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峪煤炭史话

业务员老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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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第080—082期 总300—302期

　　

南窖乡曾是房山区重要的产煤之乡，下辖八个行政村，采煤业一直是全乡的支柱产业，除有乡办煤矿外，北安、西安、三合村、中窖、南窖等五村均有村办煤窑。处于乡境最西部的水峪村，因处于大房山西麓浅山地带，自建国后一直没有采煤业，传统的农耕生产一直是该村的主要经济形式。但从该村清代古民居“杨家大院”的历史来看，水峪村也曾有过一段煤炭开采的历史。

▲水峪村全景图

东起周口店镇车厂村，翻过巍峨雄壮的大房岭，经南窖进入圣水河谷，经石堡、霞云岭、堂上，跨大游龙山，出市界到河北省涞水县镇厂，曾有一条连接太行山与平原地带的古商道。古时这条路上，运输驼队川流不息，到处呈现的是驼铃声声、马蹄踏踏、鞭声清脆的景象。水峪村就是这条商道上的重要村落，坐落在南窖西侧数里之遥的一片山谷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元末明初时期，水峪一带仅有少数山西客商开设客栈，尚未形成村落。大明初年，朝廷组织了十几次移民活动，共有三万余户山西移民被充实到京郊平原地带。有些脱逃者由于无法回到山西原籍，只得躲到山区谋生。明朝中后期，自然灾害频仍，但官府对百姓的压榨却日趋残酷。平原灾民为熬度荒年，纷纷逃入大房山深处，在穷山恶水间开荒种田，在此生息繁衍。水峪杨、臧、王、陈、孟、隗、邢、刘等姓氏的先民，即来自这些山外的逃荒者，他们手砌石墙，锄刨砂砾，躬耕泥壤，四季劳作不辍。东起三合村杨家大岭、周口店葫芦棚、四马沟、二道沟，西至霞云岭银水沟、上石堡，南起五岭安、霞云岭乡大草岭、糠谷岭、白草洼，北至白岭、板条沟、大黑疆的山峁沟壑间，都留下了他们挥汗的身影，硬是凭着一双双勤劳的双手，开垦出二千余亩的梯田。

《水峪村志》记载，在明初的几次大移民中，有一只山西杨姓移民落脚在京畿永定河畔的李家峪村；明末清初，为躲避连年的战乱，杨家后人杨代保携家外迁，经过百余里的艰辛跋涉，来到京西南大房山深处的水峪。村东有一巍峨耸立、酷似古代官员纱帽形状的山峰，而山下则地势平缓、土壤肥沃，沟内山泉汩汩、溪水潺潺，极易垦荒造田，是理想的安家场所。杨代保一家便在纱帽山下的长岭坨搭了二间茅草屋，在此暂居下来，先后在大花地、板桥沟、上庵垦荒种地。到了第三代时，杨氏宗族逐渐兴旺，人口已达70余人，建有石房26间。到乾隆后期，杨家第十代孙杨玉堂已拥有数百亩土地，成为生活殷实的大户人家。

从长岭坨至大房岭主峰，是一条东南--西北走向的深谷，随着地形的错落起伏，谷内几处小的地块依次被命名为上庵、豹井沟、豹井安、杨家大岭。杨家大岭是南窖乡东南部与周口店地区的分水岭，沿山脊上的火石咀可达大房岭主峰。站在杨家大岭，可将大房岭南侧、西侧至西北一带山峦、沟壑尽览无余。因岭脊四周山势平缓，水峪杨姓先民便在此处开垦出上百亩的梯田，并有人在此定居下来，这也是“杨家大岭”的起源。

当时，南窖沟三安子一带已成为河套沟重要的煤炭产地，所产侏罗纪优质煤炭，以高热量、低灰分备受用户青睐，可与大房山东麓长沟峪一带的“南山高末”相媲美，用其烧开的沸水水面能够托住大铜钱。这里的煤炭不仅可满足周边居民炊爨之需，还远销京城、河北诸省，已有多人在此处经营煤窑而富甲一方。杨家大岭正北，是一条名为“清港沟”的三里多长的深谷，因谷内常年水流潺潺故名。清港沟与三安子仅一岭之隔，同样出产优质侏罗纪煤炭，已开挖煤窑数十口。

从山外对煤炭的急剧需求，富有经商头脑的杨玉堂凭着敏锐的目光，判断出煤炭开采将有广阔的经济前景。他耐心说服了年迈的父亲，将数百亩祖田全部变卖，孤注一掷，从清港沟、三安子盘下八座煤窑，专一地做起了煤炭开采生意。后来的经营状况果然日益红火，日进斗金，杨玉堂很快成为当地巨贾。

发迹后，杨玉堂决定彻底改善族人的居住条件，雇佣了30余名工匠，历时三年，盖起了一座气势恢宏的四进院落。

杨玉堂聘用风水大师循五行之说对大院的结构进行了设计，首先将院址选在了纱帽山西侧上庵沟口的一块高台上，地形酷似古时一种被称作“箫”的竹制乐器。商乃五声之一，古人把五声和五行相结合，使宫商角徵羽与金木水火土相配。杨玉堂认为，不论生意如何兴旺，也要秉承仁义礼智信的儒商理念，“箫商”应成为杨家后人修身、齐家和经商之道。在征得族人的同意后，杨玉堂将竣工后的大院命名为“箫商院”，当地人称之“杨家大院”。

▲杨家大院

大院的院门由威严的麒麟石鼓守护，门楼巍峨高耸，上雕形状怪异的蟠龙，门楼内壁和山墙前脸有造型各异的石刻、砖雕，宅院的门栏窗格雕龙画凤。房屋共36间，从长岭坨俯瞰，宅院主体雄浑古朴，左右对称，白石矶排列有序。

煤炭，又名石炭，因可和水、土而烧，俗称“水和炭”。北京采煤素有“发轫于辽金之前，滥觞于元明之后”之说。在门头沟区龙泉务村辽代磁窑遗址考古挖掘中，多次发现有用于烧磁的煤渣。1115年，女贞灭辽，建国大金，北京作为金朝的中都，民间已有以煤为薪的暖炕；金废主完颜亮于1153年定都北京后，更促进了煤炭作为燃料的应用。但辽金时期北京煤炭的开采区域应集中在京西宛平的门头沟一带，大房山麓尚无煤炭开采业。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门头沟一带有着紧邻北京城的地理优势，京城用煤成本较低；

第二，大房山西麓的南窖沟一带尚无固定的居民；

第三，1155年，金废主将“云雨之所出，万民之所瞻”的大房山辟为大金皇陵，相继将太祖、太宗、始祖等10个帝王的灵柩迁来；金世宗完颜雍又于1181年封大房山山神为保陵公，金章宗于1190年在茶楼顶建崇圣宫、白云亭。为保护金皇陵的风水，在大房山采樵弋猎均被禁止，采煤当在被禁之列。

元世祖忽必烈一统华夏，建都北京，随着都城人口的日益稠密，对煤炭的需求量大增，朝廷在大都路设置煤木所、在西山设立煤窑场、山林署等机构，以加强对煤炭业的管理。史料中称谓产煤地的西山，指宛平县的门头沟以西至斋堂一带，而大房山则被称作南山。随着郭守敬主持的从永定河金口至北京城内运河的开通，西山门头沟、斋堂一带的煤炭已可满足京城用煤之需。

进入明代，“京城百万之家，皆以石炭为薪”。由于对煤炭的需求剧增，大房山麓出现煤炭开采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明涿州人郝勋撰写的《重修木岩寺碑记》中对寺中僧人“取煤于穴，汲水于泉”的生活描述，是大房山麓煤炭开采的最早文字记载。

▲长 沟 峪

木岩寺位于长沟峪西南半山腰，初建于北魏天安二年（467）；辽天庆元年（1111）、明洪武初年（1368）重修；明正德十五年（1520）又重修，工程历时十年，嘉庆十年（1531）告竣。唐代苦吟派诗人贾岛曾在此作有《木岩寺日暮》诗，相传他的“推敲”典故也源于此寺。燕山羊耳峪村关帝庙碑文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上店西沟开采煤窑十数个。这也说明大房山地区煤炭开采始于其东麓。至于在其西麓的南窖一带，不排除有当地居民在裸露的煤苗或浅煤层的手工刨挖，但谈不上经营性的开发。

清代是京西煤业发展的迅猛时期，“京城炊爨，均赖西山之煤”，煤炭也有了“乌金墨玉”的美称。这里的西山，则为广义概念，是有着“神京右臂”之称的北至关沟、南至拒马河、西至河北省界的房山、宛平、石景山、昌平等县的北京西部山脉的统称，属太行山余脉。由于煤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朝廷对煤炭生产也更为重视。大清统治者虽与大金皇帝同宗同源，但在煤炭使用便捷及丰厚收益的驱使，到金皇陵范围采煤已基本放开，只要不对核心陵寝造成损害，均可开挖窑口。至清代中叶，位于大房山东麓金陵诸王兆域内的煤窑已比比皆是，密如蜂巢。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西麓南窖沟的煤炭开发则要滞后于东麓、北麓地区。

　　为了掌握煤炭的生产经营情况，朝廷曾多次对京西煤窑进行调查。清顺治六年（1649），朝廷首次对宛平、房山二县的煤窑进行清理，根据煤窑的产量，将煤窑分为四等，分别课税；但还是数乾隆、嘉庆、咸丰年间对煤窑的调查规模最大，调查数据也最为翔实。

1.鉴于京城煤价渐踊，乾隆帝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六日，传喻工部会同顺天府对西山一带煤窑进行勘查。次年正月十一日工部将勘查结果上报朝廷，其中房山县属南山车儿营、英水、狮子岩、长沟峪等处，原有煤窑220余座，现开140余座；未开80余座中，有50余座属无煤可采或出产臭煤不堪应用，尚有可开煤窑30余座。乾隆帝传喻，招募村民，对京西一带应开之420余座煤窑即时开采。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将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将执行情况上报朝廷：据前任房山知县朱山节次册报，羊耳峪等村旧窑修复16座，又踹探煤线新开者28座；上冬今春该县报，南窖等村修复旧窑1座，新开7座；该县两年以来新开旧窑52座，合原有之144座，共有196座。乾隆帝对房山县煤窑的恢复情况甚为满意。

▲白衣庵

相传大明公主去京西百花山进香，在翻越大房山后，为歇脚方便，在山脚下捐建白衣庵一座。明末百姓为避战乱，逃进山林，庵庙的周围开始有人居住。百姓为祈福求子，古庙香火日旺。

康熙三年（1664）《房山县志》对房山县境内的村庄进行了统计，南窖沟只有南窖、水峪二村，说明庵庙的周围即使有人居住也未达成村的规模。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房、良、宛等县百姓筹资，对白衣庵进行了重修，并铸铁钟纪念。钟面铭文称此庵所处的村子为“房山县太平里三庵村”，并按村庄罗列了捐资的信士，南窖沟除南窖、水峪二村外，将三庵村“东庵”、“西庵”、“北庵”的信士分别进行罗列，说明在庵庙的周围已形成三个自然村落，统称为“三庵村”。从铭文中未提及煤窑的名称，也说明三安子一带采煤业尚未形成。方克敏乾隆二十八年的奏折仅概括地说房山县原有煤窑144座，并没有列明南窖等村煤窑的具体数量，但通过对旧窑修复和新开煤窑的数字，可知此时在三安子、清港沟一带的采煤业已成规模，且在此次勘查前，这一带早已存在开挖煤窑的情况，其数量至少在十座以上。

2.乾隆四十六年（1781），因煤矿刨挖日深，工本运脚既重，窑户无力开采，经工部核准后关闭过多，致京城煤价昂贵，乾隆帝于12月13日传喻，著步军统领衙门会同顺天府、直隶总督派委妥员前往踏勘，无碍山场照例招商开采。

3.嘉庆六年（1801），御史胡均衡上奏朝廷，京西煤窑因刨挖愈深，工本脚价愈重，以致煤价渐贵，恳请照例开采，以济民用。皇帝传喻“著步军统领衙门会同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派委妥员察看产煤山场”。直隶总督姜晟迅即对西山煤窑作了勘查，其中涉及房山县旧有煤窑270座，现开110座，废闭143座、暂停21座；因宛平、房山暂停之煤窑颇有煤旺之区，建议饬该二县出示晓谕，招令各商迅速开采，以期煤广价平。此建议得到乾隆帝首肯。

《水峪村志》关于杨家大院的起源虽基于水峪杨姓村民的代代心口相传，但从一系列京西煤炭史料均可得到印证。

箫商院竣工后，杨玉堂和族人并未坐享其成，而是决定将煤窑的经营收益反哺于民。他腾出几间屋子作为私塾教室，聘请教师为村里的孩子授课。

杨玉堂生有二子，长子杨华将父亲留下来的煤窑产业进一步扩大，仍不忘“耕读为本”的祖训，继续购置大面积土地出租经营。因其对房山县实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于民国十二年当选为县议会议员，与胞弟杨庄一起身体力行，倡导“工业救国”的理念。因箫与学（xiao）谐音，遂将大院改名为“学坊院”，向村里的学生传授实用的新学。

民力息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教化行则风俗美。学坊院的教学工作果然硕果累累，它与村内公立小学一道，为社会培养出众多栋梁之才，成为河套沟内与李各庄、班各庄齐名的文化村。民国时期，先后有谢文英就读国立北京工业大学；杨天民就读于京兆师范学堂；初为清末秀才的王叔民，就读保定北洋师范学堂，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通州潞河中学任教。

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许多经学坊院培养出来的学子弃笔从戎，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抗战全面爆发前，陈璞就读于清华大学，曾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后加入党领导的平西抗日武装，建国后从事教育工作；杨天纵因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战功卓著，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王法先、王广楼等一大批爱国青年也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隗永泽、王延龄及杨华之子杨天鹏、杨天贺等则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光绪《顺天府志》记载了咸丰三年对宛平、房山二县煤窑的调查情况。房山县境内煤窑均分布在大房山周围，共16座，其中南窖村窑1座，安子窑1座，水峪村窑1座。风雨飘摇的大清国内忧外患，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煤窑的数量也锐减。

民国《房山县志·实业卷》收录有《房山全境已领矿照一览表》，录有房山县人杨玉璞于民国十二年领清水港矿照，矿区面积284亩，足见其窑场面积之广。窑主杨玉璞与杨玉堂同为水峪村杨氏后人。清港沟煤窑多为水峪村杨姓村民开采，数量达数十座，或为私采，或为挂靠在这两座煤窑之下。此外，还有水峪王姓村民到大房山东侧的葫芦棚、下寺村，王、杨姓村民到车厂、狮子岩（泗马沟）开挖煤窑。

　　民间曾以“挖洞掏金”来形容经营煤窑的暴利和赚钱之容易，可对窑主来讲，实则不然。经营煤窑投资巨大，即使初期的开挖，投资也要千余元；至掘进过深，积水为患，或空气阻滞，则复回旋向上挖掘。不论煤层倾斜度如何，自窑口到达煤层的坑道，都要开辟成角度在20度以内屈曲而有阶级的斜道，斜道高宽仅能容人匍匐而行。如遇见煤层，则随煤层之走向，继续掘进。如若长距离见不到煤层，资金枯竭，或致投资人倾家荡产。

　　土法采煤，小的煤窑用工数人，规模稍大的，用工数十人不等，解决就业人口极为有限，水峪村仍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随着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日益突出，尤为道光以后，垂暮的大清国内忧外患，北京地区水旱虫蝗疫等灾害频仍，有的年景甚至颗粒无收。水峪村许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只好背井离乡到他地谋生，尤以到大房山西部深山区的霞云岭一带落脚为多。

　　众所周知，铸造假币是严重的犯罪，在历朝历代都是要被严厉惩罚的。据《元史》记载，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暂摄皇位，元宁宗至顺元年（1332）十月登基继位，均颁诏大赦天下，但均将印造伪钞与谋逆、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人、强盗等严重犯罪一同予以排除。光绪末年，为生活所迫，有少数水峪村民竟铤而走险，与外乡人员相勾结，以当地的优质煤做燃料，干起了铸造假币的非法活动。村东的纱帽山、豹井沟，村西的石堂沟、张孟港，具有便于瞭望、隐蔽和可预先疏散的地形特点，这里的几处小型山洞均被当过铸造假币的场所。没有不透风的墙，大清官府闻报后，数次派兵前来清剿。直至民国末期，纱帽山的山洞里还遗有作案用的模子。这也算是水峪煤炭文化的一个侧面吧。

▲曾作为铸造假币场所的山洞

煤炭的外运，最初为人力背和驴、骡、骆驼等畜力驮运两种方式。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修筑了卢（沟桥）汉（口）铁路，从琉璃河站辟16公里长的支线至周口店，以运输长沟峪一带煤炭。产于三安子、清港沟一带的煤炭，须驮运翻越大房岭古商道运至周口店。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从京汉铁路良乡站辟12公里的支线到坨里，运输河套沟一带煤炭。宣统二年（1910），天津商会投族，修通坨里至前山段运煤高线，次年又修至红煤厂，全长34公里，谓之“坨红线”，收购大安山、霞云岭一带煤炭；又于宣统三年六月从前山站台辟出支线，修通至三安子、清港沟，谓之“坨清线（54公里）”，运输大房山西-北沿线煤炭，三安子、清港沟（下段）煤炭得以运出。民国八年（1919），大丰公司修建周口店至车厂轻便铁路，收购长沟峪及三安子一带煤炭。煤炭运输方式的革新，极大地促进了大房山麓煤炭业的发展。

民国九年（1920）十月，《劝业丛报》记者平子对房山县煤窑作了现场调查。长沟峪、清港两地小窑共80余座，年产煤约30余万吨，均由驼骡运至周口店，转销京保，营业颇称发达，惟冬季京汉车辆，时有不敷，稍形阻滞。安子、南北窖小窑，约有百数，均系私采，产煤由高线运至坨里；高线收煤，由同益煤栈经理其事；收购价极低，上等之煤，山价每吨不过一元半，劣者仅七八角。业窑者勤动终岁，所获极微，而高线之煤，自坨里运至京津，售价为几十倍山价。

　　解放前，水峪村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群运煤队伍，他们要在凌晨起床，俗称“起五更”。当时一般人家没有钟表，所谓的五更，形象的说就是在鸡叫头遍，或是树上的黧鸡、虎布拉开始鸣叫的时间。这只队伍用荆篓把三安子一带窑口的散煤背到四、五里之遥的南窖村煤厂，以利外运，俗称“盘煤脚”。“盘煤脚”每次按量取酬，村民可根据农时的忙闲自主选择，且不受妇孺老幼的限制，就业灵活。

那时的煤窑均系私人经营，除少数由自家人采挖外，大部分要长期雇佣采煤工。采煤工被称为“走窑的”或“窑煤黑子”。“吃的是阳间饭，干的却是阴间的活儿”，采煤工劳动景象之凄惨迥非常人所能想象。窑内使用的是操锤凿挖穴道的方法，工人持篝火裸身而入，在坑道中如蛇行鼠伏，常至十数里深始达煤层。不但劳动异常艰辛，他们还要随时冒着被夺去生命的危险。井下因冒顶、冲击地压、透水、瓦斯爆炸、窒息等原因造成的伤亡事故时有发生，死者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采煤工将工作环境形象地自嘲为“四块石头夹块肉”，不但自己在作业时如涉渊冰，就连家属亦为之提心吊胆。因常年处在粉尘环境中，采煤工多患有矽肺病，寿命受到严重影响。

将煤炭运至洞外靠的是人力背拖。运煤工头顶窑灯，耳朵上夹着刮汗板，在黑暗、潮湿、曲折的巷道中匍匐前进。运煤的具体方法有二：

一是工人纯靠人力背出，容器为口袋、背筐。口袋为粗麻线缝制，可装煤百斤左右；背筐为荆条编制，系以绳袢，装煤百八十斤不等。背煤人中途休息时，口袋、背筐不离开脊背。为防止腿长臂短导致煤筐前倾煤块溢出，背煤工要手持两支木拐拄地，以保持身体平稳。

二是人力拖出，所用容器为荆筐或木斗。荆筐或木斗可盛煤一百至三百斤不等，绳的一端系住筐斗的铁环，另一端缚于腰际，手足履地，如牛马引重，曳之从斜道而上。为减少筐斗与地面的摩擦，有的煤窑巷道铺有木地棱。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煤窑日出煤只有数千斤不等，工人们拼死累活地干，薪酬却少得可怜，勉可维持养家糊口之需。

清末民初，民族资本在大房山麓煤炭业加大投入，出现了济伟煤矿（房山矿的前身）、兴宝煤矿（长沟峪煤矿的前身）；随着外国资本的渗入和入侵，在门头沟还出现了数座中外合办煤矿。现代化采煤设备的应用，极大提高了采煤技术水平，煤炭产量剧增；其矿井巷道加高加宽，巷道内铺设轻型铁轨道，可用人力推铁制矿车或畜力牵引矿车在轨道上行驶。生产规模的扩大，导致用工数量剧增。在大房山一带出现了在这些大型煤矿常年走窑的煤矿工人。

1937年8月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房山运煤线路，对这里的煤炭资源进行疯狂掠夺，房山县的煤炭业进入最为黑暗的时期，小型煤窑纷纷关闭、破产，勉强维持的也经营惨淡。清港沟、三安子一带原有煤窑一百余座，煤炭都要被高线公司强行收购，致使窑主盈利微薄，也要在侵略者的淫威下继续经营，窑工们更是遭受着非人的虐待和摧残，可怜的收入只可买三、四十斤玉米面，勉够自身温饱。

▲三合村

大房岭主峰西麓半山腰处，坐落着一个由三片地界组成的村庄,村址海拔在五百米以，是个春风草绿、夏岭云白、叶脱知秋、雪垂知冬的美丽山村。抗战爆发前，分别有水峪、南窖、西安三个行政村的村民在此居住，以开煤窑、走窑和耕种农田为生，三个行政村分别向所属的村民以收缴“布施”的名义课征捐税。1942年，抗日干部霍良、隗和宽以平西抗日政府的名义，将三片地界整合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村，以“三合村”命名，使之处于抗日政府的领导之下。日本投降后，水峪村成为解放区，民力渐舒，水峪数十名杨姓村民返回清港沟开挖煤窑，另有孟姓村民到葫芦棚村水泉旁开挖煤窑。建国后，三合村成为南窖乡独立的行政村，水峪人自主开挖煤窑的时代结束。

下面对水峪村的采煤史做一梳理。水峪成村于明朝末期，其先民系来自山外平原躲避战乱或灾荒的难民，起初以传统的农耕经济为生；随着清代中叶大房山麓采煤业的迅猛崛起，开始有水峪人在南窖沟开挖煤窑，地点集中在三安子、清港沟一带；乾隆后期，杨玉堂将水峪的采煤业推向高潮，一跃而成为当地巨贾，在其示范和带领下，众多水峪人加入到开挖煤窑的行列，至清末民初，已将开采范围扩展到大房山东麓的车厂、葫芦棚、下寺和泗马沟一带；民国初年，铁路、高线等先进运输设施的引进，促进了大房山麓采煤业的进一步繁荣，水峪的采煤业亦水涨船高，但杨玉璞为唯一领取矿照的窑主；日伪统治时期，水峪采煤业凋敝，煤炭资源被侵略者疯狂掠夺；日本投降后，水峪村采煤业有所恢复。解放后，随着水峪村煤窑所处的地理位置被划归他村，水峪村的采煤业宣告终结。

水峪村虽然成为了煤乡里的无窑村，但水峪人与煤炭的渊源却没有中断。

首先，部分水峪人可应招或接班到县境内的北京矿务局直属长沟峪煤矿、房山煤矿当采煤工人。犹在1980年被划归北京矿务局工农区后，数批青壮村民被招收为国营煤矿在编工人。他们在机械化、自动化的采煤环境中劳动，安全得到保障，劳动强度极大降低，收入却很可观，且有优越的社会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领导阶级。

其次，水峪人可到乡办煤矿走窑。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除国营煤矿外，其余的煤窑全部实行集体经营。村办煤窑被称作“小窑”，只用本村人，乡办煤矿称大窑，水峪人可到乡办煤矿去做工，称“走大窑”。大窑已实现半机械化，生产环境也有所改善，但工人劳动强度仍较高，工资较国营煤矿也存在较大差距。但走窑的家庭每月都有活钱儿，较靠单纯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要活泛得多，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

上世纪七十年代，南窖公社允许水峪村在三合村清港沟开挖一个窑口，以增加水峪村的集体收入并解决村民的生活用煤问题。但村里苦于窑口较远及缺乏资金等困难，还是放弃了。

　　改革开放后，煤炭市场放开，煤窑的经营形式也发生根本性变化，煤窑除可由乡、村集体经营外，有窑村的村民可以独资或合伙挂靠村集体执照来经营煤窑，京西煤炭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大房山一带随之出现了众多腰缠万贯的窑主，就连窑内的管理、技术人员，也能获得丰厚的经济收入，村民还能从集体收益中分红。南窖沟内遍地是煤场，运煤车辆宛如一条乌龙在山谷游动。看着他村的财源滚滚，水峪人又萌生了开煤窑的念头，将眼光瞄准了村东与三合村清港沟同方向的豹井沟。

很久以前，水峪常有野兽出没，一些小地块的命名就与出没的野兽有关，如一条沟谷因有老虎出现而得名“老虎食沟”，村东的豹井安、豹井沟亦因有豹子出现而得名。西安村的李姓兄弟曾在豹井沟用“倒门子”的方法捉住过一只豹子，村里至今流传着一段兄弟同心打败凶猛的豹子的故事。

▲豹井沟

　　民国时期，曾有水峪人在豹井沟挖出过青煤。这种煤因含有较多煤矸石、灰分指标较高而得名，燃烧热量较低。因青煤不适宜百姓生活所需，挖掘工作遂搁置下来。八十年代中期，水峪村恢复了窑口的开挖，组织了十余名煤矿退休工人进行作业，在掘进了数十米后，采出的依然是青煤和煤矸石。鉴于资金匮乏并出于安全方面考虑，开采工作随后停止。

八十年代末，京西一带有少数人经不住煤炭市场暴利的诱惑，又动起了歪心思。他们购置了碎石机，随着旷野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大块的煤矸石变成了黄豆粒大小的碎末，不仔细看其色泽与煤末无异。个别水峪人也随波逐流，以每吨数元的价格将三安子一带的煤矸石运回村内，粉碎后再以每吨20元的价格出售给煤贩子，致使废弃闲置了上百年的煤矸石一度成为炙手可热的抢手货。京西一带出现的煤炭掺假行为，严重影响了蜂窝煤质量，干扰了城区居民取暖、烧饭的正常生活，新华社北京分社曾专题披露。市政府随即采取有力措施，对这种违法行为实施了严厉打击。

随着生态优先、绿色北京理念的提出，南窖乡于2006年关闭境内所有煤窑，近三百年的采煤业宣告终止，水峪村的走窑人在领取了一定补偿金后转入其他行业；2019年，房山区区属煤矿全部关闭；2020年，京煤集团所属煤矿全部关闭，在国营煤矿工作的水峪人也彻底告别了采煤工作。

自新中国成立后，水峪村即没有采煤业的收入，勤劳本分的水峪人在秉持耕读为本的传统理念的同时，继续倡导、鼓励文教兴村的良好社会风气，有80%的家庭出过大学毕业生，有150余人从事医疗、科研、文化及行政工作，近百余人从事教育工作。2014年，水峪村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古宅、古辗、古商道、古中幡”四张历史文化名片享誉京冀，以“杨家大院”为代表的100余套古民居所展现出的文化气息成为最大看点，游客无不啧啧称奇。要知道，这其中也有那段逐渐被人淡忘的煤炭文化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水峪的煤炭文化，除体现当年的时代特征外，还体现了包括水峪人在内的大房山麓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品质，这是水峪村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应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