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结识孙老师是大前年的冬月,我从县作家群里看到域内文学爱好者在陕西《作家摇篮》获奖了,于是就找到那链接,点开,然后就看到了《作家摇篮》在西安颁奖的视频。通过那链接,也看到了二零一九年招收会员的消息,于是就根据下面提供的联系人通过短信加了孙老师的微信,于是也就在那夜成为《作家摇篮》一九年的会员。</p><p class="ql-block">对于“摇篮”二字,我有种旧梦重温的亲切感。关中大地上那遥远的呼唤,让我顿时回到上世纪一九八五年。那年,我从国家重量级报纸上看到一则招生简章,那是由《丑小鸭》杂志和“东方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共同举办的刊授班。那是一种寄送刊物和教材进行教学的方式。刊物就是《丑小鸭》杂志,而教材内容比较广泛,涵盖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刊物和教材每月寄送一期,学员根据自己的喜好选学二三类。教材后面都附有作业,并定期寄上自己的作品。作品优秀的可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学期为两年。两年后根据平时寄去的作业和定期投送的作品,颁发结业证书。那时电大和函授也是自学的途径,但对于信息不发达的农村和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是有门槛的。用如今大学的标准来检视当初函授与刊授之间的区别,至今我也没分清函授与刊授谁是正规谁是野鸡?但不管是正规还是野鸡,我都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其实那招生简章挺诱人的,学员两年毕业后,不仅发给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证书,还发一张职业推荐录用书。这对于落榜后又无条件复读的农村人,无异于弯道还能超车。刊物和教材每月按时寄来,而每期的教材扉页上都醒目的印着两行字:丑小鸭是天鹅的童年,《丑小鸭》是作家的摇篮。我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修了三个门类。通过学习,两年后,我真的多了两张纸,但作品与《丑小鸭》一直无缘。</p><p class="ql-block">三十多年后,再次见到摇篮二字,便如老友重逢。作为会员,根据征稿时间和要求,我很快投了三篇过去,一篇是平台用的关于年味话题的散文,另外是刊物用的小说《天河》和《宝山的信仰》。两篇小说都有点长。那天,孙老师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你那两篇小说哪一篇能一炮走红?”听了孙老师的话,我当时忍不住笑了,觉得孙老师这人不仅随和,还挺幽默,风趣。我那两篇小说虽然是用了心写的,但不可能一炮走红。但从孙老师的问话中,他是读完了我那两篇小说的,然后才征求我的意见。我那两篇小说,一篇是反映黄、毒、赌内容的,一篇是比较热门的扶贫搬迁方面的。前者没有后者热络,贴近时代。所以,我请孙老师用前者,这样,后者转投其他刊几率就大些。孙老师听我说完后,建议我把篇幅压缩到一万字。我对这种削足适履的建议很犹豫。我读过孙老师怀念自己的恩师叶浓那篇文章,知道他的第一篇作品送给编辑后,编辑让孙老师把字数压缩,而他的恩师叶浓知道后,却让他继续展开,内容再充实。于是,他那篇原本只有八千多字的小说增加到了一万四千多字,然后发在《长安》上。他的老师让增加,可他却建议我压缩,这就有点矛盾。不过我知道,孙老师让我压缩,不是因为作品内容啰嗦,枝蔓不清,而是刊物的容量有限。最后,我还是听取了孙老师的意见,删掉了作品中不必要的描写和叙述,把拙作压缩到一万五千字。于是我给孙老师发信息,说实在不能再压缩了,再压缩人物就立不起来了。孙老师读完后,回复说,已经可以了,长点就长点。我知道,因为刊物的容量,孙老师那一决定,至少有两个或三个会员会失去上刊的机会,而他本人又会饱受诟病。事后文友李尧隆就私信给我说:孙老师对你太偏心了,一篇小说占了十多个版面。他这话虽然很醋,但也提醒我说,孙老师对他也不薄。</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因为很多原因,那年没有去西安参加颁奖会,错过了与孙老师把酒言欢的机会。但通过电话和视频,我也算是体会了那个隆重的场面,也见到了平易近人的耄耋老人。</p><p class="ql-block">孙老师对文学是执着的。他有那么多的作品问世,是文坛的一名宿将。可他对文学的热忱还那么一如既往。前年他从北京回家,要写一部很长的散文。就凭这一点不由让人想到“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这两句催人奋进的诗句。想到他在群里说他的时间不多了,问谁有时间可以帮他正(相当于纸笔誊写,孙老师可能是只能写完,没时间修改,完善。这是我的理解)一遍?从他的语气里,我听出了英雄迟暮风雨兼程的紧迫。人一旦上了年纪,就有来日无多,只争朝夕,可又力不从心焦虑。我想毛遂自荐,这样,既帮了孙老师,自己从中也能学到更多东西。可他身边和周围那么多学生和同仁,高手云集,我终没敢自告奋勇。</p><p class="ql-block">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不过,我对孙老师那种锲而不舍还是很佩服。</p><p class="ql-block">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文学是社会的鞭子,它驱赶着社会不断前进。等社会前进了,它就的作用就消退了;或者,文学是贫穷的代名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人们经济富裕了,知识普遍提高了,文学也就完成了使命。在中国似乎是这样,在那些发达国家似乎也是这样。但与国外不同,在神州大地上,对文学的追随还从来没有现在这么风起云涌,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工地,从饱读诗书的学者到普通的中学生,不仅出口成章,提笔就洋洋洒洒,下笔有神。</p> <p class="ql-block">在中国,在陕西,在蓝田,活跃着一支文学队伍,那领头人就是作家孙兴盛。他是中国作协老会员,已经八十高龄了,有那么多作品问世(短篇、散文随笔不计,光长篇小说十部)。像这样一名老将,该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逸养天年的时候,可他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同时还分出精力办刊扶持文学新人。他的学生不仅在家里,在蓝田,而是遍及陕西,以及全国各地。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他的女儿孙亚玲去年已荣幸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那种薪火相传,足见文学仍然魅力无限。蓝田浓厚的文学氛围跟孙老师孜孜不倦兢兢业业的提倡和扶持是分不开的,而蓝田的文学气氛就跟蓝田猿人一样众人皆知。从作家孙兴盛老师的身上,我看到文学依然神圣。</p><p class="ql-block">孙老师心中有个叶浓,而孙老师何尝不是蓝田无数文学爱好者心中的叶浓?</p><p class="ql-block">照片上的孙老师身体还很健壮,精神矍铄。从这一点来看,孙老师应该更高寿,活到九十或一百很轻松,这样,我们之间就会来日方长。谁知这一念竟成永诀。</p><p class="ql-block">满除满算,与孙老师只有两年的联系,但我们好像很早就认识。其实人与人之间相交不在时间长短,而是兴趣相通。</p> <p class="ql-block">结识孙老师后,知道他每年都会带着家人旅游,观赏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他最近一次的足迹却是附近的商洛和我们安康。作为中国作协志同道合的同仁,商洛他是自然要去的,那里不仅有传说中的商山四皓,还有《秦腔》和《主角》。那是同行间的互相欣赏与肯定,也是对同志的加冕,如同当年我在伊犁时,以教徒般朝圣的心情去巴彦岱。所不同的是,前者是比肩,后者是仰望。</p><p class="ql-block">而安康,不仅是南水北调的水源地,也是全国最宜居的城市。光那个地名,就像神医一样,一听到,就让人有种身体不适顿时药到病除的奇迹。</p><p class="ql-block">可是,他都到家门口了,我们还是无缘一面。</p><p class="ql-block">因为我也时间紧迫,加上其它因素,许多活动都不能参加,许多书刊都没时间阅读。于是今年就与《作家摇篮》暂别,心想到明年或后年,摇篮壮大了,成了高地,那时再去拥护,登攀。不为作品露脸,只为结识那里面的文友和老师。</p> <p class="ql-block">也许这只是遁词,但我和孙老师私下的联系一直没断,我们聊的最多的还是文字。有次为我的一篇散文,我们聊了很久。那篇散文我可能在植物生长环境和特性上用笔过多,孙老师说杂志社的其他几位编辑认为我那不是散文,而是说明文,建议撤下。可我还是坚持说是散文,是用随处可见遇土能长的特性和春寒料峭时就生机勃勃的姿容以及掐一次第三天就长出更多新芽那种愈锉愈勇象征生命顽强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写那篇拙作时正是疫情严重的时候,是考验东方巨龙的关键时刻。我承认我是借用了《白杨礼赞》的手法,用挺抜,向上哨兵似的白杨树喻指在华北平原上纵横决荡的北方农民。聊完,他说他决定了。我高兴不已。一个文学前辈,著作丰硕,能与一个从未谋面的无名之辈细心探讨,那胸襟和格局何其博大,宽广。然后,他以长辈的语气嘱咐我爱惜身体。听完,我心里热乎乎地。不是因为用稿,而是那声叮咛。于是,我在心里念叨:隔屏而望的长辈和老师啊,我们早晚是会见面的。</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因为与孙老师从未谋面,他老人家的生平与履历不是很清楚。文友们的介绍与描述只能作为参考,但不能变成我缅怀孙老师的文字。所以,只能远远的面对一座高山,默然肃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孙</span>老师是十一月十八日仙逝的。随着他的离世,一切都随孙老师仙逝成为永隔。</p><p class="ql-block">孙亚玲老师在讣告中说,孙老师十一月二十六日开追悼会,二十七日下葬。我无法前去凭吊,自然也无法瞻仰老人的遗容。于是写下以上的文字,权当祭文遥寄给我心中的“叶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图片/来自《作家摇篮》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