瓜、西红柿、油菜、菜花、茄子、柿子椒等“细菜”供应。既便有，其价格也不是一般老百姓所能够消费得起的。

下面再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个时代图书情报领域的大体发展情况。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计算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文献信息与图情服务的形式与内容。现代通讯技术与存储技术的发展，为信息传播与应用提供了越来越便捷的手段。

1946年发明计算机，50年代开始应用于信息检索。54年美国海军建成世界第一个试验性的计算机检索系统，59年建成第一个定题检索服务系统。60年代初美国开始进行联机检索试验，61年CA开始用计算机编制《化学题录》，62年MIT建成试验性的联机检索系统。1964年美国医学图书馆完成医学文献分析与检索系统MEDLARS，65年进行了首次全国性的联机检索试验。67年以后许多联机检索系统相继建成，包括69年NASA的RECON系统，70年洛克希德公司的DIALOG和SDC的ORBIT和MEDLARS的MEDLINE系统。

1972年DIALOG、ORBIT和MEDLINE相继开展国际联机检索服务，通过海底电缆和卫星通讯等手段提供国际联机检索服务。不过那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期间，科研与社会经济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完全中断，不仅这些新的技术应用没能引入中国，就连国外技术与服务发展的情况也无从知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