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苏石铭》- 母亲的回忆录33

我在(woozii)

《亦苏石铭》- 母亲回忆录32

1945年冬母亲北上东北途中战友黄永庆（左） 张厘（右）在张家口留影

第八章 东北

8.1 挺进东北

早在日本投降前，党中央就已未雨绸缪，抽调集中各地干部来延安学习，为建立新中国准备干部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变化着，此时，延安正处于快速运转变化中，组织队伍准备派往新区开辟工作。

而我此时正在等待分配，争取入中央党校去学习提高。

只见党校各部纷纷抽调学员出校，而不是吸收新学员入校了。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的惠之被分配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该室的负责人是王明。

惠之派到这里担任支部书记兼党派组组长，看来是要留在延安工作了。

组织上找我谈话，问我是否同意到延安外国语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培养翻译和外交干部的唯一学校。我当即同意。学校分俄文、英文系，我选了俄文系。

外文学校的校长是虚竟如同志，原是《新华日报》总编吴克坚同志的爱人，我们还相熟呢。

我埋头苦学俄文，多掌握一种语言工具，做啥工作都有益。

最早离开延安南下的大队已经走了，为建立东北根据地，准备北上的干部们正在筹建组织规模更大的第一大队。

突然传来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军委的“外文学校”全校搬往东北哈尔滨，拟在哈尔滨继续办下去（即后来的黑龙江大学俄语系）。

全校师生闻讯欢欣鼓舞，我更是高兴地跳了起来，我要随学校北上了！

可学校当局并不如此想，我有孩子在保育院，我的爱人留在延安工作，要求全家商议后，由组织做出决定，方可成行。

既是革命工作需要，就要毫不犹豫地服从，惠之支持我随学校北上，他可以留守延安照顾孩子。

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

1945年11月11日，雪后初晴，我们学校人马整齐，浩浩荡荡，高呼着口号，兴高采烈地走出延安。

我频频回首眺望杨家岭，那里有我的爱人和孩子。

行前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他教导我们到了新区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学校的指导思想明确，我们前进的信心百倍。

本来去东北交通还算方便，有汽车、火车、飞机可达。可是大城市被国民党政府占据着，日军投降未几，日伪、土匪到处骚扰，形势混乱，复杂。我们非但不能走公路大道，还要靠自己的双脚板，绕行山路抄小路力求尽快走到目的地。

我们学校的学生相当年轻，充满活力，不怕困难，个个精神抖擞。出发只半天时间就走了三十里路。每日增加里数，五天走到了绥德县城。

待走到黄河边时，大家已经克服了腰酸腿疼脚打泡的困苦，换来了铁脚板。彼此打趣夸口“神行太保”咱敢比，把豪语壮语留给陕甘宁边区。

8.2 碛口渡黄河

无论走哪条道都必须渡过黄河，我们是从碛口小镇渡过的黄河，进入晋绥边区。

碛口位于晋西吕梁山西麓，临县之南。这里既无桥又无渡口，面对着水流湍急、奔腾咆哮的黄河，只有一条又小又旧的小船儿，要想顺利渡河，真是又惊、又险、又困难。

尽管我的故乡在滏阳河畔，我从小不怕水，可当我坐进小船飘荡在滚滚激流之中时，依然是提心吊胆，怕成了黄河鲤鱼的午餐。

晃晃悠悠的小船，不是在横渡黄河，而是斜角度地任凭风浪推着往对岸飘。

每当船儿胜利到达彼岸时，河两岸都会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们班先过了河，坐在岸边等候大队人马过河，同班同学突然唱着问我：“石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还没等我作答，众声回答道：“在江西、在山东、在河北！”

我则顺嘴唱道：“我的家在东北，过河还有八千里！”

外班的同学帮腔道：“八千里不稀罕，红军扛枪举红旗，边打边走二万五千里！”

我接唱：“张老五我问你，为何聚齐在这里？”

全体合唱“干革命无南北，我们一齐打回老家去！” 新登岸的同学也齐声唤着“对头！对头！”

后续队伍顺利登岸了，集合号声再起，队伍继续前进……

过了黄河便是山西，虽然已有了晋绥解放区，但敌我犬牙交错，我们随时都可能与敌遭遇。

行军加速了，也不能边走边唱了。日行八、九十里，不几日到达兴县。这里是“中央晋绥分局”所在地，我们小休一日。

我忙给惠之和孩子写信报平安。一路凡有兵站的地方，我都不放过写信他们的机会。

再登程，岢岚、五寨、左云、塑县……，沿途所见被杀光、抢光、烧光造成的无人村庄，日本侵略军血腥罪证令人发指。特别是有的村屯里，房无一间完整，断壁残垣，连睡炕都被挖出一个个大洞，残存的灶张着大嘴朝向苍天。无树木，无生命，无生气，只有寒风卷着枯草在荒芜的街道上翻滚。

一种强烈的国恨家仇的怒火燃烧着我的胸膛。

边区的军民与日寇进行了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许多人英勇牺牲，前赴后继。今天日本鬼子被打跑了，未来的建设任务更加艰巨。

沿途的所见所闻深刻地教育着我们，鞭策着我们，大步前进，努力工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8.3 相逢四弟张家口

走过了千多里后，顺利到了张家口。

我们在此大休三天。打了牙祭，还给每个人发一件里外三新的棉大衣，大伙儿都乐得够呛。

我们都住在近郊的村子里，没想到竟在驻地与四弟刘志汉见面了。

他们是枣园特殊的干部团，陈龙同志是领队之一，11月4日先于“外国语学校”离开延安。

六十年后，我从《陈龙传》中方得知，当时刘志汉同志是他们队伍中的电台台长，北上的队伍每一条前进的路线都是通过他的电台传达中央的声音而行动的。曾在苏联深造的刘志汉带领着电台和专业人员，每天都和中央进行联络，及时报告行军的速度、宿营地点和第二天的进军路线，同时接受中央的重要指示。有了他们的电台，队伍就有了顺风耳和千里眼。

我俩能在行军的途中巧遇，真是特别高兴。

我把他的三哥和三岁的侄儿留在了杨家岭，他把四弟妹和两岁的小侄女留在了枣园。两家虽分成四处，但因为留下的亲人是在党中央的所在地，我俩都很放心。

我问他组织上是否让他写过保证书，他愣了。

我将写保证书的事告诉了他：组织部干部处曾让我们夫妻俩当面写出保证，当惠之写到，我俩感情甚笃保证无问题时，他边念给我听边双手拉起我的手，满脸微笑着问我：“咯对头？”连坐在一旁的拿保证书的那位同志也乐了。

哎！听我讲到此，志汉竟一点儿没笑，闪着那双明亮的眸子，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莫纸上谈兵哦！”

我笑对他言：“放不了空炮！”

彼此握别：“东北见！”

从张家口再前进另一个目标是承德，它是热河省省会所在地，晋热辽军区在日军宣告投降后，先声接收了承德。

到了承德所见，被日寇铁蹄践踏城乡疮痍满目，凄凉已极。日寇为了隔断人民和抗日队伍的联系，强令各村、屯的居民，统统并入被他们指定的大屯里。并入大屯的农民，只能种植大烟，不让种植五谷，致使农民生活越来越贫困。

“8.15”日寇投降了，当我们的队伍路过时，一看当地的父老、姐妹、兄弟，竟无吃无穿。年轻的妇女和老年人蹲在破烂被里或草堆里藏身。

领队号召我们把随身带的衣物送给老乡们，我只留下一条换洗的短裤，身边所有的全部捐了出去。

我们在承德正遇上过春节。这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军民张灯结彩，欢天喜地走上街头庆祝。我参加了为市民写春联活动，自编自写，把一对对红彤彤的春联送在兴高采烈的市民手上，军民皆大欢喜。

8.4 夜宿沙漠

春节过后，学校的队伍被热河省的党政机关挽留下来参加民运工作，开展反霸斗争。

我们的队伍被分派到隆化县和围场两地，我和一位老纪同志被分到隆化四区珊子村。

进村前区长介绍这村有个大恶霸李焕章与敌伪勾结，霸道一方。我俩进村后，群众不敢和我们说话，躲着我们走路。

我头回在农村工作，想不出好办法，就先到村里去串门子，了解情况。恶霸的恶行早就记在老百姓的心里，深仇大恨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两个月的时间里群众运动开展起来，召开了斗争李焕章的大会，镇压了他，分了胜利果实，从积极分子中发展了三名中共新党员，建立起贫农农会。

此时已到了四月间，东北局势变化迅速，苏联红军要撤出各大城市，蒋介石政府加紧夺取战略要地。我党派往东北的先遣队伍和领导干部已到达辽、沈，急需后续力量。

留在热河的我们全校师生即第二中队，奉命继续北上了。

握别珊子村众乡亲去围场与大队伍会合。

前进途中走过一段沙漠的边沿，白花花的盐碱地，地势还很复杂。为保证安全行军，这段路程还有部队在前后掩护着。

当我们迈进沙漠地界，一眼看不见边的黄沙洁净如洗，大大小小的沙丘连着沙丘，一阵风吹过，沙浪滚滚如海浪。

美则美矣，可沙上行军不比土地上，每迈一步，脚就陷进沙里，拔脚迈步都费了劲，行军速度慢了下来。

走了一天未见村庄，夜幕笼罩了沙漠，传来命令，按班、排就地宿营，一律和衣而眠。

我还是头一回在沙漠里过夜，反而感到挺新鲜。同志们白天都走得很累了，很快都进入梦乡了。

我一觉冷醒，睁眼看去，月亮光照着四野，忽而忆起儿时念的李白的诗。可这里并无窗，不必举头，心中想着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性，顺着思绪淌出一段顺口溜：

满目明月光，沙漠似海洋。

四周鼾声响，枕戈梦亦香。

胞难十四载，“抗联”谱史章。

双脚赛军舰，乾坤露旭光。

（注：蒋介石政府正依仗美帝撑腰，用军舰往东北大量运兵，去抢夺地盘。）

再往前走便到了内蒙古的第一重镇赤峰。我们的队伍走到时，赤峰已进驻了由国、共及美方组成的“军调部”派出的“三人小组”。

为了队伍安全顺利通过，免得与国民党发生摩擦，决定连夜通过。

不巧就在当夜突然刮起了大风，风越刮越凶，沙尘施虐，天昏地暗，从早上刮到第二天的天明，一刻不停。

不能生火烧饭，饿着肚子不算，还要顶风奔波。狂风直刮得大伙儿嘴角、眼角、耳朵眼儿、鼻孔里无处没有细沙，我平生第一遭领教塞北风暴的厉害。我们大家彼此对看，都成了土人儿模样，不由都乐了起来。

好歹大风刮到后半夜撤风了，我们才得以休息，攒足了精神头，悄悄走过了赤峰。

8.5 踏上东北热土

从1945年11月11日离开延安，靠双腿迈步，走经陕西、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1946年4月25日到达内蒙古的古城开鲁。

开鲁是个小城市，但通火车，从此地继续前进，可以用车轮代替双脚行走，加快了行军速度。

离开延安时，全身棉衣裤，路过张家口，又增加了棉大衣。在承德，我们二中队被热河省委留下开辟工作两月余，待继续北上时已是四月天气，厚厚的冬装已不适应了，在此休整一日，我立马把棉衣的棉絮抽出改为夹衣，穿在身上感觉好舒服。

4月26日，我们坐上火车前往长春。

在我们当中还有从未坐过火车的同志，别提是多么高兴了。年轻的小同志新奇地坐下又站起，不停地换着座位，嘻嘻哈哈热闹好一会子。直到火车鸣长笛，列车慢慢启动了，才安静下来。

我坐在靠车窗的座位，能看到车窗外的景色。火车快速前进，辽阔的东北大地从眼前掠过，令人心驰神往。

火车缓缓地停在洮南站上了。自开鲁发车，沿途经过了一些小站都未停车，为什么停在这里？还宣布不让我们下车。

原来我党已在洮南地区建立军政机关，陶铸同志要从我们二中队抽调一位同志去担任秘书工作。

问题很快解决了，火车继续前进，当天就到达了长春。出站后我们到住宿地住下来，甜甜地睡了一个夜晚。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刚刚放下碗，就得到通知，和同班的张厘、王盛荣一起，现在就去火车站附近的组织部报到。

和我谈话的是东北局的宣传部长凯丰同志。第一次见到他，给我印象他很严肃，话不多，可谈话直截了当。见我进了屋，他点点头，手指附近的凳子说：“坐”。

我有些紧张，还没等我坐稳当，他开门见山就说：“你是石铭同志吧，你在《新华日报》都工作过了，不必跟俄语学校去哈尔滨办校了。现在长春市委的《长春新报》极缺人，你去做报社记者吧。如无意见，就赶快上任去吧。”

一听分配我的工作是做市委党报的记者，喜出望外，差一点兴奋地跳起来。我马上点头表示同意，忙又站起来回话：我没意见。

只此一问两回答，便在他说的”好“声中结束了谈话。我立正敬礼，转身离开办公室。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无法言表。咋的党组织知道我的理想就是做一名记者，一下子就分配我做了党报的记者，这不是在作梦吧！

正陶醉在激动中，忽听到张厘同志叫我的声音，只见他从另一个办公室走了出来。我三步并两步走过去，忙不迭对他说：”我已经分配工作了，做市委党报《长春新报》的记者。”他连说：“挺好！挺好！”

我从他的表情看，八九不离十，准是也分配到满意的工作了。他说：“分配到长春市公安局，做局长汪金祥的秘书工作。”看来谈话的要求是要我们尽快去报到。我俩商量定，明天就去上班。

回到驻地得知，不少学员被分配了工作，学校差不多都走空了。校长卢竸如老大姐是位老干部、老革命，早年留学苏联。这次学校从延安搬迁哈尔滨。沿途被党组织抽调学员，要谁给谁，她都尊重党的安排。她说：学校是党培养干部的地方，学生能提前担任工作，我很欣慰。

我高高兴兴辞别学校，走上新的岗位，我要努力去做好工作。

1946年5月 母亲和《长春新报》的同事在长春公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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