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佳作联展》怀念母亲

信天翁

今天是母亲的百年诞辰纪念日，特著此文，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母亲是在西安回坊长大的汉家女。家里是个传统观念十分浓厚的封建大家庭，外祖父母共育有三子两女，母亲排二，上有一兄，下有两弟一妹。

1921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母亲出生在回坊庙后街西仓西巷23号大院。家庭氛围虽然传统封建，但开明时尚的外祖母，却反对裹脚，为母亲争取到一双38码的大脚。因重男轻女，都是只供男孩上学读书，母亲除每日学习女红外，还担负着为大家庭的几位哥哥们去学堂送饭的任务。聪慧的母亲，总是踮着脚尖，在学堂窗外偷窥听讲，晚上看着兄长的课本，就能替他完成作业。最终在外祖母的一再要求下，外祖父才同意送母亲进了学堂。

1936年，母亲在省立西仓门小学高小毕业，同年外祖父病逝，高大英俊的长兄朱新发，因患天花毁容，自觉无颜见人，只身远走甘肃。家中经济拮据起来，母亲失学。

1937年，经亲友介绍，母亲与当时在西安正新印书局做排字工的父亲订婚，母亲才又考取了私立培华女校。

1938年起，日寇飞机频繁轰炸西安城，母亲因身孕不便躲避空袭而肄业。是年中秋日，我的大姐国荣，在空袭警报声中出生。迫于生计，父母亲将女儿送给了城中大户张凤池、东贤英夫妇。

1939年11月，日机又一次大规模轰炸西安时，外祖母领着母亲、舅舅、小姨和周围的街坊邻居约两百人，一起躲进了杨虎城马厩大院里的防空洞。时年13岁的二舅朱超如，好动新奇，挣脱外祖母牵拉的手，独自钻入院里停放的马车下，探头观望飞机。已有近七个月身孕的母亲，感觉洞内空气憋闷，就又走回洞口边，背靠洞壁看向洞外。还给马车下的弟弟打手势，让他不要探头，以免被敌机发现。瞬间炸弹倾泻而下，地动山摇，房倒屋塌。吓坏了的二舅，没等硝烟散尽，就钻出马车，往洞口寻人，这才发现洞口已炸塌，堵死了！少年二舅，急中生智，狂奔到不远处的书局找到了父亲。两人一路呼救，疯了般用双手扒拉砖土救人，直挖的双手鲜血淋淋……离洞口最近的母亲首先获救，随后又救出一人，其余约二百人（大多为妇女老幼）全部罹难！

获救后的母亲奄奄一息，我的二姐霜丽，因此早产出世。不足七个月的早产儿，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母亲的娘家，一个和美幸福的七口之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只剩她们姐弟俩了。这种身心的双重打击，使母亲万念俱灰，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

为躲避轰炸并调养母亲身心，在料理好一系列丧事后，父亲将全家转移到东郊史家湾的姐姐丁云贤（我的姑妈）家暂住。这里东临浐河，西靠后原，是个半窑洞式的大院子，偏僻而幽静，母亲在这里才逐渐恢复了生气。

1940年，父亲出于民族义愤，弃工从戎，毅然报名参加了抗日将军王劲哉〈绰号王老虎）的部队＿＿国军第128师，出关抗击日寇。母亲为讨生计，进入史家湾私塾保学代课。该校有80多名学生，原只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传统国学，母亲身为城里“洋学堂”出来的学生，为该校带去了算术、音乐、美术和体育等新式教学内容，大受学生们的欢迎，屡受表彰。

1942年，被调入长安县韩森乡（现在的新城区幸福路一带）第一中心小学任教，翌年又调往鄂公殿中心小学。

父亲所在的128师，1943年在湖北监利县境内遭到日寇围剿，部队冲散，师长王劲哉被俘，押至日寇占领下的南京。后被共产党地下组织营救到延安，解放后担任陕西省渭南地区军分区司令员。父亲侥幸突围，逃亡至四川巴东一带，颠沛流离一年多，于1944年才辗转回到西安。为养家糊口，父亲凑点本钱，往中原一带跑单帮，做行商生意。

1945年，二舅考入邮局工作，母亲则辞去公职，带着我的霜丽姐，前往河南投奔父亲。八月在郑州生下了我的哥哥。时逢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取名重辉（重见光辉之意）。父亲又一次弃商从军，进入国民党第32军任职，专做后勤保障工作。母亲带着一双儿女随军流动，吃尽了苦头。几次坐在闷罐车皮顶上随军转移，流弹屡从头顶划过……

1946年，总算客居南京城，在三牌楼租住了一套民宅，过了几年较为安定的日子（据母亲说，家里还有个姓刘的勤务兵）。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父亲在苏北战场上被俘。因后勤军官无血债，释放回南京，方与全家团聚。变卖家财凑足本钱后，父亲又在南京到徐州一线干起了老本行＿＿行商生意。

1949年春，渡江战役开始。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沿江千里战场，炮火连天，弹雨横飞。我的重辉哥当时尚不足五岁，吓得直往母亲衣襟下躲，最终在母亲怀里惊悚而亡。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的当天，父亲从淮北运回一船大米，在长江边被溃逃的国民党军截获。大米被全部掀入江中，船只被征用，父亲也被强征成挑夫，随军向西潜逃。半年后才于芜湖境内被解放军解救，并遣送回南京。

这一年，成为母亲又一个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段。

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九死一生；

爱子惨死在自己怀中；

丈夫失踪，半年多不知死活；

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家財散尽，生计无着。

母亲只能拖着六甲之身，以替人缝缝补补苟活。每天忧心如焚，度日如年，直到父亲被遣送回家。

年底，母亲生下了我的三姐，取名金陵。

1950年春，解放不久的南京城，物质匮乏，百废待兴。新的南京政府为减轻负担，疏散人口，出台一方案：凡愿意返回原籍的外地人，可由政府出资，发给钱粮，免费送回故乡。以父亲当时的身份，很难在南京求职谋生，于是报名返乡。为减轻负担，还有了将快半岁的三姐送人的打算。

二舅超如接到母亲的来信后，忍痛卖掉自己心爱的“三枪＂牌自行车，凑足盘缠只身赶到南京，阻止了父母亲欲将三姐送人的想法。

是年三月，一家四口在二舅的陪同下，按照政府的组织，乘坐闷罐火车，从南京启程。当时的交通状况极差，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四月底才回到西安。

这是母亲客居南京时唯一留存下来的照片，还是从合影照中剪下来的。

这是母亲在南京时的隔院邻居好友＿＿王雪琴母子，曾接济过困境中的母亲和二姐。

二姐丁霜丽在南京的存照

在郑州出生的哥哥丁重辉

出生在南京的三姐丁金陵

1950年回到西安的母亲

虽是故乡，可一家四口此时已无家可归，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只能先借住在东关索罗巷我的四舅爷韩先亭家，靠着从南京带回来的江米糖玩具模子，做小摊贩生意糊口。

“三反”、“五反＂运动，相继而来。父亲的朋友、大姐国荣的养父张凤池，逃至重庆被镇压。父亲心有余悸，不敢出外谋生，惟恐政审不过，再招横祸。母亲这时却勇敢的走了出去，积极参加街巷组织的各项基层活动。声援抗美援朝，组织妇女读报，并在扫盲运动中，主动担任义务教员，渐露头角。

1952年4月，母亲接到通知，参加了东关职工业校的培训学习。短短两周时间，母亲便成为班级里的主心骨。她带领同学们编排节目，在学校组织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中，一举获奖，受到校方关注。5月3日，校长找母亲谈话。5月4日，母亲便被校方留用，担任妇女班教员兼班主任。从这天起，母亲告别了她颠沛流离的前半生。7月份，母亲被分配到北大街职工业校，成为国家正式教师。是年，母亲31岁。

1954年5月底，我的降生给渐入稳定的家庭注入了新的活力。此时的母亲信心满满，刚休完产假就投入到火热的工作之中。把满月不久的我，托付给了河北籍的胡锡林、闫梦贤夫妇。父亲也精神大振，在母亲的鼓励下，于9月底投身到碑林区运输业，从此有了固定工作，家庭经济状况也由此彻底改观。

1955年，母亲进入西安市教师进修学校学习，1957年结业后，调入西安市新城区中心业校。1959年提干，走上了校领导岗位，不久调入新城区教育局。1960年～1962年又在西安市干部学校进修，结业后担任新城区业余教育视导室（委员会）主任。

1962年起，我家也告别了到处借租私房的历史，搬进了房地局公租大院。

在东关参加培训时的母亲

母亲证件上的工作照

1953年的教师合影

1957年照

母亲在1957～1962年间使用的工作笔记本

看扉页上印迹，应是父亲的获奖品。

里面的字迹密密麻麻

笔记本中夹有几张工作佩条

母亲的毛笔字，犹如小楷字帖。

也有少部分横写的

1959年时的全家福

1960年的母亲、二舅和大舅母三家合影

大姐张国荣的结婚照

二姐丁霜丽的结婚照

“文革”前夕，母亲与几位同事好友的合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被打破了，父亲的陈年旧事被逐一翻出，继而被揪斗、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每天“早请罪晚汇报”，成了“黑五类分子”。母亲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批判母亲的大字报，贴满了视导室院墙内外，并发展到了区人委大院里。干部队伍中，很快也产生了派性斗争，母亲陷入了政治旋涡之中。

身心俱疲的母亲，此时再次审时度势，与父亲反复商量权衡，决定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加入到干部下放农村的队伍中去。父亲也毅然辞去公职，带着刚上一年初中的我，于1969年11月底，举家下放到距西安约三百里外的岐山县古老的周原上。

来到岐山农村，人地两生。解脱了政治羁绊的母亲，反而放开了手脚。凭着早年在乡下教书生活的经验，很快便熟悉了当地的人文环境，掌握了农村工作的规律。不久就赢得了当地干部们的普遍尊重，同时在全乡农村中，树立起了相当高的威望。

1970年，母亲代表青化公社参加了岐山县“抓革命促生产”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1年，代表岐山县数百名下放干部，参加了西安市“三下人员”代表大会。

岐山县青化公社（即现在的青化乡），虽无大山，但古老的坮塬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方圆几十里，散布着十几个大队上百个村庄。当时，母亲是全乡唯一一个女干部。五旬上下的她，作为整顿（或驻队）工作组的负责人，每天带领着一帮男干部们，顶风冒雪，一身尘土两脚泥，跋涉十数里或几十里土路。走村串户开大会，宣讲政策，启发群众，解决积弊，处理矛盾……我在青化公社上学、生活了一年多，很少能见到母亲回家来。

1970年底，我报名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走出家门踏入社会，离开了父母亲。

1973年，积劳成疾的母亲，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幸亏县领导重视，抢救及时，方挽回一命。经诊断己是高血压冠心病三期，县委照顾母亲就诊方便，调母亲离开了农村一线，到全县最好的蔡家坡地段医院工作，担任院革委会副主任（即副院长）。家也随即搬到了蔡家坡医院里，不久又搬进了蔡镇家属院。

母亲身体康复后，不愿空坐在办公室里当甩手领导，主动要求到医院最忙的门诊部去做兼职收费工作。这可是一项既繁琐辛劳又责任明确的事务性工作。每天八个小时，独自面对全部就医患者。上趟厕所都得快去快回，直到下班关门后，还要盘点当日报表和钱款，对账后上缴医院财务科。差一分钱都要从头再来一遍，有时会盘点至深夜，父亲不放心，从家属院步行三四里到医院等着接人。

每天清晨八点，满头银发的母亲，端着她的大茶缸，准时走进门诊厅的收费室。戴上老花镜，面对窗外排起的缴费长龙，一手算盘一手笔，有条不紊的开始一天的工作。窗外再吵再挤，母亲不急不躁，态度和蔼可亲，语调平稳清晰，动作准确麻利，童叟无欺，一视同仁。年年都是全院的先进工作者。

1976年底，我从兵团农场调回到父母亲身边工作。分配到距蔡镇最近的县化肥厂，让我惊讶的是，全厂数百名职工，全部认识母亲，且都是赞不绝口！使刚进厂的我，居然成了人尽皆知的“小名人”＿＿地段医院收费处那位白发老太的儿子。

1969年我家下放岐山农村前的全家合影

下放农村时的母亲

1974年母亲前往西安看病，我从兵团请假回来探望时的合影。

1976年，我与二姐和母亲在西安钟楼留影

七十年代母亲与三姐在岐山县蔡家坡原上

1973年夏，父母亲在蔡家坡医院门前与孙儿辈合影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1978年，国家开始落实下放干部返城政策，母亲又回到了故乡原单位。不久又调到新城区幼儿园担任副园长。翌年，母亲分到幼儿园旁边新建起的教工家属楼，全家在流落外地十年后，又搬回了西安。

1979年底，母亲正式退休。但随即又被任命为教工楼家委会主任，额外加一份工作津贴。这一干，就是十二年。母亲依然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地管理着近百户教职工家庭，年年被评为优秀家委会。

直到1991年初，70岁的老母亲，才在我和姐姐们的一再劝说下，卸载了这副担子。4月9日，父亲突患心梗辞世，享年76岁。1998年5月13日，母亲脑血栓突发，抢救半月无效辞世，享年78岁。

母亲退休纪念

父母亲与三姐母子的合影

1981年末，我们全家与姑姑的合照

1982年夏，在大雁塔仓库院里的全家福

1982年春天，母亲与亲家一起推着孙子丁凡在兴庆宫公园里散步。

母亲领着外孙康鹏游园

母亲带着孙子丁凡在幼儿园里游戏

1984年，母亲与大舅二舅团聚留念

父母亲都不信神不信佛，但似乎信命。退休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仔细整理过父母亲的遗留旧物。有手迹、个人自传、思想汇报和履历表的草稿、零散日记等。结合他们的回顾讲述以及姐姐们亲戚们的追忆，才让我对他们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轮廓。

旧物中发现有一小叠发黄的宣纸，是他们婚前请人算卦的卜辞，很有意思。窄折竖写，蝇头小楷：丁振家先生及未下聘夫人英造。里面写有两人的生辰八字和八卦推演。父亲属龙，母亲属鸡，典型的龙凤配。后面的卜辞：评此二造，年命尽合，每冲每破，必能偕老于百年矣。……命有二子，年过花甲，白手自立之命也。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冬月 中院 太华每为子评。

看来这是1935年底，父亲请华山上的每为子道长算的卦。而他们订婚则是1937年的事，正式结婚是1938年。父亲是个极爱脸面慕虚荣的人，当时只是排字工人的他，借钱租了北大街通济坊里新建的典范宅院（文革时期父亲曾领我去指认过），做为他们的新婚洞房。婿宴在据说是三十年代西安最高档的菊花饭店（今钟楼饭店）举办的。

父母亲的思想观念都很传统，重男轻女体现得很典型。二姐双丽（不知什么时候从霜丽改了过来）直到11岁回到西安才被允许上学，在家里从没被重视过。在南京痛失爱子重辉后，父母亲肯定是坚定地笃信“命有二子，寿过花甲”的卜辞，于母亲稳定工作两年后，又坚持要了我。

父亲、姐姐们和当年的邻居们都多次给我讲过一个母亲抓贼的故事：1961年，我们家租住在东关鸡市拐陆正义家前院的两间厦房里，前院子里没有其他住户。我家屋门是那种双扇内开木门，门上有铁门鼻。

一天傍晚，母亲首先回到家，突然发现里屋有贼。便立即返身退出门外，想把屋门反锁。屋内小偷也发现主人回来了，就想夺门而逃。两人隔着木门，反复开合较劲儿。母亲终究没有男贼力气大，眼看门己关不住，就机智地一把抓住他头发，同时大喊，有贼了！抓贼呀！街坊邻居和陆家人闻声都赶了来，父亲也正好回到家，一起揪住小偷，就要暴打。母亲这时却及时制止了他们，只是让扭送到东关派出所而已。

后来，我曾当面问过母亲。她说那小偷也是个衣衫破旧、脸色菜黄的外地可怜人，肯定也是迫不得已才干这事。只是心太沉，当时把我家几乎全部衣物都打包了。如果不是屋门太小，大包袱一时拽不出去，家里将被洗劫一空。但当时人多手重，万一打坏（残）了人家，咱心里也过不去，能饶人处且饶人嘛。

1962年秋雨过后，我们家搬往母亲新分配的公房大院，当父母亲拿着最后一点家什走到屋外时，那两间土墙厦房轰然倒塌了。这件巧合之事，一时被街坊邻里传为佳话。

母亲在教工楼家中看报

重辉哥的不幸夭折，是母亲心中永远的痛。每次提起这件事，她都会伤感不已。于是我被父母亲重点关注，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保姆闫妈将我从满月，一直照顾到七岁上学。我进了寄宿制的后宰门第二小学，此后便成了母亲自行车后座上的常客。每到周六下午，提前下班的母亲，会骑车赶到学校来接我回家，周日晚或周一早晨，我又坐在母亲车后座上，由她把我送到后二小。

我住校的所有衣物被褥床单乃至鞋袜的边角上，都有母亲一针一线缝上的娟秀字体＿＿小方。这是学校阿姨要求的，以免换洗时认错。母亲说我生下后，脸蛋儿方方的，就叫了这个名字。到了三年级，己是少先队员的我，给母亲提意见：我都长大了，还叫小方？改个名字吧。母亲说要改名，你在学校里的东西，都得改缝，太麻烦了。后来见拗不过我，索性就都加上一针，便成了少方。并且告诉我，国家主席都老头了，还叫少奇，还有个叫小平的副总理呢。这以后，我就不再让母亲接送我了，自己坐公交车去。

“文革”一开始，“少、小”就成了攻击目标，首先被打倒了。但这时，我己不能再向母亲提要求了，因为她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成为单位里被攻击的对象，针对她的大字报己贴满了视导室院子的外墙。

在一个周六下午，我独自背着书包，从后二小走回位于东一路的母亲单位，准备与母亲会合，然后再一块儿走回东关的家。刚过六十中大门，远远就看见马路边围着一大群人，在高声争论什么。我突然听到母亲的声音就在人群中，我立即快步近前，寻找人缝隙，往里面钻。费了好大劲儿，才钻到人群中间，看到母亲被一大伙人围在中心质问什么。七嘴八舌，情绪激昂，高声大嗓。质问的内容，我当时确实没听懂。但见母亲相当的镇定，回答的语调虽不高，却很有力，一字一板地解释着某项政策。后来母亲无意中发现了背着书包的我，暗暗给我使眼色，我明白是要我离开这里。我立马转身钻出人群，跑回视导室，并请刘显耀、宁秀梅、宋丽云、郭书钦等熟悉的叔叔阿姨们，去帮母亲解围。

母亲回来后并没有夸奖我，一如往常只问我暖饱状况。直到晚上回家的路上，母亲才说政治运动来了，是大人们的事情，小孩子不要参与，只要用功学习就行了。

母亲的人品，在整个区教育系统，都是有口皆碑的，人缘极好。尽管政治上冲击很大，但始终没有受到过实质上的人身攻击，也始终没被革去职务。

母亲一生不会骂人，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一个脏字。在我几十年的记忆里，甚至都找不到她一个大声斥责的印象，更没动过我一手指头。对我说话，从来都是柔声细语。

记得我婚后，有次与妻闹了矛盾，我坚持不去娘家接她，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母亲坐在我床边，给我细细讲道理。我转脸冲墙，蒙头不听。母亲却并不生气，声音不高也不低，语调不急也不缓。如春风化雨，无声润物一般，丝丝入扣，点点入心，让你不听也得听，不想也得想。最后，还是我去了。如今想起四十年前那一幕，令我自渐形秽。闹的矛盾内容，早已忘记了，只有母亲的音容，仍然历历在目。

父母亲二舅与孙辈们

在亲戚中，母亲最关心的是二舅超如一家。二舅成家，是由母亲从南京归来后，一手操办的。二舅家无论什么事，在母亲的眼里，都跟我家事一样。每逢年节，母亲都要求我们姊妹一定要去看望二舅。或一起，或单独，反正不能空缺。看了二舅回来，母亲要听汇报，并且追问的很细：说的啥、吃的啥、有谁在……

我陪母亲去大姐家小住

一家四口赏雪

1997年春节我与二姐大表姐（姑妈女儿）一起去三姐家看望母亲

三姐母子陪母亲游览临潼华清池

母亲有一个黑色亮漆的竹编方筐，里面全是女红针线一类东西，她叫做“活儿蒲篮”。据说是外祖母传下来的，里面放有一本无头无尾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历史课本，应该是母亲曾用过的教科书。发黄的纸页间，夹着许多母亲裁剪的鞋样和绣花纸样。这些纸样上，留有母亲的各种手迹：甲（家）、丽、玲（陵）、方、华、刚、鹏、凡。七八十年代前的鞋，大多是手工制作的，尤其是棉鞋。绣花纸样则是母亲手绘的小动物形象，用来给孙儿们童装上镶嵌的装饰。还有一些无标记鞋样，估计是母亲自己的。母亲的手很巧，绘画、裁剪、缝纫、刺绣、填棉花、纳鞋底…… 样样在行。在农村工作时，被当地妇女们奉为偶像，说母亲是能文能武，能说能写，能工能妇（指女红）。

1981年，我的独生子丁凡的降生，给母亲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刚退休一年多的她，把在幼儿园工作中学到的东西，都用在了孙子的养育上。从幼儿卫生、营养调配到图画教习、儿歌教唱，忙得不亦乐乎。“咪咪猫，上高桥，金蹄蹄，银爪爪……” 呀呀学语时的丁凡，就会了不少时尚儿歌。丁凡后来偏爱美术与唱歌，大概都缘于此时。

母亲的三十年代中学历史课本

三姐的鞋样

二姐的鞋底样

外孙小康鹏的鞋样

母亲为孙儿们自画的小动物形象

母亲在提起南京的苦难日子时，常常流露出对北京的向往。我明白，新中国给了母亲安定幸福的后半生，能去首都看看，当是母亲最大的心中夙愿。！

1985年，我和妻同时大学进修毕业，工作上也都相对轻松了些。我向父母亲说起陪他们二老去看看北京的想法，母亲欣然同意，但父亲却执意不肯。说是虽没去过北京，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感觉哪儿都不如西安好。但支持我们陪着母亲去，他愿意看家。

于是我俩分别向单位请了长假，带着母亲和4岁的儿子丁凡，于九、十月间到北京转了半个多月，住在大柵栏一个朋友家里，体验了一把首都市民的普通生活。看了刚考到北京上大学的外甥女葆葆，游览了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动物园、大观园和各大博物馆，品尝了北海御膳和前门烤鸭，还排队瞻仰了毛主席遗容。除了母亲和丁凡小病了几天外（感冒、拉肚子），这一趟深度游，几乎是圆满的。返回时，父亲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他带着他们交通局当时唯一的吉普车，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了我们，并召唤来双丽姐一家，早早为我们备下一桌接风盛宴，全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十六年前的那趟北京游，虽然花掉了我当时四个多月的工资。于今想来，我依然十分庆幸自己当年的“英明决策”。不仅及时圆了母亲的心愿，也是母亲解放以后的唯一一次远行，甚至还是我们祖孙三代唯一的一次长途旅游。

母亲搂着爱孙坐在颐和园昆明湖边晒太阳

北京九龙壁前留念

北京天坛留影

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上

八达岭长城

颐和园昆明湖边合影，母亲身后是刚考入北工院的外甥女葆葆

北海公园留念

八十年代初，不知母亲通过什么渠道，竟然意外的找到了雪芹姨！她们母子当年在南京可是我家的恩人，多次雪中送炭。后来也被遣散回老家襄阳农村，吃尽苦头，尤其是文革期间。想当年国军将军妻子，南京时尚的知识女性，母亲盛邀她们母子来我家做客时，我完全不敢相信。

五年级的丁凡己经能陪奶奶去游园赏花了

母亲的晚年应该从北京回来后算起，四岁的丁凡进了妻子单位的幼儿园，距母亲的家约十几里路，父亲退休返聘的大雁塔仓库被拆迁后，父亲也退休回家来了。除了我还经常骑车回去看看，帮忙买煤买面倒垃圾外，父母亲又恢复了二人世界，同楼上的邻居们一起，以打麻将为主了。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的人们，一味地追求温饱后的营养，大鱼大肉无节制的吃，为二老后来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埋下了隐患。而我当时也缺乏这方面的常识，只知道不间断的给母亲买红葡萄酒喝（防止冠心病发作），买香蕉吃（降血压），就可保住母亲的健康。而父亲的身体，我认为没有大毛病，牙口好，爱走动，只要吃好喝好不出事，就能长寿。这种思维，成了我懊悔终生的一大遗憾。

1991年4月9日，父亲骑车十余里到妻单位浴池洗了个澡（我们常年给他留有澡票），回家吃完晚饭，就与母亲及邻居们在家中支桌玩上了麻将。突然就难受说不出话来，扶到床上不一会儿就咽气了，等对面不远处的医生进门，只剩下开死亡证明了。外甥建刚飞车跑到东郊来叫我，回家只见床上的父亲连寿衣都换好了，母亲冷静地冲我摆摆手：现在不能哭，让你爸的魂魄走远高升。按你爸的遗愿，去乡下安排土葬事吧。我看母亲非常镇定，就强忍悲痛，连夜奔波几十里，在东郊三殿村堂哥堂姐们的全力协助下，为父亲在白鹿原西麓半坡上（父亲早就为他自己选好的）打好了墓穴。

翌日夜晚，当二舅儿子朱立仁带着面包车来，将父亲的遗体抬下楼，我们姊妹几家都准备护送去三殿村时，母亲却突然瘫坐在地，嚎啕大哭！我一下子懵了。因为在我一生中，就从沒见过母亲的眼泪！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着伤心欲绝的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哭的我心乱如麻，痛如刀绞，一时竟不知怎样劝她才好。我拿过毛巾，跪下来揽住母亲，为她擦脸。直到双丽姐说她留下来陪侍母亲，我才放下心来，随车而去。

天公有情，连哭三日。让我们连同村里乡党好几十人，费死牛劲儿，踩着泥泞顶着雨，才将父亲的棺木，抬上山坡安葬了。五天后，我把安葬全过程的照片，装帧成册，拿回来给母亲看。此时她已恢复了常态，戴上老花镜，仔细看完并听我讲解后，非常满意的笑了。

父亲的“三期”过后，我将母亲接到我东郊的小家，以免她在教工楼里触景伤情。“百日”时，我们给父亲坟头立了碑，但母亲一直不肯去坟头看。

是年底，给她过七十大寿时，母亲执意不让请客大办，说是清静最好。于是就在小家里，我和妻精心做了几样母亲喜欢吃的菜，切上我专程去回民街买来的腊羊肉，擀了手工长寿面。饭后，由当时四年级的丁凡主持（也主唱），为母亲开了个家庭祝寿晚会。我们三口儿，轮流为母亲表演节目，丁凡是主力，又唱又跳带玩魔术。最后，母亲面对她的爱孙，用她惯常使用的工作语音＿＿陕西普通话，做了一个总结性讲话。表达了自己的愉悦心情，甚至可以说是对她自己一生经历的一个总结。幸运的是，当时应丁凡的要求，把这台“晚会”，用家里的收录机盒带录了音，成为一段完整保存下来的母亲声音。如今听来，格外亲切，弥足珍贵！

我当时的小家，面积仅有31平米，一室半的小单元。母亲来了，只能睡在丁凡的小床上（钢丝床）。让丁凡临时睡在我们大床边的沙发上。几个月后，母亲就要求回教工楼去。说是软床不习惯，想念家里的硬板床，同时也是不忍心总看丁凡睡沙发。（后来母亲还来过几次，但时间都不过一两周。）无奈之下，我只好陪母亲回家。好在不久，双丽姐就在教工搂下的马路市场上，接手了一个摊位，陪母亲同住，这才让我放了心。同年，三姐夫调到西安红旗厂工作，不久，三姐一家全部迁回了西安，给母亲又添了个去处。不过，母亲去谁那儿住，都待不久，总是喜欢住在教工楼上，每日与老同事老邻居们，在家里支桌子打麻将，消遣为乐。

后来母亲打麻将愈发上瘾，大姐夫从外地来看她，进门碰上一桌麻将，乌烟瘴气，停不下手，说是不能三缺一。不久，家里走廊上炉灶边的液化气罐，在大白天丢了。屋里一桌人打麻将，门还开着，只隔着一层竹帘，居然没一人发现。屋里终日烟雾缭绕，顾不上好好做饭，每天只凑合吃点，谁回来都说不成话。我和姐姐们都曾多次婉言相劝，说这样很伤身体，但收效甚微。

我实在无法忍受母亲这样下去，于是当着一桌老麻友，我冲母亲发了一回脾气。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对母亲不敬。不过楼上的麻将桌，从此转移到院里的家委会办公室里，家里总算是清静了，恢复了往日的温馨。邻居们也没断到家里来，但无人再支桌打麻将了，都说我讨厌麻将，也不许母亲多打。

这次事后，虽然让母亲有些伤面子，好在她明白我是为她好，为家人好，并没有跟我计较。但是没过多久，我自己却后悔了。楼下那间麻将屋，人多且杂，烟雾更大，母亲去了几次，就再也不愿去了，宁肯一个人待在家里清静。这样一来，母亲什么爱好都没有了，看不清书报，又不喜欢电视杂音，更不爱走动。病，就慢慢多了起来。麻将固然上瘾不好，但有节制的适当玩玩，动脑又动手，或许母亲还不至于很快就形成脑血栓。这是我又一个难以饶恕的大遗憾。

1996年，给母亲找来一个小保姆，陪着她住。十八九岁的陕南姑娘小莉，个头不高，手脚挺麻利。跟着母亲学做饭，打下手，解了母亲的寂寞。我经常中午回家，同她们共进午餐，了解母亲近况。同时教小莉认字、写信、学文化。有一天小莉告诉我，说母亲夜里睡觉时，突然翻身掉到了床下。虽然母亲不以为然，也没伤痛，但我还是感觉不妙。领着母亲去医院检查，CT表明，母亲有了脑血栓。双丽姐也说，陪母亲上街外出时，一向精明的母亲开始迷失方向了。为此双丽姐还主动替母亲跑腿支薪，管理账户，以防她再犯错。

1997年春节前，我买了火车票，送小莉回老家过年。年后接到小莉来信，说家里安排她结婚，不能来了。好在金陵姐家分了新房，装饰一新，接了母亲去长住。有天我在上班时，接到三姐电话，说母亲在外出散步时，被人骗走了手上的金戒指，着急上火的叫我去。见到我，母亲还坚信她是为我换了个“金元宝”，要我拿到银行去鉴定。直到看到我拿来的银行鉴定报告单时，才肯相信上当了。一时心情沮丧，嘴角上火，久久缓不过神来。我把出差时买的玉石戒指给她戴上，也无济于事。我猜想母亲对黄金的偏爱，可能是她经历过解放前物价飞涨、钞票贬值的特殊时期，深信只有黄金才能在关键时刻救人命。果然，当接到我从金店新购的足金戒指时，母亲脸上绽开了笑容，情绪才彻底缓过来了。如今看来，母亲这时的表现，己经是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症状了，也是脑血栓继续发展的结果。

1997年底，母亲在一次饭后跌了跤，摔坏了右腿股骨头，大夫建议保守治疗，打钢钉慢慢长。我们姊妹从此轮流看护，外加保姆，直到1998年4月28日脑血栓发作，母亲再也没能站起来。困扰母亲二十多年的冠心病，没能撂倒她，可脑血栓的发作，却让她再也没能醒过来。1998年5月13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新城区幼儿园为母亲主持的追悼会上，做为亲属代表的我，拿着连夜赶写的讲话稿，泪眼婆娑，一个字也看不清，悲痛到泣不成声。我们将母亲的骨灰盒，与父亲合葬在一起，一周年时，又重新立了一块大合碑。每年的清明与寒食，我们姊妹几家，便相约着，一同去为二老扫墓祭奠。

如今在二老墓前，原先能看到的白鹿原半坡景色，已经被一片片茁壮成长的杉树林遮蔽。看不到山脚下的浐河如带，也没有了当年的庄稼梯田。只见春时的树荫遮天，桃花纷飞；秋日的漫天杏黄，层林尽染。没有公共墓园的拥挤与喧闹，只有林间别墅的幽静与肃穆。这正是母亲最喜爱的居住环境。

1999年5月13日，母亲去世一周年。我们为父母亲重新立了合碑，除亲人外，二排右二为母亲在岐山县教出的女干部何改会。

三十年后的今天，白鹿原畔早已退耕还林，成片的杉树，己长大成林。

仰头望去，己窜至十余米高

一路走上原畔，草长莺飞，鲜花成片。

林外即是西康铁路

父母亲的孙辈们都已纷纷成家立业，每年清明节和寒食节，我们姊妹几家都要相约上坟祭奠。

重孙子丁木良也来学习祭祀祖坟

祭拜曾祖父母

苍天有眼。父母亲坎坷一生，临到晚年，苦尽甘来，幸运的叶落归根。七旬之后，双双终老故里且未受多少苦痛。如今回头再看，二老八十多年前的那个“英造卜辞”，居然传奇般的巧合！

母亲去世后三个月，我们的小家，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大房子。后来又换了两室两厅、三室两厅，房子越来越大，可我却没有了父母亲。想起当年母亲睡在钢丝小床上，夜里上个厕所，怕打扰醒我们，小小心心的样子，心都疼的慌。现在，我深切的感受到先贤那句名言的痛楚：子欲养而亲不待！

2021年11月28日 农历十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