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四）

劳动者

父爱如山 （石益平）

(10)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父亲常如是说，讲的是厚积薄发的道理。

不管是自幼父亲高压之下的被动学习，还是成年之后自愿为之的主动学习，潜移默化间增加着我的知识积累，点点滴滴地提高着我竞争能力。八十年代的一场闹剧无意间让我卷入其中，也让我加深了对这一道理的领会。

　　某年，兴化几个局级单位为迎合时髦，搞了个副局级干部招聘活动。本来与我无关，而且我远在南京参加省医药公司培训班学习。当时我是公司财计股长，也时常被借到卫生局办公室协助工作。时任局长是清廉正直的刘歆同志，对我颇有好感。在局党委会上他提议以组织推荐的名义，让我参加xx局副局长岗位的竞争。

　　由于当时通信条件所限，无法及时通知我，待我回兴，考试已迫在眉睫，而且既没有考试大纲，也无复习范围。我只得向卫生局请求退出，但答复是组织推荐，不容推托。我只得硬着头皮到xx局找熟人借了些专业刊物之类的资料，并依规到所属单位开展了一些调研。

回忆当年，这场闹剧极富戏剧性。招聘简章规定，考试分为笔试、撰写调研报告和面试三个流程，笔试前六名进入第二轮。第一轮考试，我在数十位考生中名列第二。第二轮，要求入选的六人一周之内每人写一篇调查报告，只要围绕该局工作即可。可笑之处在于所有考生各自在家写作(这为作弊甚至捉刀代笔提供了无限的想象和操作空间)，论文完成后交评审小组评分，作者公开署名，并且得分暂不公布。

最后的面试十分逼真，十二位评审一字排开，其中六位兴化xx局领导，六位扬州×x局老领导。该局所有中层以上干部以及乡镇 × × 所负责人悉数充当观众。主考官每报一题，考生回答后评委当场亮分。考生按抽签号依次入场，我为6号，最后登场。这时现场所有人都知道了前五位的笔试和面试的总分排名，只有我一人蒙在鼓中。

　　面试官向我陆续宣读试题，我越听越觉得十分可笑，甚至差点忍俊不禁，致使不少评委和观众对我投来奇怪的目光。我觉可笑是因为这些题目太小儿科了，毫无难度可言。比如有一题竟是某企业以“黑人牌”注册商标，可否?我一一作答，奇怪的是对我几乎肯定近乎完美的答案，兴化评委与扬州评委出现明显差距，兴化每每都比扬州低一两分。尽管如此，面试成绩我仍第一，加上笔试成绩，综合两门我领先第二名(该局内定人选)好几分。于是全场哗然，天真的观众们以为总分第一非我莫属，而该局招聘的目的是让目标人物入选。

　　招聘之初该局就动员全部符合年龄条件的中层干部和基层所负责人报名参考，力求将尽可能多的外系统人员挤出前六名，以便后期操作。结果第一轮笔试，系统内只占了三席，系统外也有三人入选，目标人物只处在第四名，该局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观众的喧哗声很快被主考官制止，他提醒大家，总分是以三轮成绩相加的。最终目标人物论文成绩第一，并且是所有人中唯一超过七十分的。我以0.3分之差成为第二名。

平心而论，该局内定的目标人选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能力和水平，大可光明正大地提拔使用。但特定的政治生态却导致这场既劳民伤财，又有失公允的闹剧发生。

　　事后该局负责人找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你作为外行考出如此好的成绩确属不易，本局很想录用你，但扬州来的人不赞成，所以想先让你到局里担任中层干部。随后又附加了一个条件，要通过再招聘的形式，但可保证我入选。

当时我只是一家企业的中层干部，该局认定让我去局里担任中层干部，既升了职，又转为了国家干部，肯定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我哑然失笑，连说“谢谢局长厚爱，不必了”。心里暗想此次我“遭骗”，不必再祸害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

　　事有凑巧，扬州xx局老局长是兴化某老领导的朋友，招聘结束后到老朋友家探访。偏偏这位兴化老领导是我父母朋友，听说他是來兴做评委的，于是就追问了我的情况。这位扬州老局长的说辞与兴化完全相反，他们建议兴化如果有可能应该用我，但决定权在兴化。这与我面试时发现扬州评分高于兴化是吻合的。甚至让我到该局任中层干部也是扬州的建议，只不过兴化XX局的领导与我谈话时，又加上了还要以招聘的形式进行的条件而已。最终此事传到我母亲和我耳中，我们很坦然，因为我记得父亲说的“谋事在人”后面还有一句“成事在天”。

(11)

招聘闹剧落幕后，最为激愤的是卫生局刘歆局长，曾因仗义执言在反右运动中吃了苦头的他无论如何想象不出，理应严肃正规的招聘竟演变成为一场闹剧。进而认为是他的天真导致我的“遭骗”，而心存愧疚。其实我一直由衷地感激他对我的赏识和提携，至少让我经历了难得一遇的一次历练。

　　一九九O年市人民医院拟筹建党委，刘局长力荐我去担任组纪委员。六月份接到组织部的调令时，我五味杂陈，去吧，确非我所愿，不去吧，辜负了刘局长的一片苦心。左右为难之际，组织部一则招收机关工作人员(相当于以后的公务员考试)的消息为我解了围。我向刘局长表示，到人民医院工作我职工性质无法改变，而这次机关工作人员招聘可直接转为国家干部，所以我想一试。

刘局长思考再三同意了我的想法，并且表示，原定市人医七月一日成立党委可往后推一下，你先去报考，万一考不上就去市人医。我感激之余由衷地答应了，我不想辜负刘局长的知遇之恩。

　　这次招聘上级严明了纪律。考试分两步进行，第一轮海选，入围后填报志愿，参加第二轮专业知识考试。当时共招收三十多人，计划补充到市直机关近三十个单位。

就在第一轮考试刚结束，我在菜场巧遇前任卫生局长，时任市政协秘书长的王寂生先生，谈起报考之事，他说政协秘书处这次也招两人，希望我能报考，我不加思索便立即答应了。

我之所以愿去政协机关，出于几点考虑：第一，政协主席是几年前从县长转到政协的袁少群先生，他平易近人且深得干部群众拥戴;第二，我父母都曾为政协委员，母亲还曾是第一、四届政协常委，我也曾是政协医卫组特邀成员，对政协的性质、地位和基本职能有所了解;第三，政协王秘书长是我尊敬的、值得信赖的老领导、老前辈;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政协是腐败浊流中的一方净土。我继承父母秉性，不会阿谀奉承，鄙视尔虞我诈，不屑争权夺利，政协的氛围最适宜我生存。之后的实践，验证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近年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从全国到地方各级政协也都有一些腐败分子被清除，但我可以断定，这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不可能是在政协发生的，借用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一句术语，应当属于“境外输入性病例”(当然这是题外话，也没有贬低其他任何单位的意思，如有冒犯，敬请恕罪)。

第一轮考试我在数百名考生中名列第四，在确定报考岗位时具备了宽泛的选择空间。就在许多人认为我会填报那些十分热门的单位和岗位时，我毅然填了政协秘书处。除了上述考虑外，我坚守父亲的教诲：人以信立身，男子汉当一诺千金。

但不知何故，第二轮考试一再推迟，直至国庆临近也未见下文。刘局长便对我说，看样子你考过关的概率很高，市人民医院的事也不宜再拖了，万一你考不上，调令依然有效。最终组织部的招聘时隔一年才告结束，我如愿进了市政协秘书处，兢兢业业二十年，在政协秘书长的岗位退居二线。

　　退休以后，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回顾往事，我可十分清晰地看出，自幼父亲就试图为我规划一条通往成人成才的路径，尽管受主客观因素干扰我走得不是那么中规中矩; 从我成长过程看，几乎从三十岁以后，也就是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起步，但这时迈出的每一步无不与父亲当年的指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曾听过一则凄美的传说，一群鹿被猛兽追赶，奔至狭谷悬崖边，论距离，老鹿或许拚尽全力能跳过去，但是小鹿无疑无法逾越。此时，老鹿会奋起一跃，不是为自己逃脱，而是让小鹿以自己的身体为跳板，奔向希望的彼岸，因为小鹿背负着整个家族的未来。

父爱如山，或许年幼时无法透彻理解，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会逐步体会到他的伟大和无所不在。

（12)

父亲自幼爱好文体，游泳、乒乓球、跑步、太极拳均为他所好。我曾在李健区公所乒乓球室看到父亲接连击败多名对手，最后一名对手上来时，稍有疲惫的父亲干脆将后背靠在身后的一根立柱上，在后背基本不离柱子的情况下完胜对手。长期锻炼使父亲在离休以前的数十年间，身体一直很健壮。常年除偶尔感冒，几乎从不生病。父亲也曾动员母亲与他一起外出跑步，但母亲坚持不跑，只跟父亲学了一段时间太极拳，后也不了了之。与父亲相反，母亲早年身体多病，文革中又遭残酷迫害，常年疾病缠身。父亲悉心呵护着母亲，充当着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当母亲因年龄和身体原因离职休养时，父亲也主动打报告从昭阳镇领导岗位上离休，陪母亲共享天伦。

　　原本强壮的体魄，让父亲疏于对自己身体细微变化的警觉。一九八四年左右，父亲感到身体不适，经医院检查患了肝炎，此病需长期坚持治疗。但身体一向健康的父亲既不愿长期住院，自我感觉稍好时也没耐心坚持服药。一九八六年春节前终于病倒了，住进了人民医院。看到全家人为他端茶送饭，不习惯被人服侍的他感到很不自在。春节前夕，稍感觉好些，父亲坚决要求出院，并向医生和母亲保证回家认真服药。大家拗不过他，便出院回家了。

一九八六年八月中旬，父亲身体变得较为虚弱。那段时间比较闷热，父亲夜晚便习惯在厨房平顶上纳凉。已经搬出去住的我又住回家中，以便应对不时之需。

　　一天清晨四点多钟，父亲突然消化道出血，情急之下，我马上请来离我家很近的县人民医院张筱林副院长，他认为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兄弟俩，干平，戴月秀立即用担架抬着送往市人医。医生确诊因肝硬化致门静脉高压，破裂后形成出血，当即发了病危通知书。

住院后，经医生询问方知父亲数日前发现自己大便发黑，但既未向人说，也未引起重视。实际上那是上消化道出血的典型标志。

因病情危重又身体虚弱，不能转诊外地，便从省人民医院请专家来兴会诊，拿出治疗方案。

专家走后，父亲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出血不能从根本上控制，人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

根据其他医生的建议，也曾试图采用一些偏方，海门的雅玉姐还专门寄来玉米须，用来煎汤服用。小叔蔡文台专程赶来探望。

八月二十五日，邀请中医院王少华院长前来搭脉诊断，王院长开好处方，我送他离开病房，他沉痛而又隐讳地对我说，我看想扳回来很难了。两天后的下午，父亲带着无限眷念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追忆父亲的生卒日期，冥冥之中似乎也体现着父亲的脾性：农历正月初一，中华民族最喜庆的日子，父亲来到了这个世界，为亲人，为家族平添了无限的欢乐和希望；中元节过后，父亲悄然告别了挚爱他的亲朋好友，在人们本该悲伤的时节增添了一份伤感和思念……

　　两天以后，我捧着父亲的遗像，和亲朋好友一道，从城区西南的人民医院徒步将父亲送至城区东北的殡仪馆。整整100个花圈在风中摇曳，寄托着亲人和各界人士对他的深切缅怀。

半年以后兴化人民医院一位青年医生去省人民医院进修，省人民医院的这位专家主动问起我父亲的情况，青年医生据实相告，该专家连呼不应该。

事后得知，兴化人民医院的主治医生当时并未完全采纳省专家的治疗方案，认为所用药物剂量太大，即使减半也远超理论上的极值。这位井底之蛙在既未再向专家咨询，又未向亲属通报的情况下，自以为是的减去一半剂量，省专家闻之哀叹。我们得知此事已经将近一年之后，心头不禁增添无限悲凉。

父亲后事处理完毕后，小叔与我有一段长谈，他说父亲清醒时曾对他讲，生病期间，尤其是最后住院期间，家中所有人对他照顾得很好，他很满足。

(1986年春节父亲与我们最后一次合影)

我很惶恐，父亲的说法并不表示我们做得很好，而是源于父亲对子女，对亲人只有大爱之心，而没有一点索取之意。

(全文完成于2017年10月

制作于2021年国庆节)

（我的父亲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