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老照片（二）

小建

这两张照片都拍摄于1949年。左边的拍于参军前，当时拍了一组，正脸儿的，侧脸儿的，低头的，抬头的，脸上笑着，眼睛却已哭肿了。其中两张的背面分别写着：摄于1949年11月11日参加革命入军政教导大队之晨；做老百姓的最后一张。

右边的拍于参军后，脱下旗袍，编起辫子，妈妈的人生跨过了一道分水岭。而她对婚姻的选择，更是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

妈妈和爸爸是1951年11月结婚的，掐指算算，从她“毅然决定拒绝”刘XX的订婚要求到结婚，不到8个月，应该也算“闪婚”了。妈妈说：“1951年初哮涛就向组织提出要和我交往的想法”，但在等待组织审批时，“听说有刘XX电报催婚之事，只好作罢，直到我结束那段感情后他才正式向我提出来。”妈妈的第一反应是：“他长我8岁，年龄偏大，没有我想象中军人的魁梧威武，感到不够理想。”她找来好友和一起参军的同学为她参谋，“他们都说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有较好的威信”，都“劝我不要错过”。当然，妈妈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一是“我考虑自己条件一般，既然不能嫁给自己爱的人，能嫁给爱自己的人也是幸福的”，二是“刘XX希望我能回心转意，仍不断来信反反复复地说要等我转变态度。我不想再无休止地纠缠下去，决定早点结婚，让他死心。”有没有一点“赌”？赌气，赌明天。

爸爸当时任44军军直政治处主任，1951年11月1日，他们在军部驻地广东惠阳结婚。“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我们用不多的津贴费买了一条里外三新的棉被和一些糖果，直政处的同志集资送给我们双人毛巾被、床单和一对枕头，政治部的中灶食堂给我们加了几个菜，师、团级首长和我们一起喝喜酒，直政处的同志都来闹新房，整个婚礼简朴热闹。”（引号中文字摘自妈妈的回忆录。下同）

一年后，姐姐在广州军区陆军医院出生。1953年3月，爸爸妈妈便带着6个多月的姐姐登上了海南岛，“当地人大多又黑又瘦，她那白嫰细滑的皮肤常引起人们的注目，说她像刚煮熟剥壳的鸡蛋。海南台风频繁，新鲜蔬菜供应紧张，警卫班的战士主动在我家后院开了一小块土地，种上各种瓜菜，专供她食用，还常去枯井抓田鸡给她煮粥。”作为第一个孩子，姐姐当时多得宠啊。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可能是因为妈妈怀孕时一直在海岛，营养不够，我生下来才4磅（姐姐出生时6.5磅），而且不会哭，是医生倒拎起我拍打屁股才哭出声来。

我出生后的那段时间，妈妈是非常忙碌的，但并不是因为我。“1954年初，我意外地被任命到南海舰队西营基地托儿所任副所长，原指导员还未来得及和我办交接就转业了。我一下子从一个副排级非党干事去一个五脏俱全的正连级单位当领导，一时真不知所措。当时那个托儿所有70多个3-6岁的全托幼儿，30多名工作人员，包括干事、教养员、保育员、医生、护士、司药、会计、出纳、管理员、炊事员，全是现役军人，其中只有一名党员，两名男性，而我对幼教工作又一窍不通。哮涛远在海岛，十分担心我挑不起这副担子。他来信鼓励我要大胆心细，告诉我人的因素第一，教我先从团结人入手，要和大家群策群力来抓工作。当时全军正进行政治形势教育，总政治部拟出了100道题目组织全军官兵学习，最后要考试，并作为考核干部的参考。我原在的海岸炮兵八团是试点，先行一歩，我已通过学习和考试。我就抓住这一机遇，组织和辅导全所同志学习。经过大家的努力，托儿所在基地机关组织的考试中以平均78.8分的良好成绩获得集体三等奖，基地机关各部委和幼儿家长们都对托儿所刮目相看，大大激发了大家学习和工作的热情。全所同志团结一致，在我任职期间没发生过任何大小事故，入托率渐渐提高。1955年我调离时，大家都依依不舍。这是我第一次独当一面抓工作，有个好的开端，十分高兴。”

这是任副所长的妈妈，是不是透着一股干练？

1956年大弟弟出生，你看我爸爸，乐得脸上都开了花。连续生了两个女儿，有同事开玩笑说爸爸脾气太好，胡子太软，这辈子不会有儿子。这下好了，扬眉吐气了！我外公更过分。生大弟时妈妈已转业回到广州，外公还在广州中国银行上班，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那天是周六，小姨下午不上课，外公回家没看见外婆，就问小姨：你妈呢？小姨说：大姐生了，妈到医院去了。外公忙问：生了？男的女的？小姨故意拖长声调说：当然是女的了。外公泄气地“唉”了一声，坐下吃饭。没等他把一口饭咽下去，小姨大笑着说：骗你的！大姐生的是儿子！外公瞪大眼睛问了一句“真的？！”放下碗就往医院跑。到医院看完外孙，临走时再三嘱咐妈妈说：出院时千万别抱错了，千万别抱错了！这是我们家人人都知道的笑话。

这张照片是1960年夏天在广州市侨务局的花园拍的，妈妈在那儿上班，而爸爸则常年驻守南海前线，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妈妈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妈妈说，那时“白天工作，晚上和所有节假日都在开会搞阶级斗争，弄得人人都精疲力尽，还人人自危，精神高度紧张，家中孩子我都无暇兼顾，幸得一个好保姆数年如一日帮我管好家。”这个保姆我记得，戴金耳环，穿木拖鞋，只会说广东话，普通话连听都听不懂，每次爸爸回来，我就给他们当翻译。那时我们姐弟在石榴岗的海鹰小学（幼儿园），每周六下午回家，周日晚上再坐校车返回学校，所以跟妈妈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我不记得妈妈给我们讲过故事，但记得妈妈爱唱歌，有些歌她唱得多了，我们跟着哼，就学会了，有些歌词不明其意，唱着唱着就走了形。比如歌剧《红霞》的插曲《凤凰岭上祝红军》，其中有一句“用你的智慧把敌人埋葬”，妈妈基本上算广东人，说话不会卷舌，所以“智慧”就变成了“zi-wei”，而我唱着唱着就变成了“刺猬”，直到有一天突然发觉，刺猬怎么能把敌人埋葬呢？便去问妈妈，从此知道了“智慧”这个词。还有一首《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歌中唱道：“我们神圣领土谁也不能侵犯，我们强大队伍谁也不能阻挡”，不知怎么的就被我听成了“谁也不能入党”，小和尚念经地唱了好久，才发觉不大对劲，差点儿“犯错误”了。

1961年，全家将随爸爸北迁哈尔滨，这是离开广州前拍的全家合影。我和姐姐都梳着“苏联大姐姐辫”，扎着蝴蝶结，那可能是当时的时髦。

从广州一竿子插到哈尔滨，对一直生活在南方的妈妈是个考验。估计当时妈妈并不愿意离开广州，但哈尔滨太远了，爸爸多久才能回家一次呢？所以，“我虽惧怕北方严寒，但为能全家团聚，就带了4个孩子随他调哈。”爸爸新调任的单位是国家把哈尔滨汽轮机厂研制新式汽轮机的科研技术力量、设备、实验室、课题分割出来，移交给国防科委成立的专门从事军舰新式汽轮机研究的独立军事科研机构，与汽轮机厂分属军用、民用两个系统，但办公楼和干部宿舍需靠汽轮机厂协助解决。我们抵哈后，住房尚未安排，爸爸就赶到北京去开会，妈妈带着我们在专家办公楼的一间空办公室暂时栖身，白天为不影响专家办公，妈妈就带我们出去“打游击”，下午专家下班后才回住处。如是多日，妈妈能有好气？爸爸开会回来，妈妈给他脸子看，爸爸便好声好气地没话找话，还主动煮了一锅大米粥。东北的大米比广东的好，爸爸还在里面放了一点碱，粥很粘，有一股香味，我们都说好吃，妈妈却故意挑剔说，哪有在粥里放碱的？爸爸说：饭碱（此处读gan)饭碱，不是放在饭里的吗？我忙大声说：爸爸不对！番枧（广东话读gan）是肥皂！其实爸爸哪能不知道呢？他只是想逗妈妈一笑呀。

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哈尔滨居民的主食供应全是粗粮，小弟弟是5岁以下幼儿，每月有5斤细粮，爸爸有“特供”，每月20斤细粮，除此之外不是苞米面就是高粱米，这对吃惯大米的我们，真的很难适应。副食也很困难，我们抵哈时，居民的冬菜分配已结束，整个冬天市场上都买不到蔬菜，妈妈只好请司务长去郊区用高价向农民买点儿咸菜、酸菜、土豆、大白菜、豆制品来对付。后来挺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这与那场灾难有关，以为北方就是这样。

这张照片照于1962年，应该是六一节之前，我还没戴红领巾。那时我们就读的是汽轮机厂子弟小学。刚到新班级，我打量着教室和同学：教室里4列课桌椅，当中两列并在一起，4个同学并排坐。怎么前后排都是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插花着坐，我这排却只有我一个女生，其他三个都是男生？下课了跟同学说话，才知道其中一个剃光头的也是女生，因为头上长虱子，把头发剃了。后来还知道，这样的同学班里有两个，其他班也有。回家告诉妈妈，妈妈让我和姐姐千万小心，别染上。可是第二年冬天我还是被染上了，幸亏发现得早，消杀及时，没有漫延，保住了我的长辫子。说来也奇怪，后来我在东北兵团10年，也没听说哪个知青染上了虱子，包括哈尔滨知青，甚至当地的老职工子弟，好像没人长虱子。莫非虱子也是灾害的产物？

1963年8月，爸爸又调动工作了，据说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妈妈当然希望来上海，最终如愿。那时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上海的生活水准也比哈尔滨高不少，所以日子好像幸福多了。记得刚到上海，妈妈就给我们买了新衣服，我的是一身红色的灯芯绒衣裤，一双红皮鞋，从上红到下，够扎眼的。妈妈会时不常地给我们买奶油蛋糕，虽然那时的奶油蛋糕是人造奶油（我们称它假奶油）裱花蛋糕，但我们已经很满足。妈妈还经常带我们看电影，有一次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时，给我们买了中冰砖，结果我没吃两口就掉地上了，妈妈只好把她的那块给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带我和姐姐去看《长征组歌》和歌剧《江姐》。《长征组歌》是在徐汇剧场看的，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并没完全看懂，但觉得很好听，很带劲，而指挥唐江那后背湿透、奋力舞动胳膊的形象令我难忘，更难忘的是，妈妈那段日子总在哼《长征组歌》中的旋律，不久我就会了一二。《江姐》在哪个剧场看的想不起来了，因为此前就知道红岩、小萝卜头的故事，所以比《长征组歌》更感动我，而万馥香的“馥”字，我就是在《江姐》的说明书上认识的。

这是1965年六一节前拍的照片，那几年，可能是妈妈最舒心的一段日子。

不久，进入了非常的10年，爸爸被打倒，家里的房子被抢占，我和姐姐先后下乡，妈妈带着小弟去干校，一家6口分散到5个地方。

这是1969年3月姐姐下乡前拍的全家福，我和姐姐因为正处发育阶段，又赶上不上课，不用动脑子，一下子发“福”成了大胖子，爸爸强颜欢笑，其他人都面无表情，臃肿的服装，挺不起的胸膛，怎么看怎么别扭。

姐姐想去黑龙江兵团，但出身不合格，被安排去了七星泡农场。那时爸妈的处境已不好，姐姐拿到通知后，好多事都是我陪她去办的。记得我陪她去买了一块卡其布，然后到裁缝铺去做裤子，裁缝师傅量好尺寸后问她要袋袋（裤兜）布，她一愣，没买！去买吧，没布票了。她灵机一动，去隔壁商店买了两块男式手绢，裁缝师傅怪异地看看她，未置可否，接了过去。出得门来，她得意地问我：我聪明伐？我说聪明的。后来她从农场写信给我说：怪不得裁缝师傅接过手绢时神情怪兮兮的，原来手绢是不能做袋袋的，不经磨，那条裤子哪都没坏，袋袋却早就漏了。

不过姐姐总是比我幸运，她好歹去了农场，好歹走前拍了一张全家福。第二年我下乡时，爸爸被关在湖北的干校不让回来，妈妈在上海郊区奉贤的干校，回来也不自由，而且，学校不批准我去兵团，我愣是“扒火车”跟去的，成了没户口、没档案的“黑人”。妈妈是支持我去兵团的，可能她觉得兵团总是个组织，比单个儿去插队强。我走的前一天，妈妈从奉贤赶回家，帮我准备了一个只放着换洗衣服的小旅行袋，第二天送我上了火车。在妈妈的回忆录里，这样记着这件事：建平“没有编制，不发工资，无粮油供应，我每月寄30斤全国粮票、30元生活费支持她。东北天气冷得早，她无冬衣被褥，如何过冬？我写信去佳木斯兵团总部，讲述她随32团前去的经过，希望能接收她。但来函仍是冷冰冰：‘不符合军垦政治条件的，不能接收，望家长劝其返沪。’我再次去信强调：‘其父是为解放全中国经历枪林弹雨的新四军老战士，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把孩子从大城市送到黑龙江，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务农，为何你们不欢迎？’从5月拖到9月，东北已下大雪，他们才把接收通知书寄来，才得以凭证购买冬衣和厚棉被褥寄去。”看哭了……那段时间，妈妈的心被掰成了几瓣啊！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2年，与上一张形成鲜明对比，人人脸上泛着笑容，可惜我眨了眼。那时爸爸已离休，我们姐弟4人也都学习工作顺利，而妈妈，正在中国旅行社工作得风生水起。

妈妈是1978年8月调入上海市中国旅行社工作的，那时国门刚刚打开，境外旅游者逐步增加，而当时我国只有两家全国连锁的旅游机构，一家是国际旅行社，主要接待外国人；一家就是中国旅行社，主要接待华侨、华裔、港澳台同胞。妈妈虽然在五十年代做过侨务工作，但旅游对她来说却是全新的，一切得从头学起。妈妈在上海中旅任团体接待科科长兼支部书记，她带着科里50多名导游和翻译，做了大量接待、导游工作，“尤其是1978-1980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邀请了不少各国侨领和知名人士回国观光，如在政界有较大影响的李宗仁之子李幼邻、孔祥熙的秘书张嵩高、港澳知名人士包玉刚、李嘉诚、霍英东、何贤，还有从台湾移居美加的教授学者团、美国夏威夷水仙花皇后团、香港保良局高级官员团、香港大屿山佛教代表团，以及律师、医生、老师等专业团。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且身份、职业、地位各不相同，接待他们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水平，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才可能根据他们的特点和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导游和交谈，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才易于打开话匣子交朋友。”妈妈的工作卓有成效，“境外一些旅行社的老板表示，上海中旅对旅行团的报价较其他省市中旅高出10-15%，但我们还是愿意把旅行团交给上海中旅带，因为他们有一支值得我们信赖的素质好、导游水平高、服务周到的翻译、陪同队伍，在他们接待过的客人中有很好的声誉。”妈妈说，她40年的工作经历中，换过很多岗位，青年干事、组织干事、干部科长，大多是“万金油”干部，只有两段经历值得一提，一段是1954年在西营基地的托儿所，另一段就是在上海中旅社，她以此为荣。

1982年，我和姐姐相继结婚，后又相继有了孩子，1988年，大弟弟也结婚了，家里添丁增口，爸爸妈妈的生活有了新了乐趣。要写爸爸妈妈与孙辈的故事，这篇文章就太长了，打住吧。1991年农历二月初四，是爸爸70周岁生日，我们全家一起吃了饭，拍了照。遗憾的是，这是和爸爸一起拍的最后一张全家福，3个月后，爸爸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爸爸走了，妈妈的天塌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